文艺批评编者按：
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根据其1946年在河北涿鹿县温泉屯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经历为原型，辅以当时在此采访搜集的一些材料而写成的一部“土改小说”。其小说以细腻的语言、丰富的人物形象、对农村阶级关系复杂性的深刻描写等特点而成为其代表作。本文作者文贵良老师独辟蹊径，从“闹”这一个小切口入手，进行文本细读，从而揭示了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上建立土改语言共同体想象的诗学特征尝试。“闹”的普遍性和地域性使人物口头语言与小说叙事语言得以共享，从而体现了土改语言共同体的核心动力在于农民实现“翻言”的意志，但是作者指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 “翻言”还处在未完成状态。农民要成为新的国家的主人，“翻言”还必须从"诉苦"这个层次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即朝着要能采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志方向发展。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7期，转载自公众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作者文贵良，特此感谢!
一、“闹”与土改语言共同体的想象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有一个词语特别扎眼，这个词语就是“闹”。小说的叙事可以概括为:“闹——土地改革”。举数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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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仁:“土地还是(有)许多道理，咱们今天就来把它闹精密，......” [1]
文采:“咱们这回是闹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什么呢，是:‘耕者有其田’，就是说种地的要有土地，不劳动的就没有......” [2]
董桂花:“要是穷人翻了身，一家闹一亩种种多好。” [3]
李嫂子:“天呀，翻身，翻身，老是闹翻身，我看一辈子也就是这末的，明天死人，咱也不来了。” [4]
顾二姑娘转述钱文贵的话:“这次村子上要是闹斗争，就该轮到顾老二了。” [5]
顾二姑娘转述钱文贵的话:“她公公还说这一改革，要把全村都闹成穷人。”[6]
(他们——顾涌兄弟)好容易闹到现在这一份人家，可是要闹共产了...... [7]
她们就小锅小灶的自己闹起来了，都自以为得计，并不会明白这正是 公公所安排好的退步之计。[8]
“闹”这个词语，暖水屯的村民喜欢用，区上来的文采同志也用，叙事者语言也喜欢用。它仿佛成了万能词语。“闹”可以出现于书面文言和书面白话中，也可以出现在口语中，不受语体的限制。“闹洞房”“闹元宵”这样的表达在不同方言中普遍存在。但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如此大量地采用 “闹”字，有些用法可能是暖水屯这个地方的独特用法。暖水屯，应该属于河北张家口市，因为丁玲参加土改工作就在张家口市的怀来和涿鹿等地。查《河北方言词典》，没有收入“闹”。我请教了河北朋友，“闹”在河北张家口一带属于常用词语，如“闹一套房”“闹到这份儿上”。因此，“闹”确实带有一定的方言特色。“闹”的这种普遍性和地域性共存状态，使人物口头语言与小说叙事语言可以共享。
“闹”是一种行动。“闹土地改革”“闹翻身”“闹斗争”这类动宾结构，“闹”是动词，后面接名词。“闹”是一种行为与过程。“闹精密”“闹成穷人”这类结构表达“闹”的目的或效果。因此“闹土地改革”这一结构，就“闹”而言:关涉“闹”的主体与对象，是哪些人实践“闹”的行为以及哪些人被“闹”，关涉“闹”的状态，以何种方式展开“闹”这一行为方式;关涉 “闹”的效果，“闹”到什么样子，“闹”到何种地步;关涉“闹”的目的， “闹”这一行为的目的何在，为了什么而“闹”。
“闹”同时自带一种声响。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不仅形容了春意盎然的可视的景象，而且仿佛使人听到由鸟鸣虫叫、草木生长发声、人们欢笑所组合的春之声。“闹”字本身的声音是一种响亮的声音。“闹”字的大量使用，表征了丁玲在讲叙土地改革故事时追求一种可听的小说语言。“可听”的文学语言，指那种诉诸听觉又富有美感的文学语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 “闹”字打破了人物身份的界限、跨越了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完全可以自由出入在小说的语言之流中。“闹”的表达方式，显示了不同身份的人物在塑造着独特的“语言共同体”，从而为农民“翻言”的实践创造了可能。“闹”打通了暖水屯的人们从日常生活向政治生活的话语表达，构建了暖水屯人们对未来土地改革的想象。这种“语言共同体”同时也表明了丁玲小说语言的大众化倾向，有学者对丁玲小说语言的大众化以实践意识的政治化不太满意[9]
据丁玲自己陈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主题表现农民的“变天思想”。小说的叙事重点就落在农民克服自身的“变天思想”而展开与地主的算账与斗争过程。算账与斗争，既是“闹”的行动方式，也是“闹”的语言表达。“翻身” 与“翻心”的问题，成为探索小说主题的维度之一。有当代学者指出，“翻心” 是对作品主题“最经济的概括”。[10]佃户去地主李子俊家算账，被李子俊老婆的软话击败，暖水屯支部书记张裕民对此有一句评论。这句评论在1948年8月版的《桑乾河上》是这样的:“庄户主还没有翻身啦，他们害怕，不敢要嘛。”[11] 丁玲修改如下:“庄户主还没有翻心啦，他们害怕，不敢要嘛。”[12] “翻身”这一日常行为的政治隐喻意义指向人们经济身份和政治身份的转换，从被压迫者变为土地的主人。在张裕民看来，要实现“翻身”，必得先“翻心”。“翻心”乃是一种更内在、更艰难的意识转变。这种转变还得用言语来表现，因此，借用“翻身”“翻心”之说，杜撰“翻言”一语以显示“翻心”的言语表达。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佃农的“翻言”主要表现为与地主算账、斗争地主时的言语行为。“翻言”的核心问题是农民能否说出自己诉求的问题。因此，“闹”的语言表达，在土地改革中，主要呈现为农民“翻言”的形态。
二、“闹”的语言形态之一:“翻言”的艰难呈现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佃户们“翻言”过程曲折艰难。小说重点描写农民与地主的算账以及斗争地主的大会共有四次:侯忠全找侯殿魁算账、郭柏仁等找李子俊老婆算账、郭富贵等找江世荣算账、程仁带头控诉并斗争钱文贵，而这四次描写不妨看作农民“翻言”经过的四个阶段。
第一步:侯忠全找侯殿魁算账。算账需要一套语言表达。佃户侯忠全去地主侯殿魁家算账，他在院子里听到侯殿魁的一句“谁在院子里?”就回答说:“二叔，是咱呢。”“二叔”这一喊，宗族血缘关系奠定了两人说话的身份意识，再要继续算账下去，自然就非常艰难。因为算账是建立在地主—佃农这一阶级对立的身份意识上。不破掉宗族血缘关系，算账的“翻言”就无法启动。因此侯忠全自己放弃了算账的意志，他不但没有进屋，还找扫帚扫地。侯殿魁顺势发话:你还有良心，你欠的一万款子因为是一家人就算了。[13]侯忠全更加无话可对。侯忠全找侯殿魁算账，注定要失败。侯忠全根本还没有“翻心”，当然也无法准备一套“翻言”的语言。地主面对算账，自有一套应对的表达:地是我的，没地你种啥吃啥?租地，是你求我的，并不是我强加给你的，如此等等，佃农往往难以击溃这套言说。侯忠全虽有去算账的行动，但却没有任何“翻言”的准备，算账行为彻底失败。
第二步:郭柏仁等找李子俊老婆算账。[14] 李子俊老婆不愧是洞察人情的狡猾女人，面对一众来算账的佃户，以“大爷们”开头，给佃户们最高的尊称，满足着佃户们的自尊需求。整段说话滴水不漏，再加上她谦卑、可怜甚至低贱的姿态，秒杀了佃户们算账的意志。佃户们进门后有人以“大嫂”称呼李子俊老婆，这一称呼显示了说话者与李子俊之间的兄弟关系，排斥了地主与佃户之间的阶级仇恨。等李子俊老婆一番话说完，众人离开了。而且，佃户郭柏仁也像李子俊老婆一样难受:“你别哭了吧，咱们都是老佃户，好说话，这都是农会叫咱们来的。红契，你还是自己拿着，唉，你歇歇吧，咱也走了。”郭柏仁干脆利落地把拿红契的责任推给农会。当农会的人去问这些佃户们时，他们只平淡地说:“李子俊在家也好说。一个娘们，拖儿带女，哭哭啼啼的，叫咱们怎好意思?又都是天天见面的。唉，红契，还是让农会自己去拿吧。”[15]从阶级话语角度看，佃户们的话确实没有阶级觉悟，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在女人小孩面前呈现群体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天天见面”的世俗人情超越了他们萌发的阶级情感。面对李子俊老婆这样说话非常具有场合感的人，佃户们的“翻言”几乎无法萌生，但比侯忠全稍强，至少与李子俊老婆说上几句话了。
第三步:郭富贵率众找江世荣算账。这次算账，人又多，气势足。开始江世荣还想蒙混过关，带点威吓，但郭富贵没有入套，而是直奔主题:“咱们什么全明白，江世荣!咱们要来算算这多年的账!”江世荣兼任村长，总算有些见识，他避开算账一事，提出主动献地，这就打断了郭富贵的思路，被王新田接过话头。江世荣早有准备，拿出献地的红契，王新田接过就往外跑。郭富贵那句“江世荣!你装的什么蒜!......”就完全被人忽视了。在程仁的指引下，跑出去的人又回来了。这时没有跑的郭富贵正在发窘，王新田把“红契”丢在桌子上，说: “谁要你献地!今天咱们只要自己的!”这句话把土地改革的理由说清楚了，算账，是算地主之前剥削而得的，所以要还出来，于是拿红契就理所当然。“献地”变成了江世荣是捐献者，而王新田他们是受捐献者，掩盖了剥削关系。郭富贵会意后，立即开始讲事实算账:“姓江的，咱们以前的账不算，只打从日本占了这里之后，你说你那块地一年该打多少?咱们就不管什么三七五减租，只就咱们对半分吧，一年你看咱可多出了一石五六，还有负担，九年了利上打利，你说该退咱多少?还有你欠咱的工钱，你常叫咱帮你家里做这做那的，再算算。”接着其他人也嚷着算账，还有喊枪毙的。江世荣终于低头了:鞠躬到地，称佃户们为“好爷儿们”，哀求宽大，拿出全部的一百二十七亩地的红契，保证“做个好公民”。[16] “翻言”得到初步的胜利，以算账开始，然后再拿地契。
第四步:程仁带头控诉并斗争钱文贵。小说第五十章“决战之三”斗争钱文贵，是故事的高潮。第四十九章所写的农会会议上刘满对钱文贵的控诉可算是预演。钱文贵被押到台上，余威还在，会场上没有人说话。这场景特别让人焦急。打破这沉闷的是农会主席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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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冲到钱文贵面前骂道:“你这个害人贼!你把咱村子糟践的不成。你谋财害命不见血，今天是咱们同你算总账的日子，算个你死我活，你听见没有，你怎么着啦!你还想吓唬人!不行!这台上没有你站的份!你跪下!给全村父老跪下!”他用力把钱文贵一推，底下有人响应着他:“跪下!跪下!” 左右两个民兵一按，钱文贵矮下去了，他规规矩矩的跪着。[17]
程仁的身份很特殊:农会主席，钱文贵家的佃农，钱文贵侄女黑妮的对象。他该怎么说话?他采用“骂”的方式。“骂”，确实是最能突破害怕的有效方式。批斗钱文贵，大家因惧怕他的淫威，不敢发声。而“骂”是一种从日常生活话语向政治话语转移的方式，两者可以结合起来。“你这个害人贼!”的称呼完全是日常化的，没有带上土地改革的政治符号，并没有骂钱文贵为地主或者恶霸之类的。“糟蹋”“谋财害命”等词语将“害人贼”落实下去，“算总账”的词语明显带有土地改革的政治色彩。“你怎么着啦!你还想吓唬人!不行!”这些话，既是对钱文贵的批斗，又是给自己壮胆。程仁要钱文贵“跪下”，这是要彻底打落钱文贵的气势。程仁和民兵的一“推”一“按”，终于让钱文贵跪下去了。这一波取得了斗争钱文贵的初步胜利，但很关键。小孩子给钱文贵戴高帽子，丑化钱文贵，使得钱文贵成为可笑的对象:他卑微地弯着腰，觑着眼，他已经不再有权威，他成了老百姓的俘虏，老百姓的囚犯。程仁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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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老们!你们看看咱同他吧，看他多细皮白肉的，天还没冷，就穿着件 绸夹衫咧，你们看咱，看看你们自己，咱们这样还像人样啦!哼!当咱们娘生咱们的时候，谁不是一个样?哼!咱们拿血汗养了他啦!他吃咱们的血汗压迫了咱们几十年，咱们今天要他有钱还债，有命还人，对不对? [18]
程仁的这一段话是对父老们讲的。批斗会的发言很有策略要求，要直接打击批斗对象，更重要的是要激起会场其他人的批斗激情。只有当会场人们愤怒、仇恨的情绪被激发出来，化为语言与行动的时候，批斗会才是成功的。程仁对父老们的说话，将钱文贵与自己、与会场的人们进行比较，通过“咱”“你们”“咱们”等代词，将自己与会场上的“父老们”凝聚为一个整体，获得共同性的认可。钱文贵“细皮白肉”，“咱们”不是;钱文贵穿着“绸夹衫”，“咱们”没穿。这种比较因为拿眼前的情景对比，很具有说服力。程仁归结为一个质问句: “咱们这样还像人样啦!”从“娘生咱们的时候都是一个样”这种朴素的“人”的平等性来控诉眼前的不平等现实。原来是“咱们拿血汗养了他啦”，他才有今天的生活。更可怕的是，他吃了咱们的血汗，反过来压迫“咱们”。经过一番推演，最后喊出“有钱还债，有命还人”的斗争主张，一下子获得了父老们的认可。程仁朴素的语言建立了批斗钱文贵的合理性，使父老们相信批斗钱文贵非常正确，不要在对不对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程仁继续跟进，穷人翻身的时候，“不要怕他”“不要讲情面”，这是要彻底打消父老们的顾虑。人们觉得批斗虽然对，拿地契虽然对，但由于害怕和情面，往往不敢走出批斗的第一步。程仁先自我检讨，头几天斗争也不积极，承认“不是人”“忘了本”，“咱情愿让你们吐咱，揍咱，咱没怨言”。程仁抖露钱文贵老婆收买他的事情，打开小白布包，抖落一张张地契。程仁不怀私心的批斗，搅动了与会的父老们:“底下便又传过一阵扰攘，惊诧的，恨骂的，同情的，拥护的声音同时发着。” [19]
此时需要一个批斗的强音，即具有打击力的口号。程仁喊出了:“哼!咱不是那种人，咱要同吃人的猪狗算账到底!咱只有一条心，咱是穷人，咱跟着穷人，跟着毛主席走到头!”李昌跟着喊叫:“咱们农民团结起来!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张裕民也伸开了拳头喊:“程仁不耍私情，是咱们的好榜样!”“天下农民是一家!”“拥护毛主席!”“跟着毛主席走到头!”台上台下吼成了一片。与会者通过跟着呼喊口号，把自己的声音与其他人的声音汇聚成一个整体，获得被认可的力量。同样通过呼喊口号，情感上仇恨的力量和生理上的力量同时被激发出来。于是，与会者纷纷冲到台上，抢着批斗钱文贵。刘满的批斗成为个人批斗的演示，同样获得了很大的认可:“人们只有一个感情——报复!他们要报仇!他们要泄恨，从祖宗起就被压迫的苦痛，这几千年来的深仇大恨，他们把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他们恨不能吃了他。” [20]
从侯忠全找侯殿魁算账到斗垮钱文贵，暖水屯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彻底胜利。从侯忠全的“二叔”到程仁的“你这个害人贼”的称呼变化，比较清晰地显示了农民“翻言”的变化过程。程仁带头批斗钱文贵的斗争会，成了农民“翻言”的集中表达。
三、“闹”的语言形态之二:创造新的身份符号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语言中扑面而来的是各类人物的身份符号。这类身份符号标识阶级成分，指向政治属性。丁玲在小说作品中早已经开始使用这种符号，如1940年发表在《大众文艺》上的《真》就是这样开头的:“战争改变了一切。许多可歌可泣，伟大的，惊人的战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着:一个雇农，如何成了一个英雄的游击队长;一个小脚女人，如何由不出房门而变成一个乡长，一个妇联会主任;一个二十岁的姑苏小姐，现在在晋西北带领一团人的大队，使日本皇军的军官们感到头痛。”[21] 在这段话中，一个“雇农”如何变成了 “游击队长”，一个“小脚女人”如何变成了“乡长”和“妇联主任”，人物身份符号的变化，已经潜藏了故事惊心动魄的内容，同时也预设了故事的方向性结局。“雇农”“游击队长”“乡长”“妇联会主任”等，或标明阶级身份，或标明新政权中的行政职务，都成为丁玲言说故事的推进器。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初版本没有给出人物表，但1954年的人文版已经有人物表。[22] 这个人物表对人物的介绍，涉及如下方面:阶级属性、行政职务、职业、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这样使得人们对小说中各类人物的身份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有个初步的掌握。从排列次序上看，先县区工作组成员，后暖水屯各类人物。在暖水屯人物中，先列出各种机构的人物、小学教员，接着是地主、佃农、积极分子和不太积极的分子(李之祥)。当然这个表并没有将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列出，如钱文贵的女儿与老婆、顾涌的亲家胡泰就没在表上。这几位人物在小说故事中并不重要，不列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仔细琢磨这个人物表，列出了暖水屯 支部书记张裕民和暖水屯副村长赵德禄，但没有暖水屯村长的名字。这确实有点奇怪。小说的正文告诉读者，暖水屯村长是地主江世荣。在人物表中，江世荣列为“地主”。那么，“地主”这一阶级属性与“村长”这一政治身份是否冲突? 通俗地讲，为什么被打倒的地主江世荣能担任暖水屯村长?在土地改革过程中， 一些地主利用手上的各种资源以及不正当手段，确实曾经攫取过村长这样的政治职位。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中的阎恒元在抗战前连年任村长，后来又把村长给了地痞流氓式人物阎富喜;再次选村长的时候，“老村长”(即阎恒元)的意思——选刘广聚——公然在选举前传布。这就表明阎恒元任不任村长无所谓，村长的权力是一直掌握着的。后来老杨通知组织农救会，开斗争会，将三任村长的事情一起解决:阎恒元退地退租、阎富喜的赔款如数赔偿、刘广聚押送县查办，这才三任村长都被斗垮。这个小说中，村长的选任成为故事的主要线索。不过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选任村长不是主要线索，主要线索是斗争钱文贵。但是把被打倒的地主任命为村长，体现了土地改革中治理上的特殊性。小说的结尾处，江世荣的村长职务撤掉了，任赵德禄作村长。另外，张正典的介绍也很特别:“村治安员，地主钱文贵女婿”。在小说的叙事中，张正典的特殊身份增加了故事的曲折与复杂。
小说中许多人物的身份符号，是被叙事者预先就给定的，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小说的故事发生之前，土地革命所赋予的。但像钱文贵这种人物的身份符号，是在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中被不断创造的。在人物表中，钱文贵的阶级身份是“地主”。但在斗争会上钱文贵写的保状中，却没有写“地主”。他的保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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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霸钱文贵过去在村上为非作歹，欺压良民，本该万死，蒙翻身大爷 恩典，留咱狗命，以后当痛改前非，如再有丝毫不法，反对大家，甘当处 死。恶霸钱文贵立此保状，当众画押。八月初三日。
这个保状是笔者根据小说的内容拼起来的。小说写钱文贵边念保状边根据村民的要求修改。那么修改的内容主要有哪些呢?先看小说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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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贵跪在台的中央，挂着撕破了的绸夹衫，鞋也没有，不敢向任何人看一眼。他念道:
“咱过去在村上为非作歹，欺压良民......”
“不行，光写上咱不行，要写恶霸钱文贵。”
“对，要写恶霸钱文贵!”
“从头再念!”
钱文贵便重新念道:“恶霸钱文贵过去在村上为非作歹，欺压良民，本该万死，蒙诸亲好友宽大......”
“放你娘的屁，谁是你诸亲好友?”有一个老头冲上去唾了他一口。
“念下去呀!就是全村老百姓!”
“不对，咱是他的啥个老百姓!”
“说大爷也成。”
“说穷大爷，咱们不敢做财主大爷啊!大爷是有钱的人才做的。” 钱文贵只好又念道:“蒙全村穷大爷恩典......”
“不行，不能叫穷大爷，今天是咱们穷人翻身的时候，叫翻身大爷没错。”
“对，叫翻身大爷。”“哈......咱们今天是翻身大爷，哈......”
“蒙翻身大爷恩典，留咱残生。......”
“什么，咱不懂。咱翻身大爷不准你来这一套文章，干脆些留你狗命!”
人丛里又阻住钱文贵。
“对，留你狗命!”大家都附和着。
钱文贵只得念下去道:“留咱狗命，以后当痛改前非，如再有丝毫不法，反对大家，甘当处死。恶霸钱文贵立此保状，当众画押。八月初三日。” [23]
钱文贵保状修改的内容主要有:第一，钱文贵的自我称呼，从“咱”改成 “恶霸钱文贵”。钱文贵的身份很复杂，按照土地的数量来讲，他的土地不多。他分家把土地分给两个儿子，自己名下的土地就很少了。两个儿子都已经娶妻结婚。因此在给钱文贵定阶级成分的时候，就非常棘手。冯雪峰认为钱文贵是“中 等的恶霸地主”[24] 。这个“中等的”加得很妙，实际上是对“恶霸地主”减分。孟家沟的陈武是恶霸，白槐庄的李功德是大地主。钱文贵与这两人都有差距，但是在暖水屯钱文贵是八大“尖”里的头一“尖”，他不斗垮，其他都是白说。钱文贵土地不多，又不曾任甲长、保长、村长等职务，宗族势力比较弱(一个兄弟已死，一个兄弟钱文富是贫农)，还是“抗属”(这个说法是钱文贵给自己加的，他儿子钱义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当兵的，他说自己是“抗属”，不妥。不 过，可算是“军属”)。这些牵制了对钱文贵阶级身份的判断。在阶级分析中，阶级成分有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贫农、雇农，但没有“恶霸”。因此，“恶霸”这一身份符号，既是暖水屯村民预设的，也是叙事者预设的。
第二，“诸亲好友”改成“翻身大爷”。钱文贵既然被打成“恶霸”，他如何来称呼暖水屯的村民?他所用的“诸亲好友”显示了自己与村民之间的血缘或者朋友关系。很显然是在拉拢自己与翻身农民之间的关系。但翻身农民却不愿 意接受一个恶霸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但如何让钱文贵合理称呼翻身农民?这也相当棘手。“全村老百姓”这一称呼太冷静客观，几乎没有任何时代气息，也没有任何关系的显示。“大爷”只是暖水屯的尊称，也不恰切。“穷大爷”一词，在土改前，这些人确实是穷人，土改后分到一定的土地，但估计还是穷。但“穷”却与土改后获得土地的人们的心情不符合。“翻身大爷”一语，“翻身” 指向了土改的实惠之处，即“耕者有其田”。但打倒钱文贵，并不能分到多少土地，更多是那种无形的压迫感没有了，因此“大爷”一词才是核心，即尊卑关系的颠倒。而这种尊卑关系不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伦理关系上，而是建立在土地改革后新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上。“翻身大爷”取代“诸亲好友”，意味着阶级属性对血缘亲属以及友情关系的取代。这种置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运动中有更突出的显示。
第三，“留咱残生”改成“留咱狗命”。在土地改革中，恶霸也好，大地主也好，被不被杀，是一个分界线。斗争钱文贵，只是斗垮他，还是枪毙他，这结论对钱文贵是生死问题。所以，钱文贵很担心自己被杀，哀求留条活命。“残生”一词文雅，显示了钱文贵作为乡绅的几许气息，但是村民不懂这个词的意思，所以强烈反对，提出“留你狗命”。“狗命”一词非常通俗，是一贱称。“狗命”一词隐含着将人类畜生化的语意倾向，满足了翻身大爷们自尊的需求。
地主江世荣的“村长”被撤掉，顾涌在丁玲修改时由“富农”改为“富裕中农”，钱文贵的女婿张正典的“村治安员”被撤掉，地主钱文贵被定为“恶霸”，多名年轻人被认为是“积极分子”，佃户们自创为“翻身大爷”。这些新的身份符号的撤掉与获得，内部隐藏的是土地改革的复杂与艰难。赋予政治符号的命名过程，既是人物成长与命运的变化过程，也是土地改革进行的过程，也是“翻言”得以初步实现的标志。
四、“闹”的语言形态之三:“翻言”的话语引导
农民“翻言”，不能仅仅凭借“语言共同体”而实现;它需要话语引导。小说里写到了识字班。识字班有可能成为农民“翻言”实践的渠道，但是黑妮的识字班停留在最初的扫盲阶段，并不能与土改中人们的“翻言”需求建立有效的关系。简言之，识字班仅仅停留在识字的层面，还没有上升到翻身者“翻言”表达 的高度。识字班的老师黑妮自己还没有实现“翻言”。土改工作组的话语教导是农民实践“翻言”的主要引导力。虽然对于工作组的话语教导，农民们并不能全部吸收，如将“经营地主”误解为“金银地主”;也不知黑板报要成为“炸弹” 是什么意思;虽然文采六个小时会议的大道理讲解，让辛苦一天的人们十分瞌睡和厌烦，但话语引导是实现“翻言”的必要引领。
程仁算得上比较成功实现“翻言”的农民。从话语引领的角度看，他主要受三种表达的引领，即文采的理论阐述、章品的斗争话语和张裕民的自我批评。
文采这个形象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从主观出发、不擅长实际斗争的知识分子干部形象，但热衷于对政策指示的阐释，却又体现了几分知识分子的书生气质。第二章写“区上来的人”组织召开村干部会议。文采详细解释了晋察冀中央局关于执行土地改革的指示，会开得很晚。小说没有具体展示文采讲述的内容。这种对 政策的宣讲，一方面贯彻指示，改变听者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塑造话语，改变听者的言语表达。在“六个钟头的会”上，文采的发言:“咱们这回是闹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什么呢，是:‘耕者有其田’，就是说种地的要有土地，不劳动的就没有......”[25]他的话里充满着“阶级”“历史”等现代名词。老百姓劳动 一天很累，再来听这些根本不理解的现代名词，有的瞌睡，有的吵闹，非常自 然。[26]但第二次会效果要好得多:“文采同志为了要说服农民的变天思想，他不得不详细的分析目前的时局......”[27]虽然还是名词太多，意思比较深，但有人物，有故事，有打仗，可就生动多了。小说直接赞扬文采同志的热心，“恨不得一时把心都呕给他们，让他们什么也明白，所以他无法压缩自己的语言”[28]。
工作组、农会吸取了在李子俊老婆面前败阵的教训，当佃户们去跟地主江世荣算账之前，预先有一番排演。[29]这番排演，演练的是“翻言”的实践。土改工作组组长文采模仿地主的口吻质问郭富贵们:地是咱的还是你的?种地是你求的，还是逼你的?对于这个问题，王新田以“地自个会给你长出谷子来?”回答，很显然，这个回答还是不足以驳倒地主。所以，郭富贵只能另辟蹊径，与江世荣算配给布、修房子等事情的账。文采所模仿的地主再次回答中“讹人”一词激起众怒，于是郭富贵们的情绪转为高扬:由“算”到“揍”。这也是工作组所要想达到的效果。文采这个形象，因他不了解农村的现实状态，带有主观主义色彩，被认为是被讽刺的知识分子形象。诚然如此，但丁玲也没有把他简单化。所以赵园认为文采是作品中比较成功的艺术形象。[30] 实际上，从农民“翻言”的角度看，文采的理论语言却又有启蒙的色彩。文采与佃农们的“翻言”操练，恰好显示了文采“说”一方面的现实功能。佃农们跟地主算账，在土地改革中是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需要用话语来表达。而佃农们能否说出一套“算账的话语”，往往成为土地改革中波动很大的环节。
文采的理论阐释之所以效果不好，主要是策略不对，只一心想着要让老百姓一夜之间明白土地改革的精神特质，没有考虑老百姓如何接受效果才能最佳的问题，但小说没有否定文采的理论阐释本身的意义。
县宣传部部长章品的话生动接地气，“斗争意识”是他言语的根本动力。在 “党员大会”上，章品一边大笑，一边说:“这些狗肏的不要廉耻的东西!李子俊这只寄生虫，赌钱喝酒，不干好事，剥削老百姓好几辈了。还有他兄弟，李英俊，一个也不要放松他。咱明天回涿鹿就把他搞回来，也让他吃吃苦头。老张! 你是他长工，找他算账呀——可别饶他。”[31] 章品的斗争话语，消除了党员中“怕”的思想，激发出实践“斗争”的热情。
张裕民是暖水屯的党支部书记，曾做李子俊家的长工，后参加革命，革命意志很坚定。他在“党员大会”上，做了一番自我批评:“咱张裕民闹革命两年多了，还是个二五眼，咱应该叫老百姓揍咱。......咱另外还有个意见，谁也得把自己心事掏出来表白表白。”[32]张裕民的自我批评带有“二五眼”等方言，完全是彻底的口语。采用诉苦式的对比方式，狠批自己的“害怕”思想，最后归结到 “忘了本”这个基础上。所忘之“本”，同时也是文采理论阐释和章品斗争话语的核心内容——劳动者要有田地，穷人一条心。张裕民的自我批评全用地道的口语，情感真挚，内含土地革命的内在逻辑，所以能动人。
文采的理论阐释给了土地改革的最新精神内核与逻辑思路，章品的斗争话语给了排除害怕心理的力量与信心，张裕民的自我批评给了批评自己的语言方式。程仁的“翻言”表达，在这些话语的引导之下，终于得以实现。话语引导将因 “害怕”而压抑的自我意识召唤出来，形成“翻言”的表达。
五、可说可听的语言与“翻言”的未完成性
上文已经论述到，暖水屯村民、县区的工作人员以及叙事者在表达土地改革时通用“闹”这一词语，仿佛作者有意在塑造一种表达土地改革的“语言共同体”。如果从“五四”新文学提倡白话继而进行国语建设的角度看，这种“语言 共同体”追求语言的可说可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语言得到了许多评论者的称许。司马长风赞“颇有立体的现实感”，“作者贯注了全部的生命，每字每句都显出了精雕细刻的功夫
”，语言“多朴实，多生动”。[33]冯雪峰称赞小 说开头描写顾涌的段落运用的“舒徐的富有诗意的笔”[34]，“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章如“美丽的诗的散文”[35]。也有学者批评其不足，如日本学者冈崎俊夫就认为，作家不仅试图采用中国传统的语法，也无法背离欧式文风，在描写上给人不一致的感觉。[36]不过整体而言，与周立波《暴风骤雨》的明快、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流畅不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语言节奏舒缓，不疾不徐，可听可懂，自备一种美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用舒缓的语调、不乏诗意的表达塑造农民“翻言”的实践，从而呈现出独特的现代汉语美质。
“五四”新文学以来，书面汉语的句式欧化是文学塑造理想国语的方式之一。但到了1940年代解放区文学，因为要面向工农兵，欧化的句式被当作一种太过异质的元素加以排除。丁玲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的作品也存在相当欧化的成分。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尽力不采用那种特别欧化的句式。要说还有些欧化特色，那么写果树园一段最为典型:“当大地刚从薄明的晨曦中苏醒起来 的时候，在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这是谁家的园子呀!李宝堂在这里指挥着。”[37]这一段的语言很有质感，声音的响度、色彩的艳丽、姿态的多样，无不彰显着果树园的勃勃生机与人们的无限欢乐，富有浓厚的诗情画意。在语言构造上，这一段文字运用了丰富的修饰词来描写景物。有时用一个修饰语，如 “薄明的晨曦”“浓密的树叶”;有时用两个修饰语，如“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累累的稳重的硕果”;有时用三个修饰语，如“在晨风中飞来飞去的有甲 的小虫”;甚至有用四个修饰语的，如“一缕一缕的透明的淡紫色的、浅黄色的薄光”。虽然修饰语丰富，但语句结构并不复杂，多用单句结构，词语声音响亮，可听可懂，节奏感很鲜明。
丁玲有意识地运用一些方言词语，如暖水屯的“八大尖”“溜沟子”“拔胡楂”“做姑子”等，大部分在具体的语境能被读者领悟意思。方言多出现在人物的口语中，有时会造成阅读上的阻隔，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几乎不存在这个问题。第18章“会后”写得非常精彩，这一章写文采那场五六个小时的动员报告之后，董桂花等妇女回家路上的见闻，以及董桂花回到家后与丈夫李之祥之间的怄气对话。所写都是日常生活与日常对话，但能写出农村人物尤其是农村女性的神韵。董桂花回到家里与丈夫李之祥的对话尤其精彩。[38]董桂花作为村妇女主任，丈夫李之祥却不太进步。夫妻夜间对话最具有私密性，两人又带有怄气的 情绪，这种对话一般会用地道的家乡话来说。“白银儿的神神”“讨吃”“这搭儿”“好赖”等词语富有地方特色。但整段对话属于以口语为基础的书面白话，能听能懂，不影响非河北的读者对这段话的理解。而且，李之祥听说许有武可能回暖水屯的传言后的胆小怕事，董桂花处事的得体明白，也都跃然纸上。
农民的语言有时会带上脏词，如果将方言、脏词融于一段话中，情形又会怎样呢?李子俊老婆在果树园里看到黑妮等人在钱文贵果树园里摘果子后，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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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婊子养的，骚狐狸精!你千刀万剐的钱文贵，就靠定闺女，把干部们的屁股舐上了。狗肏的们就看着咱姓李的好欺负!你们什么共产党，屁，尽说漂亮话，你们天天闹清算，闹复仇，守着个汉奸恶霸却供在祖先桌上，动也不敢动!咱们家多了几亩地，又没当兵的，又没人溜沟子，就倒尽了霉。他妈的张裕民这小子，有朝一日总要问问你这个道理!”
李子俊女人对农会和土改组没有斗争钱文贵非常不满，虽然这确实是暖水屯 土改的被动所在。但理由不像李子俊女人所想的那样下流，主要是人们还有“变天思想”。这一段话用了“好婊子养的”“骚狐狸精”“舐”“狗肏的”“溜沟子”“他妈的”一系列脏话，李子俊女人的狠毒以及内心被强烈意志所压迫的愤怒不满显露无遗，与之前在算账的佃农面前的低微可怜判若两人。
除了上述所举例子之外，其余如小说开头顾涌赶着车进村的描写、钱文贵与任国忠之间既结成同盟又互相施压的对话、在果树园里李宝堂们的诙谐戏谑，凡此等等，都表明小说所塑造的可说可听的语言，在向大众化方向迈进，让那个由“闹”而试图建立的“语言共同体”落地呈现。
这个“语言共同体”内，最为核心的动力在于人们实现“翻言”的意志。在可说可听的语言共同体中，“翻言”让汉语诗学染上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与 “五四”时期，新文学的白话诗学力争凸显个性的“人的解放”和启蒙主题不同，“翻言”以经济上的翻身为基础，以思想上的翻心为导向，要求在言说表达上实现自身的解放与独立。上文将暖水屯人们的“翻言”展现为四个阶段，最终在程仁的斗争话语中得以实现，但程仁(还有张裕民)属于暖水屯最为进步 和觉悟最高的那一类人，而大多数暖水屯村民却远不能跟上这个节奏。大多数农民的“翻言”还在能否敢于诉苦、敢于斗争地主恶霸这个阶段。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中老槐树底下的农民先通过李有才的“板话”这种民间形式表达不满，最后在老杨同志的领导下斗垮阎恒元和刘广聚。马烽的《金宝娘》中的金宝娘、《光棍汉》中的任绝根、《村仇》中的赵拴拴和田铁柱也都在诉苦这个层次上。能敢于说出自己遭受的压迫，这是农民“翻言”的第一阶段。但是农民要成为新的国家的主人，“翻言”还必须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即朝着要能采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志方向发展。因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翻言”还处在未完成状态。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7期
注释
[1] [2] [3] [4] [5] [6] [7] [8] [11]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3] [25] [26] [27] [28] [30] [31] [36] [37] [38] 丁玲:《桑乾河上》，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85、85~86、94、94、102、101、101、164、183、223、 180~181、180~181、306、225~230、307、307~308、310、312~314、85~86、140、140、223~224、267、272~273、210~211、95~96、217页。
[9] 王中:《论丁玲小说的语言变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
[10] 金宏宇:《名著的版本批评——〈桑干河上〉的修改与解读差异》，《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2]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32页。
[21] 丁玲:《真》，《大众文艺》(延安)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15日。
[22]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24] [33] [34] 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7、406、415页。
[29] 赵园:《也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芙蓉》第4期，1980年12月。
[32]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2月再版，第 120页。
[35] [日]冈崎俊夫:《〈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第九卷·丁玲编〉后记》(1955)，严绍璗译，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