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记载的是从宣统元年到民国十三年爱新觉罗·溥仪这一时期的章节，涉及清朝历史的部分。一直是畅销书，很多是有史料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册页上，爱新觉罗·溥仪是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唯一例子。他有着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和脱胎换骨的新生。

依照封建传位规则，当初本不该由溥仪当皇帝。1908年秋，光绪帝病危，慈禧太后便急着过继子嗣。按理应选“溥”字辈最年长的侄儿溥伟，溥伟祖父是咸丰六弟奕訢。奕訢当初曾协助发动过北京政变，支持慈禧与慈安“垂帘听政”。可慈禧挑中光绪帝的弟弟载沣的长子溥仪，其原因有人猜测是慈禧自认为身体还好，找个小皇帝便于她摆布。另外，溥仪的祖母是慈禧的亲妹妹，母亲是慈禧亲信荣禄之女。当时，溥伟守在宫外，满以为慈禧一定会宣自己，一见溥仪被抱进去，竟气得大骂了半晌。对此“咆哮宫门”的不赦大罪，慈禧看在他祖父的面子上才隐忍不问。11月中旬，光绪因病去世，慈禧也随之辞世，只好由隆裕太后和载沣一同扶持溥仪登基，年号宣统。（标）

退位后的溥仪慢慢懂了事，在周围清朝遗老包围下被灌输了满脑子复辟意识。1917年7月，封建军阀张勋率兵入京，拥立溥仪复辟，这位11岁的少年第一次尝到了当皇帝的兴奋，却在11天后被赶下台。此后，溥仪把复辟的希望寄托于外国，先是受英国公使馆派来的师傅庄士敦鼓动准备到西洋寻找支持，因英美政府的对华政策是维持民国而未成行。后来，他与制造“满蒙独立”以分裂中国的日本侵略者联手，在“九·一八事变”后去了东北，先当“执政”，1934年，第三次登基。日本人却未兑现帮助其恢复“大清”的许诺，只让他当“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对外言论全要由关东军拟稿，连走出宫的自由都没有。

在伪满深宫中呆了十几年的溥仪，对日本人由感谢变为不满，后来又发展为恐惧。1945年，日本投降，溥仪被苏军逮捕，于1950年移交中国，以叛国和协助侵略者发动战争罪在战犯管理所关押了近十年。

被关押在战犯管理所里的日子，溥仪逐步学会系鞋带、自己洗衣服等生活常识，在头脑中也扫荡了帝王意识而树立了公民观念。1959年秋，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有些老人见面后还行跪拜大礼，马上被他批评为思想落后。获得一张选民证后，溥仪称这是一生最珍贵的东西。他开始在植物园劳动。蒙哥马利来访时询问他感受如何，他回答说“比起皇帝来我更愿当园丁”。这位英国元帅惊讶之极，回国后把这当成奇闻宣传。有的外国进步人士来访后，报道说：“看到溥仪，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总之，他由帝王变为了一位公民，晚年曾想写《我的后半生》可惜未成。

在当代出版史上，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是生命力旺盛的作品。问世半个世纪以来，印刷21次，累计印数186.3万余册，而且仍然有长盛不衰的趋势。最早的《我的前半生》的基调即“我罪恶的前半生”，是一本具有悔罪书性质的作品。 《我的前半生》从家世写起，一直写到1959年溥仪参加战犯管理所组织的社会参观。溥仪从一个末代皇帝、战犯到自觉悔罪成为一个新人，思想转变过程杂乱不清，史实方面也有很多地方叙述得不准确。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由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积极响应。

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前半生》获得了出版的机会。

本书此外还有最后一章《新的一章》与朱家溍先生对《我的前半生》部分史实的订正。

《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日前由群众出版社再版发行。此版本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撰写的“反省笔记”，半个世纪以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各种版本的《我的前半生》都是在这个“灰皮本”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据了解，1960年初，群众出版社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油印本《我的前半生》赶印出少数灰皮本书，发至相关干部供内部传阅。“灰皮本”本着尊重原稿的精神，只对一些编校及史实方面的问题有所修改，最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原稿底本。

“灰皮本”的《我的前半生》可以说是《我的前半生》的“祖本”，印得最早。因为是“政法系统内部发行”，当时内部发行的许多仅供参考的书，采取了内部发行方式，为了好辨认，大多用灰色纸做封皮（也有用浅黄色的），大家习惯称之为“灰皮本”，这个本子当时印量不多，据说只有八千本。这个本子源于认罪伏法的交代材料。

“灰皮本”不能完全算正式出版物，不仅因为其中还有瑕疵，被领导同志指出，而且有些地方还是犯忌的，这都需要进一步修订。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陈毅副总理要求有关方面尽快组织力量修改，争取正式出版，然后由外文出版社译介到国外去。于是，群众出版社派本社室主任李文达帮助溥仪“修订”。李觉得原本问题很多，很难以简单的删增来解决。经出版社领导与原作者溥仪同意，他在此本基础上、并通过调查考证（出版社专门派人替他搜辑资料与核对史实），“另起炉灶”，写了一个五十余万字的本子，也就是后来说的“全本”（群众出版社2006年8月第23次印刷本。这个版本基本上是1964年的初印本，只是前面加上了溥杰写于1987年的《序》，以及凌云写的《〈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后来“全本”出世后，它又称为“定本”）。这个本子经过各个方面领导和专家审看，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何干之都提出重要的修订意见，作家老舍替他们把文字关，在通力合作下完成了这个被视为最佳的“定本”，应该说这是个比较完整的本子。

但也应看到当时正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时期，忌讳颇多。比如张勋复辟时，有个邮传部侍郎名叫“陈毅”的，都被删去。溥仪本人正在与后来的妻子李淑贤恋爱过程中，怕书中所涉及的他与第四位“妻子”李玉琴的感情纠葛（李文达曾采访李玉琴，有第一手材料）影响了他的新生活，也被删去。当时还从政治角度考虑，李文达完全隐身于幕后，作者只署名溥仪。此本在大陆和香港公开出版，轰动一时，销量以十万计。

经历了“文革”，群众出版社并没有废弃李文达的那部未经删削的“全本”。当上个世纪那些历史条件都消失的时候，于2007年“全本”的《我的前半生》出版。这个本子除了恢复了因历史条件删去的内容外，也恢复了许多文学描写，当时有的历史学家强调真实，把这些芟夷殆尽。因此“全本”不仅内容远较“定本”丰富，读起来也更有兴味一些。

从版本学角度来看，三个本子的差别，就显示出它们各有所长，用市场经济的语言说就是“各有各的卖点”。

“灰皮本”的卖点在于它是现存成书的最早的本子，是个原汁原味的本子，不像李文达操觚的“定本”“全本”。那两个本子，虽然也出于溥仪口述，但执笔者李文达是公安部属的工作人员，他的意见肯定有决定性的影响；而“灰皮本”则不然，虽然执笔者也非溥仪自己，但溥杰是他弟弟，肯定不敢违拗哥哥（旗人尤其重礼），何况这个哥哥还当过皇帝。因此这个文本，从史学角度来看价值更大。

从《我的前半生》（灰皮本）书前《出版说明》即知此书另有隐衷：“爱新觉罗·溥仪在苏联羁押期间，就曾给苏联内务部门写过‘陈述书’，叙述自己一生的经历。1950年他从苏联被押送回国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指令下，不止一次地撰写自传，揭露自己和检举日寇及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时间大约在1951年至1954年之间。这是孕育《我的前半生》的阶段。”这里所说当然不是后来写作成书拿来出版的末代皇帝之著作，只应当作检讨交代材料而已，这样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多如牛毛，无须惊怪，然而接下来的说明就有新的发展：“受日本战犯撰写忏悔录总结前半生的启发，抚顺战犯管理所认为，日本战犯自觉地揭露侵华的残暴罪行，是促进他们加强改造的好办法，就让伪满战犯都来效仿，写写自己的前半生。伪满战犯都写了，题目都叫做‘我的前半生’。在所方的反复教育下，溥仪于1957年下半年起，开始撰写《我的前半生》，历时一年半左右。在这个过程中，所方领导亲自审阅书稿，帮助他推敲和修改。由于溥仪写作能力较差，所方就指令溥杰帮助他写，还让许多伪满大臣、将官为他提供伪满时期的材料；又从辽宁图书馆借来一些图书，包括许多演义小说，如《清宫十三朝演义》等稗官野史，供其参考。成稿后由战犯自刻蜡版，印出油印本。于是就产生了摇篮时期的《我的前半生》。”

溥仪初写此书还是个被关押改造的战犯，他的求生欲望特别强，正像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写“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活着成为最高价值，为了求生何者不能为？因而，作为“认罪材料”的《我的前半生》就不能不表现出强烈的“犯人求生心态”。这与铁窗之外、没有压力的自由写作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就让我们很难分清书中所写哪些是溥仪真正的思想转变，哪些是为了取悦于监狱管理人员、取悦于社会主流、并不一定反映自己真正的思想认识的东西。毛泽东批评此书时说“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把自己说的太坏”，他说的也就是这种“犯人心态”。

例如如何认识他在宫中时教他英语的英国师傅庄士敦。我们从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和后来溥仪对庄士敦为人和事迹叙述中可见他对这位“洋师傅”是有好感的。可是这一节的题目就是“庄士敦和我崇拜帝国主义思想”，文中把他说成是“英帝国主义者派来的特务”、“祖国人民的敌人”。其实，当年溥仪作为青年人（只十六七岁），厌倦清宫腐朽没落、死气沉沉的生活，厌恶宫中的礼制，平时连到大街上走一走、看一看的自由都没有，他向往摆脱这种专制的桎梏，逃离皇宫，到欧洲去旅行、游学，怎么就叫“崇拜帝国主义”呢？这与那个时代凡是有官方背景的外国人必是该国“间谍”“特务”的主流舆论有关。另外，关于胡适见溥仪的过程，“灰皮本”介绍起因、过程与结果都与实际不符，其中有谎言，更多的是荒唐的分析。

关于起因，溥仪说自己只是新装了电话“好奇”，“只是想看一看这位胡适之博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实际上这件事在当年胡适日记（参见《胡适日记》1922年5月、6月）和溥仪写给胡适的信中都有记录，溥仪的“回忆”是靠不住的。

不过，溥仪《我的前半生》的写就，获得了特赦令。写于2010年10月的《出版说明》云：“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部书稿完成后不久，便代表全国人民，决定宽大特赦他；进而给他安排适当工作，为他提供服务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机会；并在他的工作实践中，继续教育改造他。双方都是言必行、行必果，恪守着各自的承诺。”这由此可知溥仪因为这本著名的《我的前半生》而获得了特赦。

《我的前半生》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及其演变，以及差别之后所隐藏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对研究当代史的学者是非常重要的，“灰皮本”在其中有其独特的价值。

从上世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的前半生》一书一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2007年9月，由于种种原因溥仪的胞弟溥任将其著作权转交给同心出版社，从而引发著作权纠纷。群众出版社认为溥任没有授权资格，并向北京西城法院提出“无主财产”的申请。

支持溥任有继承权的主要论据是溥任和溥仪有血缘关系，有优先继承的资格。同心出版社的代理律师付明德表示，著作权继承是财产继承的一部分，溥任作为其财产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在第一继承人李淑贤已经去世，且该书尚在著作权保护期限之内，所以溥任应享有该书著作权的继承权。

反对方的主要论点则来自《继承法》中遗产转移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寿康认为，溥仪死后，其财产已经转移到第一顺序继承人李淑贤手里，李淑贤死后继承人顺序也应该按照她的顺序转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俊浩也认为，《继承法》所规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非常清楚，是封闭式的规定，不存在其他的侄子、外甥、小叔子的范围。人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田则否认了“皇族继承”的说法。他认为“我国早结束了封建帝制，没了皇帝，也就没了皇族。不存在皇族继承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溥仪就变成新中国的公民，他适用新中国的所有的法律，没有特权。”

人大法学院李琛表示，“如果真的是无人继承，我认为应归为国有”。她认为，从《著作权法》的表述来看，只是规定了财产在无人继承的情况下，归国家所有。对自然人的作品没有更具体的规定，这给我们留下了解释空间，那就是可以让它进入公有领域。也就是说，在还有与别人合作的合同期限外，谁都可以出版。

法院认为《我的前半生》一书著作权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归溥仪所有。李淑贤作为溥仪的妻子及唯一法定继承人，生前未对该书的著作财产权进行处分，李淑贤去世后也没有继承人。至于溥仪的侄女金霭玲女士要求该书的著作权归自己所有的诉求，法院以“金霭玲并不是李淑贤的遗产继承人……于法无据”驳回，此后，金霭玲也没有再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