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惩办所谓“医闹”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引起了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的一片欢呼。人民日报、新华网、央视新闻、中国新闻、团中央等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兴奋欢呼，欢呼总算有了专门惩办医闹的法律!无论这部法律是不是专门惩办医闹的法律，但从这些主流媒体文章题目的一致性来看，可见这部法律肯定是有惩办医闹的条款。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产生了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专门惩办患者的法律，这无疑是又一次突破了文明社会的伦理底线，把中国社会撕裂到了极端。
我们这样说绝非是危言耸听，这种法律的确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荒谬现象。因为医生绝非是今天才有的职业，更不是中国独有的职业，可是无论纵观中国历朝历代，还是横向来看世界各国，都找不到第二部专门惩办患者的法律。道理很简单，法律是保护弱者的，而在所有强弱关系中，医患关系是强弱最悬殊的关系。患者走进医院就是把生命交给了医生，任凭医生怎样处置，患者都无可奈何，并且无论结果如何，医生都没有责任。可见，医生的强势不仅超过了教师，超过了老板，超过了领导，甚至超过了警察。而患者的弱势，更是属于所有消费关系中最弱势的群体，没有一丝一毫的选择和抗拒的能力。这也是那些实在忍受不了的患者最终只能选择与医生同归于尽(在医院杀医生等于是同归于尽)的原因。
正是因为医患关系中医院和医生这种单方面的绝对强势，以及患者单方面如同待宰羔羊般的绝对弱势，所以美国率先作出法律规定，在医患矛盾的诉讼案中实行有罪推定，即患者无需提供任何证据就可以控告医院和医生，只要医院和医生拿不出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患者的控告就可以成立，法院
就可以判决医院和医生有罪。过去我们多次讲过，美国这个吸收中国文革原则而创立的有罪推定原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站在弱者立场上进行的司法改革，是大众民主在司法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所以当年胡锦涛主席和吴邦国委员长顶住种种压力将有罪推定原则引入中国，只可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医疗领域中的利益集团只是出台了一个“是否属于医疗事故由医学专家委员会鉴定”的小小政策，就把胡锦涛和吴邦国的努力给彻底废掉了。但是至少证明了中美两国的决策层都认为在医患关系中患者处于弱势地位，是更加需要法律保护的一方。这与今天中国主流媒体的齐声欢呼格格不入。
或许有人会说，为了保护医生的生命安全，应该出台法律惩办医闹。这种说法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各个领域解决强弱关系的一种标配说法。各个单位的官员用武警和保安把老百姓挡在门外，说是为了保护官员和老板的生命安全;给警察配枪并允许警察开枪，说是为了保护警察的生命安全……总之，在所有强者压迫弱者而弱者有所反抗的地方，全都立法保护强者，打击弱者。正是这种颠倒法律保护对象的法律，最终把患者逼到了走投无路的绝望境地，盲目走上了与医生同归于尽的拼命道路。可见，真正杀害医生的并非是患者及其亲属，而是把患者逼上拼命道路的法律制度。同样，把患者弄得家破人亡的也并非是医生，而是医生也无可奈何的医疗制度。可以说医生和患者双双都是今天这种错误的法律改革和医疗改革的受害者。这就是历朝历代老百姓都尊重和保护医生，甚至连黑道劫匪遇到江湖郎中都会放过一马，而如今却出现了患者杀害医生这种普遍现象的根本原因。
可是让人感到越来越悲哀的是，我们不去解决医患矛盾的根本原因，不去改变医院产业化、医生金钱化管理的错误改革，不去改变司法恃强凌弱的错误性质，反而越来越迷信武力，越来越采用国家暴力去保护强者，打击弱者。毛泽东时代是单方面约束医院和医生要为人民服务，为患者服务，“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天天研究和交流的是医德医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和当代美国等资本主义社会，医院和医生研究的是医术。可是当今中国的医院和医生，却舍弃医术而研究起了武术，由武警部队的武术教练去医院传授一招致命的擒拿绝技，后来又把警察局搬进了医院大楼，现在又出台了专门惩办医闹的法律，如此下去是不是有一天还要给医生发枪，让医生佩枪看病?
在免费医疗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标配——无论富国还是穷国——的时候，在中国港澳那些资本主义地区也都建立了免费医疗的时候，中国大陆却废除免费医疗，把医疗产业化市场化，甚至变成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支柱产业。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造成的医患矛盾，真的是单靠国家暴力就能够解决的吗?那些媒体精英、医学精英、教育精英等即便是已丧尽了天良，但是至少没有丧尽智力，单凭智力也应该知道，这种暴力手段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在欢呼出台打击医闹的法律——暂且不论这个法律是不是专门打击医闹的?这就是让一部分人富起来，造成1%和99%之间贫富两极分化，进而形成中国社会撕裂的结果。
由于中国率先富起来的那部分精英阶层，他们享受着体制和金钱的双重保护，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废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等99%人民大众的灾难性改革，对他们没有任何危害，不仅没有危害，反而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好处。比如他们可以花钱点名医，还可以像召妓那样把医生召到家里看病等等。这种比封建特权还要更加严重的金钱特权存在的一个前提和基础，就是必须把99%的人民大众排除在名医名师之外，而要把99%人民大众排除在外的最好办法，就是产业化和市场化，就是越来越尖锐的医患矛盾。只有在医生看到一般患者就害怕，就恐惧，就仇恨的情况下，1%精英集团的高价享受才能够得到社会保障。这就是当今中国医患关系越来越对立，社会越来越撕裂的根本原因。
然而最令人忧虑的是，目前这种撕裂关系并不仅限于医疗领域，而是社会所有领域的普遍现象。凡是有强弱之分的地方，都存在着这种势如水火的撕裂现象。在医患之间，在师生之间，在老板和员工之间，在上级和下级之间，全都形成了把弱者的命运交给强者支配，强者对弱者为所欲为的对立关系。由于法律是强者制定的，而全国各地又很难找到不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精英富豪，这就造成了强者立法、精英立法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弱者和老百姓越来越绝望，除了拼命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一旦这种强者对弱者、精英对百姓的支配关系超过了侵略者对被侵略者的支配关系，那么被逼无奈的老百姓就必然会倒向侵略者。这就是宋朝以来中国总是亡于周边小国，面对西方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大国小国——总是割地赔款的根本原因。现在美国军舰飞机经常性侵犯中国领海领空，而中国军舰飞机从不去美国领海领空进行报复，也是与此有关。
现在中国到了必须消除内部撕裂现象，从里到外实现国家统一的时候了。最近参与制定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些美国官员公开讲，之所以叫第一阶段协议，就是还有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等无数个阶段，直到最终解决中国的“专制制度”为止。他们宣称这才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真正目的，不是解决贸易问题，而是要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其实就是肢解中国的问题。这就产生了一个我们经常问的问题，美国为什么敢于公开宣布颠覆中国这样一个核大国?是凭借军事力量吗?显然不是!而是像当初他们颠覆苏联核大国一样，所利用的是苏联内部关系的撕裂，从内部解体了苏联。后来普京之所以能够战胜美国对俄罗斯的颠覆和分裂，所依靠的同样不是军事力量，而是俄罗斯内部的团结统一。由此可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面前，我们所要建立的最强大国防力量，不是导弹和航空母舰，而是消除内部撕裂，实现国家从信仰到利益关系的内部统一。
而实现国家团结统一的最根本因素，就是调整法律关系，建立弱者对强者、患者对医生、百姓对官员、员工对老板、消费者对商家的约束关系。这种弱者对强者的约束关系，要么选择毛泽东时代的群众约束，要么选择美国共同诉讼制度的法律约束。总之，只要还想要这个国家，而不是真的要变成“中美国”，法律就必须从约束喜儿转移到约束黄世仁上来，实现正义、天理和民意。否则，我们国家就会因为缺乏正义的支撑而从内部撕裂为一堆碎片，就像今天的乌克兰一样。有人总是说什么俄罗斯的强大和乌克兰的软弱，是军事力量悬殊造成的。其实这是一种倒因为果的说法。苏联解体留给乌克兰的军事力量并不比俄罗斯落后，可就是因为乌克兰变成了一个富豪和官僚一体化的国家，走上了劫贫济富的道路，最终才落得今天濒临破产的结果。
而普京执政20年来在所有群体事件上，在所有公开场合，全都是站在弱者一边，站在民众一边，站在那些被逼无奈的所谓闹事者一边。并且与中国出台惩办医闹的法律不同，普京在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情况下签署了俄罗斯居民永久享有免费医疗的法律。所以俄罗斯老百姓才会二十年如一日地拥护普京。大街小巷的妇女都在唱“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满街的孩子也在唱“普京伯伯我们和你在一起”，青年学生更是自发组成了爱国禁卫军“纳什”，提出“用拳头保卫俄罗斯”、“谁反对普京谁就是俄奸”，十分类似当年高喊“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中国红卫兵。可见，俄罗斯的强大并不是因为有核武器，而是因为有正义、天理和民意支撑起来的国家内部的团结统一。
十八大以来，中国以集权改革取代了以往的分权改革，在外部组织结构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修复了国家政权的松散化，这个在关键时刻实现的关键转变相当了不起。现在则应该进一步从信仰上和利益关系上结束中国的内部撕裂现象，重新调整法律关系和管理立场，即便目前还不能像俄罗斯那样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或者像美国那样还不想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但是至少应该在法律和媒体上站在弱者一边，站在民众一边，约束强者，约束精英，实现社会的基本正义，实现从信仰到利益关系的内部统一。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只有家长站在最穷的孩子一边，这个家庭内部才是稳定的。如果家长站在最富的孩子一边，把最穷孩子孝敬的钱财送给最富的孩子，那么这个家庭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解体。普京正是懂得这个道理，才故意站在穷人一边。特朗普也正是懂得这个道理，才装作站在穷人一边。我们则应该真正站在穷人一边。
2019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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