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时，曾有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警方在阿萨姆邦一村庄捣毁了一个人体器官贩卖组织，有3人被捕，至少12名村民出卖了他们的肾脏。报道称，这种非法交易已经持续了将近5年，但在过去的一年，交易量达到顶峰。
其中，大部分贩卖肾脏的人都没有得到此前承诺的报酬，比如，器官贩子承诺给予50万卢比，最终只支付15万卢比。
2016年6月3日，印度新德里，警方逮捕5名买卖肾脏的嫌疑人。图｜视觉中国
一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人体器官交易都屡禁不止。2016年，新华网就曾报道，印度私立医院职员诱骗穷人卖肾。当时，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内，人体器官走私贩每年非法摘取7000个肾脏。而全球范围内实施的所有肾脏移植手术中，约有10%的肾脏来自人体器官走私。
文 | [美]斯科特·卡尼
译者 | 姚怡平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人体交易》（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原标题为《肾脏勘探》，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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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安置区变“肾脏村 ”
2004年圣诞节翌日，一场地震撼动了印尼班达亚齐市（Banda Ache）的海岸，致使数道冲击波迅速越过海床，积聚成一股巨大的能量，重创印度与斯里兰卡的海岸。这场海啸夺走了20万条人命，许多家庭破碎，难民潮无止无尽。
正当非营利组织与各地政府不断提供大量援助，努力重建灾民生活之际，一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医院和器官掮客，却把这场悲剧性的灾难视为兜售难民肾脏的发财商机。
海啸难民安置区（Tsunami Nagar）位于印度的泰米尔那都邦（Tamil Nadu），这座难民营专供海难幸存者居住，里头人人一贫如洗。在安置区，最受敬重的人士是一位曾是渔夫的马利亚·瑟文先生。这两年以来，他为了国际社会承诺给难民的基本资源，与印度政府官僚之间不断地起争执，就是希望自己所负责的三个安置区的难民，全都能够再度靠海维生。
瑟文是村子里唯一的民选官员，对难民而言，已经等于是个名人了，他的照片贴在建筑物的侧面，以及难民营正式入口的大铁门上方。不过，他的受欢迎程度已每况愈下，当地年轻人用石头砸破他的肖像海报，还把墙上贴的照片上的眼睛挖了。而他犯下的“罪”，是试图阻止器官流出海啸难民安置区。
我在海啸发生将近两年后与瑟文会面。他说：“以前，一个月只有一名妇女会把肾脏卖给掮客，最近的情况糟了很多，一周约有两名妇女，我知道自己得做点什么才行。”
就在我们讲话的同时，院子另一端有一位穿着蓝色与鲜黄色纱丽的妇女正对着他皱起眉头来。她的年龄看似约45岁，但我怀疑印度贫民窟的生活艰辛让她显老，她可能只是接近30岁而已。她的纱丽对折处上方坦露出腹部，一条30厘米的疤痕边缘凹凹凸凸，横越腹部。瑟文告诉我，在这里，几乎每一位成年妇女都有那样的疤痕。他说：“我没能力阻止。”
一位名叫卡拉·阿鲁穆甘的妇女露出腹部的一条长疤痕，外科医生就是从这里摘取肾脏。手术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但她仍然难以工作。她卖肾赚了1000美元。
海啸卷走他的村子数周后，政府将2500名居民从富饶的渔场撤离，重新安置在这片废弃的土地上。安置区旁边就是一家巨大的发电厂，发电厂把电力送往金奈，但安置区内停电的状况却非常普遍。其实，村民所需要的东西并不过分，他们只希望有渔网和小型的三轮黄包车，这样渔夫就能把村里的渔获送到市场上卖。于是，等到政府重新安置村民后，瑟文便向高等法院
施压，要求法院送来其所承诺的现金与资源。
但是，他的申诉遭到了漠视。2007年1月，他受够了，于是在海啸发生的两年后，刚好有一场会议即将在金奈最有权威的一位大法官面前召开，他决定拿出手中剩下的唯一一张王牌。
他的计划很简单，让被迫贩卖器官的穷困妇女亲口说出证词，如此一来，法院就会感到愧疚并提供援助。
在拥挤的社区中心里，法官倾听了瑟文那令人喘不过气的证词，而一堆勇敢的妇女也自告奋勇说出亲身经历。妇女们说，肾脏掮客一直以来都是个问题——即使是在海啸发生前也是这样——但现在的掮客变得很残忍。妇女们露出疤痕的同时，瑟文热切地等待法官能打开国库，送来资金。
可是，事情没有按照计划发展。虽然法官是仔细聆听了，但是补助金被束缚在可憎的印度官僚体制里，并非是因为缺乏司法意志而无法发放。更糟糕的是，听众里的500名男女发现瑟文把他们的秘密泄露了出去，几乎要暴动起来。
把妇女的疤痕公之于世，让整个村庄都蒙羞了。村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很穷，但是穷到要卖器官又是另一回事。年轻人大喊着，那些应该是私事，他竟然公开，让村里妇女的名誉扫地。
揭露真相并未促使政府将他要求的渔网和黄包车送到难民营，反倒让村里的肮脏秘密暴露在媒体面前，当地报纸开始报道丑闻。不久之后，该邦的医疗服务部发现证据，印度共有52家医院卷入了印度史上最大的联合盗窃器官案之一。
不过，即使瑟文没有达到自己当初所设定的目标，也让这次的调查变成了一个对抗肾脏贩卖的良机，可让掮客和腐败的卫生部门官员受到指责。最后这件丑闻引起大众的强烈抗议，迫使该邦的部长不得不做出官方回应。
回应的工作就落在泰米尔那都邦卫生部长拉玛常德兰的头上。不过大家没料到的是，他竟然放弃采取警方行动，想斡旋解决。他立刻召集印度顶尖的移植医生齐聚一堂开会，要他们发誓停止贩卖器官，并试着改用更多的尸体。他决心让医生自我监督，这等于是做做样子，只略微申斥，就轻放了医学界。
此举并没有消除大众的怒气，大众仍旧想找出罪魁祸首加以处罚。拉玛常德兰为了展现自己会以强硬手段打击犯罪，下令卫生署关闭了两家规模最小且设备最差的疗养院，这两家疗养院跟非法移植并没有直接关联。此举让金奈市其余的移植团队全都松了一口气。即使有明确的文件记录显示，数十名外科医生涉及前一年的2000多件非法肾脏移植案，但是几个月内，这些人重操旧业，如常经营。
当印度财富日益增加之际，瑟文以及数千位贫困的泰米尔人却无法平等地分到一杯羹，因此，处于艰难时期，贩卖器官有时仍是唯一的选择。
“印度境内其他地方，人们在说着要去马来西亚或美国的时候，眼里都闪烁着希望的光芒；海啸难民安置区的人，眼里闪烁着希望的时候，却是在说着要卖肾的事。”瑟文如此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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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救女儿卖肾
海啸难民安置区发生的憾事并非特例。第三世界的可用器官供应量充裕，而第一世界等候器官捐赠的名单长之又长，令人痛苦难耐，因此器官掮客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过去40年来，不仅肾脏的需求量持续稳定上升，世界各地的穷人往往也把自己的器官看成是重要的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
自从环孢霉素（cyclosporine）等抗排斥药物发明后，由医生以及腐败的伦理委员会所构成的国际阴谋集团，已逐渐把埃及、南非、巴西、菲律宾的贫民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器官农场。器官生意背后的肮脏秘密就在于，永远不缺自愿卖器官的卖家。
对于每天以不到1美元的金钱过活的人而言，800美元差不多称得上是天文数字了。这笔款项等于是一种过度的激励与胁迫，赤贫的人如何对抗得了全球资本主义企业呢？
印度金奈某医院进行的肾脏切除手术。2006年与2007年，在别名为“肾脏村”的海啸难民营里，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曾贩卖自己的器官给掮客和中间商组成的阴谋集团。印度与国外的患者都涌入此地，用折扣价购买人类器官，以免去家乡漫长的等候时间。
对于在美国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上的人来说，在印度医院接受移植手术，费用约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这当中的经济利益实在太诱人了，有好几家美国保险机构也想分一杯羹，比方说，印美保健（Indus Health）和联合团体计划（United Group Programs）两家机构经估算后发现，在美国国内进行长达数年的透析治疗，不仅费用昂贵，而且最终仍会致死，相较之下，国外的肾脏移植手术费用便宜多了。
而这些公司与印度、巴基斯坦、埃及那些几乎可立即应要求安排器官移植的医院之间，恰巧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类的外包医疗方案十分诱人，2006年2月，西弗吉尼亚州议会考虑为州政府雇员提供一种正式保健计划，让选择在国外医院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可享有退款奖励。
掮客能够让购买器官变成一件易事，但是器官卖家却没说卖器官让自己的生活变好了。
几乎每一位在海啸难民安置区里的妇女都会说，在她最绝望的时候，器官贩子却利用了她。有一位名叫罗妮的妇女就抱怨说，自从手术后，她就连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都痛苦得难以忍受，必须一小步一小步分次走才行。
罗妮的麻烦始于丈夫失去捕鱼工作后开始成天喝酒。在一直缺钱的情况下，罗妮在女儿佳雅结婚时，就连简单的嫁妆都没能力置办，所以佳雅的婆婆和丈夫就把气出在佳雅身上。他们强迫佳雅做额外的工作，动不动就打她，想尽办法让她的生活过得痛苦不堪。不到一个月，佳雅回家看母亲，与其道别，然后试图喝下一夸脱的杀虫剂自杀。
罗妮发现女儿昏倒在家里的木板床上，赶紧抱起女儿带她去当地医院。那里的医生处理过多位杀虫剂自杀患者，因此医院里已备有中和剂。数小时后，医生让她的情况稳定下来了，只是必须待在加护病房一周以上。罗妮根本负担不了住院费用，而要是没有付款保证书，就只能停止治疗。他们说，罗妮必须想办法尽快筹到钱，不然她女儿就会死。
那些年，海啸难民安置区有好多人卖掉了自己的肾脏，肾脏经纪业俨然成为家庭手工业，卖过肾脏的妇女介绍朋友卖肾。
罗妮的一个朋友在一年前卖了肾，她跟罗妮说，有一个叫达娜拉希米（Dhanalakshmi）的掮客在金奈的提婆吉（Devaki）医院外开了一家茶馆，用来掩护真正的买卖——在黑市里供应器官。达娜拉希米先预付了900美元给罗妮，好让她用以支付佳雅的住院费，并答应手术后再给2600美元。达娜拉希米同时也讲明了，要是罗妮反悔，就会找打手来摆平事情。
进行器官移植前，罗妮提供了血液和尿液，以便证明自己符合买主的配对条件，买主据说是一位有钱的穆斯林妇女。等到罗妮的血液被认定符合配对条件后，罗妮就被送到金奈的综合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授权委员会的伦理审查。
该委员会的职责是确保所有的器官移植手术均属合法且没有金钱交易，它有权监督及在第一时间阻止肾脏诈骗的出现。尽管该委员会的宗旨崇高，却很少落实章程，还常常核准由掮客经手的违法器官移植手术。委员们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的行径，让移植手术看来处处合法。
达娜拉希米指导罗妮，要她只在对方问话时才开口，还给了她一袋伪造的文书，接着就一溜烟走了。罗妮还说，有时在审查会议之前，达娜拉希米会先付2000卢比贿赂，好确保一切顺利。
当时，并不止罗妮一个人待在委员会的等候室，同时还有另外三名妇女在那里等着卖肾。“我们一次进去一个人，（委员会）就只是问我愿不愿意捐肾，然后签文件。很快就结束了。”
文书作业处理完毕后，罗妮就进了提婆吉医院动手术。手术按计划进行了，可是复原却比她预期的还要费时。她的邻居——就是当初把她介绍给达娜拉希米的那位朋友——坐在她的病床边，没日没夜照顾着她。不过，三天后，当她的伤口还在渗出液体时，医院却叫她出院回家。又过了一周，当她回医院检查时，那些医生统统假装不认识她。
同时，罗妮术后等待复原的那段时间，掮客却不见了踪影，她马上就发现自己被骗了。
现在，她的体侧会痛，害她没办法做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在当地的建筑工地打零工。我问她值不值得，她说：“应该要阻止掮客，我真正的问题是没钱，我不该为了救女儿一命而跑去卖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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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个都犯法了”
另一个案例是玛莉佳，33岁，住在海啸难民安置区外1英里处。她说，她帮人洗衣，靠微薄的工资度日，她想要脱离贫困的生活才决定卖器官。我在她那只有一间房间的小屋里采访她，而她所居住的那条街充斥着腐烂的鱼和开放式水沟的臭味。她满身大汗，但她不怪金奈那无可忍受的炎热，她怪的是医生摘除并卖出她的肾脏后，术后照护非常差。
在海啸蹂躏金奈的数天前，一个名叫拉吉的掮客——目前在码头附近经营一家茶摊——说可以帮她解决金钱问题。他的交易似乎简单易懂：3000美元买她的肾脏，预付750美元（即使是现在，她一想到那笔现金，仍不由得露出微笑）。数日内，她就收到了一张上面是假名的文件，碰到的状况就跟罗妮的一样，官僚体制的障碍已经清除，没有问题了。
不久之后，她就收拾好行李，前往马杜莱（Madurai）。马杜莱是泰米尔那都邦的一座小城，拉吉黑市网络的几位成员负责带她前往国际知名的阿波罗医院的分院，把她交给医生。他们摘取她的肾脏，将肾脏移植到器官移植团里某位有钱的斯里兰卡人身上。
根据警方记录，那个人付了1.4万美元买这场手术。不过术后的复原期却比玛莉佳预料中还要久，她有整整20天都没办法回金奈。院方拒绝提供膳宿给她，就连术后药物也是她自掏腰包买的。等她终于回到金奈后，拉吉却说，他连1卢比也不愿意多付给她。
她求拉吉付钱，求了两年还是没有结果，便报了警。她指控拉吉诈骗了她的器官，但是警方却有不同的看法。警方以器官交易的罪名逮捕拉吉，还扬言要逮捕她，因为她同意卖肾。
“他们两个都犯法了”，警察总署里的一名便衣警探如此表示，“起诉其中一人的话，另一人也要逮捕。”一周后，拉吉回到街头，警方只给他警告了事。当我依循警方报告上的地址找到他时，他正在照看小茶摊。他一边煮着一杯含糖的雀巢咖啡，一边告诉我，其实他才是受害者。
“我只是要帮助人而已，我听说某个人因为肾脏衰竭，就快要死了。而且，又知道这里有很多人愿意卖。这样有错吗？这应该合法才对。”他这样表示。我问他，他为什么没付剩下的钱。他说，他答应给玛莉佳的金额不超过750美元。“我给了她应得的金额。”他还说，此外，他还要付钱给好几个掮客和医生，他的净利其实只有300美元。
玛莉佳告诉我说，她动完手术后一直无法完全康复，而她那十几岁的儿子康南得了乙肝，快要引发肾脏衰竭。她说：“不久之后，他就需要移植肾脏，我却连肾脏也没办法给他。”就算她找得到医院愿意免费提供医疗服务给她儿子，也筹不到买肾的钱。在印度，人体器官是社会阶层低的人提供给社会阶级高的人，绝对没有反过来的事。
负责跟罗妮和玛莉佳协商的掮客，在一连串的中间人当中，皆是属于阶层最低者。移植手术要价1.4万美元，这些大大小小的中间人都从中分了一杯羹。拉吉声称，他分到的钱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佣金都是让马杜莱的大交易商乡卡（Shankar）给拿去了。
虽然乡卡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在这行，高层人员的身份向来是公开的秘密。例如卡帕亚（K. Karppiah）便是肾脏贸易中最活跃的角色之一，这一点人尽皆知，大家都是私下里低声提及他的名字，他就住在海啸难民安置区外1英里处。在1个月的时间内，约有数十名肾脏卖家都提到他的名字，说每卖出一颗肾脏，他都能分一杯羹。他是掮客头子，很少直接联系患者或贩子，却是推动整个系统顺利运作的中间人。
当我出现在他家门前时，他拒绝接受采访。不过，就连外头铺柏油路的男人都知道他是权力很大的角色，铺路工跟我说：“大家都知道卡帕亚，这条街上所有的房子都是他的。”
尽管买家和卖家是待在同一家医院，但是购买罗妮和玛莉佳肾脏的患者从未在卖家面前自我介绍。这一票中间人——从身为掮客的拉吉、达娜拉希米、卡帕亚，到动手术的医生——让整个供应链保持秘而不宣。毕竟，不让患者与卖家直接协商，对中间人而言才最为有利。中间人做的是简单的牵线工作，唯有保密，才能收取高得不合理的介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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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万美元和1.4万美元
2008年，美国顾问与精算公司密里曼（Milliman）公司的精算师按实际情况计算出各种器官移植的总费用，肾脏移植费用为25.9万美元，当中包括总采购费用（6.75万美元付给医院，作为摘取肾脏之费用）、术前与术后的手术护理费用、免疫抑制剂费用、医院管理费等。胰腺为27.5万美元，肠子则是巨额的120万美元。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富人或有超级保单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是享有美国政府保险者）才能考虑进行器官移植。
而位于巴基斯坦拉合尔（Lahore）的亚迪尔（Aadil）医院，公开宣传两种移植方案：首次移植为1.4万美元，首次移植的器官衰竭后，再次移植费用为1.6万美元。亚迪尔医院执行院长阿杜·瓦西·席克（Abdul Waheed Sheikh）在电子邮件里表示：“患者不用担心捐赠者的问题，本院会通过人道主义组织安排活体捐赠者，捐赠者有数百人之多。”
印度和巴西等国的医院，也全都宣称它们同样有过剩的志愿捐赠者，可以捐赠器官给出得起高价的患者使用。由于患者不知道该如何自行预约黑市移植手术，再加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有悬殊的差价，使得国际掮客能有机会从患者身上榨取肮脏的利润。
不过，在菲律宾器官销售却多少是合法的，根据菲律宾新闻局在2005年公布的报告，一流医院的肾脏移植费用是6316美元。负责安排移植事宜的器官掮客会收8.5万美元，从中赚取差额。
“各国与各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以洛杉矶为据点的器官探子如此解释。他在liver4you.org网站做线上生意，要求我只能用米奇这个化名来称呼他。“由于大多数的海外移植都是在医生的掌控之下，像美国私人诊所那样，所以价格区间很广……在器官交易合法的国家，例如菲律宾，捐赠者的人数十分庞大，因此，捐赠者只能接受平均3000美元的（卖肾）价格。”
成本降低了，买家付出的费用却鲜少会降低。器官一旦从街头进入医疗供应链，价值就会快速攀升。米奇说，如果是肾脏移植的话，他的收费一般介于3.5万至8.5万美元之间。米奇每一笔交易可以净赚2.5万美元以上，实际净利则视手术地点而定。
米奇这类角色，将国家间的法律差异化为进账收入，利用始自捐赠者身体、终于受赠者身体的整条供应链，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部分学者与经济学者主张，唯有合法且规范的体制方能制止器官供应链上的剥削。他们认为，无论司法制度如何创立，有偿捐赠的情况仍会存在。像瑞迪（K.C.Reddy）——涉及金奈丑闻的其中一位医生——这类的移植外科医生表示，这种体制可让器官自由地到达有需要的患者那里，同时又能保护捐赠者的利益。此外，还可以保证捐赠者获得完美的后续照护与公平的支付。
自由市场这个解决方案很诱人。我们相信个人自由以及可决定自身命运的天赋权利，而自由市场方案恰好跟这样的信念相互呼应，还多了“摆脱投机的中间商”这项经济诱因。
然而，现实世界的成功故事少之又少。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写道，采用市场方法来解决肾脏短缺问题，使器官贩子处于不利境地，贩子的“选择范围会因高额补偿金而受到局限，这并非因为卖家面对金钱失去理性，而是因为对于某些需要钱的人来说，某些出价即使低到有辱人格，仍旧令人难以抗拒”。
换言之，总有人愿意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自己的身体器官。
器官买卖合法化的支持者在论及销售合法化且现在拥有充足器官的国家时，往往会把伊朗标榜为成功的范例。在伊朗，只要是中央政府机构所管制的器官销售，均属合法。捐赠者会因自己的牺牲而获得报酬，复原期间也有医生照料。结果，等候名单上几乎再也没有患者在等候新肾。
我致电人类学家薛柏休斯，想讨论伊朗采取的解决方法，她没好气地说：“伊朗合法化活体捐赠时，竟然天真地认为肾脏供应量的匮乏问题只是行销问题罢了。但当伊朗政府承担了管理黑市肾脏贸易的责任后，掮客与肾脏探子的名称只不过是换成‘移植协调人’，他们仍旧是恶棍，在街头和游民收容之家诱人低价捐赠器官。”
合法化并没有让从事这行的人改变动机，只是让他们的违法手段合法化罢了。
长久以来，肾脏一直是器官移植的吉祥物。每个人天生便有两颗肾脏，但只要有一颗肾脏就能好好存活下来。肾脏衰竭时，往往是两颗一起衰竭。尽管肾脏看似有余裕，但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商品。
器官摘取产业剥削着世界各地弱势族群的身体。在利润导向的市场里，穷人被剥削，身体部位遭割取；在政府运作的计划里，国家控制了人体，抹除了人们任何一丝的自由意志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