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顾》曾言及过当年他们之所以未能选择“东返”的理由：“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但却未能回答他们当年为何在给中央的回电中没有回答关于“东返”的问题。按理，这个问题是需要详陈的，既或不能“详陈”，也是需要答复的！而在他们的回电中，我们却找不到任何关于“东返有何困难”的陈述文字，哪怕是只言片语！
其实，毛泽东、周恩来两电提出“如果东返有何困难情形”的问题，就是在委婉提示他们：是否可以考虑返回河东？考虑到河东主力“打击胡敌”屡屡不果还被迫逐渐东移的情况，考虑到毛泽东“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针“打通远方”的主张，他们或抱有“河西部队”出敌侧背，与河东主力相互配合以解困局的希翼，也是有着合情合理的必然逻辑指向的——那个当口，相较于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向遥远西域“打通国际”的重要性还不能不退而居其次。而再考虑到“徐陈”此前屡电中的强硬态度和上报的阳光灿烂的乐观前景，以及自作主张“先斩后奏”的实际作为，在大敌当前危机重重的情况下，他们也不能不从“团结”的目的出发，以尽可能委婉的口气与之“商洽商决”……
不过笔者认为，毛、周取委婉“商洽”态度更重要的缘由还在于：当时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也并不认为“西进”就是一条绝路或死路或错路。而这与年前他们对张国焘执意“南下”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的——年前他们宁愿冒被迫裹胁南下或被迫单独北上的风险，也要一再冷峻直白地道出“南下是死路”！而眼下“徐陈”的“西进”，虽然谈不上是当前时局当时情况下最迫切最必须的最优选择，却也并不是在步入“绝路”或“死路”。至少，两个多月之前的他们，也曾经策划过去蹚这条道，对在河西走廊“甘凉肃三州”建立根据地的估计甚至还相当乐观——“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1]”。虽然张国焘与“徐陈”孜孜于西进而屡置“打击南敌”乃至“宁夏战役”于不顾的作为很令他们不满甚至愤慨，但现在共产国际既然已经把物资援助地点改在了这条道的那头，这些物资又是穷家破业的中国无产者所需所求，如果执意去蹚这条道的张国焘和“徐陈”又真有把握，那也未尝就不可为之……
“朱张”和“徐陈”信心满满的“包票”，更是大大强化了中央对西进风险程度的误判。
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理由不相信“徐陈”那些“信心满满”的包票：他们和他们麾下的那一大批人，都是经历过诸多血战闯过了诸多生死关的铁血战将，在大革命失败后大起大落的颠簸中，披肝沥胆，顽强转战，从未在强悍敌人面前有过屈服之态，颓唐之状！在他们的手中，先后诞生过鄂豫皖、通南巴这样全国都有很大影响的大苏区大根据地，万里长征中虽然屡经波折与重挫，却仍然高擎着一面红色军旗一路磕磕绊绊踉踉跄跄地奔向了陕甘宁……
中共中央终于确定了最后的决心。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和统一战线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何凯丰、林彪、吴亮平、张闻天、博古等[2]。虽然河东红军主力面临被蒋军步步进逼生存空间日趋缩小的严峻形势，但中共中央领导集团仍然对“逼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方针抱有信心。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
红军的行动方向，原来是向宁夏，被蒋介石破坏了，现在要改变。我们新的行动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东南，即向京汉路发展。但这在政治上不是抗日的方向，在军事上有很多限制，不甚有胜利的把握；好处是没有自然界的很多阻碍，有游击队帮助，可以扩大陕甘宁苏区。另一个方向是向东，即是原来的过黄河。这在政治上是很好的，是抗日的，对扩大红军也有利，但也要估计会受敌人的限制。这两个方向各有利害，一般地说是向东，向东南比较困难。阎锡山说日可抗，红军不可抗，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
……
我们总的方针是要团结群众，用群众的力量，利用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要求与红军联合的变化，逼蒋介石走到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的目标下逼蒋抗日。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的问题，他们要求我们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准备承认，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3]
与会者都赞同毛泽东的报告，张闻天表示:“现在全国形势是有利于我们的，不能因蒋的某些摇摆而忽视总的形势”，“我完全同意毛主席报告。一般的应向东。我想，绥远局部的抗战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向东是适合这一要求的”[4]；周恩来则表示应“以实现逼蒋抗日来决定我们的战略计划”[5]。
这也就是说，在他们心目中，“作战新计划”的实施前提，仍然是“政治上抗日”。
那年那月那日的这些共产党领袖们，真是不能不让笔者这一档后生晚辈感到由衷地钦佩：都被对手挤兑得连最后生存空间都快没了，却还能对对手、对环境作如此这般冷静地考量，保持着把对手赶上自己所希望路子的乐观与自信……
毛泽东最后作结论：
红军的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还可以转向东。[6]
然而摆在面前的现实生存危机，却依然是结结实实真真切切的。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电共产国际：
（中央发报五十八号）
王明、康生、陈云转交国际：
甲、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已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
乙、在河东之主力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分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邠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尔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依情况再定。
中央书记处[7]
看见没有，中央也准备立即将 “作战新计划”第三项付诸实施了。
这是因为彭德怀筹划的“打击胡敌”，还是仍无成效之僵局，河东主力的处境也日渐窘迫。相较于“徐陈”的“信心满满”，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者们如今却是“忧心忡忡”：那边在“问君西去何时还”，这边还得操持“独战饥寒又一秋”，甚至还得作“万里长征归去来”的最坏打算……
难哪，难！
革命，它其实就俩字儿可以解读——作难！
的确是很作难，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际，吃饭的嘴一下子增加到了近8万，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后，河东红军主力也有近6万人，宁夏战役这一流产，三军吃饭问题也变得更加严峻和突出。所以在同一天里，中共中央书记处除电请共产国际确实准备物资外，还继续要求迅速提供现金援助，以便红军能够解决严重的财政困难，渡过眼前的难关[8]。而在日前，中共中央也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对他们在11月9日提出的“援款”要求作出了答复：“已决定向你们提供55万美元的帮助，第一批15万美元于11月底送到上海宋庆龄处，由宋转交在上海的中共代表潘汉年[9]。
援款是外币，汇到上海后还得设法就地兑换成中国银元或法币（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比率是1法币=0.2975美元），才能送往苏区使用。从兑换到秘密运送，都有着不小的“技术困难”和潜在危险。而且援款数额越大，“技术困难”也越大，危险也越大，时间肯定是快不了的——实际上，次年1月初，中共中央才得悉这“第一批15万美元援款已到上海”的信息[10]，而在派出毛泽民赴上海协助潘汉年解决兑换和运送问题后的4月20日，时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还专电潘汉年：“外货（指外币——原编者注）绝对不能到西安调换。此事稍有不慎重，有使来源断绝的危险”，“取货必须经过夫人（本书作者注：“夫人”即宋庆龄）及你，绝不能交第三人”[11]。
在中央为西路军的任务确定最后决心的次日，“朱张”也致电“徐陈”，打气鼓劲：
徐、陈并报毛、周：
甲、在你们周围的敌是马步芳、青两部，马步芳有步兵三个旅共六团，骑兵一个旅两团，手枪一团，炮一团；马步青有骑兵两旅共四团，步兵一旅两团，手、炮各一团。
乙、尾追你们的是马元海指挥马步逵[芳]一个团，又马炳臣指挥马忠义、马元祥、马金义、马芝祥四个团，马耀公指挥马某团，马明臣指挥马学瑾团，总共七个团。大部是骑兵，其余所占方向不明。马步青驻凉州内，关麟征师元（十三）日向定远营进，归马鸿逵指挥，或向石咀子进，尚未定。毛炳文准备渡河。又去渡河一部向西番窑探索，又拟渡河后必须集结镇虏堡，又请调兴仁堡之毛军归队。
丁、（丙？）马鸿逵除守中、金、灵沿河线外，一部集结石咀子。于学忠部仍在一条城附近准备渡河，现不明。
戊、以此判断，对你们之敌现马步芳、青两部，又分散，又（便）于你们各个击破，后东追之敌并不多，守甘、凉、肃之兵力亦不充足，最利你们各个击破敌人，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但是，兵力仍须集结梯次行进，后卫必须强大，相机消灭尾追之敌，更能完成根据地任务。
己、远方正设法接济你们，速调查甘、凉、肃以北地区可通远方有几条路，以何处可能最多速报。
庚、大局日益紧张，蒋利于我们速决战，我们应调动其兵力持久之，在运动战中灭敌，使敌疲于奔命时打击之，以争取政治胜利。你们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
（发西路军并军委）
朱、张[12]
看见没有，“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独立可能完成……”、“你们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张国焘也一样地“信心满满”——这不就是他孜孜于斯已久，认定可以“大显身手”之所在么？不知数十年后的那些一惊一乍做颠覆学问乃至制造“阴谋论”者，在愤愤煽情“清算”中央乃至“罪魁祸首”毛泽东本人之同时，能否稍微放平心态，对此间的“朱张”和“徐陈”的往来电报作一公允考量。果能如此，那么他们一定会有更加惊人的发现——自己已处在令人同情的尴尬之中：当年那些被“委屈”者被“阴谋”者，正举着“铁证如山”的电文，左右开弓地朝这些“砖家”、“噱者”们脸上扇耳光哩……
“朱张”这一天的这个电报，为此间酝酿蹉商已久的“西进”决策过程，划上了句号。
于是，也决定了“西路军”的命运。
注释
[1]《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和时机问题（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㈠》第551～第5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388～第38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3]《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概要节录）（193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第661～第66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4]《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1936年11月13日）》，《张闻天文集㈡》第19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5]《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节录）（1936年11月13日）》，《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30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
[6]《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概要节录）（193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第661～第66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7]《中央书记处关于西路军和红军主力行动方向致共产国际电（1936年11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中共中央就迅速提供现金援助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大意）（1936年11月13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2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9]《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提供款项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概要）（1936年11月12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24～32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次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也从潘汉年电中得知，该款已到达上海。按中共中央指示，该款经西安送达陕北（转引自《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40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0]转引自《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40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1]《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46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2]《朱德、张国焘关于西路军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致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电（1936年11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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