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敏，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文化学院音乐艺术学院博士生，湖南交通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教师
文章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摘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歌谣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在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革命歌谣的创作与传唱发挥了重要价值。长征中的革命歌谣涵盖了行军战斗、部队生活以及政治宣传等多种主题，其创作主体多元，旋律旧曲新用、易于传唱，歌词简洁明了、贴近实际，充分满足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在长征途中，革命歌谣依靠文字传播，宣传队、普通战士口头传唱，群众自发传唱等方式，不仅为红军战士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还有效传播了共产主义理想，深深感召了沿途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些歌谣为探究长征不同面相，赓续红色基因提供了宝贵资源。
关键词：
长征；革命歌谣；宣传工作；红色文化
长征是中共革命历程中的一次伟大壮举。毛泽东说过：“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那么在长征中，红军到底如何告诉亿万人民“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体现在哪些地方？党又是如何打造出一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革命队伍？揆诸史料，笔者发现，研究革命歌谣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回答上述问题。基于此，本文以革命歌谣为研究对象，探究红军长征中革命歌谣的创作与传播，分析这些歌谣的主题和特点，揭示其传唱方式，诠释其丰富价值。
一、红军长征时期革命歌谣的创生背景
革命歌谣，是指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服务革命需要的音乐艺术形式，它不仅记录了革命战争时期的奋斗历程，也传递了革命者对革命成功和美好生活的渴望。尽管红军长征的路途充满艰辛，但革命歌谣依然被大量创作并广泛传唱，这背后源于党对革命歌谣服务革命的认知与实践，以及长征曲折历程所形成的独特创生土壤。
(一)中共对歌谣服务革命的认知与实践
建党伊始，中共逐渐意识到革命歌谣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宣传动员的重要方式，并用于革命实践。1922年正月初一上午，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成员在上海市内散发“贺年帖”(内载宣传共产主义的歌)六万张，开展革命宣传。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中共的影响下，国民革命军中出现了与政治宣传相结合的音乐活动，并创作一大批革命歌谣。1925年，中共通过的《宣传问题议决案》中明确要求：“编辑通俗的小册子歌曲等”,用于宣传工作。国共合作破裂后，南昌起义部队远征广东时，各级政治机关的宣传队，一路上努力向部队和群众教唱革命歌曲。很多部队学会了《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和《工农兵联合起来》等歌曲，鼓舞了部队士气。1928年，中共要求发行并供给城市与乡村用的大批通俗的政治书籍报章，注意工农的文化程度，最好编成歌谣韵语，特别是把党的政策口号，编成咏语山歌。此后，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发展，中共越来越认识到运用革命歌谣开展宣传工作的紧迫性，毛泽东批评红四军的宣传工作中“革命歌谣简直没有”,要求“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此后，各根据地发起革命歌谣的创作与传唱运动。在运动中，一方面，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革命音乐创作者，如陆定一、李伯钊、沙可夫等，革命歌谣配合“查田运动”“扩红运动”等得以大量创作，出现了《红军胜利歌》《送郎当红军》《十送红军》等经典曲目，此后宣传部门选编多部歌本，其中仅《革命歌谣选集》就包含歌谣65首。另一方面，革命歌谣在苏区广为传唱。红军战士无论是在学习、操练、早晚点名，还是在行军、宿营、战前动员时，都要大唱革命歌谣。苏区群众不仅学会大量革命歌谣，也口头创作并传唱革命歌谣。无数群众在聆听、传唱这些革命歌谣的同时，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二)长征为歌谣创作与传唱提供了现实土壤
长征开始后，革命队伍中的文艺战士全身心投入文艺宣传及革命动员工作中，成为创作革命歌谣的核心群体。时任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参与创作了《两大主力会师歌》《打骑兵歌》《长征歌》等，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彭加伦也写下多首革命歌谣，如《渡金沙江胜利歌》《战斗鼓动歌》《提高红军纪律歌》《到陕北去》等。多年后，耿飚称赞“加伦诗歌能除困，而今犹有欢笑声”。除了宣传、文艺干部外，红军中还有不少自己编曲编词的指战员。加上沿途感受到红军为穷苦人民当家作主的农民群众，不同群体在长征路上的真实体验，成为革命歌谣的创生源泉。
战胜艰难险阻的经历构成了革命歌谣的现实材料。中央红军渡过湘江，突破四道封锁线，捣毁敌人大量碉堡，红军政治部就此事迹编印歌曲《出击歌》,用“红军打仗真英勇，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意即国军之碉堡)”的歌词，记录红军的胜利，表达对蒋介石碉堡政策的嘲讽。爬雪山时，为给战士们鼓劲，红军宣传队员编了鼓动词唱道：“翻山顶，看本领，比比哪个是英雄……”。过草地时，尽管路途凶险，但战士们经常以共唱革命歌谣来抵抗疲劳与饥饿。红军战士结合当时情况，编出一首鼓劲歌曲：“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个战友尝。”
长征中的重要战斗、会议、事件是革命歌谣的创作来源。杨成武回忆，红三军团通信排的排长小谢是“一边走路一边编歌子的机灵鬼”,一遇休息，就缠住他要他讲形势，说故事，而他随便说来的东西，不用多久就成了歌谣中的歌词。有的歌谣紧密结合重要战斗，展现红军胜利英姿。红六军团在新场战斗取胜后，红军指战员将战斗事迹编入歌谣并在行军中传唱。有的结合重要会议内容，宣传会议精神。红四方面军在毛裕镇会议上强调把政治工作与军事技术密切结合，提出“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军训训词，该训词很快被谱以曲调，广为传唱，鼓舞全军。有的将重要事件写入歌词。如《两大主力会合歌》记载了“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而陆定一等创作的《长征歌》,按照时间顺序，展示了红一方面军走湖南，过湘江、乌江，占遵义，到扎西，入川西，飞夺泸定桥，翻夹金山，过草地，到陕北等事件，可谓概括了该军长征的全过程。
民族团结和军民情深为歌谣的创作提供了鲜活人物形象和情感共鸣。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他们模范的革命行动和其教唱给沿途群众的《红军纪律歌》等歌谣，为群众所铭记和赞颂，也激发了群众创作革命歌谣的热情。1935年红军到望谟的紫云火花时，纳立寨布依歌手哈廷贵编有两首歌谣，一首大意为：天未亮，鸡报晓，红军到火花。等到红军队伍来，有吃又有穿。另一首大意为：红军是好人，好人爱穷人，千方百计救穷人。红二、六军团策应红一方面军长征时，秉持艰苦奋斗、紧密联系群众的崇高作风，给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湘鄂川黔根据地传唱着的歌谣记录了当时的军民情深：“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来，顺着耳朵听(读平声),不要茶水喝，又不扰人民，只听脚板响，不听说话声。婆婆门缝看，原来是红军。媳妇你起床，门口点个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军。”
简言之，对于革命歌谣，中共历来将其作为重要的宣传工具加以重视，并在实践中大量加以运用，积累了丰富的歌谣资源，形成了包括群众在内的多元创作主体，而红军长征的曲折历程又为歌谣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促进了革命歌谣的大量创作和广泛传播。
二、变与常之间：红军长征时期革命歌谣的主题与特点
红军长征中，红军战士和途经地群众，传唱着大量不同主题的歌谣，有的是苏区革命歌谣的继续运用，有的则是新创或改编，体现出面对不同地域、不同斗争环境因时而变的特点。
(一)红军长征时期革命歌谣的主题
长征开始不久，红军总政治部就要求“适应现在任务与环境，迅速转变政治工作的方式。”革命歌谣更加注意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的歌谣旨在筑牢战士革命理想。除了《国际歌》这些部队行军和休息时就常唱的歌，也有歌谣加入新的内容，如：“云贵川，红旗飘，红军志气比天高，江山从此归穷人，土豪劣绅好心焦。”有的歌谣意在强调部队的团结。红军总政治部指出，“要在困难的条件之下团结红色战士，不灰心，不丧气”。因此歌谣中强调团结主题的非常多。有歌词唱道：“红军越打越有劲，团结像一人，我们伟大的任务，一定完成”。有的歌谣重在培养战士的纪律意识。沿途扩红使大量新战士加入红军，政工部门为此编唱《新兵同志听指挥》,其歌词采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内容，加入“新兵同志们，行动听指挥，不可胡乱行”的新词，在新战士心中植根“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观念。红二方面军也编唱了《红军纪律歌》,旨在培育红军铁的纪律和优良作风。除此之外，毛泽东认为，战斗员只有识字三百，才能“懂得许多革命问题的普通道理”。换言之，文化教育是政治教育的基础。有革命歌谣也以鼓励战士识字主题。《识字歌》唱道：“同志们，要知道，文化知识不可少……同志们，大家来，努力识字学文化，比一比哪个呱呱叫。”
尽管敌人穷追不舍，红军却始终高度重视部队战斗意志的激发和战斗能力的培养。长征开始后，红军总政治部明确要求“运动战中政治工作，应当以短促的时间与有力的鼓动，运用一切可以兴奋战斗情绪的活泼方式(如唱歌队、化装讲演、五分钟军人大会等)”。同时，“对战斗员尤其是新战士，则须进行必要的技术教育。”为此，创作和改编了丰富多样的战斗歌谣，以利作战和训练。有的歌谣直接用于指导作战。面对新的敌人，创作者将新的作战技法融入歌词中，辅以耳熟能详的旋律，使战士牢记于心。红军进入川西北后，面临未曾遭遇过的敌人骑兵袭扰。中革军委制订《关于对敌人骑兵作战的指示》指导反骑兵作战，创作者结合指示内容改编《打骑兵歌》一首，歌词为“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迎战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类似的还有《子弹歌》《操练歌》等。有的歌谣诠释作战方针。《红军入川歌》主要是传达中央红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意图，使战士们明确斗争方向，消灭畏难情绪。有的歌谣意在鼓舞战斗意志。战斗胜利的消息，是最好的鼓动内容。红军在新田等地打了胜仗后，宣传队即编“胜利渡过于都河，新田、古陂打胜仗”的歌词，鼓动部队。
长征之路漫长且充满艰辛，若缺乏必要的行军知识，想要胜利走完漫长路途难度极大。唱歌往往能够令人放松，也能够传播知识。因此，创作者注意在革命歌谣中融入行军常识，并加入鼓劲、欢快的元素。有的歌谣普及生活知识。红军中专门创作了《吃牛肉歌》。歌词为“牛肉本是个好东西哟，吃了补养人身体。骨头可以熬汤喝，牛皮可以做鞋穿哩!尾巴脑壳并足蹄，烧起吃了真安逸。细心教育大师傅，辣椒生姜味道齐。”一方面教会大家如何正确烹调和食用牛肉，提高士兵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不吃牛羊肉的战士做好思想准备。有的歌谣用于缓解疲劳、消除畏难情绪。渡金沙江前，为免除战士的枯燥疲劳，红一方面军在各单位教《渡江动员歌》,歌词为“金沙江流水闪金光，胜利的红军来渡江，不怕它水深河流急，更不怕山高路又长，我们真顽强，战胜了困难，克服一切疲劳，下决心我们要渡江。”有的歌谣普及卫生知识。行军路上，军医班的教员将药物学编成了各种各样的有趣味的歌曲给学生唱。红四方面军还创作了《劝伤员》,意在告诉战士：红军勇敢冲锋，受伤很光荣，但是受伤不能等，要安心、及时地医治。
澎湃认为，“农民的思想，一半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传统下来，一半是从戏曲的歌文中所影响而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人生观。”正因如此，向沿途农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反映红军宗旨，动员群众支持、参加革命是革命歌谣的重要主题。有的歌谣宣传党和红军政策，《分田歌》唱道：“分田歌，分田歌，先前无米煮，今日有米多。分了田，笑呵呵!”有的动员群众支持或参加红军，《一定扎根闹革命》唱道：“穷人穷得好伤心，无衣无食湿淋淋；我们要想出头路，跟着红军闹革命。”有的控诉反动派残暴，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动员群众反帝反封建。《打倒狗刘》唱道：“狗刘,想当巴蜀王，出卖四川省，勾结蒋匪帮，投靠小日本，卖国卖家乡。”有的号召妇女解放。红军转战川滇黔时教唱的《妇女解放歌》,用浅显简短的歌词揭露旧社会对妇女的压迫：“一早起来，做到日落西，风吹雨打有谁知，字又不会写，书又不会读”,动员妇女“快快地觉悟起”,摆脱封建束缚。
在长征中，红军遭遇了国民党中央军以及众多地方军阀的部队，这些部队内部情况各异，不少士兵也是穷苦人出身，对党和军队抱有同情。因此，长征伊始，瓦解敌军，争取敌军士兵加入也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不少歌谣以对敌宣传、瓦解敌军为主题。有的歌谣结合时局变化，呼吁北上抗日，停止内战。《联合起来打日本》唱道：“拿把小胡琴，唱给别军听，你们不打我们，我们不打你们，大家都是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有的通过揭露白军内部的残酷压迫，来瓦解敌军。《忠告白军士兵歌》等歌曲，以“残酷的命令迫你”“猪哟羊哟生活待你”“牛马样地使用你”等歌词揭露白军长官对士兵的压迫，启发白军士兵的觉悟；同时号召白军士兵杀死长官，投向红军，以“平等自由真正好”的歌词鼓动士兵倒戈。
红军带领沿途穷苦群众翻身作主人，赢得了他们的认可，他们在学会革命歌谣后，也开始自发地创作革命歌谣，主题主要是歌颂红军和共产党，讽刺反动派。有歌谣赞颂红军打土豪、开仓放粮等事迹，唱道：“民国二十三，红军要入川，绅粮喊皇天，百姓一片欢!”有的歌谣揭露旧军官的丑恶嘴脸。云南元谋地区流传的《活捉朱淮》唱道：“元谋有个朱师长(呛底里呛)死心抵抗共产党(呛底里呛)……因为他的血债多(呛底里呛)拖出北门敲沙锅(呛底里呛)”。
(二)红军长征时期革命歌谣的特点
多元的创作群体和独特的现实境遇，使得革命歌谣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旋律旧曲新用，适应传播需要。长征途中，中共创作的革命歌谣体现出“旧曲填新词”的特征。这些歌谣的曲调来源广泛，有的来自中国传统民歌、山歌。如《长征歌》的歌词仿照民间“十二月歌”形式填写，使用《孟姜女调》的旋律。有的使用兴国山歌的曲调。李伯钊用兴国山歌的曲调写过一首歌：“我们已经到了目的地……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有的是旧军歌、学堂乐歌的曲调。《出击》《粉碎敌人的乌龟壳》等就是用旧军歌《军人争气歌》填的词。《妇女解放歌》则是由学堂乐歌填词，原曲为《欢乐之神》。有的使用国外民歌或军歌。如用苏联民歌填词、创作的《再占遵义歌》,以苏联红军歌曲填词的《上前线去》。有的沿用苏区革命歌谣的曲调，如红二十五军所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用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歌》的旋律。这些旋律，不少已是战士们耳熟能详的曲调，部分曲调根据歌词内容进行了压缩、扩充或反复等处理，使其与歌词契合，受众易于学习、喜欢和接受。如流传在镇雄县的《红军歌》与苏区传播的原曲有较大变化。原曲是两段体，除第一乐段外还有一段副歌，而长征时传至镇雄的《红军歌》却没有副歌，副歌歌词被填入第一乐段中。究其原因，就在于原有副歌旋律较难学会，修改后则便于教唱。
第二，歌词通俗易懂，蕴含革命道理。长征中，歌谣创作者将革命话语转化为受众听得懂的大众化语言，与大家的日常战斗、生活紧密结合，使歌谣唱到战士和群众的心坎里，自然易被他们掌握和传唱。《当兵就要当红军》用“指挥员战斗员都一样，莫有人来压迫人”这样浅显的话语，将人人平等的观念传递给受众。有的歌词有意识地用当地人熟悉的叙说方式，反映旧社会的黑暗，激发对旧社会的憎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在地化教育特征。如红军在黔西一带教唱的歌谣唱道：“干人(贵州方言中指穷人，编者注)起来打天下，反对王家烈”“大哥抓去当兵，虫婆爬满身；二哥学木匠，住在吊楼上；三哥学裁缝，穿的烂衣裳；四哥把田种，谷往人家挑。穷人要翻身，起来打土豪。”
结合斗争实际，契合现实需要。在复杂多变的革命斗争与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中催生了各式各样的革命歌谣。这些歌谣深深植根于历史土壤，承载着鲜明的政治立场与宣传动员意图，不仅体现了中共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还生动描绘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历程与崇高的革命信念。《到陕北去》歌词中用“高举抗日鲜红旗帜插到全国去”,强调了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胜信念，而“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创造了十几县广大根据地”则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念。而且，每当发生重要事件，创作者都能结合形势变化迅速创作。过金沙江时，宣传队及时编了《渡江动员歌》。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后，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要求编一首《到陕北去》的歌，向大家宣传与陕北红军会合及抗日的意义。结果彭加伦当晚就编出《到陕北去》,第二天就在部队中唱开了。
三、动与静结合：革命歌谣在长征中的传唱
革命歌谣只有被听众所掌握，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宣传、动员等功能。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运用文字、口头传播等方式，使革命歌谣在部队和群众中得以大量传唱。
(一)借助文字传播
第一，编印歌本。在苏区时，宣传部门就已编印了《革命歌谣选集》《革命歌曲集》等歌本供军民学习和传唱。长征中，红军战士不仅学习这些歌本上的歌谣，也学习宣传部门新编印的歌本，上面包括《两大主力会合歌》《打骑兵歌》等歌谣。同时，红军在沿途也将《革命歌谣选集》等各式歌本留给各地群众。第二，将歌词作为标语内容在长征沿途刷写。红军在仁怀农民王泽光家的门板上写下了“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兄弟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得军阀妙妙妙”的歌词。第三，在报纸上刊登相关歌谣。在长征中，尽管印刷条件很差，但手写油印的《红星》报依然坚持出版并刊登革命歌谣供部队学习传唱。如附有曲谱的《红军入川歌》,使用《上前线歌》曲调的《两大主力汇合歌》。报纸还特地注明歌词中“邛崃”的读音，以便传唱。红二十五军也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红旗报》上刊登，印发给部队学习。此外，报纸还宣传运用歌谣开展宣传工作的典型，使歌谣得到更灵活的运用，并更好为听众所接受。《红星》刊登的《十天行军中化装宣传的一瞥》《全师宣传队的活跃值得每个宣传队学习》等文章就介绍了典型宣传队结合化装、唱歌、谜语等元素开展宣传鼓动的经验。
(二)宣传队传唱
毛泽东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强调：“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长征中，红军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文艺宣传队，仅红一方面军就有红一军团的战士剧社，红三军团的火线剧社，红五军团的猛进剧社；红二、六军团有战斗剧社；红四方面军有剧团；红二十五军也有自己的宣传队。此外，红军团以上各级政治部中分别设有“白兵工作部”“白兵工作委员会”等对敌宣传组织，负责对国民党军的宣传、瓦解工作。这些组织，在长征中善于抓住每个可能的时机，将革命歌谣与活报剧、标语、口号等方式结合起来开展宣传，是歌谣传播的主力军。在休息时，他们经常到各连队教唱《红军纪律歌》《子弹歌》等歌谣，同时还帮助连队培训业余文艺骨干。在行军时，经常搭建鼓动棚，唱革命歌谣，进行宣传鼓动。鼓动棚是宣传队在部队行进路旁搭建的临时棚子，宣传员在棚里通过歌唱、快板表演、呼喊口号、演活报剧等方式，激励部队士气，促进其奋勇前行。如某宣传队“每天都努力在沿途写标语，张贴宣传品。对部队的沿途挂政治问答题及布置鼓动棚，大贴各色标语，昼夜唱留声机，分站喊话。特别是第四组的小同志，还化装冒雨唱歌、呼口号，启发战士的兴趣。”在面对群众时，宣传队每到一处都要向大家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他们“用革命歌声吸引群众，站在木凳上向人们宣传党的政策，讲述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的严明纪律，揭露蒋介石和地方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及种种欺骗。”在遵义，红军之友社的红军教当地青年们唱《送郎当红军》《武装上前线》《决战在今朝》等革命歌曲。有时候，他们还用留声机播放歌谣，吸引群众的注意，并把没收地主的财物分给大家。通过将歌谣与快板、标语、戏剧等其他宣传手段，以及革命行动相结合，革命歌谣更加自然而深刻地印刻在战士和群众的脑海中。
(三)普通战士传唱
长征中，红军将唱歌作为部队内部例行事项之一。据被红六军团扣留的外国人薄复礼回忆，每天只要天一黑，红军“就按照登记表开始点名，点完名就讲话，唱歌，红军战士唱的歌很多，有打倒蒋介石的，有歌颂红旗的，还有强调保持清洁卫生的。每个人都按自己的音调唱，高低不齐，但劲头十足。”新兵加入部队后，老兵会教其唱歌，并注意融入理想信念的教育内容。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的黄忠诚，长征参军后就有老兵班长教他革命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人民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除了教歌，还给他讲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讲打土豪，闹翻身的革命道理。同时，红军大部队也面向群众传唱革命歌谣。红军每到一地，经常会自发地唱着革命歌谣进城，向群众积极宣传红军的宗旨。在习水，红军向热情的群众致礼深表谢意，他们在街沿两旁的屋檐下席地而坐，用嘹亮的歌声向群众宣传红军的纪律。此外，集会传唱也是革命歌谣重要的传播方式。红军进入遵义城后，召开了“万人大会”,红军队伍主动唱着他们最喜爱的革命歌曲《炮火连天响》《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当兵就要当红军》等。场外进不了会场的人，或翻上墙头，或爬到房上，都想争先观看会场内欢乐的情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举行了联欢晚会，大家同声欢唱着《两大主力汇合歌》。在此过程中，革命歌谣为红军战士和当地民众所熟记和传唱。
(四)群众自发传唱
沿途的群众学习了革命歌谣，认同党的主张，也会自发创作、传唱革命歌谣。铁匠蒋锡臣创作的《红军教我唱军歌》唱道：“甲戌年间红军过，红军教我唱军歌。我唱军歌声音大，歌声飞过九重坡。干人听了心欢喜，豪绅听见打哆嗦。”红九军团团部在黔北老湄中办起“青工干部训练班”,来自乡村、场镇的青年约五六十人受训。革命道理和红军歌曲通过青工干部训练班的学员传遍山乡村村寨寨。红军走后，芦山县的赵廷贤，回忆整理出二十六首歌词。他说：“别人唱歌，我就学，自己有空就唱，干活也唱。一首新歌，只要听到别人唱，我就聚精会神地听，领会其词意。简短的歌，听别人连唱三次，我就能唱出来。我唱会了又去教别人。”
简言之，红军的文字宣传者、文艺宣传队、一线指战员等不同群体，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积极传唱革命歌谣，使歌谣更深入人心。同时，这也引发了群众的自发传播，扩大了革命歌谣的影响。
四、多维度解析：红军长征时期革命歌谣的价值阐释
革命歌谣不仅生动描绘了红军历经千难万险、最终胜利到达陕北的豪迈历程，还深刻体现了红军战士们的精神风貌和革命情感。这些歌谣承载着历史的真实，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史料价值，更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实质与文化传承价值。
(一)为长征的胜利贡献了文艺力量
“唱歌不仅是为娱乐，而且是为指导自己的行动。”革命歌谣像指路明灯，给予战士无尽的精神力量，照亮了走向胜利的道路。第一，坚定了红军战士的革命理想。杨成武过草地时，战士们谈论：“我们将来革命胜利了，是什么样呢？”他哼起描绘苏联社会主义生活的革命歌谣，曲子雄壮有力，娓娓动听。很快，战友们都跟着唱起来，雄壮的歌声盖住了雨后的风声。“红军指战员尽管睡在烂泥地上，但却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斗争越是艰难，意志越是坚定。”第二，激发了革命斗志。革命歌谣传达革命必胜的信念，让战士们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在困境中保持斗志。据战士回忆，“宣传队对我们的鼓动是非常大的”,宣传队唱的歌“对鼓动战士们克服困难，树立必胜的信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有战士回忆，歌声一起，“我们的两条腿，就像胶皮车轮打足了气似的，格外有劲。”第三，提升了部队的行军和作战能力。融合药物学知识的歌谣促使大家“到了宿营地，个个洗脚、洗澡，或在森林中睡眠，吸收新鲜空气，消除疲劳。”部队通过《打骑兵歌》,掌握了与骑兵战斗的要领。林彪部队突袭了东北军何柱国部的两个骑兵连，消灭了敌人，缴获了100多匹马，“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议论：《打骑兵歌》真灵!”第四，丰富了部队文化生活，减轻了战士的疲劳和痛苦。长途行军，翻山越岭之时，感到疲乏是常有之事。革命歌谣常常伴着有节奏的口琴声、口号声，“使伤病员忘记了自己的病痛，战士们更加精神抖擞，不知道什么是疲劳。”第五，巩固和扩大了红军队伍。在艰苦的行军和战斗中，战士们通过传唱歌谣，营造活跃的行军氛围，增进部队间的联系，加强红军的团结，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部队在行军过程中唱革命歌谣，高呼中心口号，“政治精神的团结很好，因此掉队落伍最少发生。”在扩红运动中，沿途处处可以听到：“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打倒土豪分田地，要耕田来有田耕”的歌声，在不长的时间内，黔大毕地区就有5000多人参加红军，极大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第六，规范了红军的行动。纪律主题的歌谣，促使红军战士服从战斗命令，遵守行军纪律。老红军蔡录贤清晰记得《红军纪律歌》的歌词，并认为红军不仅这样唱，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每到一处，能住“老乡”家就住，如果“老乡”不在家，或人多住不下，他们就在露天宿营。第七，震慑了敌军，瓦解其斗志。红军到达贵阳城郊时，用石灰在墙上刷出斗大的标语“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集合高唱《国际歌》。敌人则缩在城里不还枪。在两军对垒的前线，红四方面军的剧团向敌军喊话，唱歌，“那种描写白军心理和生活的哀怨曲调，深深打动了白军感情，使得双方交战的阵地寂静无声，只有二胡伴着女声的独唱在阵地上飘荡。”一言以蔽之，红军长征能够取得胜利，有革命歌谣的一份功劳。
(二)在长征沿途播撒了革命的火种
革命歌谣在长征途中成为红军与群众之间情感交流的桥梁，是传播革命理念、宣传党的宗旨、扩大群众基础的重要工具。第一，宣传了党的宗旨，扩大了群众基础。红二方面军在毕节用唱歌等形式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宗旨。听了宣传的群众霎时间奔走相告，“干人的队伍回来了”,许多不明真相躲进深山老林的群众返回家园，穷苦人见了红军，都主动打招呼：“红军先生，我是干人”,亲热得很。第二，感召了沿途的群众，促使他们支援、参加革命。革命歌谣的传唱直接促进了群众的觉醒和参与，使得红军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红二军团宣传队在镇雄县燃起篝火，为当地各族群众演出歌舞，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使各族群众感到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不少群众不顾个人安危帮助和支持红军。有的自告奋勇给红军碾米、煮饭、带路，有的想方设法掩护红军伤病员，有的积极参加红军。在仁怀，王泽光宁愿被抓去关七天七夜，也不铲除红军写在他家门板上的革命歌谣，后来把家里的猪卖了钱交保才被放出来。他将门板锁住，使其完整无缺地长久保存。第三，向新战士传播了革命理想。有的歌谣描绘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传递了共产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许多新战士通过学习歌谣，迅速融入革命队伍，理解了革命的意义。据长征中参军的田麟勋回忆，他跟着大家学会唱《国际歌》和《劳动节纪念歌》,听了大家反复的演唱和讲解，于是“共产国际”“苏维埃”“芝加哥工人的殷红血迹”等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很快地充实和提高了他的革命思想。
(三)彰显红军战士的精神风貌与革命情感
长征过去几年后，曾有观察家将红军的歌谣与国民党士兵所唱歌谣进行对比：在国民党士兵中，最流行的是《十八摸》《四季相思》一类的“色情狂的艳曲，他们常是一面尖着嗓子唱，一面还要扯着腰肢学女人做出种种的媚态。”而“赤军的宿营地的墙壁上，照例遍布着一些标语和歌谣，可是他们那一方面的情形就完全两样，他们那边只有煽动，只有鼓动，处处是力的表现，斗争的表现，绝对没有……颓唐的浪漫的呜咽与呻吟。”可以说，革命歌谣彰显了红军战士的奋斗精神与革命情感。第一，展现了红军的必胜勇气。红二、六军团准备渡金沙江时唱起了战歌，第一首歌词大意是：“我们红色战士，决战在今朝，我们要坚决消灭敌人，保卫自己，为群众谋利益，革命到底……”。第二首歌词大意是：“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蒋匪军，不消灭蒋匪军，我们坚决不下战场。”两曲勾勒出红军战士们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战斗意志和斗争精神。第二，展现了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过草地时，每当部队休息，只要环境许可，便会迅速组织起各种娱乐活动。当时，红军爱唱这样的歌：“草地清清，学会瞄准打敌兵；草地黄黄，骑着马儿去筹粮；草地泥浆浆，齐心打老蒋；草地明晃晃，北上大道在前方。”恶劣的行军之路在歌声中成为坦途，是红军战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完美诠释。第三，展现了红军抗日救国的爱国情怀。红一方面军渡金沙江前所唱的“渡过金沙江，打倒狗刘,消灭反动派，北上打东洋。”以及《长征歌》所宣示的：“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驱逐日寇歼蒋贼，创立人民共和国。”都向世人证明，抗日不只是中共的宣传口号，而是以歌谣等形式实实在在印刻在红军指战员心中的基本方针。
(四)为探究长征不同面相，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宝贵文化资源
革命歌谣是红军长征历史的重要见证，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和人民军队“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不同面相。为我们理清历史脉络，把握历史必然，汲取历史智慧，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宝贵文化资源。《长征歌》《打骑兵歌》《红军入川歌》《红军长征到祥云》等歌谣对于研究长征时期红军的行军路线、战役战斗、重要会议以及作战技术、士兵教育、群众动员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红六军团曾在广西打下飞机，宣传队既需要宣传此消息以鼓舞大家士气，又要防止大家产生轻敌思想，遂及时将此消息结合部队的思想实际，编成了歌谣：“红军战士真英勇，打下飞机全军乐。天上地下都不怕，麻痹大意要闯祸”《双手拉住我的手》唱道：“一更高一点金鸡鸣，红军来到我家门……红军住在我家屋，住楼上，住楼下，堂屋中间煮饭吃，不分军士和民众，大家搞得很热闹。三更三点好月色，召集穷人组农协，搞宣传，讲政策，要打土豪反压迫，穷人听了哈哈笑，又分田地与住宅。”创作者用生动的语言反映了红军战士的行军生活和英勇事迹，为我们研究共产党军队为何能打胜仗、获得群众拥护，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来源。
与其他宣传载体不同，革命歌谣在民众之间通过口耳相传，广为传唱，它是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这些歌谣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传唱和演绎，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精神价值。抗战时期，一些失散的党员和掉队的红军，在云南教唱革命歌谣，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1950年和195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1947年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先后两次指派专业人员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进行了修订，以更好适应军事斗争需要，并且两次正式对外发布，几十年来一直为军队和广大人民传唱，被誉为“红色经典第一歌”。有的歌谣还被加以改编，或被融入大型作品中。1964年，《两大主力会师歌》经过改编，化身为男声二部合唱曲目《会师歌》,并成为宏伟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核心组成部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则被多部大型作品运用其中。正是通过这些方式，革命歌谣将过去与现在相连接，使得红色基因得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生根发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它们不仅成为革命历史的见证，更是激励着当代人继续前行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结语
“红军生活不但是战斗化的，而且是音乐化的。红军的各项任务及全部生活，几乎都可以用音乐来表达。红军所在的地方，时时处处都有歌声，使人感到乐观、愉快。人们从歌声中获得精神力量，使人勇敢、斗志旺盛，对革命充满胜利信心。”这是红军战士的亲身体验和真实感受。革命歌谣，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性、先进性的生动反映。新时代，重拾长征时期的革命歌谣，我们不仅能够感受那个时代红军战士的精神风貌，探究长征何以胜利，牢记红色政权从何而来，更能深刻理解音乐在传播思想、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等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革命歌谣使长征时期红军所展现出来的坚定信念、不畏艰险、勇于斗争、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以及为人民谋利益，与人民患难与共的精神更加具象化，为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提供了榜样和示范。同时，这些歌谣也提醒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长征文化、红色文化的点缀与增色，需要创作更多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接地气、唱得响、传得远、留得下的经典主题音乐的助力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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