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去年涨了工资，但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好事，因为他们也要自己缴纳养老金了。这种“涨工资”本质上是用货币工资来赎买退休福利，或者说用一碗红豆汤来赎买长子继承权。这点工资的涨幅用一两年的通货膨胀就能够迅速抵消掉，但是事业单位赖以自豪的养老福利再也没有了。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改制已经悄然开始，他们能逃脱九十年代国企工人的命运吗?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热正是在九十年代末市场化改制的浪潮之下兴起的。从九十年代初的“逃离体制”到九十年代末的“逃回体制”，这十年间恰恰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中国完成的十年，货币资本的积累和劳动者的无产化都是在这十年完成的。一方面，随着中国新兴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对市场的瓜分，“创业”几乎变成一条走不通的道路，“下海经商”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会掉进海里边。另一方面，教育、医疗、住房等的市场化改革，让这几种生活必需品变成了奢侈品，而国企改制则剥夺了国企工人享有这几种福利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福利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成为大多数年轻人心仪的工作。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并不高，可以说是中低收入。但为什么那么多人热衷于进入“体制”?原因在于“稳定”和“福利”。有一份稳定的铁饭碗，可以享受公费医疗，孩子上学有保障，退休后还有退休工资，这正是社会主义时代赋予普通劳动者的权利，也是大多数人向往的有尊严的生活。外企或私企的工资有时候看起来比较高，但是超过四十岁之后一旦被企业解雇，就很难再找到工作。而且员工跟企业的关系，是一种赤裸裸的雇佣劳动关系，过高的工作压力导致“过劳死”的现象频繁发生。这一切都让“体制”内的非雇佣化工作变成了饱受“三座大山”压力的年轻人的向往。
国人对于“体制”内工作的偏爱，恐怕不仅仅是一种“传统”观念作祟的结果，而是基于现实利益的现实选择，是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对仍然保留着一点计划经济残余的非雇佣化的孤岛的向往。但同时，社会福利的“孤岛”化也意味着本来大多数劳动者都应该享有的社会福利变成了一小部分“体制”内人士才能享受的“特权”，这也是现在“体制”内工作遭到一些人仇视的原因。
优秀的人才不去到劳动市场上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反而妄图逃回到“体制”来逃避资本剥削，这也是资本无法容忍的现象。市场经济需要的是一个统一而不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它要把所有人都变成无差别地、在市场上“自由”出卖自己的雇佣劳动力。他们需要一个不用负担任何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廉价政府”，因为只有这样的“廉价政府”才能减轻“企业家”们身上的“税负”。在成功地将国企工人无产化之后，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中仍然残存的“铁饭碗”便成为资本攻击的对象。打掉最后的“铁饭碗”，也是步入“深水区”的改革所要完成的任务。
事业单位改革已经开始启动，在高校里已经能明显地感觉到这种变化。学校里已经出现了一些和派遣公司签订合同的辅导员。在北大、清华等精英学校里，高校老师的人事改革已经启动了，新来的年轻教师如果完不成规定的科研任务，那就要面临被解雇的风险。像九十年代打破工人的铁饭碗一样，知识分子的铁饭碗也要被打破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终于降临到他们自己头上了，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像九十年代那么欢欣鼓舞了。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就是这么奇葩，他们二十年寒窗苦读，就盼着有一天能够找一份稳定的、有保障的非雇佣化的工作。可是，这些骨子里期盼挣脱资本主义压迫的“智识阶层”在对待工人和农民群体时候，态度却截然相反。他们要求打破工人的铁饭碗，却不反对自己的铁饭碗;他们要求剥夺工人的福利，但却反对削减自己的福利;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但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社会主义时代残留下来的各种遗产。这些知识精英态度是，只有我们才配过一种有尊严的有保障的生活，你们这些工人根本没资格，活该下岗。
不管“体制”内的知识精英内心怎样不愿意，作为这个漂泊、动荡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的最后避风港的“事业单位”，也终于要走向“市场”，雇佣化和无产化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潮流。“事业单位”之后，紧接着就是“公务员”，这次涨工资只是一个信号和开始。公务员涨工资是以削减各种福利和补贴为代价的，是要使货币工资变成公务员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从长远来看，改革的方向是使公务员的养老、医疗等福利都与市场并轨，提高货币工资只是为了减少“并轨”阻力的赎买政策。削减完福利之后，下一步就是公务员的雇佣化改革，深圳等地的聘任制公务员只是一个试水，之后肯定会大范围推广。
对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改革，肯定不会像九十年代对待国企工人那样简单粗暴和贪婪无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过程是早晚会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