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带领团队再度出发，驰援武汉。作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这已经是她近期第二次奔赴武汉防疫前线。
谈及再次的武汉之行，她说，希望把危重症病人救回来。“现在也做好了长期在武汉奋战的准备……至于什么时候回来我自己还没考虑过。”
当记者得知73岁高龄的李兰娟院士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提醒李院士好好保重的时候，她却只是平淡地回答：“没有问题，我身体蛮好的”……
李兰娟院士的这种令人钦佩的品格与她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从赤脚医生、工农兵大学生到国家传染病重点学科带头人
1947年9月13日，李兰娟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贫寒农村家庭，父亲患有眼疾，无法劳作，仅靠母亲卖山货供应家人。靠着助学金，她才得以读完了初中，并参加浙江省统一中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被杭州第一中学录取。
多年前的那一幕让李兰娟至今难以忘怀：“开学前，妈妈拿出了家里仅有的5元钱让我带到省城去读书。我先到绍兴第一初级中学拿了行李，再到杭州，5元钱已剩下不多了。……老师知道我的困难后立即给予解决，让我先领课本，后来不仅减免了学费，还发助学金让我维持日常生活，我就这样坚持读完了高中。”
高中期间，自幼在农村长大的李兰娟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的问题，萌发了为他们解除病痛的想法。李兰娟拿出仅有的生活费购买一些针灸方面的书籍，到省中医院学起了针灸技术，把人体经络背得滚瓜烂熟。
中学毕业后，李兰娟重新回到了家乡夏履桥。她被安排成为了中学代课老师。她一边做老师，一边为乡亲们针灸治病，在当地有很好的口碑。
就在这时候，大队组建农村合作医疗站。出于对医学的挚爱和为了能学习到更多的医学知识，李兰娟毅然选择了“赤脚医生”。
山村的赤脚医生并不好当，资金有限，设备简陋。为了节省开支，李兰娟自己跑到山上采草药，半年多时间里，李兰娟认识了几十种药材，哪些可以治疗伤寒，哪些可以用来消肿，哪些可以用来敷跌伤，都记得清清楚楚。零成本的草药不仅节省了医疗社的开支，而且效果不错，很多村民的病在喝了李兰娟给煎的草药后康复了。两年赤脚医生生涯，她尽心尽力地为村民服务，全村1300多个村民，没有一个不认识她。
因为业务能力精湛，深受乡亲们好评，1970年，李兰娟以“赤脚医生”的身份被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读书。因为成绩优异，李兰娟大学毕业后留校，被分配到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
上世纪80年代，重型肝炎肆虐，病死率高达80%。李兰娟义无反顾地组建团队，投身到肝炎治疗这一难题中。经过10余年的反复探索、实验，1996年，李兰娟及其团队终于创建了“李氏人工肝支持系统(Li-ALS)”，使急性、亚急性重型肝炎治愈好转率从11.9%上升到78.9%，开辟了重型肝炎肝衰竭治疗新途径。
有了研究成果，李兰娟并不是像某些人那样急着去国际上发表论文，申请专利，而是从2001年起，李兰娟每年举办一次人工肝的推广班，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治疗方法无偿教授给全国更多的医生。
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格，不正是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吗?可以说与李兰娟少时求学到赤脚医生的经历息息相关。
李兰娟院士现在重点研究的微生态学与中医学基本理论也有相通之处，她认为，微生态学认为人体微生物与宿主是一个共同体，这与中医学整体观相似;人体微生态的动态平衡学说与中医学的阴阳平衡学说类似，而扶正祛邪理论对微生态调控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可见，无论是个人品格的形成还是学术成就的建立，赤脚医生的这段经历对李兰娟而言都是非常宝贵的。
“赤脚医生”李兰娟并不是个例
其实，像李兰娟院士这样从赤脚医生成长起来，成为我国医疗领域栋梁的医学专家还有一大批。
心血管病专家王琨毅
北京大学健康管理师、心血管病专家王琨毅1974年7月，高中毕业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山西省太原市北郊区丈子头公社七府坟大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因为王琨毅生于医生家庭，大队就指派她当村里的赤脚医生。和其他村的赤脚医生一样，王琨毅没有固定的薪金，和农民一样生产队记工分。白天，和知识青年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夜晚，还要自学医学知识。遇到有病人，不管是深夜还是风雨交加，都要背起药箱马上赴诊，认真地为病人检查身体，给他们打针、输液、吃药。自己治得了的，就尽心尽力去治;治不了的，就马上联系医院并亲自陪着病人到医院治疗。条件尽管艰苦，但阻挡不了她尽职尽责，满腔热情地为村民服务的行动。
由于王琨毅在农村表现好，为贫下中农做的好事多，1976年被村、公社、北郊区逐级推荐，作为知青代表出席了山西省首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
1977年，王琨毅进入高等医学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又攻读医学硕士，去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一步步成长为我国心血管病方面的专家。
宁夏医科大学校长孙涛
宁夏医科大学校长孙涛1975年从宁夏原陶乐县陶乐中学高中毕业后，成为陶乐县六顷地大队东方红公社的一名知青，当过码头工、挖过渠，后来参加相关培训后做了公社卫生所的赤脚医生。
1977年，孙涛考入宁夏医学院。禁不住哼唱起当时电影《决裂》里的插曲《工农当上了大学生》，“工农群众当上了哎，当了大学生哎……”这首歌最能表达他当时的心情。
在宁夏医学院就读的5年，孙涛努力学习，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进入当时的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从事临床工作。从此，他开始在医疗、教学和科研一线绽放人生魅力。
重庆市首席医学专家李廷玉
重庆市首席医学专家李廷玉1975年到重庆长寿秤砣公社插队当知青，当了一名赤脚医生。
在1972年的时候，李廷玉当时还是南开中学的高中生，那时候国家倡导弘扬传统中医学，学校开展学军学农，她们班有幸到当时的第三军医大学学习了中医针灸2周。下乡的时候李廷玉就带着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和一套银针，在当地农村当起了赤脚医生。1976年，20岁的李廷玉因为给村民针灸治疗有名被选拔为赤脚医生和大队合作医疗负责人。
后来，李廷玉进入重庆医科大学深造，一步步成长为我国儿科领域的专家。在回忆自己当赤脚医生的这段经历时，李廷玉说，“我们知青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只要哪家来亲戚做了好吃的，都会想到我们，每每看到那些被治好的大哥大嫂拿着南瓜豆腐来感谢你的时候，我的内心也被触动了，也深深地感恩他们，我就真的感觉自己像医生一样有强大的力量，渴望服务大家，于是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向往就变得越来越坚定。”
国家内分泌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赵志刚
国家内分泌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赵志刚1975年高中毕业后，到河南周口太康县清集镇劳动下乡，之后招工返回县城。他放弃了铁路系统那样的“铁饭碗”工作，而毅然选择留在村里当“赤脚医生”，半年后进入太康县人民医院进行临床学习。1978年考入河南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省人民医院，正式开启了自己的从医之路。
著名彝族医药专家张之道
著名彝族医药专家张之道1966年开始在云南禄丰县当“赤脚医生”。他一边接受劳动锻炼，一边自学《内经知要》、《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滇南本草》等中医基础理论知识，还先后拜当地有名望的老彝医杨沛、杨正芳、张树林等为师，学到了彝族民间治疗各种疾病的方法和绝招，通过20多年孜孜不倦的学习、潜心实践和拜师学艺，张之道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赤脚医生”。
他带领当地13名“赤脚医生”办起了禄丰县干海资大队合作医疗站，自采、自制多种彝药物为当地群众看病，并向群众传授民族药的简单用法及采集加工方法，为当地老百姓看病数十万人，没让国家和政府投资过一分钱。
1978年张之道出任楚雄州药检所所长，他精心组织科技人员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彝药志》，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彝族医药没有彝族本草专著的空白。1985年他调至楚雄州中医院工作，任民族医药研究科主任，一步步将彝族医药发扬光大。几十年来，他在专心研究彝族医药，发掘整理彝族医药精髓中，始终坚持常年为周围人民群众看病并很少收取费用，对困难群众实现免费医治。
……
“赤脚医生”制度：光辉时代的一项伟大创举
上面所举的赤脚医生成长为医学专家的例子，只是那个时代普遍现象的一角。
赤脚医生不仅是这些医学专家成长的宝贵经历，也切切实实地解决了新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看病难的问题。
1965年，毛主席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这个报告显示：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看过这份报告，毛主席生气地将卫生部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并在6月26日发出了应当“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
不过当时全国县和县以上的城市的医护人员，大约是120万人，就算是全部下乡，要改变6亿农民缺医少药的局面也无济于事，于是赤脚医生就应运而生了。
毛主席指出：“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农村也养得起。”到了上世纪70年代，全国的赤脚医生总数已经达到了180万，再加上350万的卫生员和70多万的接生员，就已经为农民人口提供了便捷的医疗服务。
毛泽东时代以赤脚医生为代表的我国农村合作医疗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许多国家纷纷来到中国参观学习。
赤脚医生制度是结合当时中国经济条件下切实解决广大农村地区医疗问题的一项伟大创举。因陋就简，因地制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什么样的本钱就打什么样的仗，这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战略上的高明之处。革命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建设年代也是这个道理。
笔者昨天给另一个公众号的投稿《通过涨价解决口罩短缺？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中，通过数据分析指出疫情时期口罩短缺是一种必然状态，为什么就不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制作防护设备呢?这不也是赤脚医生制度在当前情况下一个很有价值的历史参考吗?
继续按毛时代的路子，赤脚医生还会成长为医学专家吗?
有人也许会反驳笔者，你这是在拿这些医学专家当赤脚医生的经历给毛泽东时代“贴金”，继续按照毛泽东时代的路子走下去，这些赤脚医生还可能成长为医学专家吗?
1975年，某位大人物说，要让赤脚医生要穿鞋，穿草鞋、穿布鞋、穿皮鞋!这句话当然不是说要改善赤脚医生的待遇，毛主席的初衷就是基于当时的条件，要培养愿意扎根农村、农村养得起的医生。“穿鞋论”其实是直指赤脚医生“水平低”。
赤脚医生及其制度在80年代逐渐消失，特别是恢复高考以后，一大批赤脚医生离开岗位升学深造，赤脚医生真“穿上了鞋”，随后是已经初步形成的农村合作医疗网络解体，看病难的问题重新困扰广大农村地区。
历史似乎跟我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一方面，我们看到一大批赤脚医生在80年代以后一步步成长为我国医学领域的栋梁;另一方面，赤脚医生的“只出不进”也在加速赤脚医生制度的瓦解，造成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的“真空”。
这个问题是不是就真的无解了呢?
看到赤脚医生问题，就像很多人孤立静止地看待毛泽东时代一样，“因陋就简”不过是在新中国一穷二白基础上的权宜之计。例如，农业合作化并不是就要把农民圈在土地上一辈子种庄稼，一直用农业去支援工业，工业起来以后又会反哺农业，农村就地工业化、城市化，社队企业在毛泽东时代后期已经逐渐兴起，华西村就是其中的典范;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一直不去发展轻工业，改善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物资，而是在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更快速、更优质地发展轻工业，到毛泽东时代后期，日常生活所用的工业产品已经越来越丰富。
同样的，赤脚医生的培养、提高也在总体规划统筹中。其实，李兰娟院士的成长经历就已经说明了问题，新的赤脚医生补充进来以后，她只当了两年赤脚医生，就因为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成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高等医学院进一步深造。这是一个有序递补的过程，既不会造成农村医疗资源的真空，同时也为赤脚医生的进一步成长提供了空间，形成了我国医学领域人才培养的梯队。
今天，医疗领域如果想要继续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必须公正地平价赤脚医生制度，认真审视、总结毛泽东时代医疗卫生工作的成功经验。
题外话
再说一点题外话。2月4日，李兰娟院士的团队在武汉公布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最新研究成果，宣布找到两种药物对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有效果的时候，某些人舆论矛头指向了李兰娟院士的儿子的公司，这就有点吹毛求疵了。毕竟如今早已经不是那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时代，我们不可能按照毛泽东时代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人。毕竟，相比于同时代的医疗工作者，李兰娟院士做的已经非常优秀了，这也是我们该感激“赤脚医生”制度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