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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整理同仁堂资料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段历史：
同仁堂的老字号更见久远，创建于1669年(清康熙八年)，自1723年开始供奉御药，历经八代皇帝188年，靠着“御药”身份创立了金字招牌。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同仁堂数次险些被德资拜尔和日资企业控制;“父传子家天下”的管理模式不仅没能使同仁堂壮大，反而因为历次的子女分家陷入各种家族内部纷争。加之旧社会中医凋零的背景，到北京解放初期，同仁堂已经陷于无人管理状态。
一场劳资纠纷后，在职工代表的推举下，外姓人乐松生当上了北京同仁堂经理。1954年，乐松生带头参加公私合营，被毛主席接见。
公私合营之后，同仁堂才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成立了中药提炼厂，开创中药西制的先河。
传统中医的济世情怀与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很好地融合起来了。在焕然一新的社会环境下，百年老字号同仁堂也投入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的行列当中去了，获得了人民群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
同仁堂的门店设立了咨询服务台，为患者介绍适应症的药品，解答顾客提出的各种问题;同仁堂还成立了邮寄部，对外地患者有信必答、有求必应，深得人心。
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风气持续到了80年代。1984年，一外地顾客来店求购4克天仙藤，一位老售货员收方后说：“这药4克值4厘钱，给你10克，收1分钱。”顾客满意地笑了，为了这一分钱的生意，这位老售货员柜前堂后跑了两趟。事后，顾客投书称赞同仁堂可贵的风格，认为像同仁堂这样的大药店，仍能保持做好小生意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然而，80年代以后，同仁堂慢慢变了。
2012年，北京的夏女士例假迟迟不来，来到同仁堂新街口药店中医诊所看病，张姓大夫接诊并认为夏女士例假推迟是因为“月经不调，气血不足”，便给夏女士开了7天的药，喝了17服同仁堂开的中药后，夏女士去妇幼保健院检查方得知原来自己在看中医前已经怀孕。因同仁堂开的中药里面有孕妇忌用的红花和桃仁，被误诊的夏女士去同仁堂找张大夫，而张大夫只留下一句“孩子不要要了”，就再没有露面。
许多跟团去北京旅游
的人，都曾被莫名其妙地带去参观过北京同仁堂，美其名曰参观学习中国医药文化。其后，等着他们的就是天价诊疗费和药费……
为什么会这样，大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同仁堂自身的变化更是关键。
1997年，同仁堂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中医药企业位列120家大型现代化企业制度试点单位;2000年5月，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10年同仁堂至此彻底走上公司制和资本化运作的道路。
改制后的同仁堂屡登黑榜：
2004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马文祖、作家张家瑞、吴淑敏等28人因服用同仁堂的“龙胆泻肝丸”导致肾病甚至肾衰竭，而集体起诉同仁堂。
2011年，同仁堂假血燕事件，同仁堂旗下公司生产的血燕在浙江被检出含有亚硝酸盐，超标三百多倍，不合格率达到了100%。
2012年，同仁堂清火片被检出不合格，牛黄解毒片生产日期早产。
2013年1月，北京同仁堂总统牌破壁蜂花粉片，就被爆出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甘露醇;5月，同仁堂健体五补丸被爆汞超标5倍，牛黄千金散及小儿至宝丸朱砂超标，成分含量分别是17.3%和0.72%，远超国际标准。
2016年，同仁堂“阿胶造假”事件发生，本应用驴皮熬制的阿胶检测出猪和牛的DNA;山东、四川等多个省市抽检发现同仁堂的翻白草、加味左金丸、熟地黄、(熟)骨碎补等产品不合格，同仁堂在山东淄博的药店因销售劣药被处罚。
而仅2017年一年，因各种质量问题，同仁堂旗下企业10次上“黑榜”。
2018年12月15日晚，江苏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同仁堂蜂蜜生产商竟回收过期蜂蜜?》，将同仁堂引入舆论漩涡。
2018年12月16日，同仁堂发布公告称相关产品已经全部封存，因同仁堂蜂业在北京市大兴区注册，大兴区食药监管局已经就此展开调查。
2019年2月11日，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同仁堂蜂业有限公司因售过期蜂蜜被罚没1420万。
2019年2月19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撤销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中国质量奖称号，收回证书和奖杯，年老字号彻底砸了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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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身上发生的历史变迁并不是个例。
上世纪70年代末，著名作家冰心应《人民文学》之约，采写了一篇关于张秉贵的报告文学《一团火》。
张秉贵1918年出生于北京东铁匠营一个贫苦家庭，11岁就进入一家纺织厂做童工，后来又进入北京一家杂货店做学徒工。名为“学徒工”，实际上跟家奴没什么区别，受苦受累不说，还经常会招致老板的打骂。
后来，张秉贵感慨地说：“以前在旧社会，虽然看起来是个人，可活得一点人样儿都没有啊，要不是毛主席，恐怕一辈子都要被别人踩在脚底下。”
1955年秋，新成立的北京百货大楼招收售货员，要求年龄在25岁以下。超龄的张秉贵因为有柜台工作经验被特批录用了，从此开始了传奇的一生。
刚入职不久，张秉贵就受到了一次令他终身难忘的教育。那天他正在柜台忙碌，一位顾客叫住他说：“同志，麻烦你给我来一两糖、两块桃酥。”
张秉贵一听，嫌那人买的少，就装着没听见，只忙着服务那些买的多的顾客。结果，张秉贵就被这名顾客投诉了。
收到投诉后，领导找到张秉贵谈话，首先肯定了张秉贵为公司着想的出发点，“张秉贵同志，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是想多卖出去点东西”，紧接着又批评他说，“但是你要记住，现在是新社会，这是人民的百货大楼，我们是人民的售货员，我们要做的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多挣点钱。”
这番谈话，让张秉贵感到非常惭愧，也给了他非常大的震撼，彻底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思想上得到了彻底净化。
这次经历也成了他飞速提升业务能力的巨大动力。
为了帮顾客快速找到想要的东西，张秉贵每天下班后都会在柜台多待一会儿，熟悉每件商品摆放的位置;回家后，他又不停地练习着算术。
在不断的努力下，张秉贵练就了两大让群众交口称赞的绝活儿：一个是“一抓准”，随手一抓就差不多符合顾客要求的斤两;一个是“一口清”，几乎称重的同时就算好了价钱，分毫不差。
张秉贵还发明了“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工作方法，接待第一位顾客时，就开始询问第二位顾客需要什么，同时跟第三位顾客打招呼，极大地提高了服务效率，减少了顾客等待的时间。
1957年，张秉贵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那时北京有“燕京八景”，是外地群众到北京大都会去游览一番;后来，张秉贵就成了“燕京第九景”。
1987年，张秉贵因病逝世。巧合的是，那年北京百货大楼改制，有了现在的王府井百货。现在外地游客也会去王府井百货，但那里变成什么样子，不要笔者多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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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面两个例子还都只是停留于史书，那么，被誉为“纪录片之父”的西方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在70年代录制的纪录片《愚公移山》，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直观的近景观察。
《愚公移山》拍摄于1972年至1974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其全面开放。周总理对伊文思说，“用不着遮遮掩掩，中国是什么样你就按什么样拍”，他还叮嘱协助伊文思的外事团队，这个电影不是“中国的电影”，而是“伊文思的电影”，要按照伊文思的风格来拍。2021年央视纪录片《伊文思看中国》采访了当年被伊文思拍摄的人物，还原了历史：“没有什么事先布置的，你们该干啥就干啥”……
《愚公移山》的拍摄资金来源于法国国家电影中心以及后来他们个人的追加款，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伊文思始终忠于自己的感受，并尽一切努力保持拍摄的独立性，拍摄的方法是以“民主”的电影方式让“人民”说话，拒绝了地方行政机关的干涉，拒绝拍摄完美无缺的“大寨”和被排练的喀什街景，拒绝执行当时的文化部门提出的61条修改意见……
正是因为这样，《愚公移山》呈现给人们的中国，才是一个西方纪录片导演视角下的真实的中国。
仅仅是为了拍摄上海的第三药店，伊文思就在当地生活了两个多月时间，与当地的店员和普通百姓交朋友，深入了解拍摄的对象。伊文思夫妇没有把问题提前给翻译，因为他们不想拍摄提前准备好的内容。于是，一些关于上海第三药店售货员如何热情、耐心、细致地服务顾客的“琐碎”镜头便被呈现在了这部纪录片里。
这部纪录片更为出彩的地方，在于其真实地呈现了当时的上海第三药店平时是怎么进行民主评议和管理的，既有思想交流与交锋，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一线员工参与到民主决策的过程中，交流如何处理顾客投诉，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然还有集体的思想理论学习……
而员工主人翁地位的实现，纪录片用女性员工的地位变迁给出了更直观的说明，她们从受害者变成了自由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充分实现了女性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