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被左翼自由主义者们曲解为了“民族虚无主义”，因为归根结底民族问题应该从属于阶级问题，脱离阶级斗争的视域谈论民族问题恰恰是小资产阶级分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术。
我们在这里不谈论阶级斗争与“阶级主义”的区别，而是要将民族主义的问题从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谈论烂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斗争中转移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脱离具体历史情境谈历史人物的言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精神的。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蓬勃发展，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在对波兰独立的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便肯定了波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进步意义，“克拉柯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马克思：论波兰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与恩格斯是自由民主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对波兰问题的态度是由他的世界革命总战略决定的”（泰德·格兰特《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换句话说要对运动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第一这场运动的革命对象是封建土地所有制，革命的性质就决定了它具有历史进步的一面；第二波兰的独立将使欧洲的反对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如果他们还能支持一些时候，他们还能够汇入一个能挽救他们的全欧洲运动”（恩格斯：1863年6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
“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就垄断资本的国际性来说，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与他们获得解放的条件必然是超越国界的，但是各国工人在当时又生存在特定的国家和阶级关系中，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得不认为各国无产阶级首先要取得本国的国家机器从而上升为本民族的领导阶级，而这也只是“暂时的”。
这当然又会牵扯到列宁主义与左翼共产主义的分歧，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论述过。而本篇则着重关注左翼自由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一面，这也必然地被他们追溯到了卢森堡那里。
关于波兰与俄国的问题
在当时的波兰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路线：一条是波兰社会党，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争取波兰民族独立，而不是推进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同时在与俄国社会主义者合作的问题上也主张以主权平等为前提；而另一条是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他们认为阶级问题比民族问题更迫切，因为在市场一体化与阶级问题的无国别性下阶级斗争具有根本性。
而造成这一分歧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从18世纪普鲁士帝国、奥地利帝国以及沙皇俄国三国瓜分波兰开始，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本身就存在着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就导致了俄属波兰与德属波兰、奥属波兰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根据重建一个独立的波兰的纲领是无法开展适应无产阶级需要的政治活动的，因为这个纲领没有考虑实际情况。这三个波兰国家，其中的一个享有相对广泛的政治自由和普选权；第二个享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政治权利，普选权却还有待争取；第三个完全处于专制制度的桎梏之下，因此这三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制定共同的最低政治纲领在今天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工人政党的政治活动总是要与现存政治形式相适应的”（卢森堡：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向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卢森堡才会认为民族独立的口号对于无产阶级运动有害无益，民族自决也就意味着赞成瓜分波兰。
而对于列宁来说，卢森堡认为列宁一方面坚持民族自决权，另一方面又反对沙皇俄国内的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者谋求民族自治，而这是根植于列宁的先锋队理论，也就是说合作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导下展开。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也许列宁理论中存在着悖论，但卢森堡的反击甚至是其理论也存在着悖论：卢森堡一方面坚持阶级问题优先性，而另一方面又在谋求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独立的政治活动空间，“卢森堡几乎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她经常赞同波兰人中普遍存在的假设，即他们比俄国的其他民族群体更‘欧洲’”（Eric Blanc：The Rosa Luxemburg Myth: A Critique of Luxemburg’s Politics in Poland (1893–1919)），因此卢森堡实际上主张的是“民族文化自治”，更希望各民族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化，从而共同生活在一个国际主义的社会中。
而对这一悖论的解决需要回到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对于列宁来说，“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早已完成的国家和没有完成的国家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前者已经完成了民族问题，而后者则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因此需要先获得民族独立再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对民族国家的扬弃。同时，仅因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断定弱小民族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是幻影，这是用经济问题来置换政治问题。而列宁赞成民族自决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因为布尔什维克还需要防备俄国内部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
无论如何，卢森堡与列宁不仅仅是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历史进步意义——资本主义的迅速传播和资产阶级转型在经济上破坏并摧毁了源于封建习俗的帝国，随着国家市场的活力，它们唤醒了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历史阶段下看到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资产阶级国家对战争的动员无疑会让左翼去反思“民族”这一概念绝不是“自古以来的”，而是建构的。
关于美洲与印尼的问题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
在恩格斯的《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中，我们看到恩格斯区分了“民族的（national）”问题与“民族（nationality）”问题，后者是指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民族（nationality）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它在近代中恰恰是资产阶级历史进步的体现；而前者则是帝国主义所宣扬的“官方民族主义”，在恩格斯的文章中体现为沙皇俄国对波兰民族的消灭。
但是我们还需要反思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所宣扬的“自由民族主义”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又是如何变成了“官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文化学说、符号语言与思想意识，它致力于创造一个由诸多集体性文化认同或文化民族所构成的世界。但这里必须区分“民族主义原型”与民族主义，二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民族主义原型“并没有或还没有和以特定领土为单位的政治组织建立必然关系”（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在韦伯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归属并不一定以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为基础，而只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而这反映到上层建筑当中则表现为政治的民主化以及政治精英对“民族”/“国族”概念的建构，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在民族主义原型与近代民族主义之间，把并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有的话，也一定是人为虚构出来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区分近代民族主义：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里，民族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捏造出来的，而是形成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因此他认为民族主义从不是欧洲而是从美洲先开始的——英国、西班牙与葡萄牙对美洲殖民地移民的制度性歧视，使得当地欧裔移民的社会与政治流动被限定在殖民地的范围之内，“既然生在美洲，他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西班牙人；因此，既然生在西班牙，半岛人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美洲人”，这样欧裔移民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他者从而形成了对自己共同体的想象。这一民族主义观念扩散到了欧洲从而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而“官方民族主义”则是欧洲贵族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吸纳过程的一个意外后果。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原因的分析中看不到美洲原住民的影子，而只是强调欧洲殖民者带来的启蒙观念与“印刷资本主义”培育的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这种理论可以追溯到他对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的分析中：很明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观念更多程度上是从外面“灌输”进来的，在其中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并不止于此，他并不认为印尼民族主义是因为西方启蒙观念通过荷兰殖民教育手段传播到印尼，而是在与荷兰不同的日本殖民主义风格的感召下使得印尼青年将本国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构”。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具体论述过二战时期日本的“超克论”，而我们看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便陷入到了“大东亚共荣”的意识形态陷阱中，不仅仅认为印尼的独立是大东亚共荣的实现，还认为美洲独立运动是基于美洲殖民官员与宗主国官员的“伙伴”关系，只不过因为宗主国行政系统的种族意识催生了美洲殖民官员的地方主义。
“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这些从一个被最暴烈的种族、阶级和区域对立所碎裂的社会中‘自然地’出现的、惊人的19世纪的兄弟之情的想象清楚地显示了米什莱和勒南时代的民族主义代表了一种新形式的意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最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退化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幸存兄弟主义，通过弘扬一种虚假的普世主义，“相逢一笑泯恩仇”，抵御了所谓西方腐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却又无意中承认了另一个大他者（在这里便是领导“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在这里西方左派反而陷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亡当中：在肉身已死但心灵未死的情况下，只能寻求在文学中进行狂飙突进，但他的生命实际上是符号学秩序的生命，这在西方左派那里则表现为自己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已经死去，而只能在文化中虚构生存论姿态，而实际上是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在说话罢了。
在这种对政治经济的放弃下，西方左派也许会摆出非常激进的姿态，但他们所呼喊出的口号依然是无力的。也许他们会像列宁那般将民族问题视作政治问题，但他们抛弃了在此之前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帝国主义：跟随着葛兰西，阿里吉将霸权理论延伸到了世界体系领域，对于他来说经济剥削的问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层面领土主义与资本主义逻辑的交织，是各国争夺霸权的场域，“现代国际体系就这样通过几个越来越广泛的霸权而获得了目前的全球规模，这些霸权相应地减少了体系成员实际享有的主权的排他性”（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奈格里与哈特认为旧有的等级制帝国主义已经被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平滑空间即“帝国”所取代，在这里帝国主义恰恰成了资本流动的阻碍，因为其执行的是民族国家的逻辑；柄谷行人将民族主义视作对现代性冲突的“防御机制”，“民族就是共同体被商品经济解体后的‘想象性’复归，因此它根本上拥有与国家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对立的要素”（柄谷行人《民族与美学》），但不妨碍他将“超克论”结合起来，从而否定反帝国运动，因为根据超克论来说否定帝国主义、否定帝国反而是为了成为帝国主义，所以美国作为帝国主义是因为“它身处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之中，为‘自身的国际动机’而驱动”。所有这些论断无疑指向了同一个论点——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的逻辑是全球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阻碍。因此，反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是在反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是对帝国主义的另类解释，“帝国主义唯一的一次辉煌是一个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里的失败”（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因此这些左派也就会拒绝任何形式的民族解放运动，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反帝国主义的叙事实际上是恢复了20世纪的冷战思维、阵营思维，在对“抽象的历史进程”“具象化”的过程中破坏了国际主义，“完全将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与美国等同起来，将是一个政治和理论上的巨大错误”（普殊同：History and Helplessness: Mass Mobi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Forms of Anticapitalism）。
而我们说，这些对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反帝运动的否定实际上是在反对列宁的工人贵族理论：在他们那里，不存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不平等交换，而只有整体的资本-民族-国家的结构性病理，帝国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政策而已——我们看到了考茨基主义在当代的回归。当然他们不会是考茨基那样的中派立场，从而他们表现出来的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激进性，这也就使得我们的理论冲突转到了对“一国胜利论”的分析。
关于苏俄与中国的问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在《共产党宣言》中又写道：“联合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貌似“共同胜利论”与建立欧洲联邦是可行的，列宁一开始也认同欧洲联邦，在欧洲绝大多数社民党背叛国际主义走向沙文主义的时候，只有列宁仍然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提出“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但是这种立场也就意味着需要等待革命时机，如果持有这种立场也就会像第二国际一样被人民抛弃。更重要的是利用历史机遇来打开革命时机，因为根本上来说革命时机是回溯性发现的。既然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那么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马克思：关于波兰的演说），因此不重视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无法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优先于阶级斗争。托洛茨基会认为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实际上是服务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目标的，因此正确的路径只能是直接反对资本主义的、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的“不断革命”。在历史阶段的问题上，托洛茨基是正确的，即民族革命并不是意味着必然经历资本主义阶段；但在另一个问题上，即革命目的与手段上，托洛茨基却丧失了他的辩证法底色而变成了自然主义。托洛茨基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淆的原因在于，他认为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总是意味着它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也就导致了托洛茨基对抗日战争的错误判断，但在列宁看来，“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实际力量，已不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者的狭小范围。多数殖民地已经建立起有组织的革命政党，它们努力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M·N·罗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纲领》），这种观点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上得到了体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无产阶级不会是一种需要借助某些操控手段才能获取的自然资源，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任何有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都是合乎道德的。因此我们不应该去畏惧民族国家，在无产阶级无法掌握一个国际时先掌握一个国家，这恰恰是历史向我们呈现出的行动的视野。正如我们前面文章所分析的那样，对策略的拒绝也就意味着激进的教条主义：一方面承认一种世界主义的革命模式，另一方面，这种对主体中介作用的宣扬要么会走向无政府主义（仅仅是工人的自发斗争），要么会走向极端的客观主义（知识分子总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对帝国主义以及民族革命的否定，只会让这些知识分子失掉更为重要的东西，从而只能得出更为可笑的结论。
当我们过分抽象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时，反而使得其实体化、形而上学化了，仿佛历史进程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东西，而在其中主体的作用去哪里去了？绝对精神的运动必然需要甩出主体，因此在一开始主体的作用似乎是一种自发的“反应”，但是我们知道自发必然要走向自为，只有这样绝对精神才能继续运动，不然只会陷入恶循环。因此只是看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一面（宗教原教旨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从而否定帝国主义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情绪，只会陷入欧洲中心主义而打不开任何的解放空间。帝国主义论及其延伸理论并不意味着只是将帝国主义大国视作框架的行动者，相反它们恰恰是最国际主义的：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大国，还有其他的国家，都可以在绝对精神的运动中作为主体建立新的本体论秩序。
参考：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
韦伯《经济与社会》
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
曼德尔《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
泰德·格兰特《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柄谷行人《民族与美学》
梁展《帝国的想象：文明、族群与未完成的共同体》
马嘉鸿《批判的武器：罗莎·卢森堡与同时代思想者的论争》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西方民族主义与东方民族主义是否存在重要区别？
约翰·福斯特：The New Denial of Imperialism on the Left
普殊同：History and Helplessness: Mass Mobi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Forms of Anticapitalism
Eric Blanc：The Rosa Luxemburg Myth: A Critique of Luxemburg’s Politics in Poland (1893–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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