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东： 评企业主成了为所欲为的上帝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颇让人惊异。据报道，2020年4月5日，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企业主于某与其请来临时为其厂房清理土堆的工作人员钟某发生矛盾，钟某报警。永久镇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进行劝阻，企业主于某与派出所民警发生身体冲撞，并将民警左手打伤。在政府为此举办的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表示，于某某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但考虑其系民营企业经营者，依照《关于民营企业及经营者轻微犯罪依法免责免罚清单》要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使民营企业和经营者尽早摆脱诉讼纠缠的要求，结合其犯罪情节轻微，积极认罪认罚，得到派出所民警谅解等情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拟决定对于某作不起诉处理;在场各个政府部门一致表示同意。(观察者网)
企业主打伤警察，可以不负责任了，这符合中国的法律吗?据中国之声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去年12月3日在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开放日活动时表示，最高检高度重视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明确提出对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负责人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去年10月18日，最高检检察长张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为主题在北京大学作专题讲座，在回答提问时说，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是我们对司法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的要求。我们的大局是什么?就是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比方说民营企业(家)，在当前形势下，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下，有经济上的违法犯罪。是一样的，该捕就捕该诉就诉，该判实刑就判实刑?还是有个司法政策作个调节——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实刑可判缓刑的，判个缓刑好不好啊?我们认为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民营企业(家)把它捕了，把它诉了，这个企业马上就会垮台，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就业就没了。“
具体到此案发生的吉林省，2020年1月22日10时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在省政务大厅新闻发布厅召开吉林省《关于民营企业及经营者轻微犯罪依法免责免罚清单》解读新闻发布会，吉林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刘伟出席并介绍相关情况时说，“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决策部署，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及经营者人身财产安全，有效激发民营企业创造创新活力，省委政法委牵头起草了《清单》。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家福同志高度重视，具体指导《清单》起草工作。为确保《清单》措施更加务实、更贴近民营企业实际需求，1月3日，家福同志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听取民营企业家代表意见和建议。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并反复修改，我们最终梳理出3个方面25条民营企业及经营者轻微犯罪依法免责免罚措施，制定了《关于民营企业及经营者轻微犯罪依法免责免罚清单》。”
所以说，该案的不追究判决，是完全符合当前我国制定的法律法规的。从上述解释这些法律制定的理由来看，当前我国制定这些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企业主，减少企业倒闭，以便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其结果是企业主袭警，情节不严重都无罪了。事实上，多年来我们对企业主的保护，早已让他们干了太多违法事情了，只要严格追究，大部分企业主都得进监狱。例如，就对待工人来说，很多年来，拖欠工人工资，早已成为我国的常态。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2016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数约为237万。此后国家统计局再没公布此类数据了，而且很少谈及这类数据的标准。地方政府保护企业主，故意拖欠工资，成为企业降低成本，缓解资金短缺的常用方法，严格评估，绝大部分民工工资都一直在被拖欠，很少及时付清;由此而产生的严重矛盾对立乃至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2014年12月13日在太原打工的河南郸城农民工王奎林因讨不到工资与工地保安发生口角，报警后警察不出示证件就抓人。王奎林父母前来理论，却被民警强行铐住辱骂殴打，父亲被打断四根肋骨，母亲被殴打休克送医后死亡。2016年1月13日，来自四川的37岁农民工李家富讨要9万多元工资，被老板开车拖挂倒地身亡。2017年12月13日，河南鹤壁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被害人张某朝因讨要工资与嫌疑人耿某发生口角，被耿某叫来的刘某等人打成重伤，12月8日17时，张某朝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些仅仅是披露的部分恶劣案件。
2016年12月23日京华时报报道，12月22日上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讨薪刑案”情况召开通报会。据三中院刑一庭庭长余诤介绍，今年以来，北京三中院共受理了18件因讨薪纠纷而引发的一审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类命案，其中70%以上发生在12月至次年2月期间，尤其“两节”(即元旦、春节)前后为多。这18起案件共涉及被告人24人，薪资数额从2100元到65000元之间不等，其中19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以上刑罚，占总人数的79.2%。余诤指出，“讨薪等债务纠纷已一跃成为仅次于情感纠纷、民间矛盾而引发命案的第三大因素，对经济发展、社会安定造成了隐患，也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就事实来看，企业主拖欠工资，受到地方政府保护，日益嚣张。工人往往干满一年，大部分工资都要拖到年底才能结算;碰到经营困难的企业，这是中国平均寿命只有3.9年，中小企业寿命更是低至2.5年，所难以避免的，工人往往一分钱欠薪也拿不到。由于很多地方法院根本不受理欠薪问题，逼迫农民工采取暴力行动，从而产生暴力纠纷。
以前政府和执法部门偏向企业主，歧视工人，是没有公开的潜规则。表面上，仍然宣传“依法治国，执法为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如今企业主可以不平等对待警察，更不用说其他人，包括工人的潜规则，变成了公开的规则了。回顾历史，早在2300多年前，商鞅变法，公开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通过这样的立法原则，推进社会制度改革，使秦国新政得以有效推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为统一六国打下良好基础。到今天，竟然不能做到2300多年前古人都能实践的原则，可谓是史无前例的大倒退。
问题是，如此保护企业主，真的能帮助解决经济问题吗?马克思在其名著资本论中得到的最重要结论之一，就是在公平的市场经济下，如果政府不干预经济，资本家必然会压低工人工资，造成消费能力下降，与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之间产生矛盾，导致相对生产过剩危机。凯恩斯则指出，政府可以制定最低工资，发救济金等方式干预劳动力市场，提高工人工资，从而减少生产过剩。我国著名演化学派经济学家贾根良教授总结19世纪上半叶开始兴起的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理论，指出美国推动高工资，才是美国成为第一工业国的根本原因之一。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我们将工人的工资都压低到只有吃饭的工资，无钱购买工业消费品，则我国占世界一半以上的庞大工业生产能力生产的产品必然积压，工厂必然停产倒闭。我们每压低工人一分工资，则工厂就要少销售一分产品。通过支持企业主压迫工人，降低工人实际工资，只能使我们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在西方国家，碰到债务纠纷，欠债企业往往在第一时间被法院接管拍卖，而工人工资则成为排在首位的偿还者，其主要原因，就是保护市场购买力。不准拖欠债务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而首先偿付工资，则是防止工人收入下降，导致生产过剩的主要措施。本人用美国官方统计数据论证美国从未执行华盛顿共识政策，所谓华盛顿共识是美国精英欺骗他国的陷阱，所谓私有化和自由化都是误导。
美国和西方最重要的干涉是凯恩斯提出的高失业救济推动的高工资，解决因民众收入不足带来的生产过剩，每当危机来临时，更是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用于补贴失业人员。无论是0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此次的新冠危机，西方政府都大规模增加福利支出，给失业者提供救济。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等于当年国民产值10%，等于给政府财政增加了10%的国内产出，而且财政支出70%用于救济民众;此次新冠危机爆发后，政府很快退出了大规模救济计划，包括央行通过增发货币，在短短一个月给政府提供了一万多亿美元。相反，在中国，林毅夫教授公开声称，西方不实施凯恩斯提出的政府增加投资解决危机之法，是反对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更不用说大面积救济失业人员了。西方因为基本设施都充分建设过，自然不会再搞大规模建设了。例如，对付新冠危机涉及的医疗资源，美国人均基本是中国十倍。中国要全国支援武汉，而美国本地的资源，基本都与支援后的武汉相差不多。美国的问题是技术落后了，迟迟搞不定检测技术，更无法自行大规模生产检测试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早早就公开定义新冠是大号流感，不准备控制。这究竟是无能之下的无奈选择，还是主动选择，还是兼而有之，就不得而知了，当然，也不重要。只是美国精英糊弄老百姓的水平很高，面对美国政府在新冠疫情下的糟糕表现，特朗普的支持率曾一度高达70%，相比中国也是一项奇迹了，这是美国精英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制造的奇迹。
国内主流经济界从未改变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目标，反对目标的，基本都被边缘化了。在经济界要说还有影响的是陈平教授，借助美国的背景和国际影响，还能公开发声，但他是一位物理学家，研究经济和社会的，从新自由主义基本假设出发论证其推销的目标，在逻辑上就是不成立的。贾根良教授则从美国历史论证美国发展时期的主流经济思想是与新自由主义理论是相反的。左大培研究员是国内较早公开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包括反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等于政府承诺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三项基本原则了。杨帆教授出生于主流经济界，是少有的反思者。
我国主流经济界不是借鉴美国和西方的成功经验，而是迷信美国和西方推销的意识形态经济学，实则是误导。他们也有很多人不反对政府干预，但对如何干预，则分歧很大。主流经济界认可的是毕业于新自由主义大本营芝加哥大学的林毅夫博士提出的低工资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让地方政府可以肆无忌惮地支持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甚至出现了长期运转的奴隶砖窑厂。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最重要结论，就是论证自由市场经济，资本家必然压低工人工资，导致购买力低于产能，生产过剩，从而出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低工资比较优势理论，不是设法提高工人工资，减少生产过剩;而是支持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加快生产过剩。由于长期执行压低工人工资政策，我国劳动者收入占总产出比例一直在下降，现已低至41%，不到美国一半，全世界最低。
而国内解决生产过剩的方式就是低价出口，甚至不惜出让大量经济主权，让西方资本家拿走大量产出，形成了我国负责生产，美国和西方负责免费消费的经济模式。美国和西方早已产业空心化，不需要再生产工业消费品了，对我们的掠夺远超旧中国。特朗普上台发起贸易战，增加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以便可以减少从中国进口产品，增加我们的生产过剩，于是，国内更进一步压榨劳动者，包括出台保护企业主的政策，虽然能一时减少企业倒闭，但从长远看，必然加大国内生产过剩。新冠危机在全球蔓延后，西方因新冠肆虐，经济停摆，虽有美国政府提供补贴，消费能力仍有很大下降，我国出口型经济遭遇重创，政府很快就出台了多项政策，包括减税费; 增信贷;降工资等削减成本;缓交税费公积金与贷款等。此外，对出口企业，还增加出口退税、增加低利率信贷，延长还本付息等。采用行政措施，干预市场，推动免费奉送式的出口，从不解决根本问题。
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已经拿走了我国的大部分产出，与我国将产品低贱贱卖而制定的一系列出口导向政策有关。其中一项关键政策，是我国央行长期以来主要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发钞[1]，将货币发行主权免费交给美国和西方，让增发的人民币都用来购买西方货币，主要是美元，交给美国和西方，而换来的西方货币则作为人民币发行依据，只能最终用于国内回收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由于经济不断发展，需要的货币越来越多，实际等于从未使用，主要购买西方国债，利率接近0，等于也免费借给西方。在这种货币发行模式下，增发的基础货币首先交给西方资本家，而国内资本家必须生产产品出口，才能换取到增发的货币，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更荒谬的是，如果西方不增加进口，我们就不能增加贸易顺差，也就换不来西方货币，央行就不敢增发货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受阻，无法获得外汇增发足够市场需要的基础货币，其结果是，国内市场资金十分短缺，三角债横行。主流经济界却同时加大市场化，将住房、教育、养老等都推入市场，更加加剧了货币短缺。他们不是反思错误的货币发行模式带来的货币，而是归罪于国有企业，将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私有化，实际上大部分资产都是免费直接或间接送给西方资本家。更加荒谬的是，主流经济界为了增加外汇，解决货币短缺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从美国和西方金融市场借高利率贷款，转而购买西方低利率国债，借给美国和西方政府，如今早已超过1万亿美元，每年奉送的利息都高达上千亿元。
与美国和西方完全相反，自1995年以来，央行从未给自己的政府提供资金，不仅将增发的人民币20多万亿都免费交给美国和西方，而且将全国人民生产物资出口，以及为西方资本家建设工厂等资产，换来的西方货币，也都免费借给美国和西方，加上美国和西方获得基础货币购买资产，以资产等做抵押，从我国金融体系中贷款常常几倍于投资，获得了更多的衍生货币。最近十多年来，美国和西方从我国金融系统获得的资金，早已高达上百万亿元，等于将国内经济资源大都交给西方资本家控制，西方使用它们获得的利润和财富更是天文数字。
2013年01月08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2]第1号中披露，美国从全球攫取的红利达73960.9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96.8%，是攫取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损失的财富高达36634亿美元，占全球财富损失的47.9%，是全球财富损失最多的国家。报告指出，中国人均损失财富达2739.7美元，相当于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2011年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医疗卫生投入的37倍。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创造“剩余价值”。
我国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在大部分朝代，法律上都推行人人平等的原则。例如，汉武帝时，其女婿昭平君，同时也是妹妹的儿子，其妹因了解儿子品行恶劣，生前曾出万金给汉武帝赎死罪，后来犯了杀人罪，仍被汉武帝下令处死。
虽然法律上早已明确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但在实际执行时，仍存在大量不平等执法现象，这在古今中外都常常发生。例如美国富豪往往通过高价聘请律师，逃脱罪责，是美国直到今天都司空见惯的现象，如辛普森案。就历史来讲，美国主流媒体通过洗脑民众，让人们相信美国是个自由民主国家，但实际上，美国建国时宪法虽然包括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则是一部维护奴隶制的宪法，维护美国实际实行了88年奴隶制直到1864年因瓦解南方需要才非常，此后又很快实行种族歧视制度整整100年。但美国这种不平等法律制度都是针对仅占人口10%水平的少数人，被占人口90%的绝大多数人因拥有特权，从而容易默认或支持，能够得到贯彻执行。
我国现在这种公开的偏向保护企业主的司法政策，却是让占人口5%以下的少数人凌驾到占人口95%以上绝大多数人之上，损害大多数人利益，恐怕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且这种措施，既不能解决生产过剩危机，也完全与我国宪法背道而驰，从而侵犯了宪法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由此造成的恶劣政治影响，是对我国立国政治基础的极大伤害。我们名义上的所谓“依法治国”终于走上了“刑不上权贵”的老路，终于完成了法律“制裁弱者，放任强权”的转型。今后阶级压迫必然加剧，阶级斗争导致的内部矛盾必将恶化，从而逐步推动社会的解体，这是我国几千年历史所不断证明的。
参考：
1.周其仁, 汇率评论之十六：被动超发货币的教训，经济观察报 2010年8月16日，http://zhouqiren.org/archives/979.html； 收录在《货币的教训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
2. 杨多贵等, 国家健康报告，参见：2011美国攫取霸权红利逾7万亿美元 中国损失最多-中新网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1-08/4471109.shtml. 2013, 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