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远基金会导读]2020年的新冠疫情，不但对人类公共卫生体系及生命价值构成巨大冲击，而且也对既有的东西方文化价值及发展模式的构成挑战。疫情之下，浮现在东西方舆情表面的是汹涌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及意识形态偏见的喧嚣，而其背后，则指向人类社会的价值和道路选择问题。疫情之后，是东西方决出胜负，还是各有损伤?是东西方价值撕裂，还是双方互鉴互学、创造新的价值体系?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透过疫情现象，深入根本的价值冲突领域，回溯西方几百年来形成的世界主义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的“非世界性”。与之对应，以中国为代表的古老文明，在借鉴西方现代性时以自身文明与文化为依据，走出了一条新的具有普遍性的道路，也就是官方话语体系中的“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这大概是今天疫情之下东西方观念尖锐碰撞的根本原因所在。那么，如何构建东西方之间的统一?作者主张，西方应让渡部分文化空间，而中国则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下，探讨更多新的理论和思想，与西方的世界主义价值相对接、相融合，创造出新的世界主义。
本文为“疫情改变中国与世界”文化纵横专栏特稿，由作者授权原创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全球抗疫战：新世界主义的未来想象
✪ 李小云 | 中国农业大学
新冠病毒的流行发生在人类社会进程的一个特殊时代。
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将其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终结标志。大卫·哈维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盲目自满和错误估计使得疫情发展接近失控。病毒对于经济和人口的影响，应该归咎于支配性经济模式中早已有之的裂痕和缺陷。北美，南美和欧洲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使得公众完全暴露在一场没有充分准备的公共危机之下。哈维认为，这场危机带来的需求和消费的萎缩意味着最富裕的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消费主义的内部螺旋正在崩溃。很多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也将此次疫情看作全球权力关系调整的分水岭：比如，斯蒂芬·沃尔特认为新冠疫情将加速权力和影响力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罗宾·尼布莱特甚至认为新冠疫情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目前，舆论上围绕着新冠病毒流行出现的病毒冠名的争议、以及不同国家抗疫战略的争议等等，都深陷意识形态、东西方文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漩涡。争论的含义远远超越了公共卫生的范畴。无论中国社会精英如何评判西方的疫情应对，中国大众的整体印象是西方在应对病毒流行时的混乱与无序。这一社会印象并非完全是中国官媒的舆论制造，相反，它恰恰是新冠病毒在西方流行的客观呈现。虽然批判政府是西方政治与媒体的传统逻辑，但是西方舆论对于其政府疫情应对的批判，也并非来自针对疫情应对的理论假设。比较起来，西方对于中国抗疫战的质疑，除了“疫情隐瞒论”以外，还有“代价论”。中国对此的回应是“生命优先论”和“体制优势论”。与此同时，西方认为中国出手援助其他国家充斥了“弥补责任论”和“战略机会论”，而中国的回应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论”。
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中，新冠病毒恐怕是最富有意识形态化的一个了。仅仅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理解这场危机的应对是不够的，需要从全球化形成的历史文化演变中需求某种解释。
事实上，除了争议背后不同的地缘政治逻辑和不同文化的应对行为在疫情场域遭遇以外，双方争议背后核心的问题则是两种政治治理实践彼此间深深的敌意。这种敌意深深地嵌入在全球化演化过程的历史长河中。应对疫情之战之所以演化为“舆情之战”，折射出了自本世纪以来逐渐明显化的传统世界主义的危机问题。虽然各方都认为疫情将会极大地影响全球未来的政治格局，但是，在已有的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情景下解读这个隐喻并寻求共识是困难的。
就中国而言，一方面中国政治实践中的传统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始终都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这一观念影响了中国人对于个体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西方疫情应对逻辑做出客观评价；另一方面，自清末以来，虽然现代性的传统世界主义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全盘西化论的反复纠缠，但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从自身需要现代化的自强逻辑角度上接受了西方世界主义的价值。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世界主义或西方的理性哲学以“发展”为化身，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发展”和“改革开放”成了中国社会的“共识”和“硬道理”。但问题是，如果中国社会产生了某种以西方为主体的价值预设，对于中国发展的独立价值意义的评价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就西方而言，除了对于自身疫情的处置方式存在公共性批判，以及相对理性地呼吁共同应对以外，西方普遍认为的非竞争性民主体制劣势的价值预判，既影响了西方社会客观看待中国的疫情应对逻辑，也影响了西方社会从根本上评判自身疫情应对的客观性。双方虽都在讲共同应对危机，但是双方在政治文化传统的交汇点上看待危机的处理机制无疑是分化的。这当然也有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利益问题，但是背后则是各自关于民族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在西方的世界观里，虽然“民族”和“世界”在地理上是分离的，但是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上两者又是一体的。因为西方民族概念之上是普世的价值。按照古希腊的哲学和基督教的教义世界是一样的，人的理性是普世的。基督教在全球的传播就是这一世界观具体的实践形态。而在中国人的视角里，虽有天下观，但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民族”和“世界”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观念上都是分离的。直到本世纪初，西方一直都完全生活在“西方”的“世界”里， 他们对待中国的发展成就也不过是将中国作为西方学生的经验看待而已。但是，随着中国日益强调自身发展的政治文化的特殊性时，这一局面便迅速开始发生变化。
在历史上，类似的疫情大多都会按照西方的应对逻辑来处理，这是传统世界主义的惯性。疫情初期，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所谓经验应该说不屑一顾。然而超乎人们想象的是，中国呈现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超越了个体自由主义逻辑的国家应对战略;更重要的是，这个战略初步显示了有效性。新冠病毒的防控争议正在越过公共卫生的技术层面，逐渐演化为政治文化的纷争，并有可能引发新的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破局。疫情之下，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未来全球权力的格局将会重组，中国的影响力也会上升。因此，如果按照多数人预测的“西衰东升”，那么显然，未来的全球化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完全基于传统的世界主义的理念，当然也不大可能按照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来构建。一个真正世界性的未来需要寻求新的思想资源。
本文力图剥去套在疫情外面的各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地缘政治的外衣，尝试还原西方世界主义的历史原型和中国百年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其迅速成长的世界意义，并借用中国近十多年来思想界针对中国传统“天下观”所提出的新世界主义的概念，将新冠疫情引发的传统世界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全球化危机作为具体的案例，讨论自本世纪以来出现的全球政治经济权力变动的世界意义。
▍“非世界性”的西方世界主义的逻辑
世界主义主张世界各民族相互包容并逐渐形成人类社区，这一主张超越国家概念。按照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理论，是要建立理性为支配的世界国家。这是在古希腊-罗马语境下的一种普世主义的世界观。传统的世界主义具有一系列先验的内涵，如正义，平等，自由博爱，无国界流动，人类社区等。这一思想的核心在于西方基督教基本精神的普天之下皆兄弟的理念。理解世界主义需要首先理解基督教的传教和从贸易开始的全球化浪潮。这一浪潮从贸易、传教和殖民主义到当代的全球化下的发展主义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到了近代以后，西方基于世界主义的理念推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和二次大战后联合国的建立。理想的世界主义者一直都将这一体制看作是世界社区建设的核心机制。西方的理性主义通过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系列过程逐渐主导了全球的文明形态。各种非西方的文明形态(除了中国等极少数以外)，在这样的过程中或者消失，或者被同化改造。
西方理性主义在全球扩张的诱惑是普世主义的正义价值和物质的进步观，其背后则是单一文化价值的霸权。一旦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物质的丰裕供给紧密相连的时候，对于非西方世界而言，仅仅依靠对于自身文化的美好记忆是无法抵御西方文化冲击的。西方打开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大门，就是靠了“物质的文明”这个武器。中国遭遇这个冲击的第一个应对是闭关锁国，然后则是被动应对。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奠定了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应对策略。“中体西用”的主张是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这一思想一方面显示了中国文化在外来文化冲击下的韧性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大冲击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无奈的隐喻。100多年后的今天，当马云为纽约抗疫捐赠1000台呼吸机，腾讯为世界卫生组织捐赠1000万美元，中国的医疗援助也以西方熟悉的物资和专家流向西方的时候，中国往日的那种无奈似乎正在转化为文化复兴的力量。“瓜民”的网上舆论恐怕也不能全然看成是无知的欢腾。沉淀在社会心理底层的那种时隐时现的文化耻辱似乎有了翻身的希望。但是，无论思想家如何评判全球资本主义的弊端，纵观资本主义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策略，似乎仍不能过于低估它的生存能力。因此，将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终结的观点，仍需进一步观察。与其说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担忧世界秩序的改变，倒不如说他们更担忧西方主导数百年的世界主义理想会因此而破灭。如果回顾一下西方世界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化，则不难看出面对疫情所呈现的东西分野观点背后的政治文化较量。
1326年的某一天，在古罗马天主教皇的所在地阿维尼翁圣玛丽大教堂的弥撒人群中有三个人，他们是英国人威廉·奥卡姆，意大利人费朗西斯科皮特拉克和德国人麦斯特·约翰尼斯埃克哈特。弥撒之后他们各奔东西。他们自己估计从来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思想会对之后西方几百年的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虽然说，西方的世界主义意识形态远远早于中世纪，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但是这三位神学家则是将西方社会从思想上推进为现代世界的重要人物。他们三位分别是政教分离、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和西方新教的创立者。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为西方世界主义提供了基本的思想资源。
西方的世界主义不仅是一个思想理念，而且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的全球行动。1486年哥伦布提出远洋中国和印度标志着西方迈进了现代时代的大门。至此以后，西方的“世界”由欧洲人的想象世界开始从地理上走进了真实的“世界”。这当然也是全球化时代的开端，这一过程的经济意义不需更多的赘述。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彻底型塑了西方和非西方的关系。虽然对于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在史学界尚有疑问，但是他的游记在欧洲广为流传并激发了欧洲对于真正东方的世界的热情，也算是事实。马可波罗将中国描绘为文明、先进和富有的东方。暂且不论他描绘的元朝是否真的如此富强，但这至少反映出了那个阶段东西方之间的对比反差程度。因此，欧洲人开始与非欧洲人展开贸易交往的时候，他们对于非欧洲人的印象只是这些人与自己属于不同的文化，与自己是平等的。这是欧洲与非欧洲之间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欧洲与非欧洲在文化上并无优劣之分。甚至启蒙主义时期，非欧洲人在欧洲人的眼中上升到了单纯、高贵的原始人;当然也是这个阶段，欧洲人虽然视非欧洲人为高贵的人，但是他们也开始认为这些人是“原始”的人。欧洲优越的结构主义文化萌芽开始出现。
十八世纪开始，欧洲人已经普遍认为非欧洲人是愚昧的野蛮人。到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扩张已经遍布全世界，欧洲人开始把开发和教化不文明的野蛮人付诸了行动。法国伟大的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雨果甚至讲“十九世纪，白人让黑人成为了人，二十世纪，欧洲将造就世界的非洲，只有欧洲才能让非洲成为文明的非洲”。欧洲殖民主义按照欧洲的文明标准改造非欧洲的行动，到了殖民主义阶段达到了高峰。世界的文明与不文明成为了欧洲和非欧洲的区分标记。结构主义文化成为了欧洲人普遍的世界观。欧洲经历了长达600年的历史，从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到政治文化和现代物质文化的传播彻底统治了世界。十九世纪末期东方岛国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推动下形成日本民族主义思潮，挑战了西方的霸权。一次大战之后，日本成为了西方之外的强国。日本的东方文化统治世界的梦想，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而彻底破灭。尽管之后日本依然希望推销其特有的东方发展模式，但是广场协议最终使得日本成为了西方的牺牲品。二战之后，殖民主义彻底解体，全球进入了发展时代。历史上文明与野蛮的二元范式转变成了现代落后与发达的范式。发展正义取代了殖民正义，成为了二战之后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基本模式。世界主义以新的形态获得了全球的合法性，因为不论老的传统国家如中国还是大量的新的民族国家，都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当做了头等大事。
一次大战给西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随之产生了国联。二次世界大战同样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诞生了联合国。无论从凡尔赛公约到布雷顿森林会议，都呈现了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从殖民主义到发展主义，实现的只是表象上的正义，实质上还是改造非西方世界。在西方物质进步的支撑下，无论曾经的地缘两极世界还是正在出现的多极趋势，都没有彻底动摇西方的文明优势。以物质进步为价值基础的西方权力和文化的统治性也从未有过根本性的动摇。西方的理论家基于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与物质进步而形成的理论和知识，为这一统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对于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从未停止，但是由理性主义演化而来的西方政治体制和文化以及财富生产的机制在西方世界深入人心，培育了西方的社会性傲慢。这一社会优越感延伸到政治实践和文化模式的方方面面。非西方世界大多都把赶超西方作为其发展的目标，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非西方现代社会中演化成了追求经济发展的逻辑。西方世界主义事实上也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性共识。这种被教化的认知，在非西方世界也生产出了广泛的社会自卑。在物质文明的诱惑下，“非世界性”的世界主义逐渐演化成了“世界性”的世界主义，多元文明被一元文明所覆盖。事实上，将长矛、利剑与枪炮的比较也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呈现，一旦避免了战争，这两类物品的比较也就失去了意义。在西方一元化文明统治的时代，文化的抵抗虽然从未消失，但是这种抵抗往往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霸权并非总是痛楚的，西方文明对于非西方文明的消解很多时候都是在甜蜜中慢慢发生的。这也是西方文明统治世界的秘诀。
中国在遭遇西方的冲击时，与其他非西方的民族具有共同的命运。以至于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取得的巨大进步，往往被看做是“西化”的结果。但是无论中国以何种政治和经济的形态出现，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形态总是顽强地延续着。基于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观点的争论，充斥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一改往日作为“西方学生”的谦恭态度，从开始的对于自身发展成就的自豪，逐渐演化为“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疫情防控战的成功及对外援助和经验分享大有成为“西方老师”的冲动。客观地讲，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无论从物质文明的生产还是在影响世界的精神文明方面，中国显然还不足以改变统治世界几百年的西方思想体系。社会舆论的喧哗虽有文化复兴的冲动因素，但显然也曲解了“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深层次含义，它同时也会加剧西方社会的焦虑。虽然中国的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都有文化的一致性，但是，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显然未能深刻理解中国官方不断宣称的中国发展并非取代西方领导地位以及中国坚持维护全球化行动的背后含义。中国主流政治力量希望西方认可政治多元化和道路多元化，希望西方理解中国崛起的和平意义。这也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意义所在。
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在遇到非西方的历史过程，几乎是一路高歌。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成为了任何希望实现现代化的模板。韦伯甚至将西方的理性主义看作是欧洲人的精神特质以及蕴含在宗教里的基本精神。在这种强大语境下，试图按照已有的规范路径试图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自身文化和文明延续的结果是十分困难的。这恰恰是儒学诠释中国发展的困境所在。因此，新儒学家们虽试图探索中国本土现代性，但事实上是一种无奈的思想妥协。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东亚模式的探讨似乎从实际上开辟了某种有价值的尝试，但是，这一努力很快就被西方威权主义理论和发展型国家的理论所吞没。
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关注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背后，是担忧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命运。他们大多不愿意称赞中国在疫情应对中的体制优势，反倒担忧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导致自由流动的全球化破裂。而中国则强调应对疫情的中国模式，尤其是举国体制的国家治理。无论如何怀疑中国的疫情数据，中国对于疫情的有效控制及很多国家不同程度对于这一模式的认可也是客观的事实。全球抗疫除了共同应对危机这个共识以外，真正的斗争恐怕还在疫情之后。如果中国既成功地抵抗了疫情，又能从经济的休克中快速复苏，那么后疫情时代全球格局中的权力关系重构就不可避免。在此假设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应该给世界带来什么?
虽然，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公认，而且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也并非全无道理，但是，这仍不足以回答上述的问题。首先，中国需要从理论上阐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果否定西方与非西方的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那么如何证明当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就不会成为另一个中国的“西方”?中国的思想家希望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里寻找思想资源，但这很难对接现代社会和西方思想意识形态。其次，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正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但是这一概念如何与普世性的世界主义相连接则需要探索。理想的模式可能是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西方的世界主义叙事，共同建构一个新的世界主义。这就需要回答人类除了命运之外，还有哪些是共同的，也就是如何处理西方普世主义的问题。第三，可以强调不同文化的共存性，但是这必须要克服彼此对不同政治文化的排斥感。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以及未来应对疫情可能的经验会有助于增强对于中国国家主义文化的认同感。而真正让渡出文化的空间，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需要反思性探索的问题。最后，中国需要从全球化的角度阐述自身的利益与他者利益的关系。中国长期坚持的互利共赢和在疫情中竭力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是清晰的原则和积极的行动。但是如何克服西方固有的政治偏见也并非易事。
▍结论
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几乎是普遍的共识。人类的历史往往都是因为很多突发的事件而发生改变的。人们对于过去全球化带给世界的和平和财富的提升印象深刻，因此担忧疫情会导致这一格局的解体。西方需要认真审视其长期坚持的世界主义的价值，这是西方得以繁荣并长期主导世界的基本思想资源。西方国家也需要认识到单边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消解这一理念，从而动摇西方发展的基本条件。西方需要按照其世界主义的原则，使世界主义成为“世界”的世界主义，这就需要践行多元主义，让渡出一定的文化空间，实现全球治理不同文化的共治格局。中国则需要坚持全球化的主张，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素构成上与西方的世界主义找到结合点，从而寻求共治的基础。在这方面，仅仅考虑经济利益的共享是不够的。中国需要在积极进取的同时避免盲目的冲动。
中国的思想家们需要在政治思想方面为中国和世界提供新的理论和思想资源。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将会出现大的变局。无论中国是否愿意，中国都无疑已经成为了这个变局中的重要角色。中国也将进入到后改革时代，曾经让中国受益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放活战略的外部和内部条件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应对外部冲击和促进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任务，需要按照中央确定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加快发育现代国家治理的机制来实现，这理当成为中国的首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