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的诸多报道中，往往忽视的一点是，这最初是哈萨克斯坦西部地区工人领导的抗议活动，那里的大型采矿项目自1990年代中期持续至今。如果不考虑工人阶级引起的抗议活动，只关注托卡耶夫与纳扎尔巴耶夫之间的精英权力斗争，就像许多观察家所做的那样，那么对于整个事实，我们只能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在这里，笔者将尝试从长期的角度系统地介绍哈萨克斯坦抗议活动背后的积累，并将其与笔者的祖国蒙古进行比较。到最后，笔者将试图分析，明明蒙古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哈萨克斯坦相比要低得多，且蒙古在一个看似更加自由的政治环境中，为什么却一直未能产生广泛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这一思路是由Lefteast上的一篇文章激发的，该文章解释了抗议活动的社会经济背景，并对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长期观察。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的“奇迹”严重依靠里海沿岸的这个西部地区，该国大部分自然资源都是在这里开采的。在蒙古，只有一个有争议的跨国项目——奥尤陶勒盖金铜矿，而在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地区，却有有几个类似规模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贯穿哈萨克斯坦大部分地的石油管道，以及雪佛龙公司最大的项目——吉兹油田。
长话短说，哈萨克斯坦的“发展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强大的国内外资本的支持下，完全拥抱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迅速而激烈的。与任何工业发展项目一样，它需要迅速动员大量的哈萨克劳动力——因此，在过去的30年里，该地区出现了重大的人口变化，大量年轻的哈萨克人为了就业前景而向西迁移。同时，在国家推动的“哈萨克化”和“去俄罗斯化”的背景下，这些移民包括大量的非哈萨克族公民。
哈萨克斯坦地图，西部里海沿岸的黄色部分为阿特劳州，绿色部分为曼吉斯陶州，这两个州是人口迁移的核心。
西部地区的这种潜移默化的人口变迁是一个人口的无产阶级化和共同意识的形成典型的例子。还应该考虑到，哈萨克人的构成比例是这种转变的核心。与1989年的人口普查相比，西部的阿特劳和曼吉斯陶地区的哈萨克人移民和非哈萨克人的外迁都有所增加，今天这两个地区的哈萨克人都超过了90%。更有说服力的数字是两个地区绝对数字的增加，具体来说，曼吉斯陶的人口数字今天是736795，而1989年是324243。
即使在“一月事件”之后，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3月9日），在扎瑙津，针对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Kaz Munay Gas）的罢工和示威活动仍在继续。那里的劳工斗争有着悠久而悲惨的历史，哈当局的暴力镇压至少杀害了15名罢工者。
如果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就不再令人困惑，为什么最初的抗议罢工是从曼格斯套州开始的，更确切地说，是从扎瑙津——那里的工人罢工和抗议与该地区的开采史一样长——而不是在阿拉木图或在首都努尔苏丹。
只有在承认了抗议活动的结构性前提后，我们才能深入研究全球范围内明显的其他造成普遍不满的社会问题，在这里，我们探讨纳扎尔巴耶夫式的发展主义。有消息来源称，162个与纳扎尔巴耶夫和他的大家族有关的人，只占整个哈萨克斯坦人口的0.001%，却拥有哈萨克斯坦50%的财富。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估计，哈萨克斯坦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就从8710下降到了4107.9，才勉强挤进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那么，关于哈萨克斯坦是中亚的成功案例和示范案例的整个讨论都可能会失去其意义。
回到我们讨论的哈蒙比较问题，比较这两个国家应该不是一件难事。毕竟，两个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两者都必须进行政权建设。对哈萨克斯坦来说，这就涉及到大量的民族塑造。我们应该记住，在苏联解体前夕的哈萨克，只有大约40%的人口是哈萨克族人，而其余的人则是由使用俄语的苏联各民族组成。与其他后苏维埃国家一样，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建设也必须消除苏联的一面，并以哈萨克族的一面来取代它。
虽然这两个国家在改革前的经济能力以及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特殊性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我们最终都能看出，这两个中亚国家都采用了资源依赖型经济——一种资本主义的原材料模式，这一模式下只有少数人受益，而绝大多数人要么挣扎在贫困线附近，要么已经掉到了贫困线以下。
哈萨克斯坦的经验与蒙古的不同之处在于，有纳扎尔巴耶夫提供的政治稳定因素，以及有一批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的大型项目。因此，在其工业基础和在苏联时期的开发之上，哈萨克斯坦的资本主义项目是相当顺利和迅速的。它得到了新成立的寡头政治的支持——由稳定的商品价格供养着的苏联前干部。
然而，还是出了问题，西部地区的大型项目为无产“阶级”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使得那些被吸引到这些地区寻找一份工作和更好的生活的哈萨克人之间形成了认同意识。失业也是这个地区的主要问题，失业者经常走上街头要求改善就业。尽管哈萨克斯坦独立工会联合会在2017年遭到禁止，但是罢工和集会至今仍在没有官方批准的组织机构的情况下不断发生，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该地区工人和失业者组成阶级为自己而战的一面。
相比之下，在蒙古国，这些都不存在——既没有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也没有创造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蒙古没有诞生出运转良好的采掘业，也没有一个人数和政治上强大的工人阶级。相反，它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所取得的社会“成就”，可以概括为创造了一大批没有工作保障、创业无望的原子化的前卫阶级，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哈萨克斯坦工人中看到的共同意识仍是明显缺失的。
与哈萨克斯坦不同的是，由于没有大量的产业集中在一个地区或几个单体城镇，蒙古的工薪阶层一直无法形成共同的利益，从而在某种形式的运动中调动他们的利益，而工会本来通常在这种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毫不奇怪，在过去的几年里，蒙古国只有教师和医生能够动员起来发动抗议，提出他们的关切，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仍然有明显的职业团结，之二是他们的最低工资太低了，教师仅有约249美元，医生仅有约290美元，而全国平均工资则有约340美元。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偶尔在乌兰巴托的中央广场举行的示威不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而是经常提出更广泛和更抽象的要求，如更大的透明度，没有腐败，或者来自于近些时日来例行的季节性政治丑闻。而这些示威活动往往是由敌对的政党发起或支持的。因此，抗议（temtsel）和示威（jagsaal）等词在公众意识中变得微不足道。
此外，与哈萨克斯坦的情况——私营和国有矿业公司都处于争论的中心——相比，蒙古国的进步者没有明确的目标来疏导他们的不满，所以矛盾转向了自己内部——这就是蒙古国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教条，包括巴巴尔[1]等人倡导的各种文化主义解释带来的结果；或者说，蒙古国人民往往把责任指向其国家（tur）和政府（zasag），因为他们没有为作为主体的公民提供足够的服务，（仅仅知道对抗“统治”，却不会对抗“统治阶级”）。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供蒙古进步阶级对抗，其错误的目标就被利用起来，诋毁他们的事业和他们的整个组织。在哈萨克斯坦，一切错误都可以归咎于纳扎尔巴耶夫和他的家人，而蒙古式民主的“集体”游戏则取消了任何这样的单一人物，而将事情推给了个人，每一个选民。因此，在蒙古国有这样一句话："Yamar ard tumen baina, tiim l tur baina"——大致翻译为“人民如何，国家也如何”。
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蒙古，如果没有基于某些社会群体（在这里是指蒙古工人）的共同意识，阐明关乎其共同利益的具体要求，就几乎不可能出现广泛的群众运动。
[1]
，他的网站是蒙古国最早的政治讨论互联网平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