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的嘉兴南湖会议上，一个湖南来的姓毛的年轻人，在一群教授、大学生中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当他们在高谈阔论的讨论马列主义、无产阶级等理论和党纲等重要问题的时候，他本来的工作是书记员，但他还是抓住一切机会与与会代表们交流，试图让他们理解农民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
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上说，这是毛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的贡献，但会议上的代表们其实对毛的这套理论并不怎么感兴趣，因为按照他们所了解的马列主义理论，无产阶级才是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农民是落后的阶级，不是他们需要依靠的对象，只是他们革命的对象。而在这次会议上，湖南青年的这些主张被冷落是自然的，他也多少有些失落。
会议结束之后，代表们各自返回，大多数是去做各种各样的革命工作，多数是在城市里工作。湖南青年返回了他的湖南老家，也开始试图用马列主义结合他自己的想法，在农村搞无产阶级运动，最初的实践甚至包括在农村泥瓦匠中间成立工会，因为泥瓦匠在农村已经可以算是最符合理论上的工人的人群了。之后，他又去了安源，在煤矿工人中间也成立了工会。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达成，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共产党替国民党在全国发展基层组织，进行革命准备。但在此之后，湖南青年却没有安于在广州从事机关工作，而是去了武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自己担任教官，培训农民运动骨干。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和广东人澎湃一起，成为了党内的两个著名的农运大王。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革命军从亮光出发，一路向北，所到之地，老百姓箪食壶浆相迎，一些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城市也纷纷组织工人罢工和暴动，响应北伐军。而在湖南和湖北，却发生了“痞子运动”，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直接夺取了基层政权，杀地主豪绅，设卡收税，引发了两党高层的强烈关注，当时仍然是批评的意见为主。
湖南青年没有听这些非议之词，而是自己默默地去了一趟湖南，解除了各种各样的痞子运动中的活跃分子，然后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他想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湖南农民运动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的很?他的立场自然不用说，他认为这是好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党不应该去批评他们，而是应该去主动的组织和领导他们。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发生之后，迅速走向了分裂，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之间也出现了分裂，先是四一二，接着是宁汉合流，无数革命积极分子都人头落地，国民党从此也变成了一个没有基层组织体系的政党，浮在上面，而共产党此前几年的心血也付诸东流。中国革命应该向何处去?
痛定思痛，终于下决心发动武装起义，建立自己的军队。1927年8月1日，南昌的枪声响起，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8月7日，风尘仆仆的湖南青年赶到武汉，在秘密举行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随后，他也奉命去组织武装起义。但在建军之前的三大武装起义中，南昌和广州都是在城市进行，只有他去组织了秋收起义，是在农村。
三大起义无一例外的以失败告终，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残部合流之后，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之下居无定所，四处漂流，只有秋收起义在经历了三湾改编之后，下决心上了井冈山，还是去找农民，依靠农民，当起了山大王。这在当时的党内同样是被批评的，因为这不够马列，是机会主义路线，但最终却正是井冈山的星火，为中国找到了出路。
虽然他在井冈山站住了脚，随后也有其它依托农村为根据地的红色根据地建立起来了，但中央给他们的任务仍然是去进攻长沙、武汉，占领大城市，引爆全国性的革命。这些理论和行动的结果众所周知，仍然是无一例外的失败。即便是打进了长沙，也是没有几天就退出来了。到1932年，在上海的中央因为遭到叛徒出卖，也待不下去了，只好全部撤往苏区，去的正是井冈山。
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的时候，不仅上海的中央机关早已经撤往苏区，就是连之前在各地一度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也逐步陷入低潮，原因无他，白区的党组织在这一时期被大量破坏，难以立足。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白区党组织95%被破坏，曾经有三十万人的红军到达陕北时只有三万多人了，仍然是在农村落脚。但也是从这里开始，重新出发的党和军队成熟起来了。
1949年，中央机关要迁往北京了，这是1932年中央离开上海之后，再次返回大城市，而且是要去建设一个新国家。他开玩笑说，我们这是要进城去赶考了，希望我们不要做李自成，被人家赶出来。而在进城之后直到1954年，除了抗美援朝时期之外，他的大部分精力都仍然放在指导农村工作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和农民仍然是他最大的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