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安远县长强奸中央下派挂职女干部引起全网轰动，人们不禁联想，如果连中央下派干部都会遭到县长强奸，那么当地普通妇女会悲惨到什么程度！舆论都在关注这个县长怎么处理，其实问题不在于这个县长怎么处理，而在于这个县长为什么敢这样干，为什么能这样干，并且没有网络曝光，他还会继续这样干，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周围的人包括受害者在内，全都已经习惯于他这样干，从这些年查处的数百万腐败官员来看，差不多也全都这样干，不这样干的腐败官员反倒极其罕见，这才是大家应该关注的问题。
古往今来好色的官员和老板很多，但是能把“宝贝儿”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的情况并不多，逼迫妇女或者上床或者下岗的选择并不多，甚至除了当今中国之外绝无仅有，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国家。这绝不是官员和老板个人的好色品行决定的，更不是中国妇女软弱的结果，而是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结果。现有人事制度规定，单位有权解聘或解雇所属人员，再加上优胜劣汰的上岗制度把原本的阶级兄弟姐妹变成了互相残杀的野兽，这就注定了一个人一旦得罪了上司或老板，即便是不会被开除，留在单位也会生不如死，不知道哪一天就会从楼上跳下来。这就是中国妇女率先躺平的根本原因。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妇女或者从床上走到主席台上，或者走上楼顶跳下来这种选择环境是怎样形成的？在此或许有人又会说什么这是复辟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结果，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无论封建皇帝还是资本主义总统，都不能把“宝贝儿”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李师师陪着宋朝皇帝睡了那么多次，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不是宋徽宗不想把李师师提拔到宫中领导岗位上去，而是封建社会的干部管理制度决定了他根本做不到。后来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是同样做不到，他不仅没有能够给情人莱文斯基弄来一顶乌纱帽，而且连自己的乌纱帽都给弄丢了，不是克林顿没胆无能，而是美国的干部管理制度决定了他根本做不到。
很多右派便借此攻击社会主义，说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做到。这完全是歪曲事实的恶意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员别说不会这样做，甚至连想都不会这样想。因为毛泽东时代是干部“看着群众脸色办事”的时代，是群众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入宪法的时代，无论是一个单位还是一个地区，成千上万双眼睛盯着书记县长，稍有风吹草动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随后而来的就有可能是批判会。在那种情况下干部即便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去奸淫老百姓的妻女，至于用乌纱帽来换取女人上床，那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情了。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群众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发生在封建专制的社会，同样也不会发生在资本专制的社会，而只能发生在权力、资本与社会主义招牌三者相结合的社会。
中国不仅具备这三者相结合的条件，而且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经历过群众对官员直接监督和约束的时代。人民大众对少数官员专政的失败，直接造成了这些官员“翻身解放”后对群众更加强烈的报复性专制，由此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反弹现象，这种权力反弹的结果，就是把封建权力、现代资本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形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官员皇权化特点，无论大小任何官员，只要是单位一把手，就会拥有超越皇权的绝对权力，除了顶头上司之外不受任何约束。在这种官权皇权化的情况下，除非是他自己不想干坏事，不想贪污国家的钱，不想睡遍单位的漂亮女人，否则只要他想干一定能够干成，所谓制度约束以及其他外部约束基本上完全等于零。
那么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是怎么从毛泽东时代转变成今天这样的？简单讲，就是从“大家今后再也不用看群众脸色办事了”这句话开始的。当时那位老人这句话一出口就注定了他必然会成为中国官僚集团的天然领袖，展示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对事物本质的概括能力，仅次于千载难逢的人民领袖毛泽东。这句话既概括了毛泽东时代官民关系的最本质特点就是“官员要看着群众的脸色办事”，就像奴才要看着主子的脸色办事一样；同时又概括了今后官民关系的特点则是反其道而行，要“让群众要看着官员的脸色办事”。所以当时这句话一出，现场马上是一地泪水一片欢呼。泪水是为毛泽东时代的痛苦而流下，欢呼是为邓的改革时代而发出。
那么今天中国怎样才能够解决这个以往任何社会都不曾有过的罪恶现象呢？我们党曾经提出了一个原本应该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权力锁进笼子里。只是后来由于一直没有解决钥匙交到谁手里的问题，所以至今也没有想象中的效果。因为如果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把钥匙交给人民大众，则会被视为“极左”而彻底否定；如果像西方国家那样把钥匙交给资本集团，又会被视为极右而加以否定；而封建社会掌管钥匙的皇家又已经不复存在；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只能把钥匙交到官僚集团自己手里，通过设立监察部门等实行自我监督，而自我监督一直都在探索之中，并没有取得成功和完善。结果就是把当今中国官员变成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不受任何外部监督的官员。
中国不受约束的贪官就是这样炼成的。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把笼子的钥匙交到人民大众手里。
2023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