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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黄炎培等6名参政员飞抵延安，准备访问声名在外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带着中共领导到机场迎接。
寒暄过后，黄炎培和毛泽东到窑洞私聊。
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
那时的黄炎培已经68岁，经历了光绪、宣统、北洋政府、南京国府、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阅历可谓厚重。
可他从来没见过有什么长久的事情。
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轰轰烈烈，不过百日便烟消云散，再过十几年，267年的大清王朝也亡了。
北洋号称中国最强陆军，牛逼哄哄的坐上江山，结果内部乱的一塌糊涂，没多少年就让国共北伐给轰下去了。
再到蒋介石的国府，打遍中国无敌手，日本皇军一来，只能迁都重庆避祸，要不是中国地大物博，估计蒋介石要被抓到东京审判。
黄炎培没见过长久的事情，都是亲身经历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黄炎培自己说了：“任何组织的初创阶段，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也就是说，创业时期的条件太苦了，又有很多竞争对手，要是不拼命恐怕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但是创业成功之后，创始人们功成名就，要享受荣华富贵了，再也没有努力奋斗干事业的雄心。
而且一个组织坐了江山，便不再是以前那种好掉头的小船，而是管理中国这艘大船的船长，要应付的事情特别多，内外环境也特别复杂。
此消彼长之下，组织的生命力也就到头了。
比如北洋陆军练兵的时候，算是中国最朝气蓬勃的军队了，1906年的彰德秋操，把朝廷都吓尿了。
比如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做校长的时候，经常和学生们一起跑步，学生们也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生怕不能为中国革命牺牲。
可他们坐江山以后，迅速从屠龙少年变成恶龙。
所以黄炎培总结了一句话：“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种周期律。”
不禁让人想起《亮剑》里赵刚说的，国民党原本也是立志救中国的，为啥丢了大陆，千里虎踞台湾去了?
黄炎培向毛泽东说的一番话，被总结成“历史周期律”，现在成了网上的一门显学。
毛泽东博览史书，当然也考虑过“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听到黄炎培的发问，他也给出自己心中的答案。
不过我要把毛泽东的答案放到后边再说。
因为要搞明白如何解决历史周期律，我们必须先得知道，历史周期律到底是个什么鬼。
2
数千年来，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绕不开的大坑。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总结了一下，王朝循环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管理的循环，而造成经济循环的原因，则是帝国开支超过税收。
每个国家绕不开的大坑就是这个。
我以前写古代史的时候，经常碎片化的说这个事情，为了配合本文，再来系统的说说，因为这个事情才是国家循环的关键。
但凡国家刚成立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解决前朝留下的问题，什么清理旧权贵重新分配土地、打击功臣和地主防止利益集团坐大等等。
经过一番整顿，新国家甩掉以前的亡国套餐，完全可以轻装上阵。
而且为了让国家长治久安，开国君臣们往往不怎么折腾，基本以休养生息为主，那些大工程大项目都废掉，让工人们回家务农。
皇帝和功臣们又是从底层起来的，天生具有艰苦朴素的基因，四菜一汤也不觉得寒碜，反而认为是努力奋斗的成果，至于奢侈品什么的更没有市场。
这样一来，国家的花销就少了嘛。
除了给官员发工资，给有爵位的功臣赏赐财物，朝廷也没什么可以花钱的地方。
每年收来的赋税，大部分可以存起来，等到需要用钱的时候再取出来。
而建立王朝的战争，又把以前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都清理一遍，让农民脱离大地主的约束，可以做一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自耕农。
用教科书的话来说，这叫解放生产力。
说人话就是扩大税基。
如果说旧王朝的纳税人口只有30%左右，那么新国家的纳税人口可以达到70%以上，这不就是财政收入翻倍嘛。
所以新国家往往是这样的：
纳税人口多，让国家的财政收入特别丰厚，需要花钱的地方少，财政收入可以积累下来。
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只要不乱折腾，两代人的时候就能达到盛世，前100年江山都是充话费送的。
但是100年后，麻烦来了。
既然是受命于天的合法国家，那么各地农民受了洪涝灾害，总要组织人手带着粮食赈济灾民吧?
黄河改道、京杭大运河淤泥堆积，得休整河道保证水路畅通吧?
虽然农业是靠天吃饭，可要是能把河水引过来灌溉农田，国家没有理由不做吧，就算想偷懒农民兄弟也不答应。
国家周围有数十个邻居，不可能都是笑呵呵的隔壁老王，总有一些惦记你家财产的王二麻子，国家得派军队驻扎边境吧，说不定三天两头就得打一仗。
好，说到打仗了。
军队的武器装备，需要铜铁打造，费用贵的要死。每次出征要准备几十万人的粮食，能把各地粮仓都搬空了。打仗总是有牺牲的，抚恤又是一大笔钱。那些立功的将士们，也得加官进爵吧。
一旦加官进爵的人数多了，意味着国家官员队伍的膨胀，可能达到开国初年的好几倍。
大家发现了吧，这些都是要花钱的。
不管赈灾、修河道或者打仗，每一项都是巨大的吞金兽，随便拉出一个来，就够国家喝一壶的。
要是三个项目一起来，简直是亡国套餐，除了汉唐明清等有数的几个国家，其他基本扛不过去，只能被一波带走。
如果和开国初年一样，依然有70%的自耕农做税基，那么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凑合，亡国套餐来了也能勉强扛过去。
可问题是，随着国家走向太平盛世，税基却在日渐缩小。
也就是说，国家越来越收不到钱了。
按道理说不至于啊，天下太平肯定是越来越富裕，怎么可能收不到钱呢。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财富和国家财政，完全是两码事。
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吸血鬼越来越多了。
随着开国君臣坐稳江山，他们的子孙后代必然会接过上一代的班，成为江山的新主人，而且每个家族的每代人不会只生一个吧，肯定是生的越多越好嘛。
那么这个利益集团，必然是无限膨胀的。
千万不要说开国皇帝杀功臣什么的，血腥杀戮只能解决一时半会的问题，等到老皇帝驾崩，新权贵依然会迎头赶上。
就算杀尽天下权贵又能怎样，只要权力的宝座在那里，就会有无数人前赴后继想坐上去，过把瘾就死也算。
哪怕是刀头滴血的朱元璋，也没有挡住历史的惯性。
除了上层权贵，国家还有上至宰相下至村长的各级官员，他们用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优势地位，留给下一代人的资源就很丰厚了。
而且官员的更新换代特别快，如果说皇家和权贵是以“代”来计算的话，那官员就是以“年”来计算的。
别看这些官员的体积小，但加起来就是庞然大物。
你觉得，皇族、权贵和官员有了优势资源，会做什么呢?
当然是多吃多占嘛。
有好处不捞是王八蛋，哪怕你去食堂打饭，还想让阿姨给你多打两块肉呢，更别说这群人。
如果把国家财政比作一条河，那么这些人就是一座座水坝，每人截留一点，河里的水就少一点。
原本汹涌澎湃的大河，流到大海边的时候，只剩下一条小溪了。
这就是国家后期的财政收入。
而水坝发出来的电，却把各家照的灯火通明，里里外外都洋溢着快活的空气。
而国家晚期必然伴随着制度老化，控制力削弱等老年病，苛捐杂税让自耕农们受不了，不是跑到山里当匪，就是到大地主家里做佃农。
也就是说，在国家财政上占便宜的人多了，税基反而缩小到极点。
开国初年有70%的纳税人口，这个时候差不多又回到30%左右，而且这30%的纳税人口还是穷的要死的苦哈哈。
明末文学家张岱写过一篇《自为墓志铭》：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花灯，好烟火......”
反正张岱的爱好很广泛，喜欢美女也喜欢正太，豪宅跑车遍布江南，张岱就这么没心没肺的浪了半辈子。
有些人被张岱的文章感动了，替他抱怨命运不公，怎么让张岱先生体验了一把世态炎凉，实在是太可怜了。
可他们不知考虑过没有，堂堂两京一十三省的大明帝国，年收入只有区区400万两，却要承担国家的所有花销。
比如九边重镇、辽东前线、平定李自成、赈济天下洪涝灾害、给官员发工资、朝廷运作成本，都靠这400万两。
大家想想，怎么可能够嘛。
张岱在江南浪的时候，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都不敢快步走路，生怕龙袍里的破布片子飘出来。
一个国家走到这个时候，就是财政支出超过税收。
大家仔细数一数，从中国的汉朝到清朝，从英国苏联到美国，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跳出这个坑。
而这个坑也是历史周期律的政治问题。
3
一般说历史周期律到这里就差不多了，但是世界进入工业时代以后，除了国家财政循环的问题，又多了经济危机的麻烦。
我把这个叫做历史周期律的经济问题。
在农业社会里，人们想积累一点资本是很难的，除了那些快速致富的军事贵族以外，普通人想过上好日子，往往需要几十年的苦逼奋斗过程。
所以史书上经常有类似的话，某某人祖上买了两亩薄田，撅起屁股好好干活，晚年才重新建了新房子，仓库里堆满粮食，再经过两代人积累，才能算得上殷实人家。
一来一去，起码50年过去了。
这种时候肯定有贫富分化，但总体而言不至于悬殊太大，就算是“朱门酒肉臭”的盛唐，也不可能有几个人囤了大唐一半货币吧。
进入工业时代全球贸易发展起来，欧洲人不论是出海做贸易，或者开办手工业小作坊，几年时间赚的钱，就能超过中国农民几代人的积累。
而且赚钱的欲望，让各种小发明从世界各地蹦跶出来，人们只要紧紧抓住一个小发明，就能生产一种世界畅销的产品。
既然钱这么好赚，那凭什么只有你能开工厂，我模仿一下也没问题嘛。
于是类似的工厂纷纷开办起来，生产的商品也大同小异，无非是张三的好看一点，李四的实用一点而已，大家赚钱赚的飞起。
再加上股票、期货、杠杆等金融工具出现，资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增值，以前100年才能成为百万富翁，现在差不多3年就可以了。
而且随着技术和工具的进化，资本积累的速度呈指数级增长，从2020年的福布斯富豪榜来看，26个人掌握了全球一半的财富，他们少的有几百亿美元，多的有上千亿美元。
这种活久见的世界，以前的农民抓破头皮都理解不了。
资本迅速积累的同时，则是剧烈的两极分化。
因为工人不可能通过打工积累起第一桶金，他们只能在工厂日复一日的做到死，每月领点工资糊口而已。
资本家为了积累财富，根本不可能把利润分给工人，那不是要他的老命嘛。
所以工业时代的经济特征就是，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越来越穷。
这是一句废话，但是实话。
虽然国家会通过政策法律等手段，偶尔让社会显得公平一点，但贫富分化的历史进程是不会变的。
而工业时代的市场经济，总不可能命令工厂生产什么、人民买什么吧，只能是什么东西赚钱，工厂闻风而动生产什么，结果动不动就产能过剩。
到那个时候，资本家有钱却不买东西，工人想买东西却没钱，而工厂的东西卖不出去导致破产，紧接着便是工人下岗市场瘫痪。
历次经济危机基本都是这个套路。
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资本家基本不受什么影响，该干嘛还干嘛，工人们就惨了，活不下去自杀的大有人在。
经济危机除了让普通人活不下去，还会严重影响国家的实力，严重一点的还可能改变国家的国运。
贫富分化、经济危机、市场影响国运......这是历史周期律的经济问题。
4
1945年7月，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以后，希望毛泽东能找一条路，跳出这种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立刻告诉他：“他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种周期律。”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完点赞，这话是对的，应该有效果。
从事后来看，毛泽东想打破历史周期律的办法，其实是两条路：大民主和公有制。
一个解决政治问题，一个解决经济问题。
反过来说，这两条路又是连在一起的。
国家不是有人多吃多占嘛，那就把底层人民组织起来，并且让渡一部分权力，当他们发现利益集团出现的时候，就可以利用组织和权力，自发起来打破利益集团。
那些多吃多占的人们，明知道身边有人监督自己，便不敢肆意妄为，永远要夹着尾巴做人。
这就形成对立又统一的平衡状态。
公有制的作用在于，保证不会出现两极分化。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国家的，那么资本家就没有生存的土壤，又怎么可能积累起巨额财富嘛。
而且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国家，没有追逐利润的市场竞争，也不会出现产能过剩之类的事情。
既然没有两极分化和产能过剩，就没有所谓的经济危机。
历史周期律的经济问题算是没有了。
现在我们把大民主和公有制放到一起，可以发现，大民主可以干掉利益集团，公有制保证没有经济危机，那国家财政的坑是不是可以避过了?
这个时候才是真的打破历史周期律了。
毛泽东曾经对人说过：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一变，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
他心心念念要保护公有制，让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其实都是为了和历史周期律做斗争。
这也是他不能释怀的第二件大事。
现在我们都知道，他的努力失败了。
兄弟们连行李都收拾好了，准备坐着火车去浦东，他希望兄弟们再回山里给穷人发钱，兄弟们嫌他腿脚不利索了。
鹅城百姓攻占碉楼，抢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也觉得继续折腾不轻松，准备享受胜利果实了。
他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去。
至于另一个失败的原因，我借《霸王别姬》分析过了，我在文末放了链接，感兴趣的可以点进去瞅一眼。
大家可能会说，你在每篇文章里说的内容都不同，一会是这样一会是那样，你丫是不是精神分裂啊。
其实不是。
毛泽东的大革命，属于中国百年来各种问题的总爆发，我们看到的原因都是其中之一，只有从各个角度看问题，才能编出一张历史的大网。
我写的好几篇文章，也是和大家一起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真的不是我前言不搭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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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春夏，毛泽东被确诊为白内障，眼睛基本失明，不得已让眼科专家唐由之做治疗手术。
手术之后几天，他的眼睛才能看东西，便抓起手边的书读起来。
读着读着，毛泽东捧着书老泪纵横，哭的像一个孩子。唐由之劝了很久，他才恢复心情。
让毛泽东崩溃的是《念奴娇 · 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这是南宋陈亮的一首词。
大意是古今没有几个人能理解自己啊，进可攻退可守的大好山河，足以和强敌争雄，自私的王谢家族却没有进取心，准备就此止步了。
他们哪里知道，内外敌人依然很强大，此时正应该一鼓作气直捣黄龙啊。
这首词特别符合晚年毛泽东的心境。
所以他读的哭出来了。
还有那首之前写给周恩来的《诉衷肠》：
当年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同样是悲凉的心境。
打破历史周期律，恐怕那个时候的毛泽东，自己也不信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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