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皖南事变，蒋介石是怎样不忘剿共戡乱“初心”的？
作者：尹一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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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独裁私有制一党之既定国策之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 逮住了蒋介石，实施武装逼蒋抗日。
史称：“西安事变”。
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 ，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前提必要的条件，从而使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因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 ，可功标青史。
在中共中央毛主席的主导下，由周恩来亲自赴西安调解，蒋介石虽然在表面上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从而使“西安事变” 取得到了和平解决的结局。
但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 的私有化独裁的反革命本质，非旦丝毫也没有改变，反而更为变本加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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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马翻脸，立马下令，将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张学良扣押，并送上了南京最高军事法庭审判。
1936年12月31日，南京最高军事法庭当场宣判，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的判决。两小时后，又改判：将张学良交于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从此，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了55年。
其张学良主张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东北去” 的“兵谏” 愿望 ，也因此而成了南柯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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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东北军除吕正操、万毅、解方、贾陶、张学思等抗日名将加入八路军，血洒抗日疆场，勇杀日寇而屡立战功之外，其余在“九一八事变” 后张学良所率出关的38万东北军，皆被蒋介石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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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中的杨虎城将军，亦未逃脱蒋介石的魔爪。
1937年1月，蒋介石削去杨虎城将军的兵权，逼迫杨虎城将军辞职“出国考察军事” ;而后，蒋介石就坚决改、加油改、一刻也不停歇地撤销了十七路军的番号，将冯钦哉的42师、孙蔚如的17师、和直属杨虎城控制的西安警备师，总兵力为5万多人的十七路军三个师，压缩改编为第38军，，仅存22个团，约4万人马，由陕西省主席孙蔚如兼军长。
1938年，孙蔚如升任31军团长，辖38军(赵寿山)和96军(李兴中)，不久，改称为第4集团军。
1945年，38军和96军合并为38军。
1946年，孔从周率38军起义，投奔晋冀鲁豫军区，后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38军，归陈谢兵团指挥。
由此，原十七路军部份将士，走向了打倒“蒋家王朝” 私有化反革命集团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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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卢沟桥抗战爆发后，杨虎城将军多次向蒋介石发电，要求回国抗日，遭拒绝。1937年11月底，杨虎城将军由法国回到香港，准备参加抗日工作，但随后被蒋介石诱至南昌囚禁。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关押12年后，被蒋介石残杀于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戴公祠。终年五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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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蒋介石从“扣蒋” 、“罢蒋” 、“审蒋” 、“诛蒋” 、“放蒋” 的西安事变惊梦中返回南京后，仍然不忘 “剿共戡乱” 的“初心”， 其反革命两面派之奸诈伎俩，也玩得尤其特色。
从表面上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剿共戡乱” 的政策，暂时结束十年内战，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并且，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抗御日本侵略军。
虽然，蒋介石也曾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 、“太原会战” 、“徐州会战” 、“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截止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
不过，由于蒋介石的“一个核心” ，“两个基本点” ，仍然集中在“防共” 、“剿共” 、“戡乱” 、“攘外必先安内” 的“黑心价值” 上，因而采取了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军事防御的战略战术，并且，还幻想等待国际出面“调停” ，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步伐，所以，不能抵御占有很大优势的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从而使华北、东南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于日军之手。
特别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 中所作出的许多“承诺” ，比如释放政治犯等，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就反脸不认账了。
蒋介石不仅没有兑现释放政治犯的“承诺”，反而还变本加厉地提速反共步伐，并勾结美帝国主义，并于1943年4月15日，在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等地，专门建立了关押政治犯的国民党反共 “中美合作所” 特务魔窟监狱。
该特务魔窟监狱，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专门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疯狂屠杀。
根据对抗战后期至重庆解放前夕系列大屠杀殉难者进行的统计，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为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个随父母牺牲的小孩，共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
杨虎城将军一家，以及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儿子小萝卜头宋振中，也被蒋介石军统特务灭门屠杀于重庆 “中美合作所” 特务魔窟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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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最有特色的独裁反动统治，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模式” 特务“维稳” 统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权力，不仅遭到来自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对，而且也始终受到了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系的挑战。特别是1931年底，在胡汉民、汪精卫与两广地方实力派的联合下，蒋介石被逼迫下野，这对蒋介石而言，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因此，蒋介石为了巩固其反动独裁统治的特权，除了采用军事手段“剿共戡乱” 而外，同时也弄出了“军统” 、“中统” 特务杀人机器，以法西斯特务手段，形成了“蒋家王朝” 独断专横“剿共戡乱”的“三驾马车” 。对外，“剿共戡乱”镇压共产党及其民主反蒋势力，对内，则以铲锄异己，剪除国民党内不“绝对忠诚”于蒋介石的“腐败分子” 。
于是，“蒋家王朝”便涌现出了像陈立夫、陈果夫、戴笠、郑介民、毛人凤、陈大庆、康泽等，一批“绝对忠诚”于蒋介石的“干事先锋” 、“改革猛将” 、“杀人魔头” ，为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的反动统治，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
当然，这是蒋介石一生玩得最下流、最残忍、最无人道的特色。
并且，蒋介石本人，也不失为一个流氓特务。
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在上海暗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并未留下任何把柄。这次成功的流氓特务暗杀行动的经历，让蒋介石品尝到了“特务统治” 的“理论自信” 、“道路自信” 的独裁专制“特色” 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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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西安事变” 之后，的确令许多人根本没有想到的是，当蒋介石从“西安事变” 中恢复自由之身后，居然还要对中共动武，居然还念念不忘“剿共戡乱” 的“初心” 。
当然，蒋介石的表演也相当特色。
蒋介石回南京后，也开始每月拨款二三十万元给中共部队，并且还继续为共产国际提供资金;1937年初，蒋介石又给中共提供了八十万美元，另外，还有等额的钱备“额外采购”之需。
1937年2月，蒋介石还下令对西北红军根据地开放贸易，部分恢复邮电服务。同时，中共因莫斯科和南京的钱源源而来，还买了一队美制卡车，开通西安至延安的公路交通。访问延安的中国记者纷纷报道，中共已铲除贪污和压榨，数百、数千青年响应“到延安去”。
1937年6月，蒋介石派出一支半官方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中共边区考察，发表抗日演讲。共产党控制地区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区政府”，名义上受南京中央管辖。
于是，中共开会时，蒋介石的照片也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照片并列。中共为示“守信”，停止新的没收土地做法，但早先占走的土地则不予归还;停止反国民党的宣传;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蒋介石也就响当当的成了中国的“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 了。
所以，不少人还真的以为，蒋介石通过“西安事变” 的教训，也会信守承诺、停止“剿共戡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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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七七事变” 暴发，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向进攻宛平城和卢沟桥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七七事变” 暴发，毛主席党中央从“抗日高于一切的民族大义”的大局出发，当即由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通电蒋委员长和中共军政所有单位， 宣布红军将完全听命委员长领导，接受指挥。
经国共双方艰苦谈判，最终达成抗日统一战线。
于是，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和陕北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一师、二师、赤水警卫营及总部特务团一部编成八路军一二零师。并将红二军团和红二十八军，合编为一二零师三五八旅;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和总部特务团一营合编为三五九旅;红二十七军和赤水警卫营合编为师炮兵营和辎重营;陕北独立一师编为师特务营;独立二师编为师工兵营。全师共1.4万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贺龙为一二零师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关向应任一二零师政治委员，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了政治局常委23日决定：由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王震组成一二零师军政委员会，贺龙为书记。
1937年9月16日，闽浙赣红军游击区与国管区地方当局谈判取得成功，浙西游击区领导人粟裕，给国民党地方当局递送了《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豫南游击区领导人周骏鸣等，与地方当局谈判也获成功，并于1937年9月初，达成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抗日独立团的协议，为新四军的组建奠定了基础。
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经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
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2月上旬，江南各游击队奉命到皖南歙县之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之竹沟集结整编。全军辖4个支队及军部特务营，共10300人。
“西安事变” 后，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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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蒋介石从个人的私欲出发，以“蒋家王朝” 独裁统治为 “一个核心” 、“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 ，因此蒋介石认为，由他领导抗日，一年或者两年内，抗日便可成功。
所以，“剿共戡乱” 大业，仍然是实现“蒋家王朝” 独裁专制统治的头等大事。
在蒋介石看来，小日本虽然凶悍，但是它与中国相比，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岛国而已，所以小日本是无法长期占领和征服中国的。
而“剿共戡乱”如果不成功，“蒋家王朝” 的独裁统治，就会灰飞烟灭。
关于这一点，蒋介石在其《剿共宣言》中，也说得很明白：
“中共十恶不赦。抗战前我们即视中共为奸匪。抗战爆发，为全民族抗战计，我们曾宽容团结之。可抗战胜利，中 共反政府本性不改，实为祸国殃民，勾敌构乱之罪魁祸首，故今我们仍将其视为‘奸匪’。 ”
因为蒋介石发现，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为人民服务的队伍，深得老百姓的信任，并且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吃苦、守纪律，战术精妙、机动性强、主动配合、高度团结，这正是国民党军队所缺少的，如果不趁其弱小的时候把共产党消灭掉，一但让其坐大，那蒋介石之“我是你们的领袖，是你们的父母。对我不忠，就是不孝” 的白日梦，就泡汤了。
所以，蒋介石就是要坚决不动摇地“剿共戡乱” ，并以特务之国家机器 “依法治国” ，坚决不动摇地不忘“蒋家王朝” 独裁反动统治的 “初心” 。
蒋介石没有信仰，只有独裁强权。
所以，蒋介石用人也只用奴才，而绝对不会用有思想的人才。
蒋介石也曾明明白白地训示其部下，要“绝对忠诚” 于他，并称：
“我是你们的领袖，是你们的父母。对我不忠，那就是不孝!”
蒋介石的脑瓜子里，就是这么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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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发生“皖南事变” “剿共戡乱” 的悲剧，亦不可避免。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亲自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又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
1941年1月1日，项英奉命率新四军军部共9000余人北移。
1941年1月6日，当新四军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和袭击;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份壮烈牺牲，少数被俘;军长叶挺与对方谈判时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则公开反诬新四军为“叛变”， 并宣布取消其番号，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共剿共的“皖南事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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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22日，毛主席发表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酝酿已久的全国性反共突然事变的开端!并揭露了蒋日勾结，蓄谋灭共和打击人民军队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斗争，并强烈要求蒋介石：取消1月17日反诬新四军为“叛变” 的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根本办法。
1941年1月27日，蒋介石发表讲话又死不认帐，蒋称：“皖南事变完全是我们整饬军队的问题，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性质夹杂其中。”并拒不接受中共提出的皖南事变12条条善后办法。
1941年3月6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却仍不忘继续攻击中共的“初心”，仍然大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 、大弹大吹“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 、“一个核心”的老调子;但是，蒋介石又不得不公开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但是，蒋介石的这个“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之“保证” ，就像在“西安事变” 中的“承诺” 那样，是要“永不翻案” 的!
这不，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又向刘峙秘密下达了进攻中共中原解放区的命令，刘峙20万大军扑向中原。
蒋介石又扣动了全面内战、“剿共戡乱” 的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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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无非是想说明，如果离开了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客观现实，去讲什么“不忘初心” ，其“不忘初心” 的阶级本质，也就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