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弊案背后的美国裂变
在很多大学，杂耍取代了正事。竞争性的体育运动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体力，而一些恰恰可以用来给学生提高条件。在看到追求橄榄球荣誉给拉特格斯大学带来的结果之后，很难不觉得悲惨，而它本有着很多优秀的院系，而且——考虑到新泽西州良好的财政条件——应该成为东海岸的伯克利或是密歇根大学。拉特格斯大学每年花 2690 万美元资助运动项目。同时，教职员工工资封顶，加薪被全面终止。历史学家办公室里的固定电话被拆除。器械修护被推迟，而从早用到晚的教室则变得越来越破旧。
【导读：近日，美国大学招生欺诈案曝光，其中的“中国身影”——中国富豪花650万美元帮助女儿入读斯坦福大学，引发舆论关注。然而，这其实只是美国大学危机的冰山一角。本文作者指出，在美国社会不平等问题日渐突出的背景下，美国大学的诸多现状令人堪忧。作者进一步指出，了解高等教育经验，不能只依靠想象，更需要把握住大学的机理与气息，解释清楚学术机构的运作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中国在强调与国际接轨、创建国际一流大学时，如何认识国外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与经验?本文也许能为我们反思大学教育提供参考。】
排名领先背后的大学危机
美国大学占据了很多世界排名的前几位，尽管这些评分基本只是大学行政人员和校友的娱乐活动，但还是反映出了一些事实。
很多美国大学提供给教职员工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实验室和图书馆都是其它地方的院校很难比得上的。大学不光在工作人员那里投入较多，在研究生和本科生上的开支也比海外的学校要多。尽管以欧洲或亚洲标准看来，美国的费用很高，但近年来努力给本科生提供优厚的经济资助，给博士生支付全部学费，不让贫困学生失学。在这一体制的每一层面，都有全心投入的教授们激发学生对一切都充满热情，从晶体结构一直到诗歌的结构。
然而，美国大学也受到了猛烈的批评，多半来自了解大学的教授和记者，这自然也情有可原。每个硬币都有两面，而每项优点也都有其对应的负面——相应地，每所大学也都有自己的脓疮。
在最富盛名的医学院里，教授们以个人名义发表研究，实际上却是为大医药公司做付费宣传。在众多州立大学及一些私人大学，橄榄球队和篮球队的教练们年薪几百万美元，他们的助理收入数十万，只因为他们管理着半职业球队。没有几个球队为资助它们的大学挣钱，还有一些球队赤裸裸地剥削它们的队员。
在一些拔尖的私立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在每一届都会给一些人留出名额，给校友和可能的捐款者们的子女;给运动员，尽管很多运动员不像他们的同学那样充分利用学习机会;或者干脆留给只要能出得起学费的人。在一些自称致力于本科生教学的大学里，有太多的教授每周只草草读两遍课件，而将面对面的教学交给廉价的研究生或者短期雇用的博士。研究生和短期教师们尽力将基本技能与量化分析传授给学生，而每门课只能赚区区几千美元。
不难理解，为何大学仍抗拒使用哪怕很简单的评估。现在的美国将近有 5000 所大学，包括两年制和四年制学校。有数百万人去那里读书，包括了 40%的 18 到 24 岁的美国人，还有很多年纪更大的学生。高等教育既有常春藤等私立名校树荫掩映的奥林巴斯神山，也有公立大学高大庄严的四方形建筑，还有城市社区学校周围每天运营12个小时、永远不够车位的停车场。它既有私有的也有公立的、既有大众的也有精英的、既有古老的常青藤覆盖的传统、也有当代而前沿的风格。高等教育如此丰富多变的景观无法用任何简单的方式概括。
令人警醒的学习现状
大学课程变得怎样了?阿若姆与罗克莎在《不学无术》一书中勾勒了一副令人心寒的图景。核心论据来自于 2322 名大学生所参加的标准测试——大学生学习能力测试(the 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这个测试在入校第一学期测试一次，而后在大学第二学年末再测试一次。考试并不是选择题，而是需要学生阅读一系列关于虚构的商业或政治问题的文章，写一篇给政府官员的政策建议短文。而来自全国学生参与度调查的数据以及近年学生生活的民族志调查则提供了丰富的背景。
结果让人警醒。大学生学习能力测试显示出样本中大约有45%的学生并没有通过前两年学习在批判性思考、复杂推理以及写作上有实质进步。而看一下他们的学习情况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这样了。学生报告每周平均花12个小时学习——比1961年的每周25小时和1981年的每周20小时都有所下降。样本中有一半学生在前一学期没有选修过任何要求写20页以上作业的课程，还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没有上过任何一门每周要读40页阅读材料的课程。
不同类型的大学之间情况差别很大。样本中各个院校，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小型学院，都有一些学生表现出众，也有一些项目比其它项目让人学到更多。但大抵来说，有两点是很明晰的。
第一，传统的学科与方法仍有其教育价值。现在对基础学科感兴趣的学生远远比两代前要少。然而这些学习纯学术专业——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学生仍然比那些学习商科、传媒以及其他新的应用型学科的学生在测试中表现得更好。在目前全国的图书馆和教室都在为风靡一时的合作式学习而重新装修时，花费大多数时间单独学习的学生比那些跟别人合作学习的学生表现得更好。
第二，更令人沮丧的是，很多学生来到大学时并没有对他们的课程有特别的兴趣，也不了解这些课程如何为他们未来的职业打下基础。他们所珍惜的，则是实现“诸如《动物屋》(1978)和《留级之王》(2002)这些流行电影中所描绘的大学生活的文化图景”。学术学习并没有占据他们头脑中大学图景的大部分，甚至在顶尖的加州大学，学生报告他们平均每周花“12小时与朋友社交，11小时玩电脑，6小时看电视，6小时锻炼，5小时用在自己的爱好上”——而只有13个小时学习。
最终，对他们中的大多部分而言，大学所提供给他们的不是技能或知识，而是学历：一张标志基本工作纪录和就业能力的文凭。那些成功学到知识的学生则往往——还好不是全部 ——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而且在顶尖的大学就读。他们已是经济、文化精英社群的一员。我们伟大的、民主的大学系统成为了维持阶级固化的支柱——一个破败的社群，诸多成员漫无目的地通过其间，所学甚少，最终又回到他们出生时所处的经济、社会状态。
在英国，大学教师必须接受那些令人厌恶的机械式的生产标准评价。但英国有一个成熟的对本科生教育的外部测试体制，可以将全国的大学教育项目水平如实地反映出来，尽管多数学生能力不足，仍可确保一定的标准得以保持，并且在体制的每一层都为有能力的学生提供机遇。美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可与之相比的测试体制，而每一层它所提供的机会都取决于个人的慷慨与投入。
越来越昂贵的大学教育
大学在近几十年从很多方面重塑了自身，以符合现实的学生生活状况。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大学鼓励教授们相信投入精力到研究上是合理的。他们有新的发现之时会获得奖励：减免上课时间。甚至那些没有发现美国的人(一个意大利说法)也尽可能地待在实验室或图书馆里。教学越来越多的被重新分配给研究生和兼职教师，而不再是已经取得或者有望取得终身教职的人。
理论上，院长们很不情愿采取这些措施，是预算的束缚迫使他们这样做。而事实上，这些措施有助于招募、挽留明星学者，他们的工资和研究支持金额很高。比起说服一位有深度的思想者一个学期教 120 个小孩儿而言，说服他去并带几个研究生更为容易。
甚至在这个据称预算紧张的时代，收入不菲的行政人员与非教职的专业人员仍在激增——同时增加的还有他们所提供的价值昂贵的课外活动，从大一新生的团队建设到校际运动。这些活动所传达的意义很清楚：没有人把课堂学习看作核心诉求。
这是危机吗?不是的，因为学生和家长会继续找寻并支付读大学的机会，而政府和研究生院也会继续接受大学毕业生，企业还会继续雇佣他们(而且还每年花费 50 多亿美元培训雇员所需的能力)。而那些出生于富裕、专业阶级的人从最好的教育中所得到的收益则是不成比例的高。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大学教育，你都会比没有读大学赚的钱多。当然，不要指望你能赚到和那些斯坦福的应用数学毕业生一样多。没有人知道家庭还会愿意负担多久这样象征性的四年培训，而且，这份教育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并且正逐渐失去影响力。
很多改革的议案在流传——但多数只会使情况更糟。在德州，关于公立大学的辩论非常激烈，雄辩且资产雄厚的批评家要求教职员工以更低的成本教授更多学生。而实现这个要求，方式只有一种：让小组讨论完全由忙碌的研究生和兼职教员去辅导，而让更多本科生进入大的讲堂，但在那里，他们与教授并没有个人的接触。这样做并不会让那些年轻人打开他们的 Kindle ，在他们自己的时间里阅读。我们在开启学生的独立思考上已经做得很差了，难道我们想做得更差?另一种流行的建议——在线课程——只有在全天24 小时在线提供辅导的情况下能发挥作用。但这却会使得这类课程跟普通课程一样昂贵。
辍学的学生与负债读书
相比引导学生参与学术，我们的体制在另一层面上无可争议的做得更糟。最近关于研究生教育的论战中引证高辍学率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例如尤其是人文领域，有将近 50%的学生中途退学。研究生项目当然需要审查与改革。但它们的损失并不特殊。辍学是美国各级教育的普遍现象。如漫画家鲁布·戈德堡(Rube Goldberg)笔下每个阀门都会漏油的机器一样：在美国，高中生毕业率只有不到70%。大概70%多一点的高中毕业生会接着受某种高等教育。但只有略多于50%的读本科的人能在6年内毕业，与此同时只有30%进入社区大学的人能在3年内拿到大专文凭。那之后，大部分人都不会毕业了。
看看那些提供大多数本科学位的公立大学吧。少数的一部分——维吉尼亚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能有90%或更多的学生能在六年内毕业。另外的15%左右的大学6年内的学生毕业率在80%。其余学校的状况就更糟糕了。在新泽西，旗舰州立大学拉特格斯大学新不伦瑞克校区(Rutgers, New Brunswick)四年的毕业率是52%，六年的毕业率是 77%。在每年5835名新生中，有1342人没能在6年内毕业。俄亥俄州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爱荷华大学每年没法毕业的学生的比例大致如此。而在美国历史上最棒的州立大学之一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只有48%的本科生能在4年内按时毕业，虽然6年内毕业人数又能多30%。然而这是公立大学的顶端，是冰山浮现在海面上的那部分。一些州立学院(再加上盈利性大学)的多数学生在毕业前就放弃了学业。美国曾是全世界教育做得最好的国家，而现在退到了第十位。
辍学可能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有时候留在学校代价更大。无论是学生失去兴趣还是离开就学的位置，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都负债累累。在 1950 年代后期和 1960 年代的扩招时期，有着大学文凭的美国人激增。同时开始盛行的做法是那些大学没有提供技术训练的职位也开始要求大学文凭。最终公共投资的规模增大，成为高等教育资金的主要来源。因为国家通过税收资助了大部分大学预算，学费较低。学生可以借少量的钱来负担他们的学费，用一些时间打工就可以赚来他们的生活所需，还能做到按时毕业，债务也不多。如果他们退学，他们则会遇到一些财务困难，但也不是灾难性的，因为数额还比较小。
但自里根革命以来，各州将越来越多的教育成本由他们自己的预算转嫁给了学生及家庭。旗舰州立大学将它们的学费设得比精英私立大学低，但它们所提供的教育以任何标准而言都不是廉价的。在密歇根大学，一个本州的大一学生共要花费25,204美元，大四要花费26,810美元。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本州的大一学生今年需付的学费、杂费和生活费用总共为25,416美元。很多时候家里出资、学生赚钱和奖学金加起来还是不够，学生和家长必须去借贷以弥补差额。2011年，需要借钱上学的学生(占学生总数三分之二)在毕业时平均欠债33,798美元，这个数字是十年前平均欠债数额的两倍。那四年在大学校园里的轻松生活，相比之后 10 多年负债的日子而言，未免代价太大。
一如马尔科姆·哈里斯指出，美国人现在所欠的学生贷款大概有一万亿美元，比信用卡欠款还多。他解释道，学生债务是“一种极端的处罚方式，既不能以破产的方式免除，也没有过期时间，讨债人可以用工资、社保支出甚至失业救济金来抵债。”这一重担的分布可以用马太效应的反面来描述：对什么都没有的人，没人会给他任何东西。穷学生和少数族群学生比白人学生借得更多。或许因为并不了解相对便宜的联邦斯塔弗德贷款与父母 PLUS 直接贷款项目，前者从这些项目贷款较少。他们更多依靠私营贷款人——但丁会将这些贷款人连同信用卡经营者放入地狱的最底层。
正如我们所见，这些所有的支出都是为了负担一个智识上收获甚微的教育，而很多受教育者还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当然，最不走运的则是那些退学的人，他们还背着这些贷款——尽管他们在不景气的时候几乎肯定比毕业生挣得更少，待遇更糟。然而甚至毕业生的失业率也在上升——学生贷款的违约率也同时在上升。
今日的美国大学生
高等教育的泡沫要碎裂了吗?我没有答案。我们想象一下今天做一名普通学生是什么样的。你在高中表现好——甚至非常好。但你进到大学里，没什么研究和写作的经验，也不了解你的学习跟之后的生活计划有什么关系。你欠着债开始你的第一年，并且知道还会越欠越多。你在超市或者某个快餐店工作，以负担日常开销。你住在一个大而旧的宿舍或是大而不结实的校外公寓，有着自己的单人间和浴室，虽然提供了隐私但也带来隔离。你远远地看着教授(这种距离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坐在宽阔黑暗的大教室的后排，而你的同学则在用笔记本电脑上 Facebook。
难怪在这些状况下很多学生永远不会真正体会新的大学功课的要求和标准。相反，他们周转于课程之间，寻找娱乐和不费力就能取得的好成绩。于是很多学生在遇到麻烦的时候还没有做好准备也毫不令人惊奇。学生酗酒、抽太多大麻、玩太多电脑游戏、遭遇车祸、怀孕、尝试帮助厌食症室友而不知所措，还常常得不到之前父母提供的关键帮助，因为他/她也失去了工作。年纪大一些的学生——这些年，多数学生年龄都比传统的大学年龄要大——往往需要全职工作，同时要照顾孩子、父母。那些容易遇到这些问题的学生也正是那些自出生以来没有受过如何走出官僚体系迷宫的教育的人。他们没有信心看到一扇打开着的门，那里有友善的导师或教授愿意帮助他们，他们身边也没有能为他们找寻帮助的父母。
幸运的是，很多学生不光走了过来，而且还在这些障碍的夹缝中茁壮成长。很多教职员工尽力帮助他们。大学文化如同政治，是很本地化的。很多州立大学都在挣扎——比如被媒体大肆宣传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很多大学尝试给班级人数设限，让教授们忙于教学。辍学学生和毕业生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区别并没大到像溺死者和被拯救者之间的区别。一些转到了其他大学。一些人参军、重整他们的生活，依靠退伍军人权益法又回到学校，但毕业太迟，已不算是原来那一级。一些找到了秘书的职位来供养孩子，在中年读完学士学位，获得更好的工作。但这些例子仍然属于例外。
知道这些情况以后，还如何能宽恕?这个体制的成功部分就是建立在失败之上。行政人员所指望的学费是本科生借钱所交，而他们也知道本科生会在用尽学校服务之前就辍学。为了提供教学，他们剥削仍在研究生院的学生，他们也知道当中很多人也同样会辍学，没有办法谋到终身职位。一旦教职员工自己工作稳定之后，他们就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也听不到他们自己学生的哭诉。甚至当有改善的意愿的时候，资源也常为完全不同的目的所用。
最后，在很多大学，杂耍取代了正事。竞争性的体育运动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体力，而一些恰恰可以用来给学生提高条件。在看到追求橄榄球荣誉给拉特格斯大学带来的结果之后，很难不觉得悲惨，而它本有着很多优秀的院系，而且——考虑到新泽西州良好的财政条件——应该成为东海岸的伯克利或是密歇根大学。拉特格斯大学每年花 2690 万美元资助运动项目。同时，教职员工工资封顶，加薪被全面终止。历史学家办公室里的固定电话被拆除。器械修护被推迟，而从早用到晚的教室则变得越来越破旧。
当批评家表明用教学的费用来支持橄榄球队说不通时，拉特格斯大学一位官方发言人回答：“大学对运动项目的直接支持只占大学预算的1%。”想必他认为读者不知道任何大型机构的预算，前一年没有计划的数额最多占整个数额的1%或 2%——或者更具体来说，运动项目吞噬了那些本可以用作提升大学核心活动的钱。也不只一位清醒、了解状况的观察者，相信政治精英正蓄意攻击中产阶级教育。
大学现状呼唤新的关乎大学的写作
或许这不是危机。总之正如很多观察者指出的，这是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例外和希望的空间同样存在。依然，那些如同拿破仑的军队黯然离开俄国一般离开了大学的那一群被遗忘的学生，他们没能在课程中受到启发，他们被个人经历的失败所刺伤，背着债务负担，他们也需要被人描述。也许，那些认真对大学进行过论述的作者可以不再那么关心谁进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而开始关心那些大量没能从伊利诺伊、西弗吉尼亚、佛蒙特和德州大学毕业的学生。然而，关于人文学科之死的批判无论多么雄辩，也不能补救每年数万学生所经历的不人道的教育。
最好的是，让出版商找到有兴趣的作者，让他们从细节上描述一些大学，包括它们的所有缺点。论战的书籍，甚至包括那些有点内容的，最终成了扔泥巴，而不是摆事实——而扔泥巴不是讲道理。多数实证研究都有意使用抽象的语言，并以价值中立、平实直接的方式写就，难以吸引专业人士之外的读者。我们需要这样一种书籍：给一个正常智力的非专业人士，比如家长或学生，校监或校董生动地描述大学中各种人群一年的生活和工作，清楚地解释学术机构内的财政与教学、坏的意图与好的管理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高喊“回去阅读希腊经典吧”并控诉邪恶阴谋肯定是有趣的事情。但如果有了解情况的作者把握住美国大学的肌理与气息，并像作家描写军队一样令人信服地写出来，那么，公众讨论与审议则会更有建设性。小说家很早发现了这一领域。那么伟大的记者在哪里呢?他们会发现有些学生努力学习并取得了优异成绩，也有更多的学生白白浪费学习机会，而他们也许能找出其中的原因。
【本文摘自《立场·教育对话》2012年第1期，原文译自《纽约书评》2011年11月24日文。原题为Our Universities: Why Are They Failing? 作者为Anthony Grafton。原载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安东尼 · 格拉夫顿 (Anthony Grafton)，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