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诗作的伟大，一般的诗作评论家往往评论不到位。因为毛主席虽说是诗人，但主要是政治家——单说政治家还不够，一定要说是革命政治家更应至“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他的诗中有政治，不是一般政治，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不这样看，有些诗句就会讲歪，就会被曲解。如“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主席的本意是说，秦皇、汉武等封建地主阶级都过去了，如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登上历史舞台了。这是毛主席一生的立场，可是，我们有些人忽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特质，将“风流人物”同历史上的风流人物混为一谈，理解成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再如，《贺新郎·读史》有一句“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这话儒家学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共产党内其他政治家也说不到这个高度，只有毛主席说了，他怒斥史书上说的三皇五帝那些事都是骗人的。这个态度的反面，是赞扬被剥削被 压迫阶级的反抗和斗争，坚持造反有理。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坚持的。讲毛主席的诗，不能讲出他的彻底同传统决裂的态度，就达不到他的高度。所以，革命政治的高度决定了他诗词的高度，他是中国五千年历史 中最伟大的革命政治家，决定了他的诗作中的艺术高度也是难以企及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历史上许多豪放派诗人的作品，不能与毛主席比肩。“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苏东坡先生不可谓不豪放！他只能是“亲射虎，看孙郎”而已。虽然他说了“会挽雕弓如满月”的豪言，但是也盼望冯唐“持节云中”皇帝给他一个命令才行。讨得了命令，他的箭也只能向“西北望，射天狼”，他敢面向北宋都城汴京说一声“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吗？他敢说“俱往矣，还看今朝”吗？即便不说那么直白，笼统地说一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也是不可以的。
当然，这是时代局限性，我们不可苛求古人。古人的豪放，也有治与乱的豪放区别。曹操处在乱世，豪放就容易些，国家安定时，人们豪放不起来，要求他有乱时的豪放，是不讲道理的。有的人在国家安定时有所豪放，只是抒发个人抱负，毛主席诗词反映的是推翻整个旧社会，追求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 ，所以是不可比拟的。旧社会没有任何人能达到这个高度。
不要以为承认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治家是很容易的。不容易 ，相当难。就连给毛主席当了多年秘书的大知识分子胡乔木都没有做到。
他所负责起草的1981年关于建国以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探讨毛主席“犯错误”的原因时，就表现了对毛主席无产阶级立场的很不理解。
举两条例子。第一条：胡乔木说（注：这些话是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只有胡乔木才能这样写，是他主笔的，所以，要算在胡乔木头上。）：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这段话有两个问题：
（一）上面的红字引文明显是指向毛主席的。将毛主席“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封建专制遗毒 ”没有肃清。这是很大曲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讲读古书、读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人能超过毛主席。毛主席批评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他肯定不及毛主席。刘少奇 、周恩来也不及。胡乔木批评毛主席身上封建遗毒 没有肃清，所以他是不承认毛主席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或者说是要打折扣的。
可是，人们只要客观 地想一想，就会发现，共产党内最没有封建遗毒的就是毛主席。甚至于找不出毛主席搞封建主义的事例。
（1）封建主义的第一特征是维护封建土地私有制，毛主席没有。秦皇汉武所有人都是有政治、军事、经济和军事将领方面的家底的，势力雄厚。毛主席没有家底，只身一人去长沙领导秋收起义奋斗发展起来，死后也没有家产。
（2）封建主义要维护等级制，毛主席最反对等级制，临终前不久还对八级工资制不满 。封建主义讲唯我独尊，强调地位的尊卑。反对平等。毛主席不讲究地位尊卑，他的小女儿李讷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满腹经纶，要和一个服务员结婚，毛主席完全没有封建门阀思想 ，不设阻拦。这相当于公主嫁伙夫，我们党内没有第二个人有这种平等态度。
（3）封建主义讲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毛主席没有安排湖南老家的亲朋当官任职。他的小女儿李讷被人安排 当了解放军报社社长，他知道后立刻撤了下来，这是全国都知道的。
（4）他对至亲不护短。他公开批评夫人江青有野心，想当党的主席，说江青搞四人帮。“四人帮”的帽子是毛主席给戴的。
（5）不搞封建特殊。抗美援朝开始，首先派自己的儿子去前线。夫人杨开慧牺牲了，仍让自己的亲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坚持在斗争前线，直到两位都牺牲，长子在朝鲜也牺牲了。
（6）为了保持劳动阶级的利益，不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经济利益和权威。1955年授衔时，拒绝“大元帅”。1958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向毛主席递交报告，提出元帅反映每月404.8元工资不够用，要求加薪。（当时我在厦门炮击金门前线，传达报告中，要求加薪的有邓小平）毛主席提笔将自己行政一级每月约600元的工资改为404.8元，与元帅的平齐，报告退回，从此再也没有元帅要求加薪的事，毛主席本人的工资也一直没有恢复行政一级，直到去世时仍是404.8元。按胡乔木的推测，毛主席作为有封建思想遗毒的人，应该是，元帅加薪，他本人会加得更多。作为一个封建主义的领导者，都是从经济上笼络高级将领。给他们厚重的封赏，巩固自己的地位，加强自己的权威。这是封建主义 惯用的方法。
（7）封建主义喜欢搞任人唯亲，信任自己提拔的人，蒋介石就搞封建主义。毛主席从来不搞任人唯亲，用人提倡五湖四海，任用反对过他的人。在江西时，从井冈山到赣南，部队发展了数万人，提拔了不少干部，如建国后的上将、大将、元帅很多是那个时候提拔的，而毛主席受排挤、被撤职时，他只身一人离队到地方养病，从来不跟那些将领拉关系。因为那是党的人，是党的公产。民国时期的将领闹翻了就拉走一部分自己的队伍，保存实力，毛主席从来不这么干。相比之下，林彪就搞封建主义，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拉在一起搞小团体。 毛主席去世后，有的领导同志的封建主义暴露出来，他们都说提拔干部用他们的人放心。这就是封建主义，也是干部队伍腐败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腐败不能根除，就是搞了封建主义的任人唯亲。这事，是铁的定律，你不服不行！腐败，必定有封建主义（也有资本主义）！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败就不能根除。无产阶级大公无私，搞大公无私，不出一年就能根治腐败。这是有先例的，证明了的。在这个问题上，腐败蔓延，搞封建主义的人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将来写党史的人希望能秉笔直书。
（8）对工农群众的态度是衡量一个领导人有无封建思想
这里我要特别说清楚一个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是支持造反派的，态度很明确，支持了清华蒯大富、北大聂元梓等人。后来两派群众起来了，对立了，毛主席和中央呼吁大联合，召集他们开会，当面劝蒯大富、聂元梓等人做对立面群众工作。他们巴不得毛主席表态只支持他们一方，只承认造 反派，而打击他们的对立面“老保”。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 两派群众不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别，都是革命群众，两派群众都是响 应党中央号召而行动起来的，不可以打击的，只能联合 。蒯大富、聂元梓他们没有从根本上闹懂，结果走向反面，犯了错误，后来写文章怨恨毛主席。同样的情况发生在1967年，毛主席去武汉，中央文革是支持造反派的，当然希望毛主席能够公开表态。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这个思想。毛主席自始至终没有按他们的希望公开表态，他们着急了，急不可耐地私自提出了错误口号，结果是犯了大错，戚本禹还进了秦城监狱（戚本禹坐了18年牢也不反毛主席，难能可贵）。据有关回忆文章提到，武汉的保守派群众在不知毛主席下榻东湖宾馆的情况下，冲进了东湖宾馆。毛主席也没有将此事看得很严重。如果这也叫封建主义，那么，1989年调主力部队进北京的人算什么主义？相比之下，邓小平就是封建主义者，他曾说，“对造反派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不是不可以抓，问题是你老人家（邓小平和我父亲同岁）成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所有人（包括造反派）都是你治下的“子民”，是不能有所摒弃的。在你眼中，有先进的，有落后的，对落后的不能人人要抓呀，不能人人要镇压呀！对大多数人是团结教育问题，不是镇压问题。不能学白起全坑赵军40万呀。秦始皇出生在赵国邯郸，秦国灭亡赵国后，秦始皇将当年欺负过他和他母亲的人，全部灭族。不能这样呀！韩信得势后，回乡找到了给他胯下之辱的青年，不但不杀，还给了一个官。学生在天安门闹事，有坏人策动，直接用公安部队抓坏人就行了，不必杀鸡用牛刀，动用了抗美援朝的主力部队。这是耍封建帝王的威风吧？胡乔木同志怎么看？
（9）最后说一个妇女问题。在中国，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为官为民，看他有没有封建遗毒 ，只看他对待妇女 的态度就知道了。欺负女人，拿女人出气，是几千年刻在汉民族骨子里的封建意识 。是毛主席把它破除了，解放了妇女。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倡妇女就业，保证了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有了发言权，从根本上实现了妇女独立。反对包办婚姻 ，妇女有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权。在全社会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规定社会机构必须保证使用妇女的比例，不让男人一统天下。因此，中国妇女由旧社会的奴隶一跃而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群。
全体中国妇女应该由衷地感谢毛主席。但是，毛主席去世后，封建主义又回来了，欺负女人的现象到处都有，男人打女人，丈夫打老婆 ，将没有生儿子的责任推给妻子（有些本身就是妇女的婆婆表现很恶劣）而抛弃妻子及其已育之女，父母包办婚姻 ，索要高额彩礼等恶行都回来了。妇女不能正当就业，被逼卖淫，成为男人泄欲的工具一度流毒全社会。
这就是胡乔木说的封建遗毒 。
所有这些毛主席都没有，毛泽东是最有可能有封建遗毒 的人，可是找不出。毛主席去世后，你看，那些胡乔木认为没有封建遗毒的人，却浑身是毒 。他们身居高位，大搞封妻荫子，一荣俱荣，利用合法（自己订的法）身分聚敛财富，任人唯亲，致使贪腐横行而不能杜绝，给党带来灭顶之灾。是习近平拨乱反正，力挽狂澜，下狠心反腐肃贪才转危为安。
（二）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不需要论证。个人崇拜是社会运作的一种普遍性方式（动物都有“个人崇拜”），从古就有，反不掉的。街头小混混和座山雕都讲个人崇拜。军队也讲个人崇拜，岳家军就服岳飞，岳飞死了，部队就散了。南昌起义三万人，最后剩下800人，没有个人崇拜，朱德也坚持不了。对毛主席的崇拜，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毛主席用阴谋手段抢来的。马克思主义是承认权威的，因此革命的个人崇拜也是必须的。赫鲁晓夫反对对斯大林的崇拜，最后毁了苏联。赫鲁晓是斯大林原班子里的人，由他反斯大林，最具毁灭性。由原来毛主席班子里的人反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具有同样的毁灭性。这都被历史所证明。崇拜有个人崇拜和集体崇拜，有革命崇拜和反革命崇拜。革命崇拜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我们都不反对。我们反对反革命崇拜，也反对资产阶级 的崇拜。
第二条; 胡乔木说：
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
30多年前，我们无法检验胡乔木的话。30多年来，工资距离拉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越来越远，甚至被根本抛弃（如农民工付出了劳动，资本家当天不结账，就已 经违 反了社会主义的按劳付酬的原则，而农民工去讨薪，有的官方机构定义为“非法讨薪”，这就完全堕落为资产阶级了）。回头再看这段话，发现胡乔木将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当成错误批判了，真是莫大的悲哀！
对毛主席的原意我解释一下。不解释 ，看不出毛主席的正确和胡乔木 的曲解。
首先我要声明，我们读毛著时，会发现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关键节点都了然于心，他记性好，理解透彻 ，从不违背。极为可贵的是，他知识渊博，却完全服膺于马克思主义，不掺杂个人私见，也不引经据典，不用中国古代文化代替马克思主义 ，直到他去世。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不合理问题，理论界都注意不够，他竟注意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观点，很微妙的。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留 下了共产主义理论遗产，意义是伟大的，胡乔木不懂，还批判老人家，太遗憾了。尤其不应该的是，胡乔木讽剌毛主席将马、恩、列、斯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这样说是很无礼的，是“埋汰 ”毛主席。毛主席本身是伟大的理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加以误解”，他一生最反对教条主义，胡乔木说他搞“教条化”“显得有理论根据”，是不符合事实的。毛主席不需要用这种低级的手法。
关于社会主义，交代一下：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以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一家人”。工人阶级用“共产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用“社会主义”。后来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理论到实践接连遭遇失败，而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上都取得了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两者才合成“一家人”。但两者在发展阶段上还是有区别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它们在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上是相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是相同的，这是根本点。但有两点不同。一是发展阶段不同，二是分配原则不同。在社会主义阶段 ，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还不足够强大，生产的物质资料还不十分丰富，产品的分配采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还不合理，尤其我们中国看得更清楚，还有八级工资制，这和旧社会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这是最合理的，最公平的，最平等的。我们认识不到，这种“最合理”“最公平”“最平等”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法权”上面的，马克思和毛主席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 “资产阶级法权”永远存在下去，则共产主义永远不能实现，毛主席认为有“资产阶级法权”，就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胡乔木批评毛主席的就是这个问题。
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只有共产主义思想很彻底的人，才是这方面的明白 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在《歌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来的，马克思 的论证详细而严密，本文不能悉数引用。我只简述一下其中的核 心意思 。这种简述是不严密的，仔细较真是难免发现有错误的，请大家有空去读原文。
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体力和智力是不同的，各人在同一时间提供的劳动不同，承受的劳动时间也不同。然而要使劳动成为衡量的尺度，又离不开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这被认为是“平等的权利”。而这种平等，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马克思 举例说：一个劳动者已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 较少，在劳动成果相同，分配分额相同的情况下，则一个人比另一个人的分配所得多些，也富裕些。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权力平等思想 。而这就是弊病。只有权力不平等才可以避免这些弊病。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的一种现象，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才会消失。因为那时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生活资料极大丰富，高等教育普及，人人一专多能，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生活中的第一需要，旧社会那种迫使人们像奴隶一样服从的分工没有了，城乡差别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也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也跟着消灭了，这时就可以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也就是说，到了共产主义 的高级阶段 ，劳动力强弱，子女多少，都可以不计较了，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获得他生活的必需 品，资产阶级法权就消灭了。毛主席引领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个共产主义 ，而不是满 足于眼前的“各尽所能，多劳多得”。
我们常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什么时候强调什么问题，是领导艺术。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成天讲“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各尽所能，按劳取酬”，那时毛主席不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因为不到时候。1956年以后，国家已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 ，已经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原则，毛主席在此时引领大家研究共产主义问题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是适得其时的。
毛主席在晚年，已经提到了“一专多能，亦工亦农”“八级工资制”不合理、“批判资产阶级 法权”“防止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等问题，都是基于共产主义理想。这些思想，在现今 河南临颖的南街村人民公社得到了一定的实现，如亦工亦农，一专多能，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正是毛主席思想的体现，也是毛主席坚持发展人民公社 的战略构想。胡乔木批判毛主席脱离了马克思主义 ，是胡乔木本人不承认——或不理解——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的表现。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阶段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有盘古开天地的意义 。请想，中国社会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社会有一切污泥浊水，这是一种社会形态，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扫除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第二种社会形态，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又 很快在1956 年进入第三种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是，一个领袖人物终其一生改变一个社会形态都是很难的，而毛主席在其一生终结了一个社会形态，实践了两个社会形态，指导了一个未来的社会形态，这种丰功伟绩，集中全世界对领袖人物的赞美之词于毛主席一身都不为过。中国社会发展到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只差一个社会形态了，毛主席还指出了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一种战略上的安排，将来中国人民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手中有了一把钥匙。因此说具有盘古开天地的意义 。
如此伟大的意义。胡乔木认识不到也就算了，还泼了污水。胡乔木是好人，但他有清华“遗毒 ”，凡有清华遗毒的人，有时会鬼迷心窍。
所以我说，认识到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是很难的。
毛主席他们老一辈革命家没有执掌全国政权的时候，在政治上他们是有理无权，是受打压的对象，能不能打压下去呢？历史表明是可以打压下去的，如在国民党统治区对某些问题禁言，查封出版社，收缴、销毁出版物，甚至逮捕、杀害作者等等办法，当年蒋介石集团都用过，是有效果的。
对红军更严酷。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主席当过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周总理是黄浦军校政治部主任，可以说都曾与蒋介石是同事。朱德（字玉阶，蒋介石见面称玉阶兄）护国军著名将领，蒋介石也了解。包括其他许多蒋介石知道的共产党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才华出众的人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将他们一律定格为“共匪”，社会身份是土匪级别，不停地进行军事围剿 ，力求彻 底消灭，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从1927年到1935年，蒋介石营造的气氛就是“匪患”，下命令也是“剿匪”，对红军围追堵截，一直从江西打到陜北，这就是当时的基本格局。军事上的打压当然也带来了文化上的打压。历史最终证明这种打压是不会成功的，然而在当时是有效果的：你看，外界不了解红军的实情。
毛主席的伟大，不同凡响，就表现在这个时候。长征到达陜北后，每天还要和敌人作战，部队缺吃少穿 ，给养困难。按照一般规律，这样的军队领导人，只能忙于应付，自顾不暇，能活下来就是胜利。但毛主席不然，他智慧超常，高瞻远瞩，他在应对随时发生的战争和困难处境时，已然筹划了中国的整个抗战事业和全国未来的发展走向。所以，从那时起毛主席就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全民族的领袖。
这个道理，过去我们一些老同志是懂得的。现在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得势 ，因之也掌控了舆论机器，有些人有美国培养背景，对毛主席没有革命感情，他们日渐淡化毛主席的影响 ，网上的视频和文章有“毛主席”“毛泽东”都可能被 删 ，迫使许多作者改用“伟人”“教员”来指称毛主席，这样许多青年对于毛主席的了解越来越远，感情越来越淡。台湾和美国的作者渗入我们的舆论阵地，他们宣扬蒋介石是抗战领袖反而得到认同。
实际是，蒋介石从1927年上台以后，对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采取的是绥靖政策，到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也是采取不抵抗 政策，他的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这就是说，蒋介石其人虽是居于全国领导地位，但他的军事政策主要是“剿共”，用的是一个“剿”字 ，不用“抗”字，谁用了“抗”字就杀谁，吉鸿昌抗日，他杀了吉鸿昌。他的“抗日”是后来被 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推上去的。他是个对日本人“畏敌如虎”的人，读蒋介石那个时候的文集，到处是中国不如人（指日本人）的调子。他对内态度强硬，手段多多，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对共产党都是手段很多，花样翻新；但是对帝国主义则是畏惧和依赖。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前，蒋介石一直用各种办法想拖英美下水，帮中国抗日，自己硬不起来。而同年搞皖南事变消灭新四军军部他又干得特别起劲，得心应手。他就是这么一个抗战领袖。
很简单一个道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兵力不足2万人，张学良有36万人。无论日本人装备如何占优势，东北军总比红军强得多。36万人在毛泽东手上，肯定会全部歼灭日军。蒋介石则不让抵抗 ，让东北军退入关内。关内地方很大，别的地方不去，偏偏要他们到陜西去打红军，何其毒也！这就是蒋介石聪明的地方，借日本人之力，轻轻地就让几十万东北军到陜西去打红军，而且名正言顺。
所以我们 说，蒋介石居于领导岗位，却没有领导抗 日，他领导的是“剿共”。后来的抗日是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推着前进的，是日本人的侵略野心把他逼出来的。
这个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中 国人民抗战的舵，从长征结束以后一直是毛主席掌握着的。
毛主席品格和智慧超群。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将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重任铭刻于心。长征刚一结束，尽管部队缺吃少穿，生活困难，他于1935年12月，就在党的会议上作出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促使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民族资产阶级转向抗日，因此我们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 日力量，我们原来的工农共和国也要改为人民共和国。这个认识也是党中央的共同认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在长征过程中，就在关注抗日形势的动态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 。这个报告中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集团。毛主席说：“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这是1935年底的情况。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对其实行抗日兵谏。毛主席和党中央实质上领导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放弃对共产党的围剿，同意一致对外抗日。此时毛主席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也就是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全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社会矛盾的第一位，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下降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调整 了统一战线政策。毛主席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西安事变后，我党对蒋介石的口号，由西安事变前的“反蒋抗日”调整为“联蒋抗日 ”，此后，我们也将国民党反动派改称“顽固派”，对国民党军改称“顽军”。
同时，毛主席也指出，虽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但是国内阶级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所以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国民党不断向我们挑起事端，搞磨擦，甚至发动了妄图消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
我们的毛主席始终把握抗日大方向，以其对时局的高超的驾驭艺术应对裕如。我们当时在国内战场面对的敌人是三个：日寇、伪军和国民党军，简称敌、伪、顽。毛主席指出，这个顽固派，曾经是我们的敌人，未来也将是我们的敌人，但现在不是，对抗日来说。他们是友党、友军。他们很坏，我们还得将他们与敌寇和伪军相区别，对敌伪我们是坚决消灭之。对顽固派搞磨擦，我们一定要斗争予以还击，不能示弱，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但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做到斗而不破。在八年抗 战中，由于毛主席掌舵稳稳地把握住了前进方向，坚持和发展了抗 日 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 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了无数暗礁险滩，日寇投降时，我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到126万多人，建立了19个解放区，何等英明伟大！这就快到“缚住苍龙”的时候了。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蒋介石请毛主席出场 ，1945年8月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
历史向我们表明的是，只要毛主席一出场 ，他们的文化打压就做不下去了，连蒋介石本人都搞得十分狼狈。这就联系到又一首在10月 出现的毛主席的词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 ，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沁园春·雪》是1936年2月上旬写的，上距《清平乐·六盘山》的写作时间才4 个月 。当时没有发表条件 ，红军中也没有传播，因此中国社会不知道这首词的存在。1945年8月 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他的老友柳亚子先生向他“索句”，他于10月7日抄录了9年前写的这首词给了柳亚子，这首词也才同样在10月 面世。
柳亚子也是诗人，是品评诗作的大行家。他看到毛主席的“沁园春”以后，惊喜地给予了极高评价，称其为“ 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词作以无法阻挡的趋势在重庆传播。这样传播是不能满足需求的，不久，11月 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公开发表了这首词，轰动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搅得蒋介石十分不安。蒋介石责令他的文胆陈布雷找人写词，一定要把毛泽东的气势压下去。那可是举全国之力进行的文化围剿 ，结果呢？一无所获，自讨无趣。
毛主席的作品在蒋介石的强大政治压力面前压不下去，是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气势压倒一切，一个是词作的艺术水准不可超越。没有政治气势，不强（因正确而强）；没有艺术水准，不美。正确而美，是不可战胜的。这不是共产党人自己宣传的，自己宣传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别人不信服。这是共产党的敌人做出来的，是蒋介石亲自领导做出来的。
这首词我们读起来十分舒服，国民党反动派不舒服，最不舒服的是蒋介石。“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等语是写景，无可非议。但后面有一句“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是明白诉说，“红妆素裹”“妖娆”都被 冰雪覆盖了，失去了美，“须晴日”的到来。字面上是这样，随便你怎么读，字面上的这个意思不能抹去。蒋介石是个很敏锐的人，他看到了共产党人对冰雪压制了红妆素裹的不满 ，尤其看到“欲与天公试比高”，更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当时中国政治上地位最高的只有他蒋某人，他1943 年命陶希圣捉刀写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主旨就在于强调，抗战结束后，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中国只能有一个党，即国民党，只能有一个领袖，即蒋介石，这是不可动摇的。毛泽东说要和天公试比高，戳到他蒋某人的心窝里去了。这话，作者毛泽东、读者蒋介石都是心照不宣的。诗中的政治是如此，可是艺术表达上没有任何毛病，真叫他窝气！至于“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云云，毛泽东将历代杰出帝王全部压下去，是包括蒋某人的。至于“俱往矣”“还看今 朝”不是预示着蒋某人也要下台、共产党要上台么？字面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却又无可奈何。
通过盟会被敌方扣押的惨剧，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战国末期，秦昭王约楚怀王到武关会谈，楚怀王到了武关被秦国扣留，逃跑过一次被追回，后来死在秦国。蒋介石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张学良送他回南京，他囚禁张学良，这是不讲信用的先例 。毛主席赴重庆是有风险的，柳亚子就称毛主席犯险到重庆是弥天大勇。毛主席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不但去了重庆，还在没有离开重庆的时候公开了《沁园春·雪》，无畏、坦荡、洞察集于一身。
最后，说一说胡适对毛主席诗作的评价问题。我在网上看到有些人炒现饭，不停地说胡适评价毛主席的词不押韵如何如何。看到多次，没有机会表示我的看法。现在，写到这里，顺便理一理这个问题。
这是个常识问题，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哪有炒现饭的价值！
胡适在解放前的中国社会有很高的文化地位，那是应该的。我在解放前是个中学生，从老师的讲课中，知道他与鲁迅、郭沫若齐名，成为五四时期文化界三大巨头。胡适1917年到北大当教授 ，1918年25岁的毛主席到了北京，通过老师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主任李大钊，经校长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当了图书馆助理员 ，月薪8元大洋。我们现在通过某些回忆文章知道，蔡元培当时月薪是600元大洋，李大钊是200元大洋。胡适是280元大洋。可见毛主席每月 8元生活是极其艰苦的。毛主席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胡适有留学美国背景，混身都是博士，又是白话文运动的主将，北大著名教授 ，风头无两。毛主席只是湖南乡下一青年学子，两人身分不在一个等级。毛主席和胡适有过交结，不是听课，是毛主席和长沙新民学会会员邀请蔡元培和胡适开过专题讲座。多年后尽管毛泽东已成为国家主席，在胡适脑海里图书馆馆理员形象一定还存在，以他评价毛主席诗词，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还是要摆一摆的。
现在有些人炒现饭都基于历史的这个角度。
实际上历史还有另一个角度。胡适只比毛主席大两岁，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时，毛主席18岁，胡适20岁，两人在清朝时期接受教育的时间相差不大。后来胡适到美国留学，得了博士，1917年到北大当教授时是27岁 。历史告诉我们，毛主席的天分比胡适高。胡适在美国攻读洋文的时候，毛主席在长沙攻读的中国文史书籍肯定远超胡适。毛主席的老师都是国内名硕鸿儒，毛主席去北京时，胡适所见到的他，表面土气，实则已经是博览群书，胸有丘壑的有志革命青年，诗词书法样样精通，这方面的造诣肯定超过胡适（洋文比不上），不是泛泛之辈。许多评论家没有看到这一点。
有事实为证。毛主席1920年冬和杨开慧结婚，1921年思念杨开慧写了一首词《虞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 。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怎么样，宋词的婉约派也不过如此吧！写作时间上距1918 年在北大才两年多，这种功底是1918年见到胡适以前就具足了的。
还有一例。1923年12月，毛主席又写了一首《贺新郞·别友》赠杨开慧：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别诉。眼角眉梢都是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 朝雾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崐仑崩绝壁 ，又恰象台风扫寰宇（这三句，就是革命政治）。重比翼，和云翥。
这时离1918年才5 年，这种功底不是三五年就能打下的。讲国学根底，胡适是难以超过毛主席的。加上毛主席1918年之前在长沙已经写得一手好文章，早已气质非凡， 他的那些博学的老师人人都对他评价很高。如1912年，即辛亥革命第二年，毛主席19岁，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看了毛主席的文章说:”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 ，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符定一先生是国内著名文字学家和教育家。解放后任中央文史馆第一任馆长。他对毛主席的评价在1918年之前6年。胡适有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评价？我不知道。如果有好评价，我估计到不了这个份上。
胡适不能跟毛主席相比的还有革命志向，胡适的学问守成居多，既守中国之成，也守西洋之成。毛主席是革命派，他的学问都用于革命，中国固有的诗词创作知识也为表达革命思想 服务，从不守旧。兴之所至，唯义是从。这也是毛主席特别喜欢李白 的缘故。
毛主席不是不懂格律要求，是他让旧体诗词为革命服务，不屑于受旧体诗词的约束而已。你看：“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瓚！”多么畅快淋漓！在《念奴娇·鸟儿问答》里，嘻笑怒骂还要痛快：“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简直就是俚语，除了毛主席，别的诗人都不会这样写。为什么？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评论家们说得多的，是胡适对《蝶念花·答李淑一》的评论。胡适曾说“没有一句通的”。如果胡适说的仅是格律问题在理，我不反对他的“理”。但是，如果话里藏话，表示毛泽东不懂格律，降低毛主席词作的价值与水平，我是不同意的。评论家也好，胡适也好，都是半吊子，故作斯文。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写的是被 敌人杀害的妻子，而且被杀害时是很惨烈的，悲愤藏于心中二十多年，一旦得李淑一书，悲从中来，不能压抑，很可能是含泪命笔。而他境界高远，不似我等之凄凄惨惨戚戚，他将妻子写成了为革命胜利而悲喜交加的英灵。这是一个高大的灵魂，牺牲二十多年了，毛主席说，杨开慧在天界一直盼望着革命胜利，突然听说革命胜利了（“忽报人间曾伏虎”），喜极而泪崩。这就是他笔下的杨开慧。你看他前面是“直上重霄九”“吴刚何所有”“捧出桂花酒”“嫦娥舒广袖”，写着写着，突然转入“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胡适们所说的押韵问题可能指的就是“舞、虎、雨”这一部分。毛主席何尝不知，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作者感情到了这个地步，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写了。自己牺牲的亲人，得知革命胜利了，写“泪流”，没有“泪飞”疾速，且与“顿作”不协调。不写“倾盆”，那种因喜而泪的情感不够充沛，只有这一句最好。
还有一点要强调一下，在我们湖南、湖北交界的很多地方，“雨”的发音，不是“yu ”,接近“ru ”，却不等同，是“ryu”的综合，这个发音在汉语拼音里拼不出来。它有“r”和“u ”的因素，而“舞、虎”的发音是“wu ”和“hu ”,它们很接近。这是“雨”很特别的地方。胡适他们的评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中国的读者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是杨开慧的泪，又何尝不是毛主席本人的泪呢？爱妻牺牲了，大弟牺牲了，二弟牺牲了，长子又牺牲了，此时借写杨开慧，实际他本人也是要“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我们读到这里，如果为了格律，想修改都无法下手，于心不忍啦！以形式服从内容，是写作大家们的风范。胡适之流，没有这种革命感情，是可以轻描淡写的。
评价毛主席诗词，一定要将“无产阶级革命家”因素加进去，这是我所要一再强调的。
将“沁园春”一首词写成绝响 ，是毛主席的高度政治智慧和艺术修养相结合的典范。陈布雷当时发动国民党统治下的文人写了不少“沁园春”，想压盖毛主席，无一得逞，原因是政治上不去，艺术修养达不到。所以我们评论毛主席诗词，不能光讲艺术方面的内容，一定要先懂政治，然后抓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在中国，研究毛主席诗词，不讲无产阶级政治，讲不出完美结合的老师，不是好老师。
2024年10月14日，写于湖北工业大学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