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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人看清楚，最大的弱势群体是：老人。
在香港，截至8月22日，77人因新冠肺炎去世，其中71人是70岁以上的老人。
而且这些老人绝大多数都是在过去两个月内去世的(上图)。也就是说，在过去两个月，平均每个月有35名老人因感染新冠肺炎离世。
这些死亡数字没有引起任何社会风波。
为了杀人犯不被引渡、而参与示威抗议游行长达半年之久的那些香港人，主张对内地封关却对疫情更为严重的欧美国家敞开大门、并为此不惜罢工的那些香港医护人员，没有一个出来为这些死于疫情的老人游行示威罢工，高喊“老人的命也是命”。
相反，一些医护组织头目却频频公开露面叫嚣，要阻止内地医护人员支援香港抗疫。
他们的思想与美国高度同步，在美国，老人感染新冠肺炎孤独离世，老人的呼吸机被夺给年轻人使用，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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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香港，什么都要套用西方的“政治正确”语言，所以不能说“老人”，要说“长者”。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
这是唯物辩证法，对认识世界非常实用。
西方社会很注重用词“政治正确”，但做起来却是另一套，并没有想方设法让社会运作和发展，也能达到同样高的“政治正确”标准。
在美国，你要是说了“黑人(Negro)”这个词，没用拗口的政治正确词：“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就会被群起而攻之，说你侮辱黑人，搞种族歧视。但警暴中死了多少无辜或者有辜但罪不至死的黑人同胞，大家又见多不怪、习以为常了。
自诩为“人权灯塔”的美国，其政客动辄指责别国不够尊重人权，但自己国家因为疫情死了18万人，名列全球第一，从政府到民间基本上相安无事。
或许，在他们心里，死了的都该死。这个时候，他们的内心大概没有什么“人权第一”的社会文明，有的只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界丛林法则。
所以，听其言，观其行，美国的“政治正确”都只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付诸行动，没有真正融入社会制度中、镶嵌于文化改造中。他们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典型。
03
然而，香港的反中乱港分子，却扛起了西方文化大旗，他们“虔诚”地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就是比东方“民主、自由”，西方社会和西方人种更尊重“人权”。
而且，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西方”就是特指美国和英国。也难怪他们会在修例风波中公然高举英美国旗。
为何说他们“虔诚”，因为他们对这种认知，已经到了信仰膜拜的地步，而忘记了“平等”二字，忘记了把他们自己及自己的人种摆到与西方人种“平等”的地位上。
其中有些暴徒，可以一言不合就殴打东方面孔的人，但面对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同的西方人面孔，就打不下手。所以这场风波中，受伤流血的都是东方人，哪怕是爱香港爱中国的西方人也很安全。
对于宗教来说，信徒当然越“虔诚”越好；而对于希望诚实地认识世界进而改善世界的人来说，“思辨”就是比“虔诚”更为正面的品质。
香港人，无论是爱国爱港的阵营，还是反中乱港的阵营，都骂文ge。
爱国爱港阵营，认为反中乱港阵营是复制打砸抢的红卫兵运动;反中乱港阵营，认为文ge是中gong“做孽”，也是中国人劣根性的体现，所以要反中，所以他们不要做中国人。
但这两派都误读了文ge。
文ge的大方向是教育民众不要盲从任何权威(包括政治权威、思想权威、知识权威)，要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发挥自己的潜力去建设和发展社会。
至于打砸抢、武斗、迫害异己之类，都是支流，都是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不能代表运动本身，反而是这场运动发现并着手解决的问题。
一些追随反中乱港分子的香港人，如果经过文化geming的洗礼，认识问题能力和思想觉悟就会得到提高，也许就能避免出现这种小资式的集体狂热，盲从地参与到这场自残式的骚乱和破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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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抛开对西方文化的“虔诚”膜拜，尽可能客观地看待世界，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在尊重和保护人权、尊重和保护弱势群体方面，比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更优越。
在这场新冠疫情中，中国政府身体力行的宗旨，是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人命，包括挽救老人的性命。
武汉2500多名80岁以上的高龄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成功率接近70%，其中包括7位百岁老人，最高龄者108岁。
考虑到当时是疫情之初，既没有特效药物，治疗方案也在摸索中，这个数字十分了不起。
环顾之后的各国抗疫实践，显然，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对老人这个弱势群体的权益的维护，完胜西方国家。
而且，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包括高达百万元的重症治疗费，都是由各级财政支付。治愈出院患者不必背负高昂的医疗救治费用。
不像这位美国女子珍妮特(上图右)，她在新冠肺炎治愈出院之后，陆续收到的医院账单高达近4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73万元。除去医疗保险支付的部分，她仍然需要支付7.5万多美元、约合人民币52万元。而且这还没完，账单还将陆续有来，像救护车费用、急救费用以及放射科、心脏科等等这些都是分开计费的，预计她还要为此支付6000至16000美元。
在对抗新冠疫情方面，中国的制度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军队第一时间将紧缺物资运抵疫情重灾区、军医和各省市医疗队的高效快速组建、支援疫情重灾区，这些行动在其他国家很难复制。
中国的防疫制度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一大贡献：及时发现新冠病毒，并快速摸索出一套预防疫情扩散和治疗的方法。
如果不是中国的防疫制度有效，不是中国医务人员的认真和敬业，这场疫情在全球范围或许会蔓延得更广、夺去的人命更多。
看看韩国、新加坡、新西兰，就知道，认真学习中国防疫经验的国家和人民，显然受灾较轻;看看美国、巴西、印度，就知道，忽视中国防疫经验的国家和人民受灾最为严重。
中国民间文化也是抗疫的正能量。“万众一心”、“舍小家为大家”、“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人人自我约束，为抗疫贡献一份力量”，就是因为这些观念深入人心，才能汇集起强大的社会正能量，与政府抗疫努力相辅相成，在最短的时间里控制住疫情，并赢得世卫组织专家发自内心的感谢：武汉人民，世界欠你们的!
如果人人都高喊：我有不戴口罩的“权利”、我有外出的“自由”、聚会的“自由”、甚至“不自由毋宁死”，结果，不仅真的为小小的放纵而送了命，还送了很多他人的命：连累不少老弱病残弱势人群也送了命。
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名30岁男子，参加派对后感染新冠病毒，临死前留下后悔莫及的遗言：我错了，我以为是恶作剧，但这不是。
中国文化，先讲责任，再讲权利;危急时刻先保住最多数人，然后再维护个人权益;这些都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个人、集体与国家权益的辩证统一，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个人利益，而极端自私自利的理念，反而最终会损害个人利益。
相信后疫情时代，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程度将进一步上升。
希望这些自信，也能够辐射到祖国的边陲：香港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