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县城中学为什么会衰落？
县域普通高中在县域人才培养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发展一直备受关注。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有普通高中1.42万所，其中有0.72万所县域高中，占全国普通高中数量的51%，在校生则超过了全国规模的一半，达到1468.4万人。
在县域普通高中里面，每个县一般还有一两所重点建设的高中，被称为重点高中或优质高中，抑或示范高中。这一两所高中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县中”，它们对县域教育有重要的基础、支撑和引领作用，是城乡教育的纽带，寄托了全县城乡家庭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期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县域中学生只要考进了县中，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重点大学校门”。
然而，近十年来，不说县域的其他高中，即便是这一两所较好的高中也面临着全面衰弱的局面，表现为优质生源、师资与教育管理者不断流失，教育质量与教育成绩不断下滑，这导致县域教育生态日益恶化，地方教育信心丧失，进入恶性发展的循环。在县域社会的直觉中，县中衰弱就是县中高考多年看不到“清北生”“重本率”直线下降。除这些表征外，县中衰弱还表现在县域优秀中考生源的大量流失，学生用“脚”对县中进行投票。
根据已有调研，在赤峰市下面的旗县，从10年前开始，中考前100名的学生留在本旗县高中的不足10人，大多数都被其他地区更好的高中抢走了;近两三年西部某县中考前200名的学生绝大多数流向了省会城市或地级市优质高中，2020年该县中考前150名的学生只有82人留在县中就读，比例为54.67%贵州某些县市中考优秀生源的保留比例则更低，而且近年有骤降趋势。
更有甚者，某县级市中考前200名的学生近两三年基本没有进入本市高中就读的；在刚脱贫的某国家级贫困县，中考前500名的学生都没有在该县就读高中的。调查数据还显示，一些重点大学的生源来自地市、省城与县域的比例具有显著差异，来自地市、省城高中的生源高达78.1%，来自县中的生源仅占21.9%。
云南省的屏边苗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绿春县和红河县2011年高考一本上线人数分别是1人、6人、10人、1人和6人。某省8县近十年来只有1名学生通过专项计划被北京大学录取，除此之外没有一人考上重点大学，甚至在一些县中，没有一名学生达到一本大学投档线。
优质生源流失越严重，表明县域社会对县中越不信任，进而必然导致县中进一步衰落。要拯救和振兴县中，必须先理解县中何以衰弱。对县中衰弱的解释一般会把县级财政投入不足作为首要原因。县级财政对县中的投入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特别是中西部的一些县域，本身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收入少，财政运转困难，还要承担县城建设、乡村振兴等重要任务，因此对县中的支持只能是负责县中在编教师的基本工资待遇，在基建、修缮、更新设备等方面很少投入资金，基本依靠学校自收自支、自筹经费维持办学。
而在县中的事业收入中，择校费、学杂费、住宿费等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择校费逐渐被取消，学杂费、住宿费随着学生人数减少而降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市、省城经济发展较好，财政收入相对丰厚，能够给予所属高中更多的资金支持，因此这些学校相较于县中在硬软件方面都有优势，能够提升教育质量和成绩，因而对县域学生具有较强的虹吸效应。
该思路不能解释为何同样在县级财政薄弱条件下县中过去有过辉煌的历史，而现在衰败了。同时，也有调查表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县中较中西部地区的县中衰弱更普遍、更严重。我们在浙江某县的调研也发现，这个位列全国综合实力排名第40的百强县即使每年投在教育上的经费高达15亿元也无法阻止县中的衰落。可能，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县中衰弱的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城市化也是重要的解释变量。该解释认为中国城乡之间有差序、城市之间有阶序，县域农民举家到县城以外的城市务工、居住和生活，带来了县域学生的流出县域，使县中学生数量整体减少。另外，地市、省城等较之县城是高阶城市，在公共产品供给、市场服务、发展机会方面要充分得多，那么对县域家庭及学生的吸引力很大，有条件的学生、教师皆可能往这些城市流动。对学生来说，高阶城区的普通高中在生均图书、生均计算机等办学条件上，在与高校的联系上、在省级骨干教师数量上，都优于低阶县城普通高中。
对教师来说，高阶城区高中的待遇更为优厚、职业发展空间更大。县域优秀生源、师资的批量流出确实会给县中带来致命伤害。然而，该解释也可能“倒果为因”，如正是因为县中衰弱才使得大量优秀师资流出县域。如果县中能够低成本地满足学生的升学需求，县域家庭就不太会到高阶城市择校;如果县中没有衰弱，教师的流进与流出属于正常现象，县中教师队伍还能够保持传帮带功能的合理结构，而县中衰弱则可能导致在短期内流出大量教师从而破坏合理结构和传帮带功能。
还有个很重要的解释是“超级中学”“掐尖”。“超级中学”有扩大校际差距、破坏区域教育平衡的负向功能。近20年，在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社会资本的大力介入下，许多地方培养出了一批资本雄厚的“超级中学”(教育集团)。“超级中学”在“优质高中招生计划分配”政策及民办教育灵活招生政策的支持下，进行或公开或隐蔽的跨区域“掐尖”招生，其所到之处“尖子生”皆被“掐”走，一部分“优等生”也被吸引走了。
县中没有了“尖子生”、少了“优等生”，高考就没有清北生，重本率也会降低，其在县域就会遭受信任危机。“超级中学”还从县中高薪挖走优秀老师。优质生源和师资是县中的“底气”和基础，这些资源的大量流出对县中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根据笔者调查，“超级中学”“掐尖”确实是县中衰落的根本原因，该解释抓住了县中衰弱的“牛鼻子”:“超级中学”的发展历程即是县中衰败的过程;“超级中学”“肆虐”的省份，县中衰弱也就最全面彻底。
二、县城中学衰弱的三个阶段
从调查来看，县中衰弱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县中被“超级中学”“掐尖”。县域尖子生被“掐走”了，县中生源结构由优等生、中等生和后进生构成，会带来以下后果。
一是优等生没有参照。尖子生被“掐”走后，优等生成了学生分类中的头部学生，由于缺乏尖子生的参照和对比，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难以发现自己的缺漏与不足，因而无法在查漏补缺中进步;老师也无法找到他们的差距和进步的空间在哪里，进而就无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这样，优等生也就难以有进步，这会给他们带来无法缓解的焦虑。
二是学校管理缺乏标杆。县中缺乏尖子生，无论是在学科竞赛中，还是在联考中，抑或年级模拟考试中，都无法取得标杆性的成绩(如600分以上人数、奥赛省队成员)，也就无法进行宣传，不能给其他学生和教师以激励。同时，在学校和班级管理中，有尖子生的时候，就会围绕尖子生的培养来配置资源、制订制度，各项要求皆为高标准;而缺乏尖子生时，教育教学管理上的要求就可能降低。
三是教师陷入自我怀疑。调查中，县中教师普遍反映，他们上课较过去更卖力了，但是高考成绩上不去。同样的老师、同样的教学经验，为什么过去可以教出清北生，现在不行了？县中的教师们一开始并没有从“掐尖”方面去找原因，而是进行自我剖析和怀疑，认为是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落后了，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于是学校也组织教师到其他学校去学习，特别是到“超级中学”去学习。学习了人家的“先进经验”后，将这些经验落实到本校的教育教学之中，却仍然不见成效。教师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也就更甚。
第二，县中失信于县域社会。被“掐尖”后，县中就不再出清北生，重本率也会下降。这类现象在头一两年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偶然事件”。但是一旦多年没有出现清北生，重本率下降的势头也得不到遏止，县域社会对县中的看法和态度就会发生改变。
对县域社会来说，对于县中教育质量高低判定最直观的标准是有没有清北生，连续多年都有清北生，说明县中教育质量高，他们就会信任县中教育，相信他们的子女送到县中接受教育可以有较好的出口;相反，如果县中多年没有清北生，县域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认定县中不行了，对县中教育的信任度就会骤降。
县中失信于县域社会，会进一步产生不利于县中发展的后果。一是生源结构进一步单一化、扁平化。生源结构遭到破坏后，优等生和零散留在县中的尖子生的成绩就会停滞不前，他们在高考中就考不出预期的分数，这就会使得县中重本率继续下降，给县域社会发送的信号是好学生留在县中会被浪费和耽搁。那么，后面中考中的优等生也会主动地、千方百计地流出去。有的优等生家庭甚至花钱也要将子女送出去。
没有一定规模的优等生，县中的生源结构更趋扁平化，学校和班级过去形成的比较与竞争、“比学赶帮超”的氛围也不复存在;教育教学以中等生的接受度为标准，分层化的知识传授结构不复存在，学生应试能力进步小而慢，高考成绩更加差。这样会推动优等生全部流出县域，部分有条件的中等生也流出县域。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优等生或中等生到“超级中学”就读，虽然不能变成尖子生或优等生，但可以提高应试能力，进而提高高考分数，可以考上比预期好的大学。二是教师和管理者对县中失去信心。在持续多年努力扭转衰败局面而不成之后，县中管理者和教师会有较大的挫败感，同时他们在县域社会中得不到认可和信任，还可能被人背后戳脊梁骨。
因此，他们就可能对县中发展丧失信心，一些人表现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减弱，丧失热情和事业心;另一些人则离开县中“另谋高就”，即有经验、有热情的中年教师和管理者被“超级中学”、地市中学批量挖走。结果是县中的师资结构被破坏:有经验的中年教师流出，年纪大的教师进入退休状态，年轻教师还没有成长起来，而高校优秀毕业生又不愿意到县中就业。县中教师群体不仅难以形成“老中青”“传帮带”的结构，还可能青黄不接。
三、县城中学，越卷越衰落
当前中国社会似乎陷入了全民教育焦虑的漩涡，表现为年轻人想象未来子女教育而恐婚恐育；年轻父母从孕育时就开始焦虑小孩的学习、分班、考试、择校问题；家长在学生学习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母亲陪读成为县域教育的普遍现象；等等。对于全民教育焦虑问题已有不少解答，有把问题归结为高考制度的，但恢复高考已逾40年，全民教育焦虑不过是近10年的事情；也有认为是教育非均衡导致了全民教育焦虑，但是教育非均衡是常态，近年来县域教育均衡化程度还有所提高；还有把80后、90后父母更重视教育认定为原因，认为家长教育竞争刺激了全民教育焦虑，但是会不会是全社会陷入了教育焦虑，年轻一辈父母才更加重视子女教育？
根据上文的逻辑，县中衰弱导致了县域教育体系的衰败，进而催生了各学段家长择校的压力和各学段学生竞争的压力，最终制造了全民教育焦虑。就家长的压力而言，当县中有较好的高考成绩，家长就会对县中有较高的信任度，认为子女在县中就读就能考上好大学，就不会千方百计地为子女到高阶城区选择高中。
相应地，县中出口较大，意味着县域各学段教育质量不错，学生家长也就不需要从低学段开始将子女送到高阶城区学校就读。到高阶城区学校就读，关键是学生家庭有在高阶城区有购房的能力，这是家长择校压力的主要来源。因此，办好县中能够减轻县域家长这方面的压力，反之则压力增大。
就学生的竞争压力而言，如果县中出口是确定的，那么学生在县域接受义务教育，他们只要能够考上县中，就有较大希望考上大学。也就是说，学生只要在县域中考竞争中胜出，并在县中同年级学生成绩排名中确定了自己的位次，就能够确保高考竞争的排位。这意味着，高考竞争被限制在了县域内部，而县域内部考生相对较少，因而压力就相对较小。这样，学生的应试压力就相对较小，可以有更多自主安排的时间和精力;学校也不需要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而极化应试教育、压榨学生时间。这样，学校管理和学生学习都可以从容不迫。
县中一旦衰弱或衰弱，家长从低学段开始就要为子女到高阶城区择校而准备，学生则要从低学段开始准备层层应试通关。于是，家长既有购买学区房的压力，也有从低学段开始操心子女学习成绩的焦虑;学生要进高阶城区学校就读，意味着学生的应试竞争超越了县域，在市域或省域竞争，竞争的层级上移，竞争的面变宽，参与竞争的人数增加，竞争压力必然增大。
学生竞争压力增大，就必然要集中精力提高应试能力，应试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县域各学段学校为了留住辖区优秀学生，就必须提高自己的应试升学成绩，就可能强化甚至极化应试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