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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授衔工作。按照新通过的军官服役条例，毛泽东为大元帅。
除了后来被授予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外，被评为元帅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被评为大将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人。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摇摇手说：“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哪，现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军衔为好。”
但是，各位元老还是不断劝说主席接受“大元帅”这个军衔。
毛泽东略带生气地说：我就是不当大元帅，你们别逼我!
随后问在座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刘、周、邓见主席都不当大元帅了，自然就不好意思将“元帅”据为己有，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问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转到地方工作的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李先念等人：“你们几个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这几位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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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1956年春，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向国务院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草案)》
国务院第38次全体会议通过后，由周恩来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审议。
一天，罗瑞卿前往毛主席处汇报工作，谈到准备实行警衔制一事。
一直致力于消灭等级、差别的毛泽东听后，说道：“你们警察也要挂牌牌了？！肩上扛了牌牌，还怎么帮老百姓挑水、担粮食呀？”
毛泽东还给贺龙说：“我看到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这个牌牌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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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牌、军衔，看似小事，在毛泽东看来却是大事。
有了牌牌，评了军衔，大家就会想着这个东西，将这个东西成为奋斗的目标和动力，就会逐步沦为“牌牌”和“军衔”的奴隶。
我们来看几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1：某军后勤部长是长征干部，由于资格老、功劳大、文化低，授了个少将军衔，他去海岛独立营检查工作，指名道姓要见营长。
哨兵进去通报，营长问“几个豆儿?(领章上的星)”，哨兵答“一个”，营长说“一个豆儿别理他”，不想被随后跟进的部长听个一清二楚，部长开口便骂“奶奶的!我一个豆儿就管不了你四个豆儿?”
故事2：一个少尉军官与妻子上街，一路上，妻子只见丈夫向别人敬礼，却不见别人向丈夫敬礼，回家问丈夫为什么，丈夫答“他们的豆儿比我多”。
妻子一声不吭便翻开抽斗把丈夫的领章各钉上五颗星。第二天一早，丈夫未及检查便匆匆穿上军装出操，结果便有了军阶上没有的“特尉”笑话。
故事3：有个“学员”军衔的教员，探亲回家，觉得这套行头实在威风，猫在家里实在可惜，于是便在家门口的街上背着手来回踱步。
邻居见了奇怪，说是某某家的儿子怎么不认识自己的家了，这门不就是他家吗?
通过这些真实的小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毛主席为什么要拒授大元帅衔，为什么要取消军衔制，并提高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度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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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主席在和孟锦云聊天时感叹：“还是江西中央苏区好哇。在中央苏区，老俵们随时都可以到我住的地方来，我也可以去他们家里和他们聊天。到了延安就不大自由喽，在河边在山坡散步的时候，碰见陕北的婆姨、娃娃、汉子，也还可以随意交谈嘛。现在可好，我请了些工人代表到中南海住住，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嗯?”
毛主席还说：“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所有制变更了的表现，就是劳动者暂时没有失业的现象和被解雇的威胁。但是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到那时，工人农民就要受二茬苦，遭二遍罪。”
其实，当大元帅从来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包括主席这个职务也不是。
1975年国庆，孟锦云曾问毛泽东“主席您年轻的时候，想到过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当主席吗?”
毛泽东听了笑着回答：“我可不是刘伯温，能前知500年，后知500载，那时候，既不晓得建立一个什么共和国，更不曾想到要当什么主席，当时想的只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人不过是匹夫而已。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嘛。”
毛泽东生前多次同人谈起，他有三个愿望：第一个是下放到基层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第二个是骑马沿黄河而上到其源头，再从长江源头顺流而下进行考察。第三个是最后写一部书，把一生的事情包括错误和缺点也写进去，并说能够三七开就很满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