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中午，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投石入水激起千层浪。文章详实全面地介绍了外卖骑手怎样被算法裹挟，系统限定的送餐时间越来越短，从2016年3公里送单时限最长1小时，到2017年45分钟，到2018年的39分钟，同时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配送时长比过去3年减少了10分钟;而骑手则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安全代价——层出不穷的交通意外和伤亡事故。[i]
一份外卖的生产与消费，经历了下单—订单推送—订单分配—送餐—消费的全过程，参与这个过程的有四个主要的主体：平台用户、外卖平台、商家、送餐员。四个主体处于生产链条的不同位置，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与其他的主体之间也形成了十分不同的生产关系。
商家是这个链条中的生产者，主要是餐饮行业中的餐馆，基本职能就是生产食物这种商品并提供餐饮服务，而外卖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业务扩展。平台用户是消费者，处于整个生产消费过程的终端，他们购买和消费了食物这种商品，当然，送餐员的运输服务作为生产性的耗费，包含在了食物商品的总价值里。
而作为连接商家和消费者的外卖平台，在商品从商家到消费者的转移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这种桥梁作用包含了商家和用户在平台上沟通缔约的过程，以及平台将食物商品从商家运送到消费者手中的运输过程，也就是外卖平台提供了信息服务和运输服务。而送餐员作为平台或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接受平台的管理和调度，老板支付给他们工资，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将外卖平台的运输职能付诸现实，事实上只是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所以消费者购买的运输服务事实上是从外卖平台购买的，消费者和外卖平台公司存在着交易关系，而像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一样，这种服务只是通过送餐劳动者的劳动来实现罢了。
事实上，外卖背后有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即时配送。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美团点评联合编纂发布《2018中国即时配送行业发展报告》，所谓即时配送，事实上就是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无中转、点对点的快速准时送达服务，覆盖范围在5公里范围内，配送市场在30-45分钟以内，常见的主要场景是外卖、商超便利、生鲜宅配等，目前外卖仍是及时配送市场的主要订单来源，占比80%以上。
即时配送行业中的几个重要主体和生产关系和外卖几无二致。数量庞大的配送员队伍作为劳动者，用自己超负荷的劳动付出，承载了整个行业800亿元的规模，通过自己的价值创造和转移实现了行业巨头们快速的资本增殖。但是这些外卖配送员是否能够共享整个行业的繁荣成果?作为一般劳动者，以外卖员为代表的配送员又面临着怎样真实的境遇呢?
2018年5月，美团点评研究院发布了《新时代 新青年：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根据报告，75%的骑手来自农村地区，大多来自河南、安徽、四川、江苏、广东等省份， 近7成的骑手选择离开家乡在外地打拼，奋斗在一二线城市。从年龄来看，骑手多处在青年阶段， 80、90后为骑手群体的中坚力量，占比高达82%，将近一半人在目前的工作地居住了9年以上。
骑手的教育水平也有统计，多达到初高中教育水平，其中初中毕业39%，高中及中专毕业50%。
家庭方面，62%的骑手已经成家，有照顾家庭的需要。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送餐员都是“农民工”，教育水平普遍是初高中，大部分外卖员的收入都用于家庭的消费。这些配送员一如“农民工”一样，他们在现实中的劳动保障和权益保护成为最大问题，外卖领域的复杂的分包关系和所谓众包的用工“创新”使得外卖平台得以规避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压低工资待遇从而压低用工成本，使得外卖员作为劳动者却得不到劳动者应有的保护、保障。
根据《2018中国即时配送行业发展报告》，配送平台目前组织运力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自营，就是平台自己雇佣配送员进行配送;第二种是加盟，就是平台和物流公司合作，将特定区域的配送业务承包给特定的物流公司;第三种是众包，按百度的说法，“众包指的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志愿者的做法。”
这三种运营模式对应着三种不同的用工模式。以外卖为例，自营模式下，送餐员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存在劳动关系，美团外卖运作初期就以自己的美团骑手有着劳动合同和齐全的劳动保障作为招募骑手的招牌。加盟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分包模式，外卖平台会将自己特定区域的业务承包给特定物流公司，由承包商来运营特定区域业务，平台通过这种方式大大削减了运营和用工成本，而物流公司往往无法为配送员提供齐全的劳动保障，甚至还会通过劳务派遣的形式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最后一种众包模式则更加堂而皇之地撇清用工企业的责任，送餐员被认为和服务平台之间仅存在合作关系，没有劳动关系，甚至没有劳务关系，平台的用工成本和风险几近于0。对于平台来讲，这三种运力组织方式的用工成本不断缩减，利润空间不断增大，这也就是2015年以来，各大服务平台纷纷上线众包服务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团外卖这几年由自营到加盟再到众包不断转型的利益驱动，更是美团上市盈利成为行业巨头的罪恶的秘密。
笔者曾经参与过关于北京市外卖员劳动权益保障状况的一个调研，访谈了北京不同城区、不同平台的外卖送餐员们。调查中很少遇到直营模式下与平台直接签订合同的送餐员，多数送餐员都是加盟模式和众包模式下的用工方式。加盟模式下，有些分包的物流公司会和外卖员签订合同，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西直门的站长就告诉他们，说要是签了会有五险一金，但是送一单只能按5元计价，如果不签，一单就按7元计价，一单2元的差价就是一个月就是几千元的收入差距，这对于送餐员来说几近于一个月的生活费了，很多人都看似“自愿地”放弃了合同。劳务派遣在这种加盟的模式之下也很常见的，平均一年换一次合同，我们在海淀黄庄遇到的一位送餐员说，在他6年的送餐经历里，一共签过七次合同。
众包模式下的送餐员也不鲜见，我们访谈了几个美团众包的骑手，尽管平台声称和他们只有“合作关系”，但这些骑手事实上也是以送餐为业的，基本上一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全年无休，工资的计算按单来计算，都由美团来规定，他们自己事实上并没有议价权。但他们也觉得有好处，相较于美团自己的专送外卖员，他们不受特定站点的管理，没有最低接单量的限制，上班的时间没有限制，随时都可以休息，较为灵活。对于外卖平台，自然乐于接受和宣传这样的说辞。
然而这些外卖员真的自由吗?在缺乏劳动法律的保护下，我们不过正在见证什么叫“自由的一无所有”。明明是雇佣劳动关系却硬要说是合作关系，以合作之名行剥削之实，以劳动者的自由之名规避劳动法律，“创新”的用工模式成了外卖平台规避法律、更大程度压榨外卖员的挡箭牌和新工具。事实上这种在法律上界定不清的劳动关系并不只在中国出现，在国外已经有多起劳动者将类似的互联网平台告上法庭，要求承认雇佣关系、获得劳动保护的案件，并且最终劳动者胜诉。而在中国，劳动者在用工制度的灰色地带中仍然处于弱势，在劳动纠纷中难以维护权利。
除了复杂的用工状况，外卖平台复杂而严苛的管理设计也让人叹为观止。首先是成本转嫁，各个外卖平台都有自己的统一标识，保温箱、帽子，T恤和外套，都是要外卖员外自己掏腰包的，以交押金换装备为名，将外卖员与该公司捆绑，工作达到一定的时间，往往是一年才可以退，我们在金融街遇到的一个送餐员因为公司提供的装备过于昂贵而自己在淘宝上订了装备。其次是严苛的罚款制度，据我们访谈的情况，罚款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请假超过规定的休息日，暴雨天不出勤，客户投诉，差评过多，突袭检查中不穿制服、不戴帽子等。最后是逼死人不偿命的时间管理，用户从下单到接餐几十分钟的时间限制里，包括了餐馆接餐做饭和外卖员送餐的全部时间，所以留给外卖员的时间是很少的，专送的外卖员往往会受到同一方向的错落有致的几个派单，往往就差了几分钟，使得他们不得不每天都上演生死时速，每个外卖员都告诉我们，送外卖不违反交通规则是不可能的。
系统仍在运转，骑手们仍在奋力奔跑，只是，严苛的时间限制下的外卖员，不是被困在了系统里，而是被困在了与垄断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锁链里。
[i] 技术能否向善：如何拴住给外卖员带来职业伤害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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