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曼菱采访作家宗璞（左）
宗璞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共分四卷：《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
《围城》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鹿桥的《未央歌》2008年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
7月7日本版曾发表《弦诵幸未绝——诗歌折射的西南联大岁月》，作者张曼菱继这篇文章之后又完成此姊妹篇，继续从西南联大相关文学作品的独特角度，追缅西南联大岁月，以此纪念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
几位身历其境的有心人，或是教员、或是家属、或是学子，在其小说创作中，诉说他们在“战时大学”的境遇与故事，使这段悲壮的民族文化史得以在文学领域“雁过留声”，有了余芳流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许多大学都有着流亡的经历。至今能够搜集整理出来的史料甚微，仍需有识者继续努力。
在文学领域，诗歌、散文、小说均不乏对战时大学岁月的吟唱、书写、思考与记录。
《围城》《野葫芦引》与《未央歌》，这几部小说的作者都与西南联大相关。
《围城》是影射西南联大吗
我读《围城》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时光。这部小说几乎是与《管锥编》一起进入大学校园的。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那批大学生正处在如饥似渴的求知状态，囫囵吞枣是我们的读书方式。在《管锥编》巨大的学术身影下，我们诚惶诚恐。《围城》主人公的“留学生”身份对我们是完全陌生的，读着很隔膜。
作为小说，钱钟书《围城》写得太“略”了，感觉是写给“聪明如他的人”看的。
后来，电视剧《围城》走红荧屏，尽显诙谐趣味，我于是重读小说，渐入佳境。
主角方鸿渐，钱钟书给他一个难堪的出身，“假文凭”的留洋生，靠给人家“当女婿”得到学费供养。可是在下面的故事中，方鸿渐的感觉与处境，却是全书中最正面和正派、最能够引发读者同感和同情的。
这就是钱先生的幽默吧。他的正面人物并不“正面”。小说里那些正经八百的人物，却屡屡是被方鸿渐嗤之以鼻，也是被读者所厌弃的。
方鸿渐在书中最具有“真实体温和灵魂之痛”，是一个塑造成功的人物。这样的设计和写法，在小说中并不常见。一般小说最令人讨厌的，就是作者所重点造就的那个主角人物总是一个平面，没有“多维”。
这是一部提炼得具有哲学纯度的世情小说。战火点燃之际，地方小姐还在玩着东施效颦的游戏。西潮涌进，来去匆匆。全书里没有一个“正人君子”，也没有一个完美淑女。那个动人的女士唐晓芙不过是个孩子，是个梦境。
小说用一种不流俗的审美趣味写成，可以说是“处处带着批判的眼光”，显得新鲜夺人。然而习惯于“看故事”的普通读者却很少咀嚼其深味。
关于《围城》，还有一段公案，与西南联大有关。钱钟书1937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年，钱钟书将要回国时，不少大学想聘他，最后，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钟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请钱钟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了冯友兰，还有钱钟书的老师吴宓。
然而，钱钟书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间却很短。1939年暑假，钱钟书去上海探亲，再也没有回联大。这是钱钟书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钱钟书为何舍弃了联大，选择去湖南蓝田师院执教？关于这件事，坊间有两种说法：一曰钱钟书被西南联大解除聘约。二曰是他自行离去。总之钱钟书与西南联大有此不快之瓜葛，故而有人认为，他写《围城》，《围城》中的三闾大学没好人，是有影射和贬低西南联大之意。
如今“人去楼空”，我们只来看这小说。说《围城》是写“人性的两难选择”，似乎立论更从容些。
主角方鸿渐自身充满了矛盾，所追求的现实世界也充满了变数。经历多了人情冷暖，使他对异性的要求一降再降，最后只想要一点真实的温存，不料妻子又走上“养宠物狗”的虚荣之途。
人生百态，在流徙之间，更易于表现。其中茫然、窘困、贫穷、不安宁等，是战时气氛的基调。但小说没有一处是“坐实”具体历史事件的，或者是指向“某大学”的。其路线、规模，难以“对上”，似乎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套得进去”。
不如认为，此小说的主旨不是写“大学”，而是写“婚恋之变数”的。
钱钟书一生性格隐忍，不得罪人，留下的这部小说却四处见刺。里面的人物爱发文化议论，颇具春秋微词。
大概钱先生对家庭、人生和文化界的不如意处，都在里面了。在钱先生这样聪明犀利的睿智者眼中，是不可能有“完美”这个词的存在的。我以为，在钱先生身后，无论是谁，派生出心灵“鸡汤”，都不符合他的初衷。
书里有一个细节，方鸿渐接收了朋友辛楣的书籍，里面有一本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被同仁向学校当局告密，校方遂决定对他“下学期只能解聘”。
我庆幸，这个细节洗刷了钱钟书先生的冤枉，《围城》并不是影射西南联大的。因为西南联大没有发生过因教员间告密、“为一本书解聘人”的事情。
于是我又回到了起点：钱先生的这部小说是写给聪明人和知音看的。
《野葫芦引》的文人气节与历史情结
当我住在北大进行《西南联大启示录》紧张拍摄时，曾应邀造访燕南园冯友兰故居，与冯先生的女儿宗璞会面。
这位久仰的才女风姿犹存。她告诉我，四五岁时在昆明住，躲过警报。闻一多先生拉着她手在昆明街头逛来逛去。她曾替妈妈挑掉做饭时红米中的石子，也曾经跟着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女士提篮走路去冠生园卖教授夫人们自制的点心，鞋子都磨破了。
她说，冯友兰先生每天晚上在小油灯下面写东西，估计就是《贞元六书》吧。到睡觉的时候，满脸都是黑乎乎的灯油，油烟熏的。当时她不到十岁。
宗璞女士拿出《野葫芦引》中已经出版的两卷《南渡记》《东藏记》赠我。这两本书和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一起摆在茶几上，顿时令人感觉到它的分量和不凡的来路。
带回勺园，连夜看，里面还留着燕南园深处的书香味。不过，宗璞先生早期之作，那本令我心醉的《红豆》里的少女灵魂，却没有在里面搏动了。
书的封面有“道情”，似仿《红楼梦》。她整合出了“南渡”“东藏”“西征”“北归”这样一些概念，来作小说各集之名，具有均衡之美，又吻合了历史方向之实，内含“起承转合”之意，见出世家风范。
《南渡记》虚构出一个“明仑大学”与以孟樾教授家庭为主的教授群体。但地名坐得很实，就是昆明。作者身为“南迁”中随家庭行动的幼女，带有强烈的叙旧冲动。
“南渡”，原来是一个历史情结。历史上有晋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用“南渡”来寄托这批师生当时的命运之叹，最早可见于陈寅恪先生的《南湖即景》诗中“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后来在冯友兰先生那篇著名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提“南渡”：“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
而在文学作品中，正式地使用“南渡”这个典故的，当属宗璞。战争逼使清华北大等校，从北方来到南方生活与教学。她抓到了当时离开都城时，知识分子的深层感情与内心活动。比起当年的小说《红豆》，她是更深地向着中国古典传统迈进了，这也许是对现实世界的某种退避吧；也许由于那一粒“红豆”被无情地践踏之故。
《东藏记》，这个名字带着一种幽默。教员家庭在昆明居住时，在遭遇日本飞机轰炸的日子里，撤退到东郊的农村里去住，条件比昆明又更加艰难。幼小的宗璞对这段经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南渡记》《东藏记》里面的许多人物，在我这个历史寻觅者的眼中，几乎都能看出他们的真身——那个家住在猪厩上的教授，正是费孝通对我讲过的一段经历；那个仰望着日本飞机，不愿意躲警报，却站着直立地大喊“我们中国的飞机呢？”的男孩，令我想起当年在北平城里不愿对日本守军鞠躬、将日本军旗扯碎的中学生邓稼先。而那位“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的文化汉奸，他对自己的自解与不能自解，他的女儿那种“亲者痛”的感受，则令我想到周作人。汉奸的性格亦没有脸谱化。
宗璞在小说中表现了中国文化人的那种儒雅之风，那种对人的淳厚之情、善良之心和尊敬之态。她所描写的那些人物的言谈举止中，有一种中国文化的尊严感。
这就是文化人，他们无论到了何种乡野边地，无论遭遇什么不测之灾，其家庭，其夫妇，其子女，其同僚，其亲友，其师生之间，无不保持着那一种人与人的真挚关心和彬彬有礼；看不见油滑，更不会彼此提防或诬害。
父慈子孝，妻子贤淑，忍饥挨饿持家，协助丈夫支撑学校，这是东方家庭。师徒如父子，在这片文化土壤上，即使存在非常激烈、非常大的分歧，也不会背离那种彼此之间惬意而又尊严的关系。
宗璞描绘出一个含有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与西方独立人格观念的礼仪家园，“君子”与“绅士”的风度融合成一个礼仪之邦。在这部小说里，校园内外，城市乡野，皆正气沛然。有那样一群人，他们不仅同其国难家仇，也同其美丑善恶。可以说，“气节”二字无时不体现出顶天立地的力量。
在我看到的这两卷里，融进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美学意象，譬如梅园的描写。有的花草名，就好像是《楚辞》中的香草异卉之名。这都是当代小说中罕见的。
深谷幽兰，这是宗璞的境界，在写作上于她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我曾邀请她与一干北大校友来昆明。她当时固执地要下滇西，为的是完成《野葫芦引》的第三卷《西征记》。我们都很担心她的身体和眼睛，她却是志在搜集“远征军”的故事。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沈克琦先生曾赠我一书：1944级西南联大从军同学所写所编的《八百学子从军记》。书打开来是地图，当年联大学子们从军踪迹几乎遍布全国主要战场。书里回忆，一些人直接参战，到环境险恶的缅甸蛮荒之地去；有的追随孙立人将军，有的还见到了马歇尔；还有人参加了芷江受降，作了现场的纪录。这本书的前言，读来令人心酸。里面说：“我们只想说，自己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国人。”
宗璞写《西征记》，专门用其中一卷来记载他们的功绩，体现了她的史识。
近闻她的《北归记》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蓦然想起那年在冯钟芸先生家里，看见过一幅照片——在一部汽车上，有一群欢乐的人。冯钟芸先生告诉我，这是她们准备要回北平了。旁边一个小女孩，她说，那就是宗璞，十二岁。
而现在，宗璞先生在几乎失明的状态下终于完成这部小说。
冯家是名门望族，冯友兰兄弟二人当年都在西南联大。2009年我去台湾采访拍摄时，曾经在台北与宗璞通过电话，告诉她我将去冯钟豫先生家。宗璞说：“代我向六哥问好。”
宗璞的创作早年受过挫折，如今年事虽高，志向却依旧远大。她要保存的不再是一颗红豆，而是用病弱的手试图保存这一页巨大的史诗。
《未央歌》唤醒了“青春的中国心”
2009年秋天，台北福华会馆，西南联大学人易君博先生拎了一大包资料来送给我，都是与西南联大历史相关的台湾报刊资料与书籍。其中有一本鹿桥的小说《未央歌》。
《未央歌》完成于1945年，直到1967年在台湾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立即风靡一时，被称为中国台湾版的《青春之歌》。小说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云南和昆明的风光为背景，故事的主角是一群天真年轻的大学生，伍宝笙、余孟勤、蔺燕梅、童孝贤……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在平静纯洁的象牙塔里，他们彼此引为至友、畏友，有爱有怨、有笑有泪，并交织发展出一段属于青春和校园的爱情故事。书中有关于友谊的描述、爱情的铺陈，以及对校园精神的探讨，表现了一代青年学子对真善美的追求与积极乐观的生命态度。小说那些对于大学生群体的描写与回忆，充满十足的校园气味，其青春气息、青春语汇、青春审美、青春狂想，都是特有的，非亲历者不可编撰出。
赠我书的易君博是西南联大政治系张奚若的学生，在台湾“光复”时，老师推荐他上岛参加接收，从此留在台湾，可谓资深人士。据他说：“鹿桥，即吴讷孙，写这部小说，那些人物都是有所指的。这些故事，以及小说里的几位人物，大家都知道的。他们几个人都是西南联大学生。一位是我们老师的儿子，他曾经做过国际贸易……他生活中有过一个女同学，他们的关系很特别。”
我一直觉得，《未央歌》中的学生生活有奢侈之嫌。书中写他们经常收到家人寄来的罐头，还有时髦衣服。其中主人翁所用所穿，与一般人的战时生活相差很多。果然这部小说写的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特定人群，出身上层社会的他们没有饥寒之愁苦，而有《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气息。他们在校园中是少数派，比之西南联大的那些东北流亡青年、从华北沦陷区逃出的青年等，在生活的境遇和追求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也可以想见，在当时的西南联大校园，确实存在着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群生活。其兼容并包之气量，像是一片大海。
《未央歌》还令台湾读者联想到《红楼梦》，一个原因是人物设置与爱情结局的类同。被视为“佳人”，多愁善感，一向被爱怜的女生蔺燕梅，本来与“才子”余孟勤浪漫定情，却又意外地情迷他人，自愧而遁入空门，成为修女，演绎了由“色”而“空”的哲理，带有“人生如梦”的悟定。而一直站在旁边的“姐姐”似的人物伍宝笙，则不动声色地取而代之。伍宝笙是一个人际关系圆通的女生，尤其受教授夫人的青睐。最终，由教授夫人们将她与那位“人中之龙”的才子余孟勤撮合。夫人的背后站着教授。学生自然是要尊师的。这里透露出一种“钗胜黛败”的规则。
学者张惠在研究台湾邮票的变迁时指出，台湾对《红楼梦》的趣味发生了“拥钗弃黛”的倾向。宝钗已经被看作是“现代性容貌身材、性格处事的一种追求”。《未央歌》的爱情结局与台湾在《红楼梦》人物上的取舍是一致的，此颇耐人寻味。
林黛玉是传统美的产物，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不适于现实的生存”，而遭到嫌弃。但我质疑，将文化诗意和理想之美与现实生存的本领相提并论，在逻辑上可以说得通吗？在文化引导上，没有庸俗化的嫌疑吗？
据易君博讲，吴讷孙写这部小说的原因“是大多数人都觉得校园已经平淡消沉，不像抗战的时期那样，社会对知识分子是赞美的”。“他想把那个东西，校园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写出来，就是说，希望回到抗战时期的青年一样，关心国事和时政，不要自私自闭，在校园里面，应该关心国家的前途”。
《未央歌》给中国台湾青年呈现了一个中国大陆“战时校园”的文化气氛和青春男女的精神风貌。在被日本帝国殖民统治51年后的台湾，它唤醒了“青春的中国心”。这是这部小说最大的一个贡献。
这本书在台湾销量很高，影响很大，它让人们知道了西南联大。
《未央歌》在写战时大学的环境方面异常真实。写学生成群结队一起逛大街，从文林街走到凤翥街，看门联，看过大年，吃米线，喝盖碗茶。作者极其熟悉昆明的街巷市井，熟悉郊区的沙朗，他面对那些野外的风景产生了青春联想。
书中，作者深深地沉湎于过去的学子生活中，流淌出大量的抒情文字。这是相隔海峡、遥望故土的情怀之作。其书名，与白居易《长恨歌》有关联：“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故此部小说的感人至深处，不在“三角恋爱”，而是浓郁的思乡之叹。
携带个人的体温
小说的确立，依靠一种精神价值。《围城》旨在“哲思”；《南渡记》旨在“述志”，讲“气节”；《未央歌》旨在“言情”。
同是“战时大学”的亲身阅历，各有各的来路，各人所见所感触的并不雷同。各人认为最重要的、必须表述的内容概不相类。这就是苏轼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意思吧。也许是我浸润于史料太久的缘故，读小说时常会有“隔靴搔痒”的不满足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每一部小说，也都不是历史面貌的全部。
此外，西南联大历史，也不宜孤立起来看。它是沉浮于中国抗战大史上的一叶扁舟。其中人物，来来往往，皆出入于那个时代的大潮中。这大潮至今没有平息。它承载着先人与今人的体温与灵魂之痛。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古典小说一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演义历史，加以个人爱憎，可以称之为“文以载道”的传统。如《三国演义》之类。另一个则是“抒情”与“言志”的传统，如《红楼梦》《浮生六记》之类。
在我看来，小说必须带有个人“体温和灵魂之痛”。小说的最高成就，不是“表现”，而是“感动”。小说的大美，在于以情感、性格、命运来激动人心。
最后我还想再提一部小说。
有一天我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查阅《校友简讯》，看到一本海外校友寄来的书。封面是彩色的画，印着月与灯和一个少女。书名《月与灯依旧》。小说的语言有一种陈旧感，叙述则带着一种感恩心。故事并不奇特，但如果把它与作者身世联系起来，会感到这里面有一种虔诚。
小说开头写一个旧时代的大家庭，老太爷与青春的女佣在传统的格局里有了孩子，大少爷认领了这个孩子，使她受到良好教育。但她一直觉得慈祥的老太爷与自己有一种特殊关系。这个女孩长大进入学校，随之到了昆明，就是西南联大。书里面直接写了蒋梦麟校长为校友主持婚礼的情形。婚礼上，女生们穿上各种旗袍，在战争的大后方尽力维持自己的青春美丽。她们相互交流，怎么做一条好看的旗袍。整个校园生活的主调是快乐明朗的。
抗战结束，这个女孩以优异的成绩得以出国深造。生活中出现了一位男士，时常在图书馆帮助她，并且不计较她的残疾，向她求婚了。此后她们定居美国，生活幸福，拥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这本书中，除了蒋梦麟外，其余一看都是化名，作者的名字也是隐喻的。《月与灯依旧》很像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它表现出对战时西南联大生活的怀念。
这本小说印数很少，估计就只是在校友之间流传。这本单薄的小书，没有技巧，没有功利心，只是带着一种体温，隔洋飞来，落在校友会的档案中，更像是一封联大校友的家书，传达着思念。
（作者：张曼菱，系作家、制片人，多年来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