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半夜下了高铁回到沈阳家里，放下行李箱，发了会儿呆，点了一单全是零食的外卖。
鹌鹑蛋，鸡爪子，辣条，糖，好多年没买糖果类零食了，这次买了好几种，鸡爪子点了两个，一个卤味的一个虎皮的，小时候还没有虎皮的。
啃着鸡爪子，想到小学有一年暑假，我被放逐到侯三家子这边的农村，一连住了二十几天，前后进的院子里有三间大姨夫和舅舅亲手盖的大瓦房，前后两间住人，侧面开了间超市，远处是大姨夫的三亩水田地。
我和姥姥姥爷就住在前屋，大姨大姨夫住在后屋。
白天时大姨夫出去跑车拉货，大姨就坐在小卖部的炕上打毛衣，或者缝着十字绣，旁边躺着一只长毛狗，电视里播着的是乡村爱情，电视后面是我在偷零食。
曾几何时，我都觉得那里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欢喜。
从前屋跑出来，穿过长长的石板路，登上矮台阶，路过水沟，就到了后屋，两侧是高高的芸豆架子，低低绿叶菜，下面跑着半大鸡仔。
随手拧下一个生茄蛋子啃上一口，站定在水缸前拎起半拉葫芦瓢，从压水井打点水，别太多，手在空中划出一个弧度，无数水滴就扒在了菜叶子上。
打开一盒酸奶，喝不完的忘在了窗台上，第二天，就会筑起一条从泥巴地到窗台的蚂蚁高速，它们就像我取水一样取着酸奶，转头胳膊上又全是不明虫子啃的包。
还有那座金库，没有任何小孩能拒绝十几条货架的零食自助，我一般不会轻易出师，一去小卖店，必然是兜里揣着手里捧着，叼着鸡爪子又开袋小饼干，手捏着一摞零食的一角紧紧张张偷偷摸摸地跑到后屋，路上还要小心别掉下去一两包。
之所以摸到后屋，主要是后屋有电视，而且是有线电视，可以看倚天屠龙记，记得有一天下午，我正斜靠在大姨大姨夫的炕上啃着鸡爪，看着张无忌，到处都是我弄的零食袋，桌子上还有半瓢水，看了看表，时间还很安全，结果我大姨夫推门进来，直接给我吓立正了。
他啥也没说，就瞪着我，我就看着他的脸笑，边笑边往外走，还捂着头，当一个人瞪着眼看你的时候，笑起来是真的很尴尬。
那段时间让我觉得自己是同龄人中最快乐的小孩，我有田地，有水井，有早上刚刚诞生的鸡蛋，有没有高楼阻挡的天际线，我跟其他小孩说，我吃的都是自己家种的大米，我还在城市的家里阳台用花盆种芸豆，就为了留下一点泥土的味道。
如果哪个小孩对我足够好的话，我想，我就带他去我姥家玩，就这样想着，等到上了初中，那抹漂浮着的绿色泡泡的印象就那样消失了。
之后的每一个春节我们也仍然会去姥姥家，直到这些年有了男朋友也会去，带他一起去，但一般都待不过两三天，目的也从玩变成了看望我姥姥，有时阿寨会说，我们能不能早点去晚上回来呢，就不过夜了好么。
我也开始不爱在那里过夜了，坚硬的无法控制温度的炕，给几个亲戚的屁股都燎出了泡，阿寨腰痛，有鼻炎，烧着稻草的火炕让人又爱又恨，前屋——那座男性亲戚们手作的巨大工艺品，也到处是漏风的空隙，此时再看脚边小时候爬过蚂蚁的窗台，居然比印象中狭窄那么多。
更疲累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观念不同，与亲戚们的口角也逐渐增多，与男性亲戚尤甚，与大姨夫尤甚。
农村的女性亲戚们大抵逆来顺受，知道你有点文化，说什么也就听着，接纳着，送的东西也就笑纳，我的男性亲戚们格外喜欢反驳与讥讽，喝了酒后更上一层楼。
大姨夫酷爱喝酒，有时早上起便要从一个大搪瓷杯的热水中取出他的酒盅，还没到10点，几杯白酒就下了肚，起初觉得不懂，后来觉得可怕，让他们不要喝，后来退而求其次，让他们少喝，再后来只剩底线，只要不让我爸喝。
前些年我爸查出的高血压症，高脂血症所有指标更是都不正常，还有胰腺问题，让我过年时的神经越来越紧绷，男人们劝起酒来什么混账话都说的出，“谁有病？你看谁有病？”“酒是好东西，对身体好，你长大就懂了。”“要不你替你爸喝？”
男人坚持，深知自己丈夫身体状况的女人们也就不再劝了，“过年嘛”，“过年也就喝点吧”，最后也从不吱声加入到劝酒的行列。
这时的我，就像流动沙漠里那唯一立着的仙人掌，看着桌上那些红的，白的，啤的，果的，有时还有自己泡的乱码七糟的药酒，随着我爸一杯下肚，之后的每一口都会附带我的嘲讽，“你们喝死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别带上我爸”，有时候看心情干脆没收了我爸的酒杯，赶得他草草下桌。
说过的最难听的一句话大概是冲着我大姨夫，我说“你肯定会死我爸前面，咱们走着瞧”，闹得最激烈的一次，桌上就剩我大姨夫和我表哥，要我爸陪着喝到晚上十一点，眼看午夜，几次劝说无果，我过去把我爸酒杯摔在了地上，玻璃碴子嘣到了我身上，我爸一声不吭下了桌，大家开始起身捡碗，一年的饭局又不欢而散。
有时我大姨夫会说，“我死了也不用你们管”，“你们以为我怕死呢？”“我怎么样都跟你们没关系。”
我们确实也管不了，一年到头去一次，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他斗两句嘴，有时拌嘴越狠他越乐，眼睛里亮闪闪的，对比拿到嘴边的酒盅，脸看起来也更红了，绯红的腮帮子下，身体也越来越缓慢。
姥家的村子也越来越不似以往了。
几亩水田地被租走盖了工厂，家里不种水稻了，大豆原本围着水稻田，也不种了，前后院继续留着种些绿叶菜，还有对面其他人家的一片地，那户人家搬走了，瓦房里的野草逐渐淹没了门窗。
越来越多的人搬走了，或是去世了，整座村子好像在缓慢地死去，如今大概只剩下了三分之一的人，以往过年时大姨的超市就像一个活动中心，整个村里的人都来巡礼，支上四五个圆桌，摆满花生毛嗑麻将花牌，烟雾缭绕，我在其中穿梭，我姓胡，他们就叫我胡二条，胡一筒也是我。
有的人玩一会儿就走了，有的人只是卖呆儿，但总能凑齐一屋子的人一起跨年。
有个大叔让我印象深刻，长得满脸横肉，十分凶狠，还特别喜欢瞪着一个人看，尤其是小孩，有一次给一个小孩都盯哭了，我第一次见他，他盯了我一分来钟，我就回看他，越看越使劲瞪他，最后他笑了，说这孩子胆儿大，我心里只觉得他有病。
如今这些人都不在了，我们自家人吃着饭，外面偶尔响起欢迎光临，来的人也都不太认识，新盖的工厂下有了新的超市，大姨的店只是离得最远的其中之一，销售额也只是从前的十分之一。
我们都在经历这场缓慢的葬礼。即便是这样，大姨大姨夫也很多年没有一起旅行，必须有一个人留下来守着这一切，这座小院，这间蒙了灰的小卖部，这片只有几十棵白菜的小菜地。一次我妈带我和我大姨去隔壁镇洗温泉，大姨夫来了四五个电话，他并不知道那些东西的价钱。
也是在一年饭桌上，桌上的大姨夫已经喝多了，跟我说，“你真以为我想和你大姨守着这平房吗？你们一年能来几天，我们呢？我也想带你大姨我们上城里，我们不守着这小卖店了，等手头的事都弄完了，我们也要去住楼房，不喂鸭了，养什么鸡，我们过好日子，过舒服日子！”
他们到底没去城里。
大概是两年前，大姨夫66岁那年，脑血栓来的又急又厉，他有许多既往病，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症，高胆固醇，糖尿病，静脉曲张，据说是因为静脉曲张保守治疗，没有做手术而是吃药，血管中的杂质堵住了大脑，进了医院。
之后肢体便不是很方便了，他从家维超市最雷厉风行的顶梁柱，成为了家中最虚弱的人，从想要让全家搬到城里的男人，变成了轮椅上的某个老头，冬天里我87岁的姥姥，拎着半桶煤前后院添火时，他却搞不定一个勺子。
在那之后我就不太敢看他，他那么骄傲一个人，拌起嘴来神采奕奕嘴巴咧到天上去的人，如今哆哆嗦嗦拿个小勺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他也许从不怕死，但就像世上的大多数死亡一样，死从来不是迅速的，来的迅猛的只是死亡的开始。
他时常哭，也不再喝酒了，酒局漫长而寂寞，其他人，除了我爸照常在喝，但我不在乎那些人，“我来了大姨夫”，“我走了大姨夫”，是我对他说的仅有的两句话，他摆摆手，我就走了。
我很少看到他生气或是雀跃了，除了某次，我给我姥买了某飞的助听器，我姥听力不好，几个子女都说要给她买，说了快十年，我忍不住先斩后奏给她买了一台，不到两千块钱，调试之后我姥说好用，要离开的时候，我大姨夫激动地挤出一句话，“你把钱给她，把钱给她！”
大姨正在店里，看哪些商品又过了期，听到又过来看，我打着马虎说以后的，以后我缺钱跟我姥要。
前天得知我大姨夫过世时，我刚从大连一个羽毛球馆出来。
听到我妈发来的语音，心里并没有太多的悲怵，只是生活中的某一部分终于挣脱了掌控的恐惧感，于我而言，他们的生活已经过于遥远，我只是自私地希望在远处的农村，有几亩水田地，有一间永远不会被杂草盖住的房子，里面有他和我大姨，还有我姥。
我也没有见到他的最后一面，自打成为一个成年人开始，这些年见到的每一面我都当做是最后一面，所谓的最后一面，不在病房，不在葬礼，而在我们用清醒的脑子，共同经历或争辩些什么的时候。
葬礼当天来到小卖店，外面搭着架子，花圈，纸活，我走进卖店，里面一个男人突然说，哟，这不胡二条么，我不认得他，我不认得许多人，但他们好像许多都认识我。
大姨接过我的东西，给我拿了瓶水，说，“这下我可以去你五月份的婚礼啦。”
我说怎么呢？
她接着说，“我跟你大姨夫说，到时候我推着轮椅带着他，可你大姨夫是多爱面子的一个人啊，他怕给你丢人，要留下来看家，他不去，我就想留下来照顾他。”
“这下我可以去你的婚礼啦，就差两个月，他啊，没这个命。”
我摸着包里的胸花，我给每一个长辈都做了婚礼上的胸花，让两边的家人无需自我介绍，就可以相聚畅谈，这一个，是给我大姨夫的。
我穿上孝服，随着队伍绕村一周，乐毕，一个人的历史就结束了。
个人的葬礼结束了，村庄的葬礼还在继续，他的葬礼，也成了这座村庄的葬礼的一部分
回家的路上，表哥送我和我爸去地铁站，嫂子和孩子也在车上，嫂子说，“以后要冷清了，没人再陪你斗嘴了。”
“没事啊”，我说，“我已经赢了。”
我哥笑着说，“是啊，你的确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