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文于1952年出版，竖版繁体不方便阅读。在这里感谢微信公众号-红色不该遗忘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进行简化所做的工作。
原文共十章，每次发表两章，分五次发完，今天发表第七、八章。
目录
第七章•进行思想改造的一些经验
干部应该怎样带头暴露思想
领导同志应该怎样帮助干部进行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中怎样充分发挥互助组的作用
组织领导上的经验
工作方法的经验
典型推广的经验
关于思想改造的几个问题
第八章•思想改造的典型范例
划清敌我界限
彻底改造思想，争取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
回国一年来
我对好人的看法
我初步认识了错误
我过去对苏联、国民党、共产党的看法
第七章•进行思想改造的一些经验
干部应该怎样带头暴露思想
在思想改造学习中，有些干部为了起带头作用，竟然在小组上乱暴露些不是自己的思想，想由此启发同学们能大胆暴露思想。譬如有一位干部，他在小组讨论会上”暴露思想”说：“我觉得资产阶级家庭很可爱。”（事实上，他在三反、五反中立场都很坚定。）这引起该组同学的很大反感，觉得他简直在骗人，甚至个别落后同学在会后说：“你想这样诱骗我们暴露思想吗？”
这些干部，也许他们的动机很好，想完成上级的号召和任务（要干部们带头暴露思想），可是，他们这样乱暴露一些不是自己的思想的做法，却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会产生两种有害的影响：一、是使同学对干部不信任，甚至会产生隔膜；二、是使同学对暴露思想产生错觉，形成反常的心理。
暴露思想对于思想改造是起很大作用的，只有同学们大胆暴露思想，我们才可能充分估计“敌情”，分好类型，对症下药，针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加以深刻的批判。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无的放矢”，而能真正解决同学的问题，使同学有所提高，正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可以给我们的思想斗争以有力的保证。
但是，正如思想改造是自觉性的过程一样，暴露思想也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一个人的思想改造好坏决定于他有无决心，而有无决心主要表现就在于他是否能大胆暴露思想。所以，一个真正愿意在运动中改造和提高自己的同学，就必须毫无顾虑的暴露思想，这样才可以跨上思想改造的下一步：批判错误思想，逐步建立起正确的思想。
那么，在暴露思想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完全抹煞了同学的帮助和干部的带头作用呢？不是这样的，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干部为了带头暴露思想，而胡乱捏造一套的偏向；至于干部们在思想改造学习中，带头暴露自己真实的思想问题，藉以启发和推动同学暴露思想，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还应加以表扬和提倡。
这是因为暴露思想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自我斗争过程。有许多同学往往因为一时思想搞不通，就将问题憋在肚子里，背起思想包袱整天非常痛苦，而当他打通了思想，消除了顾虑，大胆暴露思想后，就仍旧非常轻松愉快。所以，在暴露思想过程中，应做到“上级领导，干部启发，同学帮助”，使大家在顾虑消除，认识提高的基础上愉快的暴露思想。
领导同志应该怎样帮助干部进行思想改造？
随着思想改造运动的展开，一般在职的知识分子干部，通过“划清地主、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思想界限”的学习，暴露了本身所存在的自私自利、腐朽堕落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而且也认识到它的危害性，从而迫切的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上、生活上、学习上得到改造和提高。这是很好的。但是，另一方面，领导同志既然掌握了这些情况，又该怎样着手进行帮助呢？我想提出下面一些意见，供作参考：
今天，许多知识分子虽然参加了革命，虽也懂得了一套革命的理论，但是要把这些理论贯彻到实际工作上去，却仍然是一桩难事。因此领导同志应该针对这种情况，注意通过许多实际的例子来解释和说明每一个问题，而且在使对方懂得这个问题以后，要立即指出怎样贯彻到行动中去。例如：一个资产阶级的子女，了解了”五反”运动的意义后，却又放不下“感情”的包袱去检举他违法的父亲，那么，领导同志就要不厌其烦的以各种方式启发他，告诉他马六珂的模范行为，王康年的罪恶勾当。从而说明两者对人民对国家的利害关系，然后再帮助他想办法，出主意，指出怎样与他父亲作斗争的具体步骤。
如果在理论教育的同时，不抓紧实际，根据上述办法，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贯彻到行动中去，则对于被教育的同志，就得不到真正的帮助。而这种理论，也就变成为吊在半空中的教条，一无用处。
另外，要大胆放手让知识分子干部去参加实际的工作与斗争，让他们从实际工作中去体验、了解理论的实际性。因为，知识分子在没有碰到具体繁杂的工作任务的时候，他们能把学的一套理论背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但一遇着工作与斗争，马上就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甚至于错误百出。所以，领导同志应该在这方面给予锻炼的机会，大胆放手的让他们去干，不要害怕他们干不好或者容易出错，就索性不让动了。这样，不但对于改造知识分子没有帮助，就是对于我们日益发展着的事业来说，也是莫大的损害，因为一切正确的行动和正确的事情，很多都是从失败中取得教训、经验，从克服错误中诞生的。只有这样，理论贯彻于实际，反过来从实际中汲取养料，丰富理论，那么，就能真正符合“学用一致”的原则。
我们既然明白了理论与实际的重大关系，那么，第二步就应该是怎样去着手诱导知识分子参加实际工作与斗争的问题了。
知识分子在没有经过一定程度的锻炼与考验之前，他们对于自己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思想，保持的非常牢靠，他们以个人利益，个人兴趣作为选择工作的标准与出发点。因此，阻碍了他们的进步与认知，不能服从组织的指示和领导。所以领导同志在分配工作时，应该注意这一点，假使不与原则问题有冲突或者对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没有发生矛盾，可以根据各种情况，给以适当的照顾。当然，这里应该指出，照顾并不是等于要迁就落后思想，而是要落后思想因此而得到逐步的克服和改造。
因为每一桩有利于国家建设的事情，不管他的大小如何，只要一经参加，身体力行，就一定会从中都得到教育。我们永远也不能这样设想：一朝一夕，用“蛇吃黄鳝——硬拼”的办法，不经过任何细致的、复杂的、大的、小的斗争手段，一下子就企图将一切存在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脑子里的错误思想全部肃清，企图一下子把知识分子的社会的恶习都清洗的一干二净，而不是按照可能和必要的情况作适当的处理。那毫无疑问一定会碰壁。
除了上述的以外，末了，关于态度问题，也应该时时刻刻注意。知识分子爱面子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没有办法可以通过几个运动就把它全部肃清。因此，一个问题的判断、解决，或者做出决定的时候，领导同志应该注意自己的态度，正确估计每个人的水平与觉悟程度。随时随地检査自己的态度适当与否。如不这样，相反，“采取急性的、粗暴的、强迫命令的态度”，则“徒劳无益”，反而会把事情弄糟。
总之，通过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所暴露出的一切缺点，除了知识分子本身应该主观努力，下定决心改造以外，对于领导同志来说，也应负责帮助改造的重大责任。
思想改造中怎样充分发挥互助组的作用
思想改造的基本学习方法虽然是依靠自我的思想斗争，但组织互助小组，相互帮助启发，也是不可缺少的学习方式之一，互助组的基本特点是能够及时解决问题，打开思想检査中的具体障碍，推动学习进展，故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小组会还能起作用。互助小组的具体组织是以原有学习小组为基础，分别以三、四人结成一组（平时互相较熟悉的），其中必须适当配备一定的骨干力量（包括认知较高、有决心改造的同志），推选互助组长一人领导全组。
在过去的各次学习中，我们亦组织了互助组，虽然一般的取得了若干成绩，但缺点也很多，主要原因在于思想问题，而不是组织与方式上的问题，过去大家对学习是不够主动关心的，自己不肯做充分的准备，因此互助就没有基础，所以在召开互助组时，大家都很勉强，往往就流于形式，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负担，但事实上互助组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通过最近所进行的思想检査，就能充分体验到互助组是可以发挥以下作用的：
一、经常交流自我检査的经验，及时集中，在互助组中加以研究后具体指导大家自我检査的深入展开，他立即提出要求互助组帮助解决，于是由已经找出主导思想正进行全面检査的同学，介绍他如何从三反中所暴露的事实，具体分析当时的思想活动，找出自己的思想本质，再推广全面检査，抓住关键问题（如学习观点、工作态度、生活作风等）进行深入分析挖掘，肯定自己的主导思想，具体地提供了检査的方法和范围，帮助他们打开了局面，使得检査能够深入展开。
二、相互监督，及时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扫除思想检査中的一切障碍；例如有一位同学在自我检査中，不肯自觉的开动脑筋，只想依赖别人的帮助，当时互助组的同学就提出批评，指出思想改造必须经过自己的艰苦思想劳动，而相互帮助是必须在自觉检査的基础上才能生效。有一位同学，因为在深入挖掘思想根源时怕痛，想放弃思想斗争，同学们就及时提醒他、告诉他这些丑恶的思想行为的危害性，今天为了祖国，也为了自己，必须下决心改造自己，鼓励他继续深入挖掘思想根源。
三、相互提供具体事实、帮助回忆思想活动；因为互助组的同学平时相互了解较深，能随时提供检査内容，帮助回忆当时思想活动，例如有一位同学经常借人家的钱不还，他认为自己没有想到不还是由于自己糊涂，没有具体的思想活动，可是同学们就提出事实说明他对金钱根本不糊涂，因为人家借了他的钱，为什么又计时讨还，而从没忘记过呢？同学又进一步帮助他回忆，发现当时是明知道钱借了要还，但他觉得有些同学好欺负，不还也无所谓，这种恶劣的思想活动，还不是损人利己的思想？
在前一阶段为什么我们互助组能发挥这样大的作用呢，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我们每个同学思想上都明确了搞好互助组的关键在于相互帮助，相互监督，彻底批判了过去个人主义的态度，以及单纯以为搞好了互助组只是组长的事情的错误想法，这样就明确了在检査过程中，有困难有问题要主动的提出要求帮助，同时有经验有心的也必须主动的提出来帮助大家。
二、明确互助组的内容与目的。互助不仅是在于帮助别人分析批评，而更重要的是在于相互提供事实，帮助回忆思想活动，交流学习经验，防止走弯路或者钻牛角尖，相互督促，及时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推动学习进展。
三、互助组组长要明确主动组织互助的任务。互助原是依靠同学自觉的要求，但互助组组长也必须主动的关心同学，经常了解同学的学习情况，及时发现问题，主动的组织互助、帮助解决。
组织领导上的经验
（一）选择联系思想的具体人物，进行分析讨论。因为一般的理论武器不够，也不善于运用阶级分析，如果没有一般性的具体事例，来具体分析讨论，一方面会流于细枝末节庞杂，不易集中领导；另一方面也容易流于空洞地教条地夸夸其谈；或是简单地下了结论，把一切都归到“个人主义”中去，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我们找了四个系，统一的布置了典型讨论梅贻琦（注：清华大学原校长）问题。因为分学委会对如何讨论梅贻琦的问题，先有了准备，而且事例本身，也很引起兴趣，于是大家讨论便比较热烈。有的说：“梅贻琦在抗日时期把清华南迁，是有民族立场。”有的说：“梅贻琦有买办思想，没有民族立场。”于是展开了争辩，而且还同时暴露了不少问题。有的说：“当时爱国有两条路，一条是走革命的道路，一条是我们和梅走的工业救国的道路，虽然今天失败了，但也不失为爱国之道。”有的说：“梅的离开清华是一念之错。”各组所暴露的问题也比较集中。有了这些问题，分学委会也就有可能分析情况，提出大家共同模糊的问题，引导大家进行深入进一步的讨论，而且用理论武装干部头脑也就比较方便。
（二）首长带头依靠积极分子。自学委会成立以后，首先校委会重视了这一工作，具体解决了大家业务过重的困难，而且成立以系主任为首的学习小组。各系主任普遍都是重视这一工作的，虽然一方面，觉得对学习的领导工作没有经验，另外一方面则完全肯定了这个思想领导的工作是系里行政首长责无旁贷的任务，大部分都认识到如果不能好好的领导思想改造工作，也将很难领导今后的系务，进行思想改造是展开系内一切工作的关键，因为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系主任是积极主动进行工作，如数学系系主任段学复先生对于这个新的任务进行了很多钻研，创造了开“片儿会”进行酝酿的经验，自己带头充分自学，小组会前召集小组长积极分子会研究如何领导小组会，并号召和强调自学，保证了小组会的领导。两次小组会都亲自领导正副小组长进行总结和写了近千字的情况报告，总结了开会的经验、教训和问题。我们的系主任是非常重视这次学习任务的，而且由于他们的带头保证了全校学习能较好的进行。
在这次学习运动中，各系涌现了很多积极分子。他们热烈地响应周总理和钱副部长的号召，深切体会到学习改造的重要性。他们迫切要求改造自己而认真自学，主动地推动了学习运动的展开。据经济、外交、航空等七系的初步调査：一百四十六位教师中除开绝大部分都已经认真学习外，有六十四位教师还能主动的影响别人，这是很大一支推动学习进步的力量。各系的正副小组长一般都能团结和依靠这些学习特别积极的分子，展开工作，而且还邀请他们参加核心会，来培养他们，使他们能够较深刻的进行批判，提出问题进行讨论，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在会前主动连串地进行酝酿，使会上发言能起一定的启发作用，同时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使他们一直保持着饱满的工作情绪。
工作方法的经验
（一）以学习领导学习：干部思想水平低，暴露的问题不能解决。有的说：“蒋介石也有民族立场。”有的说：“资产阶级是想剥削人民，没有民族立场。”有的说：“只要有民族意识，就有民族立场。”这些混乱思想，办公室干部自己也没有把握，于是找了参考文件学习，先行讨论，得出比较正确的意见，然后召开干部会讨论学习，再召开核心会领导积极分子学习讨论。这样做事比较吃力一些，但水平低，非得这样不可。
（二）自学组织及辅助问题：第一次小组会后，发现思想武器不够，就赶紧布置了文件，铅印分发。后来开干部会时发现文件并未很好自学，于是特别大力组织了自学、强调动脑筋深入思索。第二次小组会时极大多数同志都自学了文件，有的反映说：“文件里句句都说进了我的心坎里。”有的说：“以前这些文件也都看过，可是都未注意，这次看来，触目惊心。”过去小组展开漫谈，言之无物，不解决问题。这次有八系自学后展开漫谈，讨论热烈，有的谈了三小时，有的提了十几条问题。存在的问题是自学需要领导和帮助，一般人只浏览文件，不好好思索是得益不多的。有的把自己过去的历史和文件表面地比一比，不掌握精神。我们为了对自学更有效，曾组织了三、五人集体自学，可是有些人，反对集体自学。不集体自学，一检査又没有很好的自学。如何来辅导个别自学，我们还没有很好的经验。
（三）学习的领导核心：我们各系是由小组长（系主任）一人，副小组长二人（其中一人是工会小组长）和工会小组学习干事，组成领导核心，来领导各系学习。现在用外文系做例子，来说明我们是如何运用领导核心来领导学习的：
外文系的学习核心会，讨论的内容是很事务的。开了一个半点钟会，一个点钟谈的都是开会的技术问题，如星期五下午开会呢，还是晚上开会呢？又谈到谁当主席呢，李湘崇还是吴达元？学委会的学习提纲发到每个人手里，大家不细看。谈起自我批评，纷纷提出我们系里进行自我批评时可能性大呢？还是进行批评可能性大。辩论了好久，得不出结论。最后吃晚饭时间到了，匆匆决定把重点放在谈立场问题了，核心会就此结束。
在这样的核心领导下，第一次小组学习会就开不好了。小组会花了半个点钟，做了事务性的报告疑问。杨业治先生，罗大刚先生都谈了关于”审干”的情况。李邵鹏先生谈北大学习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其余的干部有的一言不发，有的只努力为群众解释这次学习不是审干。谈到大家快疲倦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点钟。等到要谈核心会所不值得讨论重心时，已经到了要散会的时候了。
第二次分学委会的小组长工作会议上，提出以学习领导学习的口号。首先小组长从上次失败经验中体会到了这句话的重要性。检讨上一次小组会的工作以后，第二核心会就把全部时间放在按照学委会发下的学习提纲进行了学习。在详细的讨论梅贻琦的问题时，发现大部分干部容易一下子就说梅贻琦丧失民族立场，把他否定了。有的干部则设法多多提出怀疑，使问题能够反复讨论。这样就明白了梅贻琦如何一步步走上丧失民族立场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加个帽子就完了。于是核心会提出了一个口号：”小组会上不让下结论”，如果有人一下子就下结论，就提出反面的问题来问。其次，在核心会上每一个干部都共同体会到自学的重要性，于是就大力动员群众自学。又次，为了避免会上冷场，干部在事先做了酝酿工作，找思想上动得快的人在会上先谈，使他们在会上发言能够有准备。最后，为了发言普遍，决定把小组分成两起开会。
（四）按照以上共同明确的工作精神，干部分头做了酝酿，首先动员了积极分子，于是第二次小组会发言就非常普遍热烈。小组会中群众初步从梅贻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比较深入的了解了“民族立场不是空的”。大家有了收获，小组会的讨论，也完成了任务。
典型推广的经验
第一次我们集中领导了四个小组，先讨论了梅贻琦的问题，发现有两组在讨论时，很快的否定了梅贻琦，给他加了“买办立场”，“没有民族立场”等几顶帽子，结果很难讨论下去，思想问题既未暴露，也未解决。有一系花了很多时间，谈了梅贻琦的历史材料，似乎想替梅贻琦下结论。在第二次全面展开讨论梅贻琦的时候，我们吸取了典型经验，立刻印发文件，组织自学，给予武器，而且强调分析讨论，不应该立即下结论，同时强调并非替梅贻琦盖棺定论，无需纠缠在历史事实上去。结果第二次小组会讨论普遍热烈，也暴露了问题。因之我们感到典型推广的经验，的确帮助了我们的工作，是值得介绍的。（摘自清华大学教师学习委员会工作报告）
关于思想改造的几个问题
（一）如何贯彻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路线的问题：思想改造，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极其细致，极其复杂，极其艰苦的。但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国家建设的主要工作之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问题是在于思想改造的路线和政策的运用，运用的正确与否是决定成败的主要关键。通过这次思想改造，我们更进一步体会了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可能。
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实事求是，稳步前进，在现有基础上步步提高，既不能拖延不进，又不能操之过急。学委会首先要心中有数，对全体教职员的思想情况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发展上了解大家思想的过去和现在，而后根据思想发展规律与各方面的条件，明确学习目的，比较科学的预计到学习所能达到的目标。这次学习的时间只有两个月，过去两年多来学习的不够踏实，我们的骨干又少，在这种情形下思想改造要达到什么目的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要求过高，脱离现实，使大家失去思想改造的信心和勇气，在方式上必然操之过急。北师教职员的思想情况相当复杂，错误思想很多，马上要求完全克服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次思想改造能够使每个人都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开始来认识自己、批判自己，并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这已经是很大的收获。
在工作的开展上，要依靠积极分子，团结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因为积极分子的阶级立场比较稳，不但自己稳，而且还能够分析问题，帮助别人，所以必须依靠积极分子将正确的政策和路线贯彻到群众中去。并为了掌握思想情况，我们必须依靠他们汇报情况，及时研究分析，将学委会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人。在这次学习中，积极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积极分子要善于团结中间分子，必须使中间分子团结在积极分子的周围，才能形成思想改造的运动。因为中间分子是多数，我们的政策和路线只有为多数中间分子所拥护的时候才能变成物质的力量。但是对中间分子不能当作积极分子来依靠，因为他们虽然愿意改造，但立场比较不稳，观点比较模糊，进步成分在思想中还不稳固，常常动摇，只有在积极分子的领导下才能作战。在目前，大多数的教职员是愿意进步的，落后的只是少数，而且，有时与中间的思想相近，所以对落后分子还是可以争取改造的，至少在形式方面要求他们坚持制度，随着大家一起学习。
（二）关于小组的领导和培养典型问题：小组是学委会的基础组织，是承上启下的，反映情况，贯彻政策路线的中心环节，也是学习成败的主要关键，因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小组的领导。而小组领导的好坏，又取决于小组长的人选。当这次学习展开以后，学委会发现语文组组长对于领导改组政治学习进行思想改造的能力不足，立即把语文组与史地组合并，另派选政治水平较高，作风正派，学习积极的教员担任组长，这样就鼓舞了大家学习的信心，结果使得文史组的学习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小组长要善于根据学委会的决议和指示，灵活掌握整个小组的情况，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与每位组员进行单独谈话，帮助他在全面的自我检査中，找出思想主流。但在普遍帮助，全面推动的情况下，小组长还要有重点的使用力量，注意典型的培养，突破一点，带动全局。
在典型的选择上，对于政治上有问题（被管制分子），而学习努力，要求进步的教员，我们是表示欢迎的。在小组会上，这些人往往发言积极，起相当的鼓励作用，这些都是好的。但我们在小组的领导上不能依靠这些人，做典型来培养。否则，在政治上就要犯错误，在群众中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此外，凡是政治历史比较清白，作风正派，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而且代表某种思想类型，又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学习积极的教职员，都可以选做典型来培养。所以我们在典型的选择上，不单纯决定于主观的愿望，而是结合从一般群众学习的发展中来选择。
对于典型的培养，从学委会的领导到小组长，都是采取了极其诚恳、极其认真、极其耐心和具体帮助的态度。对文史组王明远先生一贯自高自大、自称英雄、打击别人、“玩世不恭”、讲起书来“满天飞”，做起工作挺高兴。在这次学习之初，自以为过去做过思想检査，没什么学头，大家政治水平低，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小组长针对他的这种思想情况几次找他单独谈话，说明政治上的进步是永无止境的，思想改造主要依靠自己，大家政治水平低，只要真诚互助，还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之后，他开始重视了这次学习，但在初步的自我检讨中，他围绕着“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客观主义”、“自由主义”转圈子，不肯深入检査“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于是小组长发动小组组员，又多次找他单独谈话，反复启发，终于帮助他抓住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主流。在他未正式在小组会上做自我检讨的前夕，小组长到他宿舍，帮助分析，谈至深夜，使他彻底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因而感动的流下泪来，一夜失眠。
我们不是为培养典型而培养典型，（即只使典型起带头模范作用）而是一面从培养中来发挥典型的带头模范作用，一面又从带头模范作用中，来丰富和提高典型。如当文史组赵景贤先生学习有了一定收获，开始形成典型的时候，学委会及时的提拔他担任副小组长，这样不仅大大鼓舞和带动了大家的学习，而且从工作中也可以提高自己。
（三）关于联系实际的问题：只读文件，不联系思想与工作的实际，是教条主义的学习；只联系实际忽视文件的精神，也不能把实际问题提高到原则上去，是经验主义的学习。学习开始，我们偏重阅读文件，这是必要的。但学习了两周以后，还有人对学习目的不大明确。有的人说：“钱副部长的报告就是两小时就读完了，怎么能够学习两个月呢？”有的人说：“我一向生活单纯，除了当学生，当先生，没什么可联系的。”第五、六周，我们强调联系实际，又忽视文件，形成了鸡零狗碎的谈事实，找不出主要思想问题，也不能以工人阶级观点分析问题。例如有的说“脾气不好”，有的说“想存几个钱，这是个人主义”。很少人依据文件的精神来检査自己。所以联系实际如果不结合文件，就缺乏理论指导，不能掌握思想改造的武器，学习提不高，思想也是改造不好的。总之，我们要把学习文件与联系实际很好的结合起来，不能分离，也不能偏废。
其次，在联系实际方面，我们对封建、买办等反动思想，应该采取打击肃清的态度；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改良主义，应该采取批评的态度。但是，反动思想与错误思想虽然有区别，也有连带关系，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错误是直接间接在三个敌人思想影响之下形成的。事实证明，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比较深刻时，很自然的就联系到反动阶级的思想根源。在学习开始，大家只在“客观主义”、“个人主义”、“纯业务观点”、“超政治”等方面兜圈子，只从教学以及生活方面谈起，总是不能深入，不能与政治思想联系，后来，经过启发，结合散打运动与政治立场检査时，发现“个人主义”、“超政治”的思想与反动思想有很多联系。许多自命“正人君子”的人，在敌伪时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同文同种”，在蒋匪帮统治时期讲授“中国之命运”与“共产共妻”。这样，一方面联系的多，一方面对错误思想的批判也就更加深刻。
（四）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的几个小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工人阶级革命的武器，正确运用这一武器颇不容易，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运用这种武器时不“左”就右。最初，大家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认识总是消极的，不肯暴露自己，互相间的批评不是“然而”、“但是”，就是“鸡毛蒜皮”，像“猪猡”一样互不发生关系，大家一团和气。领导上需要反复讲解，反复启发，才不致使批评与自我批评流于形式。既经展开以后，又容易产生另外一种偏向，挑毛病、硬挤，领导上要及时掌握、纠正。其次，批评不要简单生硬的质问或提问题，要讲清道理，耐心帮助别人分析问题，这样不仅对方容易接受，提意见的人也因批评别人而锻炼了自己，提高了自己。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当然主要的还是依靠自觉的自我批评。
（五）领导上要深入群众：掌握每一阶段的思想发展情况，及时启发，及时总结，层层深入，逐步提高。因为思想发展不是形象的，而是非常细致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复杂过程。我们必须及时了解情况，研究情况，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领导上做一次承上启下的报告，肯定以往成绩和缺点并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与今后的方向，才能使思想改造运动步步上升。
例如当大家不愿联系实际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讲清为什么要联系实际的问题，一方面用学校具体生动的例子启发大家联系实际。当批评与自我批评停留在自我批评的阶段，互相不提意见的时候，我们就讲明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结合。只有自我批评而没有批评，等于一颗种子虽然有生长的可能性，但没有土壤、水分、阳光、温度等外在的条件，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成为现实的。
（六）集中学习必须与经常学习相结合：工作不断提高，客观要求不断增加，教职员的思想是教育工作的主要动力，必须彻底改造才能满足客观需要。但改造的方式必须是日常学习与集中学习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日常学习一般的偏重理论，结合自己的工作比较零碎，不深刻，所以这样的学习必须与有准备、有领导、有步骤、有系统的联系实际的集中学习相结合；但如果忽视了经常的政治学习，必然形成冒进。这次集中学习因为平时的政治学习基础不够（例如在学习中发现还有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搞不清楚），多少有点冒进的现象，冒进的改造思想是不可能的。不过，只是强调日常学习，发展到一定时间，再提高一步就比较困难。这次学习是一种思想检査，把大家的思想检阅一下，找出主要的思想问题，指出克服的办法与努力的方向，使得工作前进一步，我们认为这就是很大的收获。根据我校教职员的情况，集中学习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大家的工作很忙，我们又希望在不影响教学工作的情况下进行学习，时间过长，要求过高，超过大家的思想水平太高，一定会搞出偏向。这次学习两个月，经验不足，准备不够，多少有些浪费。所以我们的意见是一年一次，每次一个月，时间长了会产生厌倦，绕圈子的毛病。
（七）巩固学习成绩：在这次学习中，一般的都有很大的收获，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彻底批判了“超政治”的思想，能够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进一步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在教学思想，教学态度与团结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但这次学习只是思想改造的开始，为了把这次学习的收获巩固下去，大家针对自己的主要缺点打出了个人规约，作为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并根据个人的规约，定期检査，修订补充，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去。（摘自北师学委会：北京市师范教职员的思想改造是怎样进行的）
第八章•思想改造的典型范例
划清敌我界限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
我是一个中年的教育工作者。解放以前，我并没有走上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道路，这就是说，我既未站在革命的方面，当然是站在反革命的方面。两年多以来的各种学习机会，使我逐渐认识到：我尽管可以找到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解释并企图辨白我的过去，事实上那只是一些不相干的理由而已，唯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着手，才能真正明确自己过去一直是站在什么立场。譬如关于我曾投奔胡宗南的一段历史，我曾以“更直接的去了解国共矛盾所在”一类超阶级的话来说明投奔的动机，并以没有做过重要的官、没有为非做恶以及最后还是离开胡宗南等理由来辩白自己。今天看起来，这都是自欺欺人的借口，至少也是没有勇气对旧思想做正面斗争的表现，应该说我那时的主导思想是反人民的统治阶级思想，我对共产党的看法恐怕不仅仅是单纯的怀疑它而已，我的行动表现着要替反动统治撑腰、要加强它的力量、要让人民更驯服，进而来削弱或更进一步消减革命的力量。至于其他种种表现，如在官场中表现出学者的架子、一时不计较官职的高下、不胡作非为••••••那都是些细枝末节的琐事，纯粹为了博得上司的青睐，根本谈不上清高纯洁。正因为当时主要支配着我的是反人民思想，我就无疑也站在反人民的立场。抗战胜利后，我虽然离开了胡宗南，回到大学来教书，但我的反人民思想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还继续在不同的方式下支配着我做了不少间接直接的危害到人民利益的行动。举几个显著的例子来说，我曾先后为反动的“世界日报”和“天津国民日报”经常写过社论，我也曾参加过“社会经济研究会”所主办的“新路周刊”的编辑工作，我又曾与北大清华的教授为应伪东北政委会之邀请，分批前往被解放军包围的潘阳去“讲学”。不错，尽管今天检査出来，我当年所写的和讲的多半是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我不但没有从我口里和笔下说出讨好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话来，反而时常讽刺它，我不但没有直接骂过共产党，反而有时还以“天快亮了”一类的话暗示共产党的即将到来，但老实说，这些都并非基本的。同样的我写社论、编刊物、去东北“讲学”，事实上的的确确也解决了我当时极其窘困的生活问题，但这也并非基本的。基本的问题是：我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并无深厚的感情，对无恶不作的蒋匪政权并无不共戴天的仇恨，对阴谋奴役中国的美帝国主义竟然毫无一点认识。由于反人民思想当时还在我脑子里作祟，就注定我站在反人民的立场，有意无意的替蒋匪政权捧了场，也有意无意地为司徒雷登、马歇尔之流做了喉舌。这可以见得，我虽然回到大学当了表面上似乎是“清高”的教授，我的头脑里却依旧充满着一大堆不干净的东西，它们在具体问题上还是起了主要的作用，竟至到了北京围城之时，我还好像对共产党存着观望的态度。
最初我曾经以为，那样的检讨过去，对自己是有失公平的，即当我在革命大学写思想总结而对过去作那样的检讨时，我也还觉得痛苦。在参加这次学习运动以后，由于同志们的启发和我自己的反复思考，我这才完全信服，只有如此地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照妖镜”，才能把过去真正的自己看的清清楚楚。我之所以曾经以为对自己有失公平，因为自从我到北大以后，我满以为我发表过不少文章讽刺蒋匪政权、辩护学生爱国主义运动，我也竟至收到过被迫害的威胁。这些事看起来似乎是我的光明的一面，但当我们在学习运动中清算自己的反人民思想时，我难道应该拿这些事来遮盖所有其他牵连到基本立场问题的行动吗？我想是不应该的。直到解放为止，我还一直以英美“民主”在课堂里向青年学生们灌输，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后来跑到解放区去的学生同我来讨论英国工党“社会主义”的时候，他指出英国工党所实行的是假社会主义，我劝他不要那么快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来对什么事下肯定的结论，我这等于要他走我所走的中间路线，要他不去革命，至少暂时再等一等。结果青年人还是走了，我则继续徘徊，这还不显然说明我当时站在什么立场吗？我们的学习既然是为了自我改造，我们就不必找一些片段的事迹来表扬我们的过去，更不应该强调动机或者企图以局部来说明全部。人民对于我们今天业已经走上革命的道路的知识分子自有正确的评价，如果我们自己硬要说我们过去差不多就是今天这样，那么改造思想一定会无法进行下去。我现在已经体会到：严格检査并认清过去的立场是今天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的前提，在思想战场上，原谅自己就是掩护敌人。
事实证明，歼灭思想敌人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情。一般的说，我们知识分子，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很快地就能在理论上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的思想问题就已经完全获得解决，事实表现出来的是：我们的立场经常在摇摆。最近在北京大学有些小组对胡适的讨论中，就反映出了一些思想情况：有的说：“胡适在学术上是圣人”，有的说：“胡适今天回到中国来还可以起很大作用”，有的说：“胡适风度好”……这很明显地是思想上不分敌我在具体的胡适问题上的表现。这种思想情况当然也能影响许多其他的事情。据说有一位教师自己承认在政治上已完全失败，他今天但求在政治上可以“及格”，至于他的业务和教学则一向是站得住的。我觉得这样想是完全不正确的。所谓政治上失败应该是指反人民思想为革命思想所败，而所谓但求在政治上可以“及格”，应该是指今天又不打算彻底肃清反人民的思想，他的业务和教学在过去的反动统治之下是站住了，今天难道还可以允许这样的包含反人民思想的业务和教学继续站住吗？人民教育是一定要排斥他们的。这是教学方面。其次，在聘请教师方面，北京大学至今尚有忽视政治条件、强调在外国资产阶级大学里的“学术”成就来作衡量标准的倾向，我所知道的法学院三系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别的学院大概也不能免。我想这也是把学术和政治对立起来的不正确的看法，形成这种看法的基本原因就是敌我思想界限模糊，因而不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来处理问题，这样的做法难道能把北京大学改造成人民的大学，担负起为国家培养大批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的巨大任务吗？我想是不可能的。以上是就教学和聘请教师两方面所举出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拖延划清敌我界限或对划清敌我界限缺乏警惕，我们就会做错事情。
总之，我们都是从旧社会中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今天还不可能完全没有反人民思想的残余。我认为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我们所要注意的不止是谦虚一点的问题，而应该首先是认真一点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地通过划清敌我界限、从而肃清反人民思想，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只有当我们有决心认真的把自己锻炼成人民的教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师时，我们才能成功地担负起为国家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青年干部的任务。纵容反人民思想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也就当然失去了人民教师的最起码的品质。（摘自楼邦彦：划清敌我界限，改造自己的思想）
彻底改造思想，争取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
举几个例子来检査我的个人主义：在成都时和一些同事办过补习班（小学店）赚钱，开学时，见面就问“生意如何？”，为着分款方式，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我总是站在前线，自称主持正义，按劳计酬，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是为自己谋利益。南京解放以后，我为了争住好的房子，散布一些主张，表面上，振振有词，公平合理，暗地里是制造纠纷，扩大事件，反正自己不落空就好。为了这件事曾引起若干同志的不团结，并且使得住宅问题越来越复杂，我应负一部分责任。去年夏天上海某校邀我去任教，事少薪高，我打算到那里以后，少说话多读书，过安稳生活，为此我还假公济私去上海接洽过一次，这思想一直到上阶段“三反”学习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时才打消。去年我的大女儿参干，是共产党教育她的结果，我虽然已经认识到新时代中，子女是属于祖国的，可是旧思想还是存在的，因此，我的情绪很波动，既不鼓励她，也不阻止她，当她录取时，我只勉强的说一声赞成。我的个人主义也表现在急躁一方面，自以为是，自信很深，不愿倾听别人的意见。在上一阶段学习时，我担任小组长，认为有些同志不进步，我不多多采用启发互助的方式，而是打击他们的情绪，用自己的意见压倒这些同志的意见，自以为比他们知道的多些，借此抬高自己，我没有好好地向他们学习，大大地影响这些同志的自觉性。校内“三反”运动后，当别人对我有意见时，由于我的落后意识，我不接受进步的一面，而接受旧的意识，我怕别人说我出风头，处处考虑个人得失，动摇不定，常想退缩，甚至有反正拿这么多钱，何必多做事的极端的庸俗雇佣观点。归根结底，我对革命工作没有热情，这是个人主义的集中体现。
个人主义向上爬的思想是我一切思想作风的根，这和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思想是极端违背的。不放弃个人主义就不能走向集体主义，就不能发挥力量，就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不能完成人民教师为国家培养干部的任务。个人主义的危害性是很大的。今后我唯有加强学习，争取彻底改造，才能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摘自叶南薰：初步检査我的政治思想）
回国一年来
回国一年多，在许多进步朋友的帮助下，我虽然有了某些进步，但在思想上还有不少严重的缺陷，例如：
（一）口头说要牺牲一切为人民服务，但我实际上还计较名利，计较工作岗位的好坏，不安心工作，并且有将技术“恩赐”给祖国的观点。例如我到东北各处矿场参观，人家客客气气的称我为“教授”、“专家”，我也就自高自大的以“专家”自居、不知虚心学习。在学校对同事对同行亦是自命不凡。
（二）口头上批判美国，但实际上却时常想着美国对我的“待遇”、实验室等等，对苏联先进经验不肯虚心服气地去学习。
（三）口头上说要虚心搞好业务，但实际上我有着一种优越感，觉得我自己有一套新东西。我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是脱离实际的，可是还强调“不晓得是个怎样联系法”。
（四）口头上说要学习政治，但实际上我总觉得政治学习妨碍我的业务，将政治和业务严重的对立了起来。
我越仔细检査，越感到不寒而栗。
因为我是小资产阶级中较有地位的，我的自私自利向上爬的思想要是继续发展，一有机会，就会以个人立场去代替民族、阶级以及人民立场。
因为我已经是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我的优越感和纯技术观点如果继续发展，一有机会，就会不分敌我的做反动派的帮凶或者间谍。
因为我是留美学生，我的崇美思想要是不根除，一有机会，就会不自觉地做了买办阶级或者帝国主义的走狗。
何况我现在是站在教育岗位上，负有为人民祖国训练建设干部的任务！
我过去虽然没有爬到人民头上，但也已经骑在人民脖子上了。现在要爬下来同人民站平，并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
自我改造的方法就是学习，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要学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要使得理论结合实际、业务结合政治，要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今后工作的指导。
摆在我面前的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工作、改革学制、改革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具体工作都将给我们以考验。
两年来祖国建设的辉煌成就，英勇的志愿军的感召，让我体验到新民主主义的优越性，使我消除了旧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悲观和伤感。我要改造自己，充满信心地随着共产党前进。（摘自胡为柏：我迫切需要学习和改造）
我对好人的看法
在这一个多月的学习中，经过自己的思索，同志们的帮助和文件的启发，特别是有一句话对我深有启发：“离开阶级关系而来谈善恶，是弄不清楚的，如果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就不能判断某人的好坏如何。”使我对“好人”这个称号开始发生了疑问：“我是哪个阶级的人呢？哪个阶级的人说我是好人呢？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判断我是好人呢？”我初步的分析有这几种人：
一、反动统治者说我不错。他们当然最喜欢甘心附和，全心全意为他们效力的人。不得已而求其次，不反对他们，安分守己，努力工作的人，也是他们所希望的。我过去不问政治，热心教书，正适合了他们的要求。我消极的支持了他们的反动政权，积极地为他们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奴才，巩固了他们的统治。我虽然不是国民党员，我的行动却对他很忠实。在解放的前夕，我还打算逃跑呢！在它的大势已去，崩溃在即的时候，我要和它同进退，反动统治者对于这样忠诚于自己的人，是不会不嘉许的，当然说我是好人。
二、特务和违法者说我是好人。我听了许多特务的言论，不予争辩；看见特务的行动，不加干涉；特务被人民摈弃，我对他还表示同情，给他以安慰；特务被政府逮捕，我曲于解释，找理由加以原谅。像我这样的态度，对特务的活动，是起了很大帮助的，特务当然说我是好人，还有违犯政府法令的犯罪分子，我也一律宽容。我看到他们的不法活动，不加以制止，不予揭发，使他们得以继续侵犯人民的权力与利益，赚到大批的金钱，过他们富余的生活，这些违法者当然也说我是好人。
三、和我相差不多的“好人”，或者仍然有我这样好人思想参与的人，说我是好人。他们判断某人的好坏，和我差不多，同样是离开了阶级而谈善恶好坏，志同道合，同病相怜，当然他们也会说我是好人。
根据以上的话，可以正确得出结论：我是反动统治阶级所认为的好人：只有“自觉与不自觉地”站在反动派立场来衡量我，才会认为我是好人。
谁是真正的好人呢？在朝鲜的有着无比的勇气“冒着敌人的炮火”，英勇杀敌，保卫了祖国和人民安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们，是真正的好人——如崔建国、如郭忠田……。在工厂，在田野，努力钻研技术，提高生产效力，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了更多的财富，生产了更多的粮食，和原料的工农劳动模范们，是真正的好人——如赵国有，如曲耀离……。
就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讲，关心国家比关心自己的家庭还重，关心人民比关心自己的父母妻子还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业务，不断的提高自己，正确地有效地教导学生，给国家造就大批的优秀干部人才，是真正的好人。（摘自苏芝宇：我过去和现在对”好人”的看法）
我初步认识了错误
我左手抓着教条主义，右手抱着经验主义——粗粗看来，这两件“法宝”似乎是矛盾的。
但，如果我从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片面性、分裂性这些特点上来看，从我一方面脱离实际、一方面死抱着纯技术观点这些特点来看，则出现在我身上的这些现象不仅不是矛盾，而且是有机的统一的，必然的。
从这里就揭发我的创造思想和方法的阶级本质——小资产阶级的本质，同时也证实了：在文艺领域中，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毒素主要是通过小资产阶级来起发酵作用的。
为什么我一直负载着这些思想毒菌毫不自觉呢？根本的问题在于：我首先对电影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一向没有正确地加以解决。
在解放之前，我们的作品的观众对象主要是城市中的小市民。我们作品中的不满现实的——所谓进步的一面曾经鼓舞过他们，但是我们作品中落后的也是主要的一面（包括了上述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成分），也由于得到他们的欣赏称道，而日益根深蒂固。在解放初期，我从理论上认识了文艺要为了工农兵，但我认为电影可能不同一点。因为电影需要繁杂的机械设备，而在当时（我指是1950年），全国六七百家电影院大多都集中在大城市，移动放映队还是很少，因此，我认为城市小市民仍旧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对象。电影要为工农兵，还要等一会儿。于是，我满足于这个分析，口头上是接受了工农兵的方面，而在实际上是抗拒着的，依旧坚持电影为小市民服务的道路。因此，我当时在行动上是留恋于私营电影公司的岗位，在思想上是拖延思想改造。我就牢牢的站在自己的错误观点上绝不动摇！
在以上一系列的看法没有明确之前，我只记得我是跟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战斗过来的，是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迫害战斗过来的，是帮助过小市民曾进步的。我们经过了艰苦奋斗，赢得了胜利。而我却把胜利之所以获得，不正确地看作是依靠了我的所谓“进步立场”和两件法宝，它们也将为我今后的创作——工农兵电影的创作——开辟道路。这两件法宝是我的武器，也是我的盔甲，就此把我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保护的原封不动，必要时只要加以点点滴滴的“改良”，就可以打扮为无产阶级的模样，跟观众见面。
在这一系列的看法没有明确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的思想系统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的文艺思想早已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所腐蚀，与城市小市民的落后思想同流合污。我从来没有想象到我是在电影领域中抗拒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我没有严肃地认真地想过：如果这种种毒思想不加以彻底的清算，不经过思想改造，必然会发生错误，做出对人民不利的作品来。
因此，要解决我的创作思想上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我对革命的态度问题，我必须首先痛切地改造自己，紧密地和劳动群众结合，从一个阶级改变到另一个阶级，才能够争取做一个及格的人民电影工作者。
为此，我必须从头开始，老老实实地、恭恭敬敬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消灭我身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及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思想。
为此，我必须全心全意地开始真正地投入火热的实际斗争中去。向劳动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学习，从实践中改造自己！
初步认识错误只是可能改正错误的第一步。在实践中改正错误的路程很长、很艰苦。但，我有决心走下去。希望同志们多多帮助我。（郑君里：我必须痛切的改造自己）
我过去对苏联、国民党、共产党的看法
我因为亲美崇美恐美，接受美国的谬论，也就仇视苏联。加以对苏联与沙俄分不清，认为“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我迷信美国宣传，不相信苏联能应用原子能，因此对苏联所禁用原子弹维护和平的建议，我都予以曲解。我轻信“苏联虽然有经济平等，但是没有政治自由。”我从美国制作的电影“铁幕”中，我从美帝国主义宣传“我得到了自由”的文章中，来“了解”苏联。三年来中国人民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生产建设突飞猛进，人民民主自由的真正情况教育了我，我才慢慢认识到我过去是敌友不分的。
由于我出身封建家庭，受帝国主义教育，我是拥护蒋匪和国民党反动派并且反对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一九二七年，蒋匪背叛革命，正因为他不反帝，符合我的口味，所以我赞成他。“九一八”时，反动派不抗日，我相信国民党的话“攘外必先安内”。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认作“流寇”“游而不击”，最好将军队交给蒋介石。反动派虽然日益腐败，我常发牢骚，但仍然希望它改好，从来不认为这是它的阶级本质，永远改不好的。孔匪宋匪贪污腐败，傅匪常年骂他们，我以为勇敢，敢于骂，其实是唱双簧。总之我死心塌地拥护反动派统治。从来未曾相信革命和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力量。
正因为我思想上是站在反动派一边的，所以我在行动上也就做了危害人民的事。一九三二年曾在伪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讲课，那班学生，毕业后在反动派的兵工厂内做武器，必然危害了革命。在成都时我鼓励学生们参加反动的青年军和远征军，还发动理学院的家属义卖，以所得购买礼物欢送青年投入反动派的军队，断送青年，危害革命。“五.二零”时，我在校门口劝阻学生参加游行，劝说学生上课，表面上怕学生受伤，实际上是同情反动派，维护反动统治。我在物理系师生座谈会上谈所谓的“科学救国”，希望学生不要参加学运，事后本校教员发宣言劝学生上课，我是起草人之一。又南京各大学教授也有宣言，有人来邀请我签名，我也签了名。但是不愿意把名字放在头一个登在报上，那是因为我不愿再表面上拥护反动统治。后来报上未将我的名字登出来，我就很高兴。我貌似学者，青年相信我，因此危害更甚。
在解放前夕，淮海战役时，我心中很着急，国民党军队为什么不能会师？我希望迁校，曾写信问岭南大学有无地方。解放时无可奈何的等待着共产党来。直等到解放后很久我还有些问题搞不通。我思想上搞不通的一个问题要算民主集中制。解放初期，我对选举制度老是搞不通。为什么选举多少人，就提那么多的人。提名至少也应当加一倍啊。学生会邀请我讲民主集中制，我搞不通不肯讲，也未积极研究，更未在实践中学习。解放初期人民代表会议不经过选举我也不懂，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我才悟出道理来。
总之由于我眼中的重视个人利益，所以亲美崇美，更由于我出身封建家庭，受帝国主义教育，因此反苏、反共、反人民。从小就想留学，向上爬，甘心投向帝国主义，丧失民族立场。解放后，我仍然站在过去的立场，还死命的维护美帝国主义和他的犬马，造成教育事业的损失，人民的损失。
一年多以来，个人主义于工作的危害性就很大。我在行政上怕得罪人，不能坚持原则抱敷衍态度，工作上常犯急躁、退缩、依赖等毛病，于是不积极开动脑筋。审干运动中，我没有发挥作用，第一次讲话没力气，轻轻讲，因为自己的儿子未曾报名所以有顾虑；第二次儿子报了名是受共青团的教育，也不是我动员的。这都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一定要将他根除，否则工作是不会搞得好的。我更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群众的帮助下努力改造，拿工人阶级立场来衡量自己，努力工作，以赎愆尤。（摘自李方训：批判我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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