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建设史上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他们都是最优秀的中华儿女。但是要说到中国的计算机事业，一名被称作“先生”的女同志，总是不可绕开的话题，她就是有中国计算机事业奠基人之称的夏培肃院士。
突然想写这个话题，源于一张截图。
这张图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官方instgram账号与2020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之际，发布的纪念该校校友、“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肃的消息。鉴于西方学术界一直对中国的科研人员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很难得，他们认可中国的科学家，尤其是那些甘愿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一生的人。早就有所了解夏先生的生平，一直非常佩服她的成就。但是真的深入地研究了以后，才发现她的可贵品质和高尚事迹，太鲜为人知了。
年轻时的夏培肃与杨立铭
她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91年与夏培肃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03年1月12日去世)，和她一起留学海外，学成之后，一同归国。这对伉俪情深的科学眷侣，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奉献一生。都说国士无双，他们家一出就是一双!今天特别讲讲夏培肃老师的故事，祝大家七夕快乐之余，铭记我们的功勋!
一、满怀爱国热情，放弃海外机会，学成后毅然回国效力
夏培肃院士于1923年出生在重庆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夏风薰老先生是前清秀才，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四十余年;父亲夏鸿儒先生清末举人，曾在江津县办学校以及实业;母亲黄孝永女士毕业于师范学校，历任江津女子小学校长、江津女子中学教员等。出生于这样一个教育世家，父母自然从小就对夏培肃的教育非常重视。因为母亲的熏陶，夏培肃两岁起就开始接触古典诗词，这使她渐渐了解到华夏的历代仁人志士的精神风貌，无形中培养了她的家国情怀。
夏培肃四岁开始就读于小学，很早就展现出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后因病休学，在家自学六年，完成初中课程和高中数学课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她考上南渝中学，此后三年数学成绩在全班一直保持第一;1939年，她转到国立第九中学继续读书。此时，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重庆，重庆成了南京人民的避风港，夏培肃班上同学多为流亡的学生，生活非常困苦。艰苦的生活以及日本在侵华过程中的暴行让她下定决心学习工科，以求工业救国。
1940年遭受日本轰炸的重庆
1940年，经过三年艰苦的学习，夏培肃考入了当时赫赫有名、堪称亚洲第一的国立中央大学(此时已迁到重庆，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电机系。电机系课程极为繁重，教材皆是英文编写，教师讲课也是中英文来回切换，并且要求学生必须用英文书写实验报告。在中央大学学习的五年间，夏培肃发现了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所在——交流电路，她对电路瞬变过程的分析有着自己特别的兴趣和见解。她的学士论文就是关于电机工作过程的分析和测试。
1945年10月，夏培肃以优异的成绩从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并被推荐面试入学到上海交通大学的重庆分校的电信研究所读研究生。在交大期间，她系统地学习了电机方面的全部课程，并一直保持着优异的数学成绩。1947年，夏培肃通过了留学考试，顺利成为英国爱丁堡大学电机系的博士生，研究电路理论、自动控制和非线性微分方程及其应用。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1951年成为博士后，在英国的学习为她后来从事计算机电路研究和设计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夏培肃戴上博士帽
就在1945年，夏培肃认识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同为中央大学校友的杨立铭先生，在夏培肃攻读研究生期间，杨立铭远渡重洋去了英国爱丁堡大学，跟随诺贝尔奖得主马克斯·伯恩学习;两年后夏培肃也考取爱丁堡大学留学名额去研读博士，可以说是受其激励。1950年，夏培肃取得博士学位后，这对伉俪终成眷属，在爱丁堡成婚。1951年，夫妇二人受到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周培源邀请，毅然放弃海外发展机会，一同回国，为祖国效力。满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他们登上了回国的客轮，回国后的夏培肃被安排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而杨立铭被安排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二、幸遇伯乐，一穷二白中开创了中国的计算机教育事业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腐朽的蒋介石卖国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但经历过战争的硝烟和政权的更迭，新中国的经济、产业以及基础设施非常萎缩，被多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此时，人民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根本没有精力和经验投入在电气工程、武器设计等方面。但是党中央已经注意到这些领域对国家长期发展的重要性，面对国际资本主义阵营的否认和封锁，中央政府旗帜鲜明的向苏联投去了橄榄枝，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富有远见的。苏联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意协助中国发展，在尖端科学和工业技术上给予支持，包括计算机技术。在1953年-1957年期间，苏联对新中国工业领域的156个援助项目。这一系列的项目曾帮助了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
1952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教授提出，中国要研制自己的电子计算机。1953年，华罗庚参观了清华大学，并将回国不久、年仅29岁的夏培肃招募到中国社科院计算机研究小组中。那时在5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华罗庚位于清华园的住所内，一群人聚集在那儿，这群人里有闵乃大、夏培肃和王传英，他们与华罗庚正在讨论的话题就是当时最前沿的话题：怎样研制中国的电子计算机。这三人是华罗庚专门从清华大学电机系物色来青年才俊。
在追忆当年如何走上中国自主研发计算机事业时，夏培肃先生说：“一个人在一生中，常常会有一些改变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对于我来说，这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195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当我第一次谒见华罗庚教授时。”正是这个转折，使她走上了开拓中国计算技术之路，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结下了难解的情缘。
夏培肃编写的讲义
1953年初，新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科研小组成立，小组就是华罗庚挑中的那3个人：闵乃大、夏培肃、王传英。计算机科研小组成立之时，中国的计算机研究水平与国际相差很远，几乎是一片空白，国内甚至没有一本系统讲解电子计算机原理的书，关于计算机的资料极其匮乏。夏培肃和同行们克服重重困难，一边从图书馆的英文期刊中查找国际上计算机相关文章，一边还托国外的同学帮助找寻相关的资料。当时找到一些有用的资料后，因为没有复印机，所以他们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录下来。除此之外，当时连做研究最基本的条件——实验室和试验设备，都没有。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中，夏培肃和她的同事们一点一点地展开了自己的工作，在掌握了计算机的基本原理以后，科研小组的同志们开始对计算机所需的基本逻辑电路进行实验，初步拟定了中国发展电子计算机的技术路线和轮廓设想。此外，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计算机，夏培肃于1955年开始着手编写中文版的计算机讲义。当时计算机的一些基本术语和名词都是英文的，她在编写计算机原理讲义时，反复推敲，将英文专业术语意译为中文。这些讲义在全国一直沿用至今。
六十年代的我国计算机实验室
1954年，计算机科研小组从华罗庚任所长的数学研究所划到了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当时近代物理所是苏联援助项目之一，条件更好)。1956年，夏培肃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运算器和控制器，同年，她也参加了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十二年远景规划中的“计算机技术的建立”部分，这使她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了战略性的认识。此时，中国科学院开始计算所的筹备工作并组建筹备委员会。6月19日，华罗庚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8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这年夏天，夏培肃也加入了前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代表团，以探索苏联的计算机研究、生产和教育。在当年参观学习回来时，她将苏联的计算机设计资料从俄语译成中文，包括一本1000多页的手册。此后六年中科院计算所、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合作举办了4届计算机训练班，在这个班上夏培肃先生主讲《电子数字计算机原理》课程，所用教材就是她亲手编辑的。后来她又花费精力和时间重新编写了《电子计算机原理》讲义，此书成为我国计算机原理方面第一套系统完整、理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的原创性自编教材。这四期训练班为全国各行各业，包括高校、研究所、国防和工业等部门培养了700多名计算机方面的专业人才。当时国内的大学还没有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计算所得训练班在全国来说是开创性的，这些人才后来大部分成为了各行各业在计算机方面的领军人才。
三、实现零的突破，成功地自主研发出中国第一台计算机
1958年，中科院计算所决定研制一台自己设计的小型通用计算机，该计算机命名为107机。但是，计算机科研小组的最初三人中的闵乃大去了德国定居，王传英也改行去了苏联，因此只剩下夏培肃一人。于是，她独自一人踏上了设计计算机的征程，这一坚持就是半个多世纪。
起初，中国是要基于苏联计算机高仿制的。到1959年，中国已经成功的复制了两种苏联电子计算机设计，分别是基于苏联M-3的103型和基于苏联BESN-II的104型计算机。但是就在中国开始在计算机生产领域取得进展之时，中苏关系发生变化，中苏蜜月期开始降温。到1960年，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两国协议，两国关系已经变得无法缓和，苏方撤回了支援中国的专家和所有物资。苏联撤走专家后，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的计算机事业会就此止步，但是并没有。
107机
计算所将107机的研制工作委托给夏培肃，尽管苏联的援助没了，但是夏培肃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人没有死心。107机是中国第一台自主自主设计和开发的计算机，夏培肃负责其中的总体设计、逻辑设计、工程设计和可靠性设计。这是我国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据资料显示：107机采用冯·诺依曼体系结构，二进制、定点、字长32位、补码;磁芯存储器容量为1024字节;机器可执行16种操作：接收、发送、接收反码、逻辑加、逻辑乘、移位、加法、溢出不停机的加法、减法、乘法、除法、无条件转移、条件转移、非零转移、打印、停机;机器主频为62.5千赫。该机器工作非常稳定，1960年4月机器考试时，连续无故障工作时间为20小时30分钟。平时机器可以像一台电子仪器那样随时开机和关机，这是当时其他电子管计算机无法做到的。
在中科院计算所加工调试以后，107计算机安装在玉泉路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我国高校中第一台计算机，即使在后来经历了搬家，也很快恢复使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107计算机为依据编写了计算机原理和程序设计讲义，作为该校计算机专业、力学系、自动化系、地球物理系的教材，共有计算机专业的学生240人和外系学生360人自己编写程序在机上算题。除为教学服务外，107计算机还接受了外单位的计算任务，包括潮汐预报计算、原子反应堆射线能量分布计算、原子核结构理论中的矩阵特征值及特征向量值计算等等。因为在科研工作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107机很快被复制并安装在中国各地的培训机构中。
四、为国家计算机事业和培养后来人鞠躬尽瘁，舍弃个人利益
曾经，一线科研曾经有一段时期受到了强烈冲击，中科院许多尖端科技的研发项目得以保存，离不开两个方面所做的努力工作，一个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由周总理划定名单，毛主席签字，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一批家庭背景方面存在争议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时任科学院党组织书记的张劲夫，他为人正直，人缘好，对很多知识分子都很关系。也是他有识人之长，向党和国家推荐了很多国家非常需要的人才。
面对这种赏识和保护，那批知识分子大都以国士报之。
因为夫妻双方都国家一线科研人员，承担了非常繁重的科研攻坚任务，夏培肃先生和杨立铭先生不能很好地照顾家庭。在107机研发期间，夏培肃先生的长子出意外去世了;后来，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因为父母工作太忙难以估计而身体一直不好。
在整个六十年代，中国科研人员继续努力开发功能更强大、更先进的计算机，从107机的电子管电路发展到晶体管，再到70年和80年代初的集成电路。1972年，当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代表团访问我国时，他们被中国的计算机自主设计水平震惊到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在资本主义国家封锁，苏联援助切断的条件下，中国的计算机行业能够发展到如此地步。1981年，夏培肃开发了一种称为150AP的高速处理器阵列，与早期的苏联型号104机每秒执行10000次操作相比，150AP将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提高到每秒2000万次。这一运算速度甚至超过当年美国对我国禁运的同类产品的运算速度，在国际上受到巨大关注，为我国石油勘探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除了研发上的贡献，夏培肃先生在计算机学术领域，也功勋卓著。她创办了在中国计算机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计算机学报》，以及针对国外发行的英文学术期刊《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她还和许孔时等合作，主持编写《英汉计算机辞典》;担任《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副主编等。
在培养人方面，夏培肃先生对学生可谓是倾心指导和热情帮助，并且一点私心都没有。她的学生、主持研发国产芯片龙芯的中科院计算所科学家胡伟武曾在《导师的责任——记我的导师夏培肃院士》一文中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我刚入师门的时候，夏老师主持的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并行计算机及并行算法’(该项目原是由冯康院士和夏老师共同主持的，由于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冯先生不幸逝世，就由夏老师一人主持)已接近尾声，我只参加了部分微不足道的扫尾工作，在项目主要完成人员中排名在十几位。后来，该项目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按规定有9人可以获奖。但我却意外地得到了获奖证书，后来我的师兄告诉我，在申报时，夏老师觉得自己具体工作做得较少, 就把自己的获奖名额让给了我。一个项目获了奖，项目的主持人却没有获奖，这恐怕在科技界是罕见的。从此也可窥见夏老师注重培养年轻人之一斑。遗憾的是，这种普遍存在于老科学家身上的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学术界已经被严重地淡化了。”
夏培肃先生指导学生做实验
而在在学习上，夏培肃先生对学生提出的要求有十分严格。做学术，要实实在在，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更不能滥竽充数，她经常教导学生，一篇博士论文，如果没有明显的创新，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即使有很大的工作量，可以算若干篇硕士论文，也算不了一篇博士论文。
唐志敏到计算所读硕士，夏先生除了推荐文献书籍，还给他制定研究方向，建议如果只读硕士，可以做工程项目，比如车载计算机;如果读博士，就要把研究方向制定的更远一些，读更前沿的文献。“夏先生总是在思考，思维非常活跃。”唐志敏说：“她对国际情况了解多，对技术发展非常敏感，不墨守成规。”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夏先生已经年逾古稀，虽然没有再牵头搞项目，但是她继续自己的研究——量子计算机。夏先生的丈夫杨立铭院士是理论物理学家，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
胡伟武在谈及他的博士论文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感慨夏先生的用心让如今也身为导师的他自愧不如：“我在1995年6月完成博士论文的初稿，一直到1996年2月29日才答辩，中间根据夏老师的要求修改了二十多稿，历时8个月。我的论文是用英文完成的。夏老师不顾年逾古稀，对我的论文从它的学术内容，到章节的安排、单词的用法、甚至标点符号，都进行了仔细的推敲和修改。一个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结论，夏老师却要求我给出严格的证明。到答辩时，我的论文与其初稿相比已经是脱胎换骨。在这8个月的论文修改过程中，我受益非浅。可以说，是导师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如何做学问。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我很难相信，那些被导师的与论文无关的项目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只在毕业的前一年(有的只有半年)才开始做论文的学生能作出合格的博士毕业论文。”
夏老晚年照片
计算所的很多人都知道夏先生的一个学术原则——不同意在学生的论文中署名，除非自己在其中有实质性工作。而她的弟子们，因此历来十分小心，不敢在自己的文章中随便署上导师的名字。
从2001年开始，在李国杰(也是夏先生的学生)和唐志敏的领导下，胡伟武率领几十名年轻骨干日夜奋战。2002年9月28日，中国第一枚通用CPU“龙芯一号”成功发布，终结了中国计算机产业“无芯”的尴尬历史。作为研制龙芯的功臣胡伟武成了所有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有媒体问起他最想感谢的人是谁时，他的回答是：我的恩师夏培肃先生。他们把这个芯片命名为“夏50”，是为了纪念夏培肃从事计算机事业和从教50周年。
2014年8月27日，夏培肃先生去世，死前还不忘叮嘱胡伟武和其他年轻的同志：“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发展中国的计算机事业。我们这代人没做好，你们要做的比我们好。”可以说，没有她谆谆的教导和无私的奉献，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龙芯。
五、面对比我们严峻得多的封锁，他们都不投降，我们有什么理由投降？
在美国对中国芯片产业全面打压的背景下，中国芯片产业的前途，成为举国上下都非常关心的大事。自古以来，凡遇外敌入侵，不出意料，总会有两种有害的声音出现，一是投降论，所谓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抵抗只会招致更大程度地暴虐，不如乖乖就范，牺牲部分利益，以求整体利益得以保全;一是速胜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敌人来袭的困难程度缺乏正确的认识，总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一朝一夕之间就能一招制敌。而在中美贸易战(或者说科技战)中，这两种观点又体现为，一是美国科技过于强大，由于短时间无法打破科技霸权的垄断地位，一些人就开始鼓吹对美妥协，在经济上让美国获得好处，换得在科技上放松对我国芯片产业、企业的制裁;二是，对中国现实的技术发展状况和阶段不加分析，毫无依据的盲目自信，对尖端技术领域的信息一知半解却又乱加联系，仿佛不需要什么投入而只需敌人封锁，就能够实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以上这两种观点，都是极为有害的。
投降论者，忘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忘记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会死，正如苏洵的《六国论》里所说：“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美国之于中国，犹如强秦之于六国，唯一的不同是，强如秦国，势寡力单，不得不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分化瓦解六国;而美国制裁打压中国，是敌众我寡，美国纠集了一棒帮凶，比如所谓五眼反华联盟和其他美国的小弟，他们或直言威逼，或充当打手，或者假意劝和，最终目的都是要帮美国实现制华利益的最大化，以期分一杯羹。
速胜论者，是“教条主义”指导下生出的“机会主义”，这种人，政治上是个急性子，远视眼，不愿看近处的细节，以为只要信心，不用怎样付出，就能在芯片领域将美国打倒在地，从而掌握战略主动权。他们不懂得愚公移山道理的真谛，却只盼望着会有大力神下凡，搬走横在眼前的大山。美国的科技霸权就是横亘在中国面前的“太行”、“王屋”二山，非得耗费九牛二虎之力，祖祖辈辈，坚持不懈走“自力更生”的移山路线，才能最终彻底移除，做有天神下凡的非分之想是不能成功的。
教员说：这世上最怕认真二字，但共产党人最讲认真。回想七十余年以前，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外部强敌环伺，内部困难重重，在教员的从容不迫和高瞻远瞩地带领四亿人民，愣是在帝国主义的百般封锁下，用28年时间建立起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相对于同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面对比现在还严峻的外部封锁和打压，拥有的工业和科技基础比现在差得多，他们不慌张、不投降，我们有什么资格自怨自艾?
结语：本来想把杨先生也多写写，篇幅所限关系，写不下了，先欠着，以后有机会一定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