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22日，上海机床厂声名鹊起。
当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长篇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同时配发了一篇不同寻常的编者按，“其中有一部分是毛泽东亲笔加的”。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学博士储朝晖告诉记者，1968年7月21日晚，报纸清样呈送到毛泽东面前。阅后，他批示道：“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段批语被称作“七·二一指示”。是年9月，上海机床厂办起了以最高指示命名的全国第一所“七·二一大学”，各地旋即效仿。
据《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记载，截至1976年，全国七·二一大学总数为33374所，有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近3倍。
上海机床厂东大楼第41号宿舍的青年人积极好学，成为全厂青年学习的榜样
“文革”后，曾盛极一时的七·二一大学瞬间消散，对这段历史的回忆讳莫如深。
■ 让工人登上讲台
1968年春节后，根据上海市的意图，记者组到上海机床厂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情况，文汇报与新华社记者共同写就了前述那篇获得毛泽东批示的调查报告。
当时，上海机床厂的青年技术员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350人，其中10%是研究生和留学生) ，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250人，其中少数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
调查报告中写道：“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向专家看齐’，‘ 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不能争。”
报告的核心结论是：“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这份报告还提供了例证：“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4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1962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实验室担任技术员。像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20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对比一位14岁开始当学徒的工人，“18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4年，1957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今年4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
报告继而提出“教育革命的方向”：“学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等。
职工在钻研技术
■ 不发毕业证书、不加工资
“七·二一指示”，体现的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
1958年，毛泽东即提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1960年起，他对教育的批评增多。他信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上海机床厂的事例，由此脱颖而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烈认为，“七·二一指示”的内涵是“教育革命”，改造知识分子。
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开课，设磨床设计制造专业，学制两年左右，教材由具备实践经验的工人编写，教师主要也是经验丰富的工人。
各车间选拔出首批学员共52名，平均工龄在12年以上。
1969年，七·二一大学办了一所业余政治大学，次年又附设了业余技术学校，并不定期举办技术短训班。
虽然是脱产学习，学员们“身上不减油泥味，两耳不断机器声”，生产大忙时，仍回班组参加劳动。
1971年7月21日，首批学员毕业，“一不发毕业证书，二不增加工资待遇，三不要工程师、技术员的称号”。 34人回到原生产岗位，8人支援内陆地区建设，10人从事科研设计工作。
1972年，新华社播发题为“新型的工人技术人员在成长”的通讯，认为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首批学员“遵照了毛主席关于‘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
很快，这种新型的“大学”在全国遍地开花。上海江南造船厂也将厂办学校重新洗牌，办起了七·二一大学。
上海机床厂业余大学培养出的第一批毕业生。(资料片)
“当时全厂职工都可报名上七·二一大学，但要通过简单的考试。”袁正昌就在那时顺利入学，“白天工作，下班后简单吃口干粮，晚上上课，每天连轴转，却不觉得疲乏。”
授课教师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师，更多的是江南厂的老工人。“他们一身好手艺，老师唐应斌曾参加过我国首台万吨水压机设计建造，他的课就讲他的老本行——焊接，他本人的学历是小学肄业，”袁正昌说，“课堂偶尔还会搬到车间里。”
上七·二一大学无需掏学费。
“文革”结束，七·二一大学风卷残云般的关停并转，倏忽而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