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身去测了一下新冠
才知道英国的数据有多不靠谱
卞 江
亲身在英国测过新冠之后，我才发现，除了美国那种为了选举抹黑一切式的反智疯狂之外，像英国、瑞典这类欧洲国家，对抗疫数据的制度性作假，也是阻止全球尽快战胜新冠疫情的绊脚石。
这段时间，在政府保经济，鼓励积极复工，多多去餐馆吃饭，踊跃上酒吧的倡议下，英国新冠确诊人数又开始攀升。且新确诊的患者多为18-40岁的青壮年人群。同时，随着9月1日私立学校、9月7日公立学校复课，越来越多的英国中小学校也开始出现新冠确诊案例。我工作的地方是英格兰西南一座小城，整个疫情期间情况较好。仅有少数确诊案例。但随着英国进一步解封，我女儿所在的学校在这周也有一名高年级教师，由于出现疑似症状而开始进行自我隔离。
面对这一疫情重新抬头的情况，英国政府围绕着所谓“测试与追踪”(test and trace)原则，指定了几乎所有的策略。简单说来，这个原则强调，在降低新冠检测门槛、提高检测能力的前提下，尽量让更多人接受新冠检测，以求在最大限度内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降低全面封城的可能。9月9日，鲍里斯还提出了“射月计划”，即投入1000亿英镑，将英国日检测能力提高至1000万人次。同时还提出所以免疫通行证计划，让检测为阴性的人尽可能地“正常生活”。
英国政府在年初疫情刚爆发时，曾反复强调不会走中国式的“严苛”抗疫道路。可是无论是3月份的全面封国，还是7月份要求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再到现在测试与追踪计划，以及未来的免疫通行证计划，各项在英国对抗新冠疫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策，几乎都是中国模式的翻版。
然而，这些政策能否真正帮助英国战胜疫情，说到底还是与政府政策执行意志与能力，政府行政目的，国家治理能力，社会心态与民众配合程度，以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密不可分。无论政府公布的政策PPT有多好看，演讲多么平易近人，媒体讨论多么积极，意见如何多元，在新冠疫情面前，都能实打实地现出原形。
上周末，因为疫情在家闷了一段时间的我，带着全家跑去了家附近空旷的达特摩尔国家公园放风。大人小孩爬山、趟水，玩得当然是不亦乐乎。但是可能因为野外风大，温度也低，晚上回到家之后，大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风寒感冒症状。9月9日当天，内子上班前感觉有些低烧。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全家决定在家隔离，并开始预约新冠检测。也巧，正是在当日，由于全英大量人开始预约检测，政府网站
出现了技术问题，无法登录预约。新闻中还提到，有不少人虽然刷出了预约页面，但是由于系统出故障，他们竟被自动分配到了离家近百公里的检测点。有些检测点甚至还位于已宣布封城了的地点。
所幸，通过从一早开始不断努力刷新页面，我们一家在中午时分终于刷到了一个距家开车10分钟左右的检测点。英国新冠大规模检测点分两种，一种可以步行前往（walk through），另一种只能开车（drive through）。同时，并非所有检测点都有医护人员帮助取样。绝大多数检测点需要患者一切“自助”。我们家附近的检测点便是这种开车前往的自助检测点。
想要测新冠，首先需要通过政府网站的预约系统注册。
系统除了要求登记姓名之外，还需要有一个手机号码与电子邮箱，确保能够及时与被检测者取得联系。
之后，系统会要求你提供申请新冠检测的原因。
按照目前的规定，仅有出现新冠症状，或者与确诊患者有低于1米亲密接触史的人员才需要接受检测。英国政府强调，之所以现在如此安排，是因为希望尽量减少检测系统的压力，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而至今为止，如果按照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公布的三个新冠症状（发烧超过38度；24小时内持续咳嗽超过3次，每次至少持续1小时；失去味觉）为标准，我们全家都不符合检测标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也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态度，我们还是“谎称”出现新冠症状，申请了检测。
在过了这几关之后，系统会询问被测者是否能够驾车，以便分配相应的最合适检测地点。在所有信息登记完毕之后，系统会按照情况，以从近到远的顺序，为检测者自动分配一组检测点。检测者可以自主选择检测地点与时间段。每个时间段为半个小时。我预约了当天最早的时段：下午5点半。而当日最晚时段可以到晚上7点。总体说来，除了最初网站被流量压垮的情况之外，整个预约过程还算比较顺利。
当日晚上5点，我们全家开车前往检测点。路上的车流已经与平日里没什么两样了，甚至还有些许堵车。原本车行10分钟的路程，那天一共花了近30分钟。临时检测点位于一个露天停车场内。停车场被分为两半，大的一部分用作新冠临时检测点。剩下一小部分，仍旧留给社会车辆停放。
驶入检测点时，门口的帐篷里有4名穿着绿色反光服，没戴口罩，除了遮光墨镜之外没有多余保护措施的工作人员，其中3名坐在帐篷里有说有笑，最后一位大哥则一身短打，带着墨镜，站在帐篷前的临时指示牌后面。一个指示牌上写着：全程关闭车窗，不准下车。另一个指示牌上画了两个箭头：停车左转，新冠检测右转。那个短打墨镜哥则用手势重复指示牌上箭头的动作，并负责跟来车司机确认眼神。在眼神认定了我不是迷路乱入的车辆之后，让我开车缓缓向右驶入检测点。
检测点所有建筑都是临时活动房或帐篷。在硕大的露天停车上，用橙色塑料路锥与警戒线拉出了行车路线。顺着路线行进，到达了第一个集装箱活动房前。又有两个墨镜短打大哥恭候。这次，几乎没有任何眼神交流，两位大哥就挥挥手，示意我继续向前开。我才发现，这个停车场竟然还挺大。上了一个小坡之后，在两位惬意短打大哥前约100米，有一个小帐篷，帐篷前站着个短打小哥。大约是因为有树荫庇护，小哥连墨镜都没戴。同样，经过眼神交流，确认来意之后，我被指向了一片更加开阔的场地。这里的集装箱临时房被分成了几个并排的区域，分别标有“1岛”、“2岛”、“3岛”，这估计是在检测车辆多时，用作分流的安排。
在又一位小哥的指引下，我开车拐进了“2岛”。至此，我在还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已经见到了约摸近10个工作人员。全都是不戴口罩的年轻小哥哥小姐姐。在这无声的场景里，开车缓缓经过塑料路锥、警戒线、帐篷与活动房搭建出来的场所时，竟然让人萌生其了一种奇怪的神秘感。一时间，我甚至不知道接下来会出现在我面前的，究竟是看守外星飞船的黑衣人，还是车管所做车辆年检的大叔。
当我庄严谨慎地转入标着“2岛”的帐篷后，我见到了第一位带着医用口罩的工作人员。这位看上去很可靠的大叔指挥我慢慢向前，停在了一个指定位置。
随后，大叔出其不意地拿出了一张塑封A4纸，上面写着：拨打XXX。
这突如其来的交流让我措手不及。看过科幻电影《降临》的朋友们，可以脑补电影中科学家与外星人举牌交流的情形。此刻的我，心情说不清究竟是像那个急切想要跟外星人交流的地球科学家，还是更像那个被关在玻璃幕墙背后摸不着头脑的外星人。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大叔给的号码。在电话接通前的那一瞬，我似乎体会到了少年时代，见网友前的惴惴。电话响了一下就通了。这种明知是拨打公共服务电话，但却丝毫不需要漫长等待的感觉让人感到有些不适应。电话通了之后，先前那种见网友与见外星生命的感觉都消失了。电话另一头的大哥就坐在我车左边的活动房里。同样一身短打，没有口罩。大哥和蔼地跟我讲，接下来的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问我有几个人检测。随后让我把乘客座位的车窗降下一条缝。随后，大哥从车窗缝里扔进来三个深灰色快递邮包似的塑料包，还有三张就像是随手从盒子里抽出来，然后叠的四四方方的纸巾。大哥电话里指点我们，纸巾用来擤鼻涕，塑料包到下一个站点时工作人员会教你们怎么用。
再与大叔大哥完成了外星接触之后，我开车驶向下一个站点。在那里，一个露天坐着的面善小姐姐又给我看了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牌。这次，接电话的人就是她自己。电话里，面善小姐姐耐心地又询问了一遍有多少人检测，强调了一下不能下车，随后让我拆开塑料包，把里面的手册翻到第六页。上面给出了如何进行新冠采样的图解步骤。这时我才意识到，原来需要自己取样。
我原本还担心，自己取样无法深入鼻腔。因为之前看到国内新冠检测，医护人员全副武装，用棉签在鼻腔深处扫刮，这样才能取到最完整的样本，确保检测质量。但是，现在按照小姐姐指示，翻到手册第六页之后才发现，这里检测完全不需要鼻腔取样。这令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之前我还特意去了英国政府网站上确认，了解一下新冠检测的具体步骤。上面给了一段如何进行自助新冠病毒检测取样的视频。视频明确表示，需要在鼻腔、口腔深处靠近扁桃体处都扫刮至少5次才能保证检测准确度。为了确保自己没有理解错误，我又像小姐姐确认了一下。小姐姐再次面带笑容地耐心解释道，只需要口腔深处就够了。不过记得不能碰到舌头、不能碰到牙齿哦。加油!
于是，我先对着镜子，自己临时学习在不碰到口腔其它部位的情况下，用棉签扫刮扁桃体的技术。在自己身上操作结束，把棉签按照规定放入样本瓶，再把样本瓶放入样本运输塑料袋，最后把运输塑料袋塞入外层保护袋之后，我开始给内子与女儿取样。给内子取样波澜不惊，轻车熟路。但想要用棉签给4岁娃娃扫喉咙才是难上加难。最后，在威逼利诱下，用棉签好不容易挤过娃娃门牙、舌头的抵抗，最后短暂地扫到了扁桃体，往复三次之后才算勉强完成。
折腾了近10分钟之后，自助取样结束，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站点。期间整个检测点除了我们，就只有另外一辆车在接受检测。
最后这个站点有三个年轻工作人员把守。一个负责举牌，一个负责接电话，用温暖和蔼的声音跟你聊天，指示你应该做些什么，并耐心解答你所有问题。当你把样本口袋封好，工作人员核对上面的条形码，确认一切无误之后，再有一位拿着样本箱，举到你车窗边上。把样本从车窗缝中丢入样本箱后，整个自助检测过程就结束了。在出口处，还会有一位墨镜短打大哥指示你应该朝那个方向走。当然，作为一个懂礼貌的文明人，你自然还会向大哥微笑点头，全力向大哥说出Thank you的唇语。至此，这场新冠自助检测的超现实体验才算完满结束。
检测结果出来的很快。第二天晚上6点，我们全家就都收到了短信，确认阴性。但是短信中还说，你现在是阴性，但是如果你仍旧有症状，记得自己在家隔离10天才能出去浪哦。
提高检测能力，是英国政府从封城以来就不断自我标榜的“功绩”。记得之前每次新冠新闻通报会上，总会有“我们日检测达到了多少多少”，“我们xx日之前会达到多少多少检测量”的口号。然而，这次亲身体验了一下之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了政府检测量KPI背后的水有多深。
首先，在所有进行的检测中，有大量样本来自自助取样。除了像我们这次开车前往固定检测点之外，还有不少样本通过邮寄，送到人们手中，被测者自行在家完成取样，再将样本寄回实验室。如此取样，很难保证样本质量。至于有多少患者由于取样不标准，而无法被检测出来，则完全不得而知。当然，这些并不是政府需要担心的问题。在我得到的检测报告中，委婉地表示，检测结果就是参考，要是有症状，最好还是自己隔离。实际上，在保经济抗疫的原则下，英国政府轻症居家隔离的态度始终未变。不同的是，在宣布重启经济，鼓励全民复工复学之后，检测成为了恢复民众信心的重要手段之一。换句话说，检测的目的不是为了发现潜在患者，而更重要的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回到工作岗位，恢复正常学习。难怪前段时间，同样以保经济为基本抗疫原则的瑞典，还责怪中国提供的试剂实在是太灵敏了。自己在英国测过新冠之后，我才发现，除了美国那种为了选举抹黑一切式的反智疯狂之外，像英国、瑞典这类欧洲国家，对抗疫数据的制度性作假，则也是阻止全球尽快战胜新冠疫情的绊脚石。
其次，以我去过的检测点为例，可以发现，英国政府为了推广大规模检测，雇佣了大量人员。早在5月，迈克尔·嗝儿福(Michael Gove)就表示，为了推广检测，政府额外雇佣了17000余名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均不属于国家医保(NHS)系统内的员工，而是大量的采用外包劳务。原本应当由NHS系统支配的资金，由此便流向了私营企业。除了检测之外，包括手机追踪软件等整个“测试与追踪”系统的大部分组件，都由政府拆分外包给私营企业。这也就等于在借助疫情，变相深入推进NHS私有化进程。
实际上，此次疫情还帮助了政府推动许多西方“福利国家”核心部门私有化的进程。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英国政府公共部门的净债务(Public Sector Net Debt)已接近2万亿英镑(19501亿英镑)，占国民生产总值(GDP)比重的100.9%。这也使得英国成为2019年来欧洲国家中，继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之后，第四个政府公共债务规模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根据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提供的预测，2020至2021财政年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英国政府公共借贷可能会高达2984亿英镑，为上一财年借贷总额的5倍。仅5月份，政府部门借贷余额便预计会高达552亿英镑，比去年同期整整高出496亿英镑。这也是自199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月额。而这些政府接待，绝大多数都流入了私营部门。
相比在促进市场回暖方面作出的一连串努力而言，英国政府真正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投入却显得颇为半心半意。特别是在一线医护人员的保障与支持、抗疫必须防护物资的采购与配发、甚至是疫情期间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方面，更显出了英国政府捉襟见肘的行政能力。至于早已大规模私有化了的社会养老部门，在疫情面前更是不堪一击。成为政府抗疫中最先被遗弃的一个社会群体。抗疫中资源分配极度不均，向大资本巨大倾斜。这种资源分配背后的逻辑既不是效率，更非平等。而是一种17世纪以来便主导了英国政府行政逻辑的重商主义的再度浮现。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一种神话。在这种神话中，市场和国家往往被视为对立的两极。市场存在一个自然与自发的秩序，不但能够最有效地调配资源，也能通过看不见的手，协调公共利益。在这种秩序下，“公共”无非是所有个体的自由结合，其核心活动是个体间以自利为最终目标的自由交换。从这个意义出发，公共利益则无非是个体在自由交换中自然生成的协调机制制约下所表现出的自发现象。
这次危机凸显了许多名义上的“福利国家”国家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实际上，福利国家需要依靠一个有效的大政府来支持。但新自由主义却更乐意见到一个置身事外的小政府。一面谈自由，一面吹福利，本质上就相互矛盾，这次新冠疫情，则更凸现了英国以及一些欧洲“福利国家”，明修“福利国家”说辞栈道，暗度经济高度自由主义化陈仓的真实面貌。危机到来之后，国家难以迅速调动资源，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社会危机;大量公共资源，特别是防疫物资遭到大量浪费，甚至在政府行政的“城堡”中不知所踪;政府巨额财政通过各类外包合同，“合法”地转移到私人手里;媒体难以发挥真正“监管”作用，并无法及时促使政府在抗疫政策上做出及时有益的调整。削减政府财政支出;提倡小政府;推动公共服务私有化;强调媒体市场化，强调其作为“第四权力”的政治监管功能;这些在疫情出现之前，均是新自由主义国家观的核心神话。然而，在这场全球性社会危机面前，所有这些以限制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为名，为推行私有化公共服务进程而精心编造的神话则彻底被打破。
也正是在这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系统性的自我麻醉下，“福利国家”变为了有名无实的说辞。以公共卫生中的疾病控制为例，除了需要来自医疗教育系统中医生、护士、与生物医药等方面的科学工作者的贡献之外，创造洁净的城市与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确保水、空气以及食物的安全;保障合适当地社会与自然条件的住房;在人民群众中推广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提供生存与劳动生产必要的医疗条件。这些都需要来自社会各个部门之间整体有效的配合才能实现。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试图通过对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激进的私有化，以及缩减政府体量的手段，强调“自由人”的“理性”选择才是资源调配最优途径，将各项公共服务细化、拆分、并最终转让给私人部门，这无疑是将本应通过公共服务整合在一起的现代国家再度“封建化”。
新冠疫情这个照妖镜，打破了过去许多西方神话。神话崩塌之后，神话时代给我们打下的思想钢印能否随着消灭。这将是新冠元年之后，我们的必然使命。（文中配图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