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6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孙文斌故意杀人一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孙文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12月4日，被告人孙文斌及亲属将其母孙魏氏送至民航总医院治疗。因孙文斌不满医生杨文对其母的治疗，怀恨在心、意图报复。12月24日6时许，孙文斌在急诊抢救室内，持事先准备的尖刀反复切割、扎刺值班医生杨文颈部，致杨文死亡。孙文斌作案后报警投案，被公安机关抓获。
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文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处罚。孙文斌作案后报警，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应依法认定为自首。鉴于孙文斌犯罪性质极其恶劣，杀人手段特别残忍，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当庭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我认为：应该换位思考，一旦失去母亲是多么大的悲伤，这个事情对医生和患者家属都是一个血的教训!双方都要学会换位思考。作为医生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应该医德高尚，把病人视为自己的亲人来对待，秉持“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的态度，处处为病人着想，而不是只追求利润最大化。孙文斌虽然故意杀医，但不完全是他的错。他一定是个神经病，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杀一个为他母亲尽心治病的医生，他应该感谢这位医生才对，但是遗憾的事他把这个医生杀了这不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说不通的，所以说他一定是有神经病。
医者仁心，每每看到有关伤害医生的新闻，总是让人扼腕叹息。毕竟，离开了医生，当我们得病之后，还能指望谁呢?若是医生们在救死扶伤的时候，随时提心吊胆，时时考虑自身保护，他(她)们哪里还能发挥专业能力呢?尤其是，如今时不时见诸报端的伤医新闻，难道只是凶手走极端吗?据有关统计，近十年来，有300多例伤医事件。2001年以来，有至少50名医生被杀害。很显然，这救死扶伤的医生，如今竟然也成了高危职业?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杀了医生，明知自己也活不了还去杀，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必有原因。若，只能用“神经病”才能解释的通，那一定是掩盖什么。在医疗产业化下的医院，早就是创收部门了。近些年来发生了不止一次极端案例的医患冲突。在这些伤医、杀医案的背后主要原因是很多医生把患者当成了“摇钱树”进行过度医疗，使得患者人财两空，导致矛盾的真正爆发。每个医生都由盈利指标。土匪一般是要钱不要命。医院一般是钱、命都要。而且，是要你全家的钱和命。多少患者，被医院剥削到解放前，死了还欠一屁股债。然而，死了一个医生，新闻媒体满世界叫嚷，死多少病人，它们全都装瞎，而且往往不报道病人杀医的原因。
伤医事件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在民航总医院杨医生被害案件中，尽管警方没有公布调查结果，但是通过媒体的挖掘，已经曝光出了很多相关信息。不敢说完全可以看到事件的“全貌”吧，至少可以对杨医生被杀的前因后果有基本的了解。杀害杨医生的凶手就是孙文斌。至于说，孙文斌最终会被如何判处，这应该是司法审判的结果。然而，按照当下的舆论与社会情绪来说，斩立决孙文斌也会是“大快人心”的事情。不过，即就是孙文斌被执行死刑，甚至斩立决，难道说就能避免类似伤害医生的行为吗?
我看很难，一直以来，医生都是人们非常尊重的职业，可是近十年，尤其是近五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伤医案件的屡禁不绝呢?尽管每一起伤医案件，相关的犯罪者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只是现实中却有“前赴后继”的犯罪嫌疑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到底有哪些因素是导致伤医案件频发的因素呢?现在，我们以杨医生被害案件为例，试试进行一些分析。
医院管理部门缺乏防范意识，以至于长达20多天的时间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按照报道，95岁的孙女士在12月4日突然呕吐不止、意识不清，被子女送到医院急诊。高龄，全身多发症，且是晚期癌症患者，要想完全康复几乎是不可能，然而，孙女士的子女们，不接受疾病，不接受死亡，每天都会因细微的病情变化，怀疑医生用药，不停的吵闹，辱骂，甚至威胁。
尤其是孙文斌公开扬言，“我妈要是不退烧，就把大夫弄死”。为此，急诊室的医生护士汇报给医院管理部门，同时也报警了。可是，这医院的管理部门采取了那些措施呢?如果只是提醒注意安全，或者警察出警，却没有任何更进一步措施的话，这样的不作为岂不就是对隐患的纵容?据有护士说，凶手孙文斌早在4、5天前就公开说，要杀了杨医生。如果这是真的话，不明白的是，如此清楚的信息，如此明确的威胁，医院或者急诊室或者杨医生为什么任事态恶化呢?
接下来再说说医保的问题。12月4日95岁孙女士进急诊重症监护室，据报道说，此后孙女士的家属多次提出转住院部或者肿瘤科，可是住院部因为没有床位而拒绝。要知道，这晚期肿瘤患者，治疗用药检查，包括在重症监护室，其花费可都是天价。而按照医保的规定，如孙女士这样只是在急诊室的病人，而没有住院，报销是有限制的。正如有报道所说，孙女士家属对此很不满，常因费用而抱怨。
55岁的凶手孙文斌，经商养猪打工等，多年来“折腾”并不成功，属于经济窘迫的人。因此，孙女士别的子女不说，起码这孙文斌对长达20多天一直无法住院，门诊费无法报销情绪是很大的。当然了，目前来说，我国的医保管理制度也制约着医院在年底的医保费用，而这也是医院控制住院病患者的原因。如今我国虽说医保的覆盖率很高，如95岁的孙女士样，医保可以报销90%以上，可问题是，到年底了，对医院来说，若是超过年初医保部门确定的预定医保总额，其缺口部分，是需要医院自行承担的。病人有医保，医院提供医疗服务，可是治疗费用是医保部门控制。
这样的医保管理模式，使得病患者与医院的矛盾针锋相对。病患者有医保，需要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医院治疗受制于医保审核与预算金额，治疗“严格控制”，如此以来，治疗与费用就成了焦点。很显然，这就是民航总医院住院部到年底床位紧缺的原因所在。到此，孙女士住院问题就陷入死循环了。长达20多天重症监护室的费用不少，可是报销有限;能够报销费用的住院部又没有床位;95岁晚期癌症患者的孙女士病情维持困难;孙女士家属对病情有不合实际的期待与要求;如此以来，这第一次接诊且主治医生杨文就成了患者家属孙文斌发泄愤怒的“替罪羊”。
总而言之，直接杀死杨医生的是孙文斌，而间接“伤害”杨医生的，至少还有医院管理部门和不合理的医保管理制度等。正是此类诸多因素，导致了如今医患冲突频繁，导致了医生成了“牺牲者”，也使得病患者或者家属以命相博。
社会矛盾升级的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表达不满，二是言语攻击，三是是暴力伤害。是的，这是一起偶发的刑事案件，但真的不存在医患纠纷么?双方若没有任何纠纷，莫非凶犯是可以免于刑责的精神病患?显然，这不是事实!国人同胞有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逻辑，把罪犯绳之以法，就能减少类似案件的发生。其实，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没有得到社会学的严谨论证，或者不客气地说，认为杀人偿命就能缓解或压制所有的社会矛盾，这根本就是错误的，只有直面真相才能亡羊补牢。
杨文医生的同事在网上也说了，不让老太太住院，是因为这家人犯浑，没有住院医生敢接受。按我对医院业务流程的理解，杨文医生作为有高级职称的副主任医生，又是首诊医生，只有她才有权安排住院;如果她拒绝让病人住院，除非病人家属认识医院领导或其他更高职务的医生，按习惯没有其他医生愿意接手。这才是导致医患矛盾升级的主要原因。不难看出，悲剧发生前，患者家属与被害人杨文客观上是存在医患纠纷的，绝对不是凶犯突发精神病对医生做出如此惨绝人寰之事。实际上，之前老太太在急诊室呆了20天，医患双方有了激烈冲突――据国内知名媒体财新网记者29日报道，杨医生出事前双方就曾多次报警。
涉嫌杀医的孙文斌的姐姐孙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母亲魏某因为不想吃饭来到民航总医院要求“输点营养液”，在输完液后身体情况变差。但民航总医院一名医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患者来到医院后，经过体征检查发现，身体情况不好，意识不清醒，叫答不响应，但患者拒绝做进一步检查。之后，当值的杨文医生给其对症开了营养液和醒脑静(中成药注射液)并告知了患者。
但孙英称，医生在开醒脑静时并没有告知。此后，魏某身体越发变差，昏迷不醒。孙英和孙文斌认为魏某就是输醒脑静输坏的。据公开信息，醒脑静的主要成分为人工麝香、郁金、冰片、栀子，可用于脑栓塞、脑出血急性期、颅脑外伤，急性酒精中毒见等症候，可注射或静脉滴注，属辅助用药，全国多省市都将其纳入当地重点监控药品名单。
北京某心血管病医院的心内科医生指出，虽然中成药输液在学术界有争议，但大多是安全而无效的，不可能造成患者昏迷。在中成药输液与身体变差之间，几乎不可能界定为因果关系。据上述民航总医院医生说，在接诊魏某的当天下午，医院对魏某做了各项检查，发现其全身有多处重症感染(胃肠道、泌尿系、肺部)并伴有心衰、心肌损伤，肠道或有肿瘤。这些慢性疾病肯定不是输液造成的。
但魏某家属和院方的矛盾就此积累。该医生称，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多次不配合，这也是医院不愿收治其入院的原因。另据《财新》报道，患者魏某在民航总医院接受治疗期间，杨文和她同事受到患者家属人身威胁后，曾将患者情况向医院上级部门反映，还报了警。民警为此事来医院进行过一两次调解，家属态度很差，几兄弟性格都特别暴躁，“说话就跟干仗一样”，最终不了了之。
孙英称，其母魏某在被收入民航总医院急诊科之前，还在朝阳区小庄医院(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住院，之后出院时，身体各项指标检查合格。记者就此致电小庄医院院长李瑞杰，李瑞杰称，尚不清楚医院是否收治过魏某，而出于保护患者隐私考虑，不便透露更多信息。据《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报道，患者家属与民航总医院的一大矛盾点在于一直无法从急诊转到住院部治疗，进而无法享受医保报销，而需要自费。民航总医院急诊科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生12月29日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急诊和住院的医保是彼此独立的两部分，急诊医保的封顶限额低，可能就几万元，在急诊科，患者一天要跑好几次到收费处交费，才能开药、检查;而住院部的医保限额较大，可能有十几万元，这意味着患者相当一部分的治疗花费可以报销。该医生称，按照通常情况，患者收入急诊科一般3~5天，最多不会超过一周，而此次伤医事件的患者在急诊科呆了20天上下，“有点反常”，他也不知道为何。
对于魏某治疗的总花费，医生和孙英都没有给出回复。魏某是超转人员，据前述医生称，可报销比例和一般医保差不多，比例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北京一家著名三甲医院的ICU主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医保的另一个大背景在于，绝大多数医院到了年底，由于医保资金紧张，会限制预后不好的病人的收治。另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也表示，对于这种高龄、生活质量差的病人，加上医保的考量，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医院的收治决策，这种矛盾在急诊科显得更为明显。
民航总医院那位不愿具名的医生称，该院或许也会有这样医保资金紧张的情形，但很少因为医保限额而不收病人，可能的措施是让患者在门诊做一部分检查，以减少病人收治后住院部的资金压力。而住院部是否收患者，决定权在于各个专门科室的负责人，各科室专家对病人进行会诊后，决定是否收入相应科室。
医院原本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医者仁心，几千年的传统。医生带着怜悯之心对待患者，患者带着感恩之心看待医生，原本应该是一种十分和谐的关系，可如今却变得相互防备，相互伤害。患者防备医生乱检查、乱收费，不认真给自己诊治;连我们北京中美联合医院实行治好病再收费病人都不相信。医生担心认真看病也会遭患者误解，甚至担心人身安全遭到患者及患者亲属攻击，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这是十分悲哀的。
这次民航总医院杀医案将医患关系、医务人员安全等问题再次推向舆论焦点，2019年12月2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对此作出明确规定。该法强调，“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同时特别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加强安保措施就管用?要知道在绝大多数国人同胞眼里，中国是一个岁月静好的最安全的国家，没有之一!可是，中国的单位和居民小区围墙长度占全世界的95%以上;中国各单位和各居民小区雇用的保安人员，占世界各国的90%以上。在单位、公共场所和居民家里安装铁栅栏，则成为中国特有的现象，估计用于铁栅栏的钢材总量，中国也占世界各国的90%以上。这两个90%以上、一个95%以上的社会现象，难道不能让国人多一点反思?难道要把中国每个公共场所和私人住宅全变成监狱才能保证安全?事实上，每家医院都有庞大的保安队伍，公立大医院大多都还有警务室，而且一些医院甚至夸张到给医生、护士发放自卫器械给医生、护士配备钢盔，并启用警犬、棒棍等设备。再加强医院保安，是不是每位医生、护士身后，都形影不离地跟着一位佩枪警察或士兵?
近日，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推行“先安检，后看病”，包括水果刀、剪刀等一切刀具都不能带进医院，院方会在护士站配备安全刨刀等用具，患者或家属可随时取用。这一举措的背景众所周知，好像每一次伤医案之后，都会引发一波相关的建议呼声，也都会有个别地方或医院付诸实施。医院安检并不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主要是为了保护医生，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方，也是不匹配的地方。而事实上也防范不住。对于蓄谋伤人者，即便赤手空拳也能置人于死地，更何况医院里随处可以就地取材，包括金属、玻璃的医疗器械等，你总不能把医生护士的工具也都给没收了。
南宁二院首日筛查出来的，几乎全都是小水果刀，只有一把较大的菜刀，相信也是想用来切水果的，不能说因为拿了菜刀就是要杀人，那本身就是很低概率的事件，即便有人拿错了工具，也不能随便给人扣帽子。一些网友看到这个“成果”就开始上纲上线，污名化患者是不好的。现实中的病房里，水果刀极其常见。国人住院就像过家家似的，家属要陪床，要吃要喝，探望者十有八九也是送的水果，没水果刀还真不方便。说是护士站有刨刀，来回借用的麻烦不说，它还没法切火龙果哈密瓜等。这个禁止水果刀、剪刀的尺度，是相当荒诞的，时间长了必然引发患者家属抵触，没纠纷反而制造出纠纷来。
那么很多人也想问，伤医杀医事件究竟如何防范呢?再次重复，极其偶发、目标明确的刑事案件，是无法防范的。家里、街头、商场，随处都有可能因新仇旧恨而发生血案，你怎么防?只能用“杀人偿命”的法律来事后震慑。就好比前几天某地学生杀了老师，怎么防?难道以后学校也“先安检再上课”么?小区里发生过凶杀案，以后家家都没收菜刀么?不可能为小概率事件大面积设防。
但话说回来，很多伤医杀医案其实是有办法预防的，这跟街头碰擦临时起意的情况还真不一样。多数伤医杀医案之前，都有一个矛盾积累的过程。就拿民航总医院事件来说，该患者家属因为用药问题及十几天住不进院而持续大闹，早就应该提高警惕。要么你收治入院解决诉求，要么报警把他们赶出去。事实上一线医生早就心惊胆战也汇报过上级，可惜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实质行动，愣是在急诊科拖了二十几天，悲剧铸成。
这难道是安检仪的问题吗，就算安检仪查出了这把刀，那个男子就没有其他办法弄死一个女医生吗，你总不能把刮胡子刀也禁了。这就是，真正的凶手防不住，吃药的是无辜的大多数。安检也不是干这个的。安检并不要求发现每一个理论能杀人的针头线脑，主要是降低伤害多人的规模性风险，譬如可以挥舞的管制刀具、可以突突的热兵器、可以爆燃的汽油之类，是其主要筛查目标。而小水果刀，最多只能伤一人，很快就能被旁人控制，因此不在管控之列。
现代安检程序被广泛认可的前提是：为了大家，检查大家。每个人付出一点麻烦，是为了提升每个人的安全。如果变成“为了保护我而检查你”，其出发点就成问题了。所以我看先安检后看病，治不了标也治不了本，基本没用。如果说其效应，只可能给普通患者和家属带来不满情绪，这是人为地制造对立。它的潜台词很明确：保护医生，防范你。把每一个患者和家属视为潜在凶手，把每一把普通水果刀和剪刀视为凶器，有点过分了。
实际上真要想降低伤医杀医概率，还是要从管理层面入手。建立一套灵敏的反应机制，一旦发现有暴戾倾向的患者或家属，说出任何威胁话语，马上启动保安、报警程序，把风险摁在源头。就算在门诊，多数事件也都是因就医的矛盾，先吵吵再动手，是有机会作预警的。而住院部、急诊科等地方，家属的焦虑、诉求、激动等更是可观察可化解的，在这方面强化配套管理和反应机制，就足以防止大多数的事态激化。为什么我们从民航总医院这么明显的失误之后，依然总结不出真正对症的经验，而把板子打在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有些医院管理者究竟是真想解决问题，还是继续积累医患对立?真想改善医患关系，应当推行北京中美联合医院“先治疗，后收费”，治不好不收费也不收任何押金。
有些人建议医院要象法院一样采取安检措施，问题是即使从今天起全国医院全部执行法院安检标准，当医生走出医院大门了呢?所以，医院的安检门亦不能完全成为医生的“安全门”。实践证明，法院执行比机场安检更严的标准，当法官走出法院大门了呢?所以，法院的安检门亦不能完全成为法官的“安全门”。2016年2月26日晚21时30分许，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回龙观法庭法官马彩云及其丈夫李福生(该院法警)，在住所楼下遭到两名歹徒枪击。马彩云身中两枪，经抢救无效死亡，李福生受轻伤。据悉，其中一名歹徒李大山是马彩云审理的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的原告。行凶后，两名歹徒逃离现场，逃到延庆区后均自杀身亡。
2010年6月1日上午10时左右，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发生的一起恶性枪击案件。一名男子持微型冲锋枪闯入法院办公室扫射，当场造成3名法官死亡、3名法官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犯罪嫌疑人随后开枪自杀身亡。2010年6月8日，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一起案件时，被执行人陈宏生用硫酸泼洒执法干警，6名干警被硫酸烧伤。其中，该院院长廖克东和执行局局长吴志斌受重伤。早在2005年上半年，江苏省就发生当事人等伤害、围攻、辱骂、威胁法官的暴力抗法事件80件。近几年，从湖南永州枪杀法官到广西梧州法官遭泼硫酸，到十堰四名法官血染法院，再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回龙观法庭法官马彩云被抢杀，伤害法官的恶性事件愈演愈烈，屡禁不止。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左世忠认为，如果不能尽快扭转法官维权的被动局面，将严重影响法官队伍稳定和健康持续发展。建议修改法官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设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我认为司法公正才是法官安全的根本保障，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些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造成了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申诉，申诉再申诉，导致信访局门庭若市，有些状告无门的人不但杀害法官而且滥杀无辜报复社会。
从警方派人进驻医疗机构、对医院实行安检和一经发现非法携带管制器具进入医疗机构的就要予以拘留等具体做法来看，有关部门完全把预防医闹寄望于警方，这不仅明显不妥，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患之间的矛盾。实际上，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并不是患者这一个方面，更多的原因其实在于医院自身，据 权威部门分析，医患关系成因既有医疗资源不足，群众“看病难 ”“ 看 病贵”，患者有意见;也有医疗质量不高、服务态度不好，群众不满意;而其中因服务态度不好造成医疗纠纷的约占纠纷总量的三分之二。
这说明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医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有关部门只侧重于防范患者，而不去认真解决医院本身存在的问题，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也很难化解医患矛盾。应该切实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一方面要规范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严厉打击医院牟利行为和医生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收受红包等不正之风，切实降低患者的诊疗费用;另一方面要改善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诊疗水平，同时加强医患沟通，让患者有尊严地就医，这样才能令患者及其家属心平气和，才能理顺医患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消除医患矛盾和纠纷。
北京法健咨询服务中心陈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