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小考
黄皙暎，李珍景，洪成谭为例
文 | 苑英奕
01 引言
在韩国，提到知识分子会联想到各种分派，首先由左右派之说，其中又有学院派与非学院派，再者这几种大的范畴中又有划不清的小分派，例如学院左派中又有着各种各样的左派立场与学说。总之，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生产知识、推动学术，抑或影响到社会大众或社会运动。在这纷杂的学派当中，其扮演者的身份也是形形色色，其中大学教授和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占大多数，也有舆论新闻界人士、军政党机关人士等，这些身份在中国也是大同小异，并非本文要研究的对象。
本文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游离的韩国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将自己的学术活动和民生、民众紧紧结合在一起，而且亲身体验民众生活、参与大小的民众团体活动，具备双重面孔。本文选取了韩国著名小说家黄皙暎(早年时期)、著名社会学专家李珍景、著名版画家洪成谭为研究对象，从他们的生平经历及学术作品中窥探其学术人生，以考察韩国这种双重身份知识分子的特性。
02 真情实感造就举世著作
黄皙暎，1943年出生于现中国东北长春，1947前随父母南下到现首尔，小学时期因朝韩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而辗转韩国各地。这些经历在其初期的《韩氏年代记》、《为了弟弟》等小说中都作为素材原型被加工创作。1960年4月他做为一个稚嫩懵懂的高中二年级学生，亲身在街头经历了韩国当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民主革命运动——4.19运动，并亲眼目睹了自己同窗留学倒地的惨状。这次运动民众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最终取得了胜利，宣布了第一共和国李承晚总统的舞弊选举结果无效，并将其推下政台。
4.19事件对于像黄皙暎这样的青少年影响深远，40年代生的不少韩国作家、评论家后来都多次提到这次事件对自己的影响，那种民主意识的萌发和对于民众力量的认识在他们后来的众多作品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黄皙暎的影响更是毋庸置疑，在创作上，1960年当年他就在学校的校刊《学苑》上发表短篇《意识》反映4.19事件，而其70年代的《客地》等代表作中更细致生动地体现了4.19的场景。更重要的是，4.19运动赋予了他们这一代人特殊的政治感觉，1962年他自动退学离家出走，流浪韩国南半部，10月份回到家中，结果11月份他一鸣惊人，以《立石附近》一文获得著名刊物《思想界》的新人文学奖，这个奖项在韩国文坛备受瞩目，当时身穿校服的他上台领奖令评委们哗然。
韩国是一个重视人脉文化的社会，文人一旦登上文坛，尤其是获得如此重要的奖项后，大可以以作家自居，靠笔杆子谋生，只要努力，是足以在文坛找到自己立足之地的。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被这个大的光环套住锁定。1964年他和众多市民上街反对韩日会谈游行示威，结果被逮捕拘留于永登浦警察局，在里面他结识了第二汉江桥的建筑工人，几天后他们被释放，黄皙映就随同这位工人南下打工，他曾先后在烟厂、建筑工地等做临时工人，辗转各地、过着饥餐露宿的生活。此时的他，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又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临时体力工。这种底层社会的生活体验，造就了70年代他一发不可收拾的“现实主义顶峰”作品——《去森浦的路》、《客地》、《猪梦》、《邻里人》等。对于底层民众生活细节的刻画，黄皙暎的描写是真情实感的再现，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创作。而对于70年代底层民众命运的描写，黄皙映的犀利来自亲身经验，并非雾里看花。例如，在《客地》中，描写主人公东赫修建围海大坝，往海里的大船上背石头时的感受：
东赫还没走出十步远，就觉得背上石头的重量好像要把两只脚脖子压进石子地里面去似的。自从干上运石头这个活儿以后，他两个肩膀头的淤血被麻袋蹭得脱了一层皮，以后可能会长成手心和指尖上的那种老茧。不仅如此，小腿肚子上有一块鸡蛋那么大的肌肉腾的提起来，大腿的肌肉像要抻断了似的。汗水从他的眼皮上流下来，掠过鼻梁，跟嘴巴下面的汗水一起淌到了胸前。他来到浮桥前，刚蹬上木板，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扔掉石头的冲动。他挣扎着想摆脱这种想法，可觉得血管像要炸了一样。他踩上去后把腰弯得更低一些，把身子使劲向前倾。一口粗气沿着舌根从紧闭的牙缝间挤过后冒了出来。他跨过浮桥，上了许多空铁桶搭起来的板桥。他刚把石头扔下，海水就漾过船舷打湿了没有栏杆的小船船板，船板上荡漾着一湾海水。[1]
首先，这段描写为全知叙述者的声音，全知叙述者就应该是一个神一般的人，能够对人物的所有情况，特别是劳动时的身心感受毫无保留地全部讲述出来，这是作者自信大胆的选择。另外，这段描写中无论是“老茧”、“鸡蛋那么大的肌肉”等劳动的体征，还是眼皮、鼻梁、下巴的汗水“淌在一起”、“沿着舌根从紧闭的牙缝间”冒出来的“粗气”，这些劳动时细节是一个观察者或想象者难以胜任的。特别是从其对劳动时瞬间“冲动”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亲身的体验，难以表现得如此逼真自然。
如上所述，作家黄皙暎的作品是建立在其亲身的底层生活经验之上的，他的写作不是底层的代言人，而是自身的经验再现。他既是作家又不不只是作家，既是底层有不仅是底层民众。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他的作品是真正体现韩国文学特色的著作。
03 平凡生活体现前沿理论
李珍景，1963年生于首尔，1982年就读于首尔大学社会学系。提起他来，韩国学界几乎无人不知，一是因为他早年(8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忠实追从者，并于1988年著述《社会结构体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指出韩国社会的问题并大胆提出革命方案，成为当时进步阵营的代表人物。二是因为90年代以后，他悉心钻研西方哲学，结合韩国社会运用哲学知识，著书立作，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和有代表性的民间学术团体。
1990年1月李珍景因《社会结构体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文章违反“国家保安法”被捕入狱，1991年末因保安法修定，提前获释。李珍景曾经说过：“80年代运动的指向为社会主义，而90年代却崩溃了，那新的生活应该梦想去哪儿？这是不可避免的疑问。所以就想到了应该考虑马克思、列宁没有考虑的部分。”
进入90年代，他开始钻研“现代性”的克服一问题，其中重点从福柯、德勒兹等西方后学主义者身上找到了突破口。而重要的是，理论在他身上不仅仅是思想的指导，也是行动的指导。在思想上，他著书立作，先后出版了『哲学与烟囱清洁工』(1993)，『现代性时间和空间的诞生』(1997)，『数学的梦想』(2000)，『现代性居住空间的诞生』(2000)等书中进行了此类说明。等著作，例如，2005年他的《游牧主义》(上、下)出版问世，为韩国介绍整理德勒兹、高塔利哲学思想开了先河。而在实践中，他参与了“公社式(commune)[2]”的生活共同体，将理论应用在衣食住行上。
他曾说过一句重要的话来区分现在与其前期的理念思想：“共产主义偏向于生产方式，而“公社主义”偏向于共同体式的生活。”所以，李真景的知识并非生产在环境优雅的书斋之中，而是和形形色色有意向学习的人一起生产出来的。近几年他所在的水逾+跨越研究室也许可以看做一种“公社主义”理论的实验场地。这个研究室是民间学术团体和生活共同体，除了组织各种读书会、讲座外，研究室的一般会员们一起生活、参与社会活动。在这里，他不仅读书讨论、更多的时间是要做饭、吃饭、锻炼、算经济账、交朋友等。
李珍景的学术成果广为人知，但他的业余生活却不为众多人关心，实际上他平凡的生活中才能体现他真正的学术思想。李真景每天都和研究室共同体的朋友们一起练瑜伽，他的瑜伽功夫
从坐牢开始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是没有瑜伽老师资格证的瑜伽老师，而且是免费的教授。他曾翘起拇指指着自己的瑜伽学生对别人说：“你们看，这个小伙子专门来研究室学瑜伽，别的读书会他不关心。”可见，他视自己的瑜伽徒弟比学术徒弟更为自豪和珍贵。他还是电影爱好者，乒乓球爱好者，每天的散步小组成员。在研究室里，他只是一个呆的时间最长的成员之一，同样跟大家做饭、吃饭、交更多的房租(挣得多)、爱好较多的一个活跃成员而已。这里的会员因观点分歧而跟他争论得耳红脖粗、也经常不买他冷笑话的帐。他的收入很多，但他的车是最普通的破车，总是一双运动鞋，一个双肩包。他曾在讲座中攻击资本主义刺激消费的市场原理，提倡少消费，少购物，说：“我的袜子破了我也要补一补再穿，不管什么东西如果它没有彻底坏掉就抛弃它，我觉得是对这件东西的不尊重。”[3]
几年前，这位年近中年的“危险”学者找到了工作，被韩国产业大学聘为教授。韩国的教授在韩国社会备受尊重，每个教授都在学校配有宽敞明亮的研究室。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上课的时候背着双肩包去学校上课，下课之后照样回到自己和朋友租的“水逾+跨越”研究室。仪表也不符合韩国讲堂上西装革履的教授模式。总的来说，他的生活是平凡中的平凡。
在《公社主义者怎样思考》一文中，他这样论证生活与理论的关系：
知识同生活是紧密相关的，所以我们将知识融于生活;将生活的一部分活用为知识、将实践的一部分活用为理论;不是生硬地转变知识和意识，而是通过在实践中改变自己的一些习惯和潜意识来学习和研究;并非是消除个性和差异一统为一，而是在尊重个性和差异的基础上不停地追求一种前进的、发展性的动力;通过谅解别人而达到谅解自己的‘自利利他’的实践行动创造出公社(COMMUNE)式的生活方式。(中略)我们也将其理解为以这种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开辟出脱离资本主义的‘外部’，可以寻求处处在资本主义横壁上打洞的各种方法的实践活动。[4]
上述理论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宽容、简朴、共融的生活共同体本身就是最现实、最可行的超克现代性的方式，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超克资本主义弊端的途径。如此看来，看似平凡的生活亦即最前沿理论的实践。前沿的理论并非束之高阁的东西，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同民众一起度过的每时每刻。在这个理论和实践中，李珍景既是理论的整理与创始者，又是普通民众实践者之一。
04 情系民众创作稀世版画
洪成谭，1955年出生于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1979年毕业于朝鲜大学美术系，1985年设立光州视觉媒体研究所，主导民众美术。1989年洪画家与韩国80多位画家联合画出《民族解放运动史》，而洪主要担任了1980年震惊世界的“光州民众抗争”部分的绘制，因其作品透明真实地再现了5.18现场民众在军警的镇压下目不忍睹的惨状，被指控违反“国家保安法”而被拘捕入狱。之后在狱中度过三年。
身为自由画家的他一向把自己的视点放在民众、民生上面，他画中的人物往往是被边缘化的、弱小的、无力的，但他们往往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的，他的画中往往伤感与希望交融一体。但他的画总是离不开一个主题——底层民众，从1979年的“方便面餐”，到1980年“死后的对话”，1989年“广州民众抗争图”，到2006年的“那也有希望”系列，始终捕捉的都是民众的身影。
身为自由画家的他一向置身民众之中，他的画既是民众的声音也是自己的声音。
2011年秋洪成谭赴北京鲁迅博物馆参加“珂勒惠支画展”并与中国、日本冲绳的学者就“珂勒惠支与东亚”问题展开学术讨论，他们在“表现底层民众”这一点上找到了契合点，他的画就像珂勒惠支的画，始终如一地坚持着民众的精神，而他本人也像珂勒惠支一样，始终处在不安的、动荡的社会最底层。美术评论家崔烈在赞扬洪成谭美术的现实主义精神时曾经提到他的生活：“洪成谭比任何人都经历了更多的波折，他跻身于农村、工厂、街头、画廊，每经历一个地方他都会轻松创作出出色的作品。”[5]
上世纪80年代的韩国社会是一个充满硝烟的动荡社会，市民、学生经常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全斗焕政权的残酷军政。尤其是1980年震惊中外的5.18事件发生地光州，市民们反对军政的运动从未间断。在这种情况下，早年最求西方现代派手法的洪成谭组织了“光州自由美术人协会”1983年提出以“‘美术的社会还原’和‘美术的大众化运动’为理念，同‘ 工作与娱乐’等地域文化运动联袂，主要活跃于版画、漫画、照片、影像、录像等媒体的制作”。“1986该组织更名为“民族美术协会”，1988年更名为“民族民众美术运动联合会，洪成谭挺身致力于版画、挂件、壁报、旗子、大字报等大众美术媒体，以现场美术为中心活动。”[6]这里着重要讨论的不是洪画家的政治倾向，且不论他的政治立场如何，重要的是他一如既往地将职业道德和民众民生联系在一起的情怀。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早年追求西方艺术流派的艺术家在必要的时候却能够“美术还原社会”。他在民众运动中并没有扮演领导人、启蒙者的角色，而相反扮演的却是一个匠人、一个市民的服务者，他并未以知识分子的姿态高居民众之上，而是融入了民众底层、以自己的专业技能去为民众服务、为民众说话。而正是这种情怀才推动他创作了与珂勒惠支、鲁迅齐名的罕见版画。
05 小结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但因上世纪近半个世纪的世界冷战格局，这两个近邻分道扬镳，近50年间两国无论是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人文情怀上都出现了大相径庭的差异。1992年两国建交后，贸易往来、民间互动、学术交流骤增，这其中摩擦不断，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于彼此过去50年间成长经历太陌生，对彼此了解不够，而这种介绍、了解又跟不上当今急功近利的交往需求。中韩的交流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但更需要对彼此过去50年历史的关注。日本学者竹内好曾提出将东亚作为一种方法，通过对方来审视自己，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多一层对未知东亚邻国的关注，其实就多了一层对中国自身的关爱。
注释
[1] 黄皙暎，《客地》，苑英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125页
[2]Commune是公社的意思，指的是一种专门的社区，所有成员这间分享共同的利益。在中文中更接近于人民公社的意思。 在西方，1840年前Commune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早期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定居点，1860年才和共产主义真正联系起来(1871年巴黎公社才建立，共产主义才真正开始)，到1920年以后Commune被广泛的认为是专门的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y)。而李珍景本人否认commune等同于中国人民公社中的“公社”概念。
[3]高美淑，李珍景，高秉权，《走进“水逾+跨越”》，首尔：绿色蜜蜂，342页。
[4] 高美淑，李珍景，高秉权，《走进“水逾+跨越”》，首尔：绿色蜜蜂，63-64页。
[5] 崔烈(音译)，我们时代现实主义者的风云人生，韩国国立艺术院作品评论栏http://da-arts.knaa.or.kr/blog/hongsungdam.do
[6] 姜成元(音译)，具有互动性的市民社会画家，韩国国立艺术院作品评论栏http://da-arts.knaa.or.kr/blog/hongsungdam.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