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的叙事
恰如许多观众所提及的，公映版本的《城市梦》所试图呈现的，是武汉城管的工作之难和摊贩王老汉的生活之难之间的张力。从制作过程到公映剪辑，导演都力图在形式上维持均衡。为了让观众能够看到不同视角的画面，导演甚至直接组建了两个独立的摄制组，分别跟拍摊贩和城管的视角。
可是电影真的达到了平衡的效果吗?
王老汉一家来自河南农村，在武汉一处闹市区人行道摆了十几年的水果杂物摊来维持生计。在“城市发展”的主旋律下，城管局誓要将这个摊位作为攻坚战取缔。此乃背景。
在一次又一次的博弈中：城管开罚单，老汉撕罚单;城管量面积，老汉扯掉皮尺;城管记录小摊流水，老汉穷追猛打……一个经典的镜头是，老汉扑打着城管中队长的胸脯，质问：“你良心何在?”可是镜头一转，城管队长对路人淡淡地说，“年轻人扛打，只要能解决问题，挨点打不算什么。”
拍打良心//
于是，老汉的“抗争戏码”被降格为发泄情绪的胡闹。尽管画幅严格遵循1:1分开，观众的心中却难免浮现出“我穷我有理”的刁民老汉和忍辱负重的城管队长的对偶。
城管队去调查老汉的流水与利润，进行依法取证和依法处罚，给予超出法定要求的宽限期，自掏腰包重新安置摊棚等，而老汉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油盐不进。观众在这个过程中难免感到疲惫。城管的文明、忍让和老汉的胡搅蛮缠、强词夺理构成了鲜明的对比，难道老汉不是攫取“暴利”还装贫卖弱吗，难道不是老汉违法在先吗，难道老汉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吗?
倘若仅仅在形式上平分老汉和城管的视角，观众很自然的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当老汉——颇为令人意外地——愿意放弃摊位，让儿子得以接受城管的“善意”，挪到大学附近的新摊位;让妻子得以在塑钢厂门口露出了感动的表情;让城管局长在队长面前一本正经的口白“我们要的不是感动，而是他们自发的配合管理。”也只有在老汉无理的前提下，这个结局才会显得“大团圆”起来。
但老汉是否无理，取决于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理解老汉的行为。
生存，本无需同情
王老汉本人患有脑梗，妻子患癌，儿子年轻时因工伤断手，孙女在武汉读书。这些元素在电影中反复出现，构成了观众对老汉一家同情的起点。同情，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情感，它需要对象处于一种绝对的低位，一旦这个低位被动摇——观众发现老汉一家原来没那么惨或者没那么卑微——譬如老汉在摄像机前肆意拍打城管或者一个月流水好几万，这种同情就会被动摇，就会迅速的倒向另一个弱者，所谓的“工作中的弱者”。
仔细想想，这种同情的比拼毫无意义，这取决于谁掌握了话语权。以城管指控老汉“暴利”为例，城管统计暴利的方法，是用老汉最高的单日营业额扣去从网上查来的批发成本。从商业角度考虑，这忽略了老汉长期经营和笼络客户的投入。才获得了“最多一天三千元”的流水。所以“营业额”的计算方法本身就不合理了。
另一方面，从“成本”角度，这个计算方法完全忽略了老汉个人生活的开销。作为农村进城人员，老汉摆地摊虽然不纳税，但也无法享受城市医保等社会福利，老汉一家一个月吃药的成本就要小一万块钱，这笔钱却没被城管纳入计算。倘若真的按照税收原则收取，还不知道是老汉该给政府钱，还是政府该给老汉钱。
老汉不需要同情，求生存者当相互尊重//
但我想，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理解这些元素。老汉并不是一个弱者。老汉的诉求从来不是向政府或者社会乞讨福利，相反，他始终要求的是“自力更生”的权利。一系列不利的外部因素，更适合说成老汉在求生存时所面临的困难(和作为求生存者的我们一样)。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了在当下他生存的最佳策略是在闹市区摆摊。
城管局长在做指示的时候，说“老汉的孙女已经是武汉人”，要“启发他们用市民的眼光思考问题：摆摊不是长久之计。”
是的，不融入城市秩序的地摊经济，不仅给城管工作带来了麻烦，更无助于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再生产。唯有变成无产阶级——进工厂，才是“城市人”的长久之计。只是，尊敬的局长大人哟，老汉一家残疾，他们不是不想成为无产阶级，而是欲成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且不说儿子的手还恰恰是为资本主义砍去的)。
王老汉的儿子年轻时在台资工厂受了工伤，仅拿到社保补偿两万元//
在生存方式这个话题上，我们不妨退一步想一想：老汉和老伴七十多岁，百病缠身，本应在养老的年纪，却依旧起早贪黑地工作;老汉的儿子，二十岁出头就在台资工厂把手切断了，黑心工厂却一分钱都不补偿;老汉的孙女，出生几个月就到了武汉，却只有依靠和城管“不打不成交”的关系才能在此地读书……
这些现象，已经多少让人困惑，镜头描绘的是21世纪的武汉，还是19世纪的曼彻斯特?然而老汉的全部期待，仍然只是得一方水土自力更生，这是中国人民身上怎样的忍耐精神……
可是，即便是这最低程度的期待，也要遭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阻力。
纤尘不染的城市梦
电影中城管的策略可以简要的分成三个条线：第一，确定老汉的流水和利润，从而得出“老汉的经营属于暴利”的判断，为驱逐作道德铺垫;第二，在法律顾问的建议下，进行取证和开处罚单，取得法律授权，划出最糟糕的结果(暴力拆除，零补偿);第三，打一巴掌给个甜枣，主动邀请老汉儿子谈判，提出合作的好处——一个比“执法必严”要好的多的结果，最终“改造”了老汉的儿子，实现了“自觉配合管理”(城管语)。
但这三条线所编织成的“文明执法”，真的“文明”吗?我们需要深思法律机器在城管执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通过将不平等合理化并隐藏在庞杂的法律机器之下，城管为自己的驱逐行动创造了正当性。
有人或许会指责：老汉不尊重法律，他对执法行为不赞同，可以依据(城管主动声明的)投诉或诉讼等体制内方式来解决问题，而非抗拒执法、撕毁罚单、企图“按闹分配”。
可是，在影片中，城管队员在处置老汉的“违法行为”时，尚且三番两次的向法律顾问请教——说明与此相关的法律问题十分复杂。那么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老汉可以向哪位法律顾问求教呢?老汉又哪里来的时间去求教呢?
除此之外，在这里还需要提出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如果我们放弃一切既定法都是合理的先在判断，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老汉的反抗所提出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人的生存与尊严是否高于律法？
城管在电影中三番五次的强调：“城市要发展!”略而不谈的是：城市要发展成什么样子。答案不难设想：一尘不染的路面，宽敞的人行道，整齐划一的门面房，有户籍和“固定工作”的有房市民，资本一掷千金建起整齐划一的大企业大工厂等等。在这张干净的图景里，没有贩夫走卒存在的位置。
他们的“城市梦”//
中国城市的人行道时常格外的宽，甚至可以用作停车场。在其最初的构想中，这样的人行道大概只能维持宽敞、漂亮但空旷的城市街景，但在无意之间，它为进城务工人员落脚和缓冲的地摊经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种地摊经济让更多人得以在城市生存下来。像老汉儿子这样的残疾人，在农村或者工厂意味着丧失全部劳动能力，恐怕只能依靠微薄救济苟延，但是宽敞的人行道却在不经意间为他们提供了生存下去的机会——这是老汉和所有进城务工人员的“城市梦”，城管“城市梦”的对立面。
城市可以容纳比农村更多样的产业类型，可以支撑更高效的经济活动，可以吸纳高密度的人口——它可以允许更多人有尊严的生存，因而城市化成为了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但能否实现更有尊严的生存，仍然取决于我们在城市与人之间做的排序题。城市的秩序究竟应该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也就是一个个“王老汉”的生存与发展，还是凌驾于他们?
格外宽敞的人行道和无法回去的故屋//
我只知道，现实的城市史，是“王老汉”不断的涌入与城市不断的驱离，交织着血、泪、汗的诗篇。归去来兮，归向何方?农村老家是一间没办法回头的破屋。
正值武汉争创文明城市前夕，纪录片如实记录了政府工作人员在路边摆摊，教人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画面。小朋友流利洪亮的背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另一边，城市的起重机正将另一些人的“城市梦”拆除。这是一幅过于文明的画面。
狮子与羚羊
强制拆除通告已经贴出，城管的策略进入了第三阶段。影片后半段着力刻画的“暖心之举”、“人性化解决方案”，究竟暖了谁的心?仅因没有得到权力的批准，老汉被迫放弃一半的生意(城管只承诺帮助老汉的儿子易地开水果摊，而“建议”老汉退休——自然，“退休金”自理)，搬到更为冷清的大学城(重建客源要花多久的时间呢)。而当局所付出的，是一个塑钢棚子。何其便宜的买卖!如此，他们还自认为施恩于老汉，还要沾沾自喜的拍合影，做宣传。
面对这样的结局，老汉的老伴和儿子却流露出庆幸。原因何在?一方面，不可排除权力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是以一己之力与整个法律机器和政府力量作对抗，电影的结局，毕竟已经比很多更糟糕的结果强多了。(更不要说，幸运的被纪录片导演选中后，摄像机镜头起到的客观监督作用。)不妨看看电影中无意记录更多摆摊人的命运：在不同地方打游击 –> 被敲骨吸髓 –> 被赶出城市。
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能够理解老汉选择反抗的决绝和勇敢。对于老汉来说，他难道意识不到在城管所代表的国家机器面前，自己的命运如同草芥?然而凭着一身的“抓马”和坚定的斗志，老汉硬是成为了城管面前一颗咽不下去的硬钉子，在闹市区坚持了十几年。尽管最终败北，尽管“一手打一手谈”沦为“两手输”，这样的斗志，这样的精神，我们怎能不感到敬佩又惭愧?
诚然，我们看到老汉时而“撒泼耍赖、无理取闹”。然而莫忘记：狮子或许可以在羚羊面前从容自得，羚羊必须在狮子面前拼尽全力。因为狮子失手一次，无非饿一顿肚子，羚羊失手一次，失去的却是全部生命。“工作上的弱者”脱下一身蓝衣，依旧可以回家享受天伦之乐;“生活上的弱者”一旦输了一着，便必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工作上的弱者”有强大的法律机器和官僚组织作后盾，“生活上的弱者”除却身边的一个老太太和儿子三口人，便别无帮手。
羚羊之怒//
如果我们在接受电影信息的同时主动的关注它避重就轻的之处，我们就能意识到这个故事并没有一个“团圆”的结局。倘若我们主动的填补回被忽略的视角，我们会看到“生活的弱者”和“工作的弱者”（城管语）之间的博弈，并不是一场平等的对战。试图去“平等”表现他们的人，先天的站在了强权的一边。老汉所面对的，是一个个体绝难匹敌的庞然大物。在这个前提下，仍然坚持做一个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支撑他的不仅是生存的意志，还有反抗的决心。
正如许多武汉当地观众的短评都已经指出的那样，在镜头面前，这部电影已经挑选出城管最文明最光鲜的一面进行表现，没有暴力执法，没有非法执行。一切都严格的按照(他们所能想象的)“文明”的最高标，一切却不可避免的走向残酷的最无情。
电影以“武汉被评为文明城市”与几张王老汉与城管的近照作结，变成了照片的王老汉成为了城管宣传的一味佐料。羚羊与狮子的搏斗尚未结束。但能写在电影片尾的协拍方，也只有狮子的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