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57年中苏关系以合作为主，那么到了1958年，更多的则是争吵和相互指责，中苏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便由此打开。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中苏闹僵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这一年发生的三件事，确实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
赫鲁晓夫说，当我们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立无线电台的时候，我们满以为中国人会给予合作。没想到，毛泽东勃然大怒：“你们怎么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建议是对我们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侮辱！”
这一年，在中苏之间发生的诸多事件中，人们谈论最多的恐怕要算“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中国人普遍认为，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第一次正面冲突是中苏关系闹翻的开始。因为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领导人的行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赫鲁晓夫想控制中国。这似乎已经成了历史定论，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苏联第一艘核潜艇“列宁共青团”号（现保存在克朗斯塔德的海军荣耀展馆）。
1957年12月，苏联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随之而来的是，苏联海军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技术性难题，即外出潜艇如何同本国取得联系。依据当时的条件，只能通过无线电台进行联络。如果在苏联本土建立长波电台，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可靠性也难以保证。因此，苏联海军提出：南太平洋的无线电台放在中国海南岛，承担苏联在南太平洋潜艇舰队的联络任务；印度洋的无线电台放在印度半岛。赫鲁晓夫否定了第二个方案，他还责问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苏联在印度洋有什么利益，“打算在那里跟谁打仗呢”？当时在两大阵营对立、美苏处于冷战状态下，中国和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况且，中苏两国又于1950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以，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在中国海南岛建立长波电台不会有什么问题。
关于事情的起因，赫鲁晓夫回忆说：我们刚开始生产内燃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的时候，我们的海军就向我们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同在太平洋活动的苏联潜艇舰队保持联络。我们在领导班子内部讨论了这件事，决定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建议。我们认为这个想法对我们自己和中国都是同样有利的。我们和中国人毕竟有着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
在向中国政府提出建立长波电台之前，苏联曾答应帮助中国建造潜艇，并且把设计图纸都交给了中国，甚至派出专家到中国来选择建造潜艇的地点。所以，苏联领导人认为，他们向中国提出这一建议，中国领导人肯定会给予积极的配合。
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在回忆录《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中写道：“父亲认为不会有什么困难，友好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肯定会欣然接受，何况中国人自己也已开始建造潜艇。自然是照我们的图纸，并在我们的帮助下进行。因此，戈尔什科夫的建议看来对双方都有吸引力，中国海军也可以使用无线电台和修理基地。”
就中国方面而言，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潜艇部队已于1954年诞生。随后，中国从苏联引进了三部“突浪型”长波电台，分别安装在湛江、宁波和青岛。但是，这些电台的功率都太小，随着潜艇部队的逐步发展和远航任务的逐渐增多，中国海军潜艇部队也迫切需要建立大功率长波电台。但中国技术落后，难以独自完成这项工程。因此，中国海军也迫切希望苏联方面能够提供帮助。由此可见，建立长波电台确系中苏两国的共同需要。为此，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建议在1958年到1962年的5年内，在中国华南沿海地区，中苏双方共同建立一座1000千瓦大功率长波电台，加上一座远程收信中心，需投资1.1亿卢布。其中，苏方出资7000万，中方出资4000万，建成后双方共同所有、共同使用。
但是，对于建立电台，中国领导人有自己的想法。针对苏方的建议，毛泽东的答复是：同意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但费用全部由中方出，建成后所有权归中国。而苏方执意要共同投资，并提议于6月上旬派专家到中国进行选址、勘探设计工作。6月7日，毛泽东在彭德怀送来的一份谈话记录上批示说：“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毛泽东还特意加了一句话：“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后来，中苏双方就长波电台的费用和归属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但没有结果。
◆美国设在阿拉斯加的长波台，图片拍摄于1950年。
无论是“长波电台”，还是“联合舰队”，就苏方来说，他们主要是针对美国而来的。美国当时在太平洋夏威夷群岛、中途岛、菲律宾和台湾都设有海军基地，如果苏联在中国海南岛建立了长波电台，一旦事发，苏联太平洋舰队就可以在中国港口停泊和修理，这有利于提高苏联海军的战斗力。因为苏联本国的基地相距十分遥远，几乎三分之一的舰艇经常处在往返的途中，更不用说进攻了。曾担任过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回忆说：当时苏联没有一种导弹能够从其本土打到美国西海岸，所以苏联海军就想搞一个潜艇舰队，用以对美国实施导弹攻击。这就需要在中国沿海停泊，需要建立一座长波电台进行联络。
在长波电台的交涉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又急匆匆地提出要见毛泽东，谈起建立联合舰队的设想。尤金抱怨苏联的海岸线弯弯曲曲，不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说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又好，并告诉毛泽东：赫鲁晓夫希望与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商量。这便是“联合舰队”一事的由来。尽管毛泽东希望苏联在发展海军方面帮助中国，但不能搞“合作社”。所以毛泽东问尤金：是否只搞合作社，苏联才干，否则就不提供帮助？尤金一看情况不妙，连忙解释说，这只是一个提议，还要和中国同志一起商量。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应首先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毛泽东的态度如此坚决！尤金由此得出结论：毛泽东不同意建立联合舰队，遂将会谈情况电告了莫斯科。
◆毛泽东
尤金走后，毛泽东还在生闷气。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7月22日，毛泽东约见了尤金。见面后，毛泽东开玩笑说：“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接着，毛泽东发了一通火：“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显然，毛泽东已经开始把“联合舰队”一事同国家主权联系起来了。因此，尤金感到事态严重，就向莫斯科发了“一封吓人的电报，描述了毛的愤怒的反应”。毛泽东还对尤金说：你讲不清楚，叫赫鲁晓夫来，“叫他跟我直接说，究竟要搞什么？”
◆1958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机场迎接赫鲁晓夫。
于是，7月31日，赫鲁晓夫连忙飞抵北京。飞机在南苑机场徐徐降落，赫鲁晓夫走下舷梯。这里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拥抱，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只是握手致意。当天下午5时至晚9时，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在怀仁堂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对苏联为何提出联合舰队的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这是尤金转达有误，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来就没有想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
赫鲁晓夫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据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父亲决定亲自去见毛泽东，他认为中国人没有完全弄明白，只要当面谈谈，一切障碍即可迎刃而解。他怀着这样的意图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于1958年7月底前往北京。”到北京后赫鲁晓夫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他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赫鲁晓夫承认，这只是一个想法，还要跟中国同志商量。毛泽东发了一通牢骚，追问赫鲁晓夫：“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毛泽东愤怒之下又补充了一句：“你们都拿去算了！”
见毛泽东如此生气，赫鲁晓夫又想出另外一招。他说：“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等等？”毛泽东还是一口否决了赫鲁晓夫的建议，但赫鲁晓夫仍在寻找理由辩解：“毛同志，我们简直不能理解你。我们使用你们的港口，这对你我双方都是有利的嘛。”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话不能这么说”，他随即把此事上升到国家主权高度来看待：“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潜艇舰队。如果苏联潜艇可以进出我国港口，那不就成了侵犯我国主权了吗？”为了表示双方合作的诚意，赫鲁晓夫继续说：“假如你们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作基地。”毛泽东仍然不同意赫鲁晓夫的互换条件，他说：中国的潜艇不想去苏联，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里搞什么名堂。“每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只应驻扎在自己的本国领土上，而不应驻扎到任何别的国家中去。”
见毛泽东发这么大的火，态度又这么坚决，赫鲁晓夫不得不放弃他的想法：“行吧，你们不理解，我们也就不提了。”于是，双方约定：以后“永远不会提这样的问题”。
◆赫鲁晓夫
接下来，赫鲁晓夫开始谈长波电台的问题。他回忆说：关于我们要求建立无线电台的事，我向毛泽东道歉，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者伤害它的民族尊严。赫鲁晓夫还托辞说：关于这个问题，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完全是军方提出来的。苏联想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需要的时候用来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与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同时，苏联在海参崴、千岛群岛等地的电台也可以提供给中国使用。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
关于电台的费用问题，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反建议：“给我们必要的贷款，我们自己来建这个电台。”“很好”，赫鲁晓夫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会把图纸、设备和技术顾问都给你们送来，还会给你们所需要的贷款。”“行”，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同意”。但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披露的档案材料显示，在经费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并不像赫鲁晓夫说的那样。毛泽东说，马利诺夫斯基提出苏联出钱，就是要所有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毛泽东不肯让步，强调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坚持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
尽管赫鲁晓夫说苏联确实没有控制中国的意图，也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打算，他们的出发点是针对美国，只考虑到中国和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又有中苏同盟条约在先，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建议对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肯定会欣然接受”，但苏方的建议毕竟涉及到中国主权问题，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领导人的感受，而且方法上也过于简单、唐突。赫鲁晓夫后来不得不承认，苏联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中国领导人的民族感情。赫鲁晓夫不得不承认：“当时我们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意义。”对于这件事，赫鲁晓夫确有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之感。他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提出这个建议。”但是，“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争吵毕竟成了毛泽东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毛泽东高兴地谈起了“大跃进”的形势，不料，赫鲁晓夫却说：“你们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这是超越阶段的做法。”
1958年，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还在为另外一件事争执不休，那就是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认为，这是他通过艰辛探索终于找到的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因而是他的得意之笔。可是，赫鲁晓夫却不赞成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近年来，俄罗斯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针对苏联的，是为了防止来自苏联的威胁。说白了，就是想取代苏联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用他们的话说，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回国后，“异常卖力地在各条战线上同我国作对”。“毛泽东集中全力在自己国家内和党内，进行各种形式和在各种口号掩护下的不妥协的斗争，力图大步前进，超过赫鲁晓夫，超过他的党和国家。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后出现的‘三面红旗’，或者说毛泽东的三个基本政治方针，正是以此为宗旨的。这里并不是与苏联进行和平竞赛，并不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进行竞赛，而是为了变成强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莫斯科和赫鲁晓夫。”
应当承认，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确实是想比苏联搞得更快些更好些，但决不像俄罗斯学者说的那样。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苏联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他还愤懑不平地说：“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
1958年1月2日，毛泽东又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又是一个穷国，敌人希望我们永远穷，就是那些朋友，有些也未必愿意我们超过他们，还得靠自己呦！我们要赢得时间。像小脚女人那样一步一步扭不行，一般人那样走路也不行，要像比赛跑那样，非鼓足干劲不可。毛泽东说的这些话，昭示了他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心路历程。
但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其实是想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建设方法，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快更好的路子。他曾经说过，苏联在1921年产钢四百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20年中增加一千四百万吨。于是他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两种作风问题，认为搞社会主义，就应趁热打铁、一气呵成，不要拖拖拉拉。此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现在，有些教条主义者鼓吹模仿苏联，我想知道：过去苏联又是模仿了谁呢？”很明显，毛泽东不想再仿效苏联了，他要走出一条新路。
◆1958年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意图来看，说他是为了抵御苏联的军事威胁也好，还是为了超越苏联也好，抑或是为了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建设道路也好，但这两件事确实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高度关注。继“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之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在中苏两国关系上掀起一场新的风波。在这两件事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又找不到共同的语言。1958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谈论中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
那么，赫鲁晓夫是怎样看待的呢？还在“大跃进”刚开始的时候，布尔加宁跑到北京传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集体讨论的意见，说苏联不同意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认为这是“毒草”。毛泽东听后微微一怔，他或许没有想到，这场“大跃进”运动会令苏联领导人如此反感。他马上诘问布尔加宁：“什么是毒草？”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一伙已经把辩证法丢得一干二净了。在“大跃进”的问题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讲过土豆的历史。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一百年前被认为是毒草，一百年后人人都爱吃土豆。即是说，你们现在认为中国的“大跃进”是“毒草”，那么一百年后会怎么样呢？
1958年8月1日，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当谈到中国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中国出现了大跃进。可是，赫鲁晓夫不以为然，摇动着光秃秃的脑袋说：“你们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这是超越阶段的做法。”看来，两人又谈不到一起了。接着，毛泽东便提起中国的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这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从上面布置的。”可是，赫鲁晓夫仍然一个劲地摇头：“这些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们自己清楚。总之你们这儿搞的一切都是中国式的。你们比我们更清楚。”
◆1958年8月3日，毛泽东与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联合公报上签字。
说实话，赫鲁晓夫确实担心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对苏联产生影响。在他看来，毛泽东所做的这一切都背离了“以莫斯科为核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模式”。因此，“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赫鲁晓夫非常害怕中国的“平均主义的改革”会传入苏联。当时，中国关于“三面红旗”的宣传品通过各种渠道已经流入苏联境内，尤其是西伯利亚地区。为此，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必须立刻加以制止。中国人这些改革的口号是非常诱惑人的，如果认为这些想法的种子不会在我国找到肥沃的土壤，那就错了。”于是，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莫斯科后，便“从宣传上封锁了来自中国的有关‘三面红旗’的各种消息”。
赫鲁晓夫为什么如此反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呢？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正当中国看来就要使一个作为样板的社会主义制度臻于完善的时候，毛开始滥用他的权力。“他毁坏了中国的经济，而这一切都是在所谓‘大跃进’的名义下干的。”中国人善于发明吸引人的话语，他们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作为“大跃进”这个口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是另一个口号，即“5年内赶上英国，再稍许长一点的时间内赶上美国！”“我们读到这个口号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然，领导人鼓励自己的人民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取得进步，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的用意很明显，如果中国能够在5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就能够超过苏联，并且把苏联远远抛在后面。可是，结果如何呢？“中国深深地陷入了困境。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在许多不同的方面立刻倒退了。”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还对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批评：“毛解散了中国的集体农庄，创造了公社来取而代之。他把农民连同他们的一切个人所有全都公社化了。……生产资料集体化是一码事，而把个人所有公有化则完全是另一码事——而且这种做法肯定会导致许多令人不快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把公社转变成了军事组织。结果，一直搞得很有生气的中国农业突然一下子遭到了严重挫折，农村爆发了饥荒。”当谈到大炼钢铁时，赫鲁晓夫也给予了批评。他把中国的这种做法称为“后院式的炼钢工业”，说中国人在屋后建起了小高炉，他怀疑用这种方法炼出的生铁质量和成本会如何。结果中国的“工业也受到了破坏”，“经济陷入了混乱”。于是，赫鲁晓夫最终得出结论“我们不同意‘大跃进’”。
关于赫鲁晓夫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毛泽东后来说，他打算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毛泽东看来，“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事，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
赫鲁晓夫迷惑不解地问：“毛同志，你们为什么在即将胜利的时候停下来呢？”毛泽东回答说：“我们不希望蒋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想让他呆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让他呆在金门、马祖，我们就能以空军和岸上大炮来打他。”
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惊魂未定，台海危机又接踵而至。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马祖两个岛屿，这件事又惹得苏方不愉快。美国在惊恐之中发出最后通牒，准备插手，赫鲁晓夫也在极度不安中发出劝说和警告。毛泽东却笑道：“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
关于台海事件，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尽管中国人不愿意让我们的潜艇使用他们的港口，可是在1958年他们又向我们要求数量相当大的军事援助。他们说他们要对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因而需要这些军援。他们要求得到飞机、远程大炮和空军顾问。”“我们以为他们打算采取决定性行动来消灭蒋介石，因此他们提出要的那些东西，我们都给了他们。”
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的远程大炮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金门岛屿实施炮击。仅两天之内，就向金门倾泻了数万发炮弹，击毙国民党金门防卫部队3名中将副司令和数百名官兵，击伤船只3艘，摧毁了岛上的军事实施，封锁了金门岛。
◆炮击金门
毛泽东为什么下令炮击金门、马祖？人们有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惩罚国民党，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收复金、马及附近岛屿。炮击开始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现在不是马上登陆金、马，只是想吓吓美国人，要美国人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马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其次，声援阿拉伯人民的斗争。7月15日，美军入侵黎巴嫩。7月17日，英军进入约旦，中东地区成为国际争端的新热点。对此，毛泽东说：“美国人在中东烧了一把火，我们在远东烧一把火，看他怎么办？”所以，炮击金、马，既可以声援阿拉伯人民，又可以试探美国人。再次，动员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9月4日，毛泽东说：“我们这次炮打金、马的火力侦察已达到目的，不仅美国人紧张起来，全世界人民也动员起来。”周恩来也说了同样的话，认为炮击金、马，“这对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民起了动员作用”。
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马祖，使赫鲁晓夫深感不安。两人本来就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找不到共同的语言，实际上这意味着中苏两国不只是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的军事合作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的行为是对赫鲁晓夫关于加深两国军事合作建议的回答。在赫鲁晓夫看来，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中国沿海岛屿实施炮击，更不应该造成中国和苏联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
赫鲁晓夫7月底至8月初访华时，毛泽东没有向他提起过炮击金门、马祖一事，因此他摸不清中国的底细，也不了解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究竟会走多远。苏联应该采取什么立场、该做些什么？这是令赫鲁晓夫犯愁的事情。不过，有一点赫鲁晓夫很清楚，作为蒋介石盟友的美国已公开表示站在台湾一边，那么作为中国的盟国，苏联如果不公开表示支持中国，将被视为对中国的背叛。但是，如果莫斯科公开表示支持北京，会不会卷入台海危机，进而引发美苏冲突？对此，赫鲁晓夫不能不慎重考虑。所以，炮击金、马，确实使赫鲁晓夫感到不悦。然而，中苏之间毕竟签有同盟互助条约。思忖再三，8月30日，即炮击金、马一周后，《真理报》终于发表了一篇姗姗来迟的文章，倒也明确表示：“谁企图用进攻来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他就不应该忘记，他也就是在威胁苏联。”
时至9月5日，赫鲁晓夫打电话给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让他转告周恩来总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准备秘密访华，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本人和苏共中央对台湾海峡局势的估计，并商谈他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当晚，周恩来会见了苏达利可夫，谈了他对台海形势的看法。当然，周恩来非常清楚葛罗米柯此行的目的。所以，他明确地告诉苏联参赞：中国炮击金、马，只是想惩罚一下国民党，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决不拖苏联下水。
◆葛罗米柯
9月6日，葛罗米柯开始了他的访华之旅。会谈中，葛氏告诉毛泽东：“赫鲁晓夫同志准备致信艾森豪威尔总统，对美国政府提出警告，我认为这封信对美国会起清醒剂的作用，像一盆冷水洗澡那样。”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说：“美国早该洗澡了，天气太热了。”葛氏的中国之行，使苏联人弄清了中国不打算主动同美国开战。毛泽东曾这样说：“只是几发炮弹的事”，“我并不希望这会引发一场风暴”。
赫鲁晓夫摸清底牌后，于9月7日，也就是葛罗米柯返回苏联的当天，在莫斯科公开发表了致艾森豪威尔的信。首先，赫鲁晓夫批评了美国的行为，认为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政策，特别是由于美国政府在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所采取的行动，在远东形成了危险局势，使人类又一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其次，赫鲁晓夫阐明了苏联的立场：“中国不是孤立的，它有着忠实的朋友，这些忠实的朋友在中国一旦遭到侵略时准备随时给以援助，因为人民中国的安全的利益是同苏联的安全的利益不可分割的。”赫鲁晓夫声称：“对我们伟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忠于自己义务的我国，将尽一切可能同人民中国一道来维护两国的安全，维护远东和平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对于台海危机，苏联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赫鲁晓夫不会超越这个底线。据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父亲访问北京后，因沿海岛屿而产生的冲突愈演愈烈，苏联完全站在中国一边。报纸连篇累牍地载文章谴责侵略者。但父亲决定到此为止，我国决无介入之意。”在赫鲁晓夫看来，虽然中苏应当共同努力一致反击侵略，但“不应挑动美国人搞无益的对抗”。他认为“解放台湾在政治上很重要，但就军事角度而言却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因此，赫鲁晓夫规劝中国领导人：“中国在没有海军的情况下不可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于是，他两手一摊：“我们爱莫能助”，因为“我国的太平洋舰队不是美国第七舰队的对手”。赫鲁晓夫害怕“这类冒险举动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赫鲁晓夫“断然拒绝参与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
但是，对于赫鲁晓夫的公开信，毛泽东还是相当满意的。它无疑向美国表明了中苏同盟的存在，这迫使美国在决策时不得不考虑这一事实的存在，因而它对缓和台海紧张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中苏之间在公开场合下的和谐一致并没有掩盖背后的分歧。双方因各自的看法和做法不同，因而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和不满。
◆1958年8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9月16日，赫鲁晓夫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谈话时建议向中国政府提供援助，即针对美国和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海军优势，加强中国的空军地位，以遏制美国的侵略企图。根据这一情况，苏联可以派携带导弹的图—17轰炸机到中国来。但是，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一建议是对中国的冒犯而拒绝了。对此，赫鲁晓夫难以理解。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并没有试图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们，我们也没有任何别的企图，而只是想在加强中国沿海、使台湾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消灭蒋介石、使全中国人民都统一在一个共和国里的事业中表现出兄弟般的团结。”毛泽东拒绝赫鲁晓夫的建议，这说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阴影在毛泽东的心里并没有散去，他认为赫鲁晓夫还想控制中国。
进入10月份，中国决定放弃收复金门、马祖的计划，这又使赫鲁晓夫感到迷惑不解。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马时，从解放这两个岛屿的角度考虑，赫鲁晓夫“完全赞成”，支持中国收复金、马，“消灭蒋介石部队向大陆进犯的潜在跳板”。然而，当力量的对比变得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时候，“你可以想见我们是多么惊奇。毛的部队摧毁了两个岛屿上的设施并且解放了其中的一个岛，迫使蒋介石把部队撤走。可是，正当中国人能够跨过海峡去占领那些岛屿的时候，他们突然停止了攻势”。在赫鲁晓夫看来，“整个仗等于白打了”。对此，赫鲁晓夫感到“十分迷惑不解”。他禁不住地问毛泽东：“毛同志，你们为什么在即将胜利的时候停下来呢？”毛泽东平静地回答说：“我们心中有数。”赫鲁晓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叫‘心中有数’？你们发动这次战斗的本来目的是要拿下这些岛屿，可是你们在就要达到目的的时候停下来了”。赫鲁晓夫想了一想，又问毛泽东：“这能证明什么呢？你现在是不是想对我说，你们从来就没有打算完成你们的作战计划？”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只是想显示一下我们的潜力。我们不希望蒋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想让他呆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让他呆在金门、马祖，我们就能以空军和岸上大炮来打他。如果我们占领了这些岛屿，我们就会失去想叫他什么时候不舒服就什么时候让他不舒服的能力。”对于毛泽东的解释，赫鲁晓夫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毛泽东允许蒋介石把部队放在金、马，他自己也就随时可能受到蒋的侵犯，赫鲁晓夫怎么也不能理解毛泽东的策略。
其实，毛泽东有他的想法。炮击金门，是毛泽东纯熟地运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并将它们交融于一体的重大行动。在他看来，如果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人迫使蒋介石从这两个岛上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借，事实上会形成两个中国。鉴于蒋介石无力反攻大陆，我们在相当长时期内也不可能解放台湾，所以，倒不如让蒋介石留在金门为好。1959年3月，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还说：“你们知道去年的金门事件吗？那个岛只有八万人口，现在已是世界有名。美国的方针是把金门、马祖两个岛交给我们，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让它继续占领台湾。这生意不好做。我们要留蒋介石在这两个岛上，要不我们就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全部拿回来。”
中苏双方在炮击金、马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对两国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促使中苏关系恶化的诸因素中，炮击金、马事件当占有一席之地。赫鲁晓夫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当他第三次来华访问时还愤愤不平地责怪毛泽东，埋怨中国炮击金门给苏联“造成了困难”，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说：“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
对于1958年在中苏关系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三件事，毛泽东是怎么看待的呢？他说：“1958年，中国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八月会谈，共同舰队和70%投资建立电台事件，我们抵制了这个进攻。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