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革命潜力
——晋察冀边区阳高县西靳家洼村的
政治经济情况和农民的翻身斗争
（1945年8月）
李成瑞
前记：1945年夏，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遵照毛主席“扩大解放区”的指示，挺进外长城，收复了山西省东北部长期被日伪统治的大片地区。当时我作为边区政府的干部，被派往新收复的阳高县西靳家洼村，一面作农村调查，一面参加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的工作。本文分上下篇，分别记述该村调查情况和工作发展过程。把这个资料同我在1944年调查的晋察冀边区曲阳县两个村的资料加以对比，对于深入研究抗日游击区与新解放的沦陷区农村的不同情况，可能是不无俾益的。
上篇：西靳家洼在日伪长期统治下的政治经济情况
一、 西靳家洼村简况
西靳家洼村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东60公里、平绥路以南30公里的黄土邱陵地带。1937年9月沦陷，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大同省”阳高县赵石庄大村公所。1945年6月解放，属晋察冀边区第五专区(军分区)阳高县第二区。
全村133户，685人，耕地6100亩(其中水浇地100亩)，每人平均8.9亩，是地广人稀的“米粮川”。但由于经济落后，特别是敌伪压榨摧残，亩产一般只有2大斗谷(每大斗谷重13.5公斤)。全村只有9头牲口，主要靠人拉犁。有一部分耕地被抛荒了。
全村雇工的14户，雇工16人。出租土地的7户，佃入土地的37户。
二、日伪村政权统治情况
本村位于晋、察、冀、绥(远)四省的接合部。“山高皇帝远”，土著封建势力特别跋扈。山西土皇帝闫锡山对基层的统治在该村不太深入，没有建立过“公道团”，仅在形式上有一个“防共团”。
本村王姓占全村户数近一半，而大部分地主是姓王的。王姓地主是村中经济上政治上的主宰。老百姓说：自开帝以来，我村就是王家老财当村长。农民王升曾编了一个小曲(“夸嫂嫂”调)，描述当时王姓地主操纵村长人选的情况：
“雪花飞，天气冷，村长排长要换人。叫大户，吃烙饼，吃吃喝喝商量个清。”
“出门去，劝黎民，迎面碰上张凤廷(异姓大户)。
张凤廷，你别争，村长出不了王家的门。”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军沿平绥铁路西进，闫锡山所属李服膺的部队和国民党省县政府人员望风而逃，阳高随之沦陷。靳家洼封建势力很快与民族敌人结合起来，建立起村级伪政权，成为日寇统治的工具。所不同的是，过去村长一般由地主亲自出任，而在战乱时期，则主要由一些流氓“灰鬼”出任，地主在背后指挥。这个民族敌人、地主、流氓三结合的村政权，比过去的村政权更加专横、野蛮。
该村村政权的统治直接依靠三股力量：一是本村的村警(2人)和“反共青年团”，他们可以随便抓人、关人;二是赵石庄“大村公所”的伪警察;三是东井集敌据点(距村10公里)的日军、伪军和特务。
由于这里长期来是敌人的“治安区”，没有抗日游击区(敌人称为“准治安区”)那样林立的碉堡和如网的封锁沟墙，大村公所的伪警察也没有枪，只有大木棒和马鞭子，特务也都是公开的。但是，它对农民群众的压迫、掠夺却更加残酷、更加肆无忌惮。从该村伪政权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虎作伥，横征暴敛。日伪各级政府强征的捐税十分繁重，主要由伪甲公所征收。全部捐税约占居民收入的30%，但伪甲长及其亲近的王姓大户不出任何负担，致使许多贫苦农民的负担高达收入的50%甚至80%以上。农民因缴不起粮税被打骂、拔锅、卷铺盖、封门子的事例不胜枚举。贫农卢红因欠捐税30元被毒打，他的病中的妻子被吓死，丢下一个吃奶的孩子。
二、乘机勒索，大发横财。例如，1944年甲长王尚清，在敌伪征收“给养米”时，每亩多派一大斗，对种鸦片的土地征收“洋烟奶子”时，每亩多派6两，均据为已有。敌伪配售的洋布、纸烟等，直接贪污一部分，另一部分配售给各户，但马上加派捐税，又把它勒索回来。甲公所经常有4个人吃饭：甲长、书记、村警(2人)，饭费全部由村民负担。王尚清为了门前的“风水”，强派民工挖了一个大水塘，完全无偿劳动。
三、霸占官产，吞并民田。村中有官地(庙产)317亩，其中的好地、近地租给8户地主(雇工经营)，名义上是低租，实际不缴租;坏地、远地租给4户王姓的贫农。一般农民根本不沾边。村中还有乐楼(戏楼)一座，被甲长卖掉，价款几十万元被甲长私吞。甲长王尚才霸占了贫农王德胜的10亩土地，后来又以欠官粮4斤(仅仅4斤)为由，将他剩下的8亩地全部没收，由甲公所低价卖给村警王燕。从此，王德胜成了赤贫，只好去当雇工。
四、强霸民妻，奸淫妇女。贫农高廷美逃荒走口了。村警王燕扬言：老高已死在口外了，将高妻霸占。高彦魁的妻子年轻貌美，村警王宝仁就在大白天引上几个特务，把她轮奸了。据老乡们说，村中漂亮女人多数被灰鬼们糟蹋过，不过受害人吃了哑巴亏，不愿谈起这种事。
日伪的残暴统治，也曾引起一些抗争。1942年因甲长和地主既霸占官地又向农民摊派“经钱”(供庙内开支)，引起以郭盘卿(中农)为首的群众抗捐斗争。甲长到大村公所控告，结果对郭罚款60元钱(伪“蒙疆银行”钞票，下同)。但甲长余恨未消，1944年又告郭“通共匪”，因无证据没有告倒，但郭为打官司负债200元，至今还背着利息。
该村一半以上的户信奉一贯道。道徒供奉弥勒、济公、关帝、文昌4佛，每日要磕头3遍，每遍磕300个。一贯道教人“行善”，祈求死后升入天堂，今世但求容忍：“打你鼻抖(耳光)，你就把脸揉揉;唾你一脸唾沫，你就把脸揩揩;骂你欺你，你就把头低下。”
三、日伪统治下各阶级家庭情况的变化
下表是对于抗日战争开始时和最后一年靳家洼阶级构成的初步调查：
从表中可以看出，日伪统治8年中，地主和富农人数略有增加，富裕中农略有减少，中农显著减少，贫农和雇农显著增加，游民大体持平。这说明，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了。手工业者和商人，受战争和敌伪经济统制的影响，明显地减少了。
下面是8年中各阶级家庭上升或下降的若干具体情况。
1、地主。
“七七”事变前原有8户，仍保持地主成份的6户。其中王姓大户直接或间接掌握政权的，不纳粮税，光景都发了，买了地，盖了新房。
下降为富裕中农和中农的各1户。这些户与王家当权者有矛盾，一般照纳繁重的粮税，卖了地，也不再雇工了。
2、富农。
原有6户，仍保持富农成份的4户。下降为富裕中农的一户，因吃鸦片、家中连死几个人。下降为中农的一户，因办一贯道，不务正业，经年累月跪佛堂，想升天，“迷昏了”。
3、富裕中农。
原有10户，仍保持原有成份的4户。上升为富农的2户。其中一户因为与甲长是亲友，不纳粮税;一户由于当“屁股猴”(把毒品装进避孕套塞入肛门里，为毒品贩子偷运毒品的人)，挣了钱。
下降为中农的一户，因为吃鸦片、分家。下降为贫农的3户，因为负担重，吃鸦片，受人讹诈、诬陷。
4、中农。
原有46户，仍保持中农的25户，目前生活都相当困难。
上升为地主的一户，主要是开赌场发了财。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一户，因为儿子在伪“大同省政府”当书记，在村中不纳粮税，还能从甲长那里得些好处。
下降为贫农的14户，下降为雇农的2户，破产走口的3户。主要原因是负担太重、吃鸦片、失去劳力、参与赌博。
5、贫农。
原有42户，仍保持原来成份的32户。
上升为富农的一户，因为当了2年甲长。上升为富裕中农的1户，因为当甲长，当书记。上升为中农的2户，因为劳力强，种鸦片多。
下降为雇农的一户，破产走口的5户。主要是负担太重，因病失去劳力。
6、雇农。
原有20户，仍保持原来成份的11户。
有一户因为当村警，上升为中农。有6户“上升”(?)为贫农。这些户低价买进了小片土地，但都是产量不够纳粮税的坏地，人称“湿布衫”“虱子袄”。如高廷元用6元钱买进10亩地，因产量不够缴纳粮税，几次要退还原主，甲长不许退。又如，刘英买进10亩坏地，后因为不够负担，倒贴一石白高梁出让，始终没人要。这些贫农说：“过去当长工，家里人挨饿，自己还能吃上饭;现在自己和家里人都挨饿了!”“如今，我们是东家不管饭的长工!”另有逃荒走口的2户。
7、手工业者。
原有5户，仍保持原来成份的3户。其中一户是画匠，因为甲长、地主盖新房子“雕梁画栋”，使他有生意可做，生活尚好;其余2户生活很困难。
下降为游民的2户，是烧砖瓦窑的，因日伪政府把大同的煤炭统制得很死而失业。
8、商人。
原有2户，是开杂货店的，因为日伪实行日用工业品配给制，并禁止商人同“匪区”往来，“贩什么都犯法”，只好关门，变为贫农。
9、游民。
原有6户，仍保持原来成份的2户。
上升为地主的2户，都是当甲长发了财。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一户，是由于当“屁股猴”。逃荒走口的一户。
四、日伪统治下经济情况的变化
一、敌伪捐税
1944年每10亩地派征的捐税如下：地亩捐196元，“门户捐”12元，“手提款”33.8元，铜(3两)3元，铁(3两)1元，干草(20斤)1.25元，以上各项税款共计247.05元，折合3.53大斗米;加上“给养米”1大斗(重16公斤)和官粮0.31大斗米，每10亩共负担4.84大斗米，平均每亩负担0.484大斗米。
该村耕地产量，平均每亩1.6大斗米(1.8大斗谷)。负担0.484大斗米，负担占产量的30%。
另外，还有沉重的人力负担：水利公司修水利，火烧岑修公路，平绥铁路修火车道，大同矿派夫，本村甲公所派夫，等等。1944年平均每个劳动力做50个工(日)。
问题不仅在于负担总量的苛重，更在于负担办法极端不合理。一是水浇地不负担;二是旱地负担不分好坏地，一亩顶一亩;三是“门户捐”按户摊派，不分贫富;四是甲公所当权者及其亲友16户不出任何负担，而这些户正是土地较多的户;五是纳税的地主富农大量瞒地，如王尚德170亩，按24亩纳负担;王法70亩地，按38.5亩纳负担。
这样，就把大部分负担压在贫苦农民的头上。如中农王玉收入40大斗谷，负担28.5大斗谷，负担率为71.3%，只好打短工补贴度日。贫农刘福收入10大斗谷，负担9.5大斗谷，负担率为95%，靠编柳条筐子、打短工、做小生意勉强糊口。
二、租佃情况
出租土地的7户，其中3户是本村地主。首富王自珍，原来也是雇工经营，后来在县城买了一处院落，全家人移住城内，就将土地出租了。还有1个出租户是外村的地主。下余3户是缺乏劳力的小土地出租者。
佃户37户。其中，11户是活租，劳力和农本全由佃户出，产量各得一半，粮税各负担一半;16户是定额地租，地租一般占产量40%左右，粮税全部由佃户负担。
三、雇工情况
该村除富农雇工外，一般地主也雇工经营，自己不参加主要劳动。全村雇工的14户，雇工16人。
农业雇工，一年按8个月算工资。自今夏八路军解放此地后，伪“蒙疆银行”的钞票大跌。年初原定的工资额，按当时米价折算，高的折米10大斗，低的9大斗;伪钞大贬值后，按当前米价只折1.7-1.5大斗。羊倌工资按12个月算，但数额更少。大羊倌工资按年初米价折米3.6大斗，按当前米价只折0.6大斗;“羊伴子”(小羊倌)工资只相当大羊倌的6成。这些农村工人要求改为实物工资并适当提高。
四、债息情况
据估计：“七七事变”前，本村借债户大约占全村户数40%，其中借粮的占15%，借钱的占25%，利率1.5分至2分，即年利15%——20%。
日伪统治时期，农民生活更加困难，借债户占到全村户数60%，其中借粮的占35%，借钱的占25%。利率越来越高。到1944年，一般是5分利，即年利率50%;1945年涨到8分利，即年利率80%。也有的是“大一分”，即月利10%。借粮，一般是春借秋还，即半年的期限，利率：1944年借1斗还1.4斗;1945年借1斗还1.5斗。债主，小部分是本村的地主富农，大部分是外村的地主富农。
五、农业生产
土地经营十分粗放。每亩水浇地可产6大斗谷，但全村6100亩中，仅有100亩水浇地，占1.6%。旱地亩产，高的2.5大斗谷，低的0.5大斗谷。该村一般年景平均亩产约为1.8大斗谷。整个农业生产水平比“七七事变”前降低了1/4以上。
农业生产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耕畜太少。国民党军队败退时抢走了大部分耕畜，以后农民无力恢复。1945年全村只有9头耕畜(4骡、1马、1驴、3牛)，其中6头为地主富农所有。中贫农基本上没有耕畜，靠人拉犁，人背粪，也有的农民用人工向邻村换畜力(附近村庄牲畜比本村多些)。
伪“蒙疆自治政府”极力推行种鸦片。这里种一亩鸦片所化的工本相当一般耕地15亩的工本，这样就使一般耕地的经营更加粗放。种鸦片占用了村中大部分园子地，过去本村盛产的芝麻大为减少，蔬菜也成了稀缺之物。
六、地价、撂荒、走口
该村水地不纳税，旱地纳税不分好坏地。这种极不合理的负担办法造成畸形的地价。
水地：每亩10000元。
旱地：较好的每亩100元左右;坏的3-5元;最坏的白送，甚至倒贴。
1944年撂荒50亩，1945年增加到150亩。中农郭存祥有40亩地，因缴不起捐税，被迫走口了。当时地里已上了粪，临走前让本家郭存儒白种。郭存儒很想种，但甲长说你要种得先补缴200元欠税，郭缴不起，就“瞪着眼把地荒了”，自己到东堡去做月工。郭存儒特地领我去看了那块地，但见大片土地蒿草丛生，满目荒凉，令人触目惊心。
附近有些村，老百姓把土地交给甲公所逃荒去了。本村甲公所规定：土地不准交公，不纳完粮税不准走。
本村贫苦农民因无法生活而走口的共16户。因为家家都欠缴粮税，怕被甲公所扣留，所以只能在夜深人静时蹑手蹑脚地逃出来，想哭都不敢哭出声来。他们满腔愤懑地说：“孟姜女还能哭长城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连哭的权利都没有啊!”
现在该村“把锅吊起来”，每天靠喝没盐的山药糊糊勉强度日的，有36户，157人，占全村人口22.9%。他们说：“如果不是八路军到来，我们很快也要走口了!”
以上初步调查材料，不够全面,有些数字不够精确，但可以反映当时的基本情况和总的变化趋势。
下篇：西靳家洼农民群众的翻身斗争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本篇记述的是西靳家洼从1945年6月末解放到8月末这两个月中，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的具体过程。其中8月10日以前的一段，是我听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述的;8月11日到8月末的一段，是我在参与该村工作中亲身经历的。整个过程历经曲折，但事实证明：广大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只要我们坚定地站在广大劳动人民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建立和逐步巩固民主政权。其间的经验教训是深刻而丰富的，对我的教育是终生难忘的。
一、在曲折中前进：群众初步发动和抗日民主政权开始建立
一、领导思想的转变
在日伪统治下，靳家洼老百姓的日子实在太难熬了。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呢?人们心里老是念叨着唐县(边区腹地)来这里卖布的“老侉”的话：“盼着吧!八路军总会来救你们!”
1945年夏天，边区主力兵团发动“雁北攻势”，西靳家洼解放了，日伪繁重的捐税钱粮不用缴纳了，救命军到了。老太太们拉住八路军战士的衣襟说：“你们是救命仙，八路军是‘上八洞’啊!”老头儿们说：“你们再不来，我们穷人齐要饿的走口逃荒了!”
八路军来了，还是姓王的当甲长，区干部一下来就到王家大户去。
这天，八路军打下了日寇的安家皂据点，甲长王尚才在街上铛铛地打着锣喊：“区长传下话来：到安家皂去背日本人的粮食，背回来归公一半，自己一半，要去快去!”穷人们一听很高兴，都想去。可是王尚才回过头来说：“去吧!凡背过日本人的粮的，日本人再来了就没命!”许多人又吓回去了。有几个硬骨头到底去了，每人背回来七八十斤。可是，刚一进村，甲长就紧跟着进门去催逼过去欠下的钱粮，于是，背回来的粮食又叫他们弄走了。
穷人们想找区干部说说话，可是他们一来就到甲长家去了，也弄不清楚啥时来啥时走。听说八路军是护救穷人的，往后要改造负担，涨工钱，减租米，可是也没见个动静，光是叫成立什么“抗日一心会”“读书会”“戒烟会”，也不知道是干啥的。
渐渐地，群众对八路军开始凉下去了。“八路军好不好呢?”“好，不打不骂，话也能听懂，比日本人可好得多。”如此而已。
区干部却在纳闷：“西靳家洼的群众怎么这么落后呢?为啥老动员不起来啊?”
六月中旬，地区负责同志到县里来检查工作，区长刘靖同志，区农会主任武建勋同志到县里开会，整风。经过这次会议，领导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刘靖同志在二区干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过去总以为这块地区将来敌人会施加很大压力，斗争十分残酷，甚至将来未必能公开活动，所以在工作上有些缩手缩脚。减租、增资只是宣传，连组织工会农会也没有明确提出。现在认识到：发动群众是新解放区建设的中心一环，不开展民主斗争，旧的村政权无法改造，民族斗争也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动员工作也就难办，在将来可能出现的残酷环境中无法坚持抗日民主政权。一句话：不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都是空的。”
二、调查研究
刘靖同志回到西靳家洼，想首先调查群众的疾苦和要求，于是在街上找穿得破的穷人拉话。但他们都是这一类话：“咱光知道受苦，务庄稼，啥也不懂。”“就是没吃的没穿的呗!别也没什么。”
后来他想：穷人在街上说话怕老财，于是转到这村一个附村找穷苦农民拉话。因为附村受欺更甚，而且地主势力较小，这些穷人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老百姓心上最大的事是没吃没穿;最恨的是鬼子汉奸残酷压迫、王家地主贪污勒索、行凶霸道;最希望的是赶走日本人、改造负担，清算，增资(工人)，减租(佃户);最怕的是八路军在不长。老乡们还介绍了本村几个与灰老财们死不对眼的硬汉子——老汉郭盘卿，羊倌刘义等。
刘靖同志把这些一一记下来。
三、穷人会
这天在一个破院墙里挤满了雇工和贫农。半墙头上站着岗：看着日本人和伪警官，也看着亲日的灰老财和“长舌头”们。
刘靖同志讲话了。他先讲八路军民主政府是干啥的，有多大力量，永远走不了;又讲咱村乡亲们受的什么痛苦，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又讲到大家为什么这样穷：日本鬼子是虎，本地大灰鬼是爪，他们把我们的血吸干了;不是地主养活佃户，而是佃户养活地主;不是掌柜的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掌柜的;讲述了民主政府减租、增资和改造负担的政策法令。一面讲，一面向大家问情况，工人贫农中敢说话的就回答。这个会光是穷人在一搭，没有老财、长舌头，大家是比较敢说话的。最后说要办好这些事，大伙必须齐心，穷人要拧成一股绳，抱成一个团，于是成立工会、农会，大家都报名加入了。
工会、农会要有头目。头目应当是抗日坚决的、为人正道的，骨头硬有志气的，为工农群众办事的人。当刘靖同志问大家谁敢当时，那些穷汉子硬骨头的就一个一个地站出来了。大家看得很清楚：那打12岁就放羊的刘义，能讲道理，往往把灰老财们说的哑口无言，外号‘铁嘴刘义’;那六十多岁的豁子嘴老汉郭盘卿，领着群众跟王家大户打过十几年官司;那扛长工的刘盘永，是不怕得罪人的一条好汉¨¨¨。
区长问这些自动站出来的人：“你们不怕日本鬼子吗?”
“不怕!他来了，我走了;他走了，我来了。”
“不怕灰老财吗?”
“不怕!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我怕他个啥?”
“办公事不拉稀屎吗?”
“决不拉稀屎，咱人穷志不穷啊!”
这些问答，就成为他们的誓言和纪律。
第二天开了全村群众大会。刘区长说，日伪时代建立的甲公所早该彻底解散了，要建立为老百姓办事的村公所，并宣布：刘义当村长，郭盘卿当治安员，郭盘元当民兵指导员，郭存礼当中队长;还要建立工会、农会，刘盘永当工会主任，王玉当农会主任。
这个村“万世一系”的王姓政权第一次被更换了，穷人当了村干部了。尽管这些干部是区长指定的，没有经过群众选举(这当然是个缺点)，但抗日民主基层政权毕竟开始建立了，工农群众也初步组织起来了。
四、改造负担，增加工资
改造负担办法。早先王家大户当甲长，他们十几家不出负担。这回改造是按土地多少、收入多少出负担，地主富农多出，中农少出，穷得揭不开锅的不出。工会、农会开了全体会员大会，大家热烈拥护新负担办法。老财是少数，想反对也拗不过来。
雇工的工钱太少，要涨工钱。掌柜们当着区里武主任、刘区长的面，说得又甜又绵;区干部一出村，他们就把脸一拉，说：“涨吧!日本人和警察来了，要你们的脑袋!”。东家的老婆指桑骂槐，雇工开会回来不给饭吃。工会主任刘盘永被雇主刘吉顺解雇了。后来区干部下来，大家一告，才又开大会揭发了这些事，限掌柜的秋前把新增工钱的三分之二交给工人，工会主任不能解雇。
五、血溅街头
正当这时，阳高城里日寇伪军到村‘清剿’。灰老财们见敌寇来了，喜欢了，暗示敌人抓干部。干部们早躲开了，于是敌人把两个唐县卖布的“老侉”指作抗日干部，在丁字街残酷地杀害了。
一时恐怖气氛笼罩全村，好多人害怕起来。怕鬼子，也就怕老财。村长刘义在大会上让大家说话，只有郭盘卿说了一句：“早先他们办事倒也太不公了吧!”此外，没一个人作声。
但敌人的‘清剿’也锻炼和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民兵中队部赶紧整顿自卫队，老百姓站岗也认真了。游击小组每天早起下操，迫切要求发武器。上级征收统一累进税的工作布置下来，很快大部完成(少数大户拖个小尾巴)，群众毕竟开始抬头了。
二、反诬告斗争：打退亲日地主势力的反攻
一、诬告陷害
我于八月十日到达西靳家洼。头两天主要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群众要求开展清算斗争。八月十二日召开准备清算的会议，村公所的干部都参加了，里头有两个地主：一个是财政委员王明魁，一个是秘书张凤鸣。这两个人都不是穷人会上提出来的，是后来区里为了使村政权符合‘三三制’，能代表各阶层而拉来的。这两个人会后把会上讨论的内容全部告诉给亲日的地主份子——群众称为“大灰鬼”的那些人了。
八月十三日，我奉命到县开会去了。据事后了解：十四日，村里大灰鬼们东跑西颠忙了一整天。
十四日下午，刘义背着粪筐拾粪。远远地，王自珍(头号地主)把他叫过来，说：“刘义，你知道吗?你犯下罪了——你强奸民女，贪污公款，霸占民财。你要是老老实实把村长推了，还好，你过去干什么(放羊)还干什么(放羊)。要是不推，你看见了吗——阖村公禀，小心你的脑袋!”
刘义顺着他的手望去，见有三四十个人聚集在村边。里头有灰鬼，也有好多穷人，还有村副刘吉珠和中队长郭存礼。但是，他毫不动声色地说：“我死也不推，我没犯罪。你们有什么本事，尽管施展吧!”
于是，控告的队伍向区公所进发了。在路上，刘吉珠和郭存礼却由于内心矛盾，悄悄地开了小差。
区农会主任武建勋同志接见了他们，看了状子，上面列举了刘义“四大罪状”：(一)强奸王发之妻;(二)贪污刘增儒800元;(三)强拿兰廷云29盒纸烟;(四)强吃兰廷云10斤羊肉。状纸后边粘了一条很长的单子，上边有61个人名和手印。
“你们为什么要告刘义呢?”武主任一个一个地问。告状的多数人说：“他不好，人家告他，我也告他。”有的人什么也说不出来。
武主任初步判断，这是亲日地主份子的反攻，就把写状子的王富山留下来仔细问话，让其他人回村，听候调查处理。
控告的人们回来。王自珍见势不妙，黑夜逃走了。
十五日，我从县里回到区里。区长、区农会主任同我一起研究了靳家洼告状的情况。根据写状人王富山交代的材料，进一步肯定是亲日地主势力的诬告陷害，并一起讨论了反诬告斗争的大体做法。区领导要求我多参与该村发动群众的工作。
二、日寇投降，乘胜发动
这时，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了。接着，附近的东井集据点被八路军拿下来，方圆几十里没了鬼子伪军了。
十六日，我从区里回村，路上和村民王久山一搭走。他是个贫农，也是告刘义的一个。我问他：愿不愿告刘义?他说“愿意”。后来我就询问他的生活怎样，王尚清当甲长时的负担怎样，刘义当村长后的负担怎样等等。王久山说：“照实说，刘义没亏待了俺们穷人。”最后说出了实情：他是被流氓王顺祥(老财走狗)强拉上打手印的，他不愿告。我问他愿不愿意在大会上揭发，他表示，自己在大会上讲，怕得罪老财。我说：“多联络一些人一起在大会上讲就好了。许多人‘得罪’他，就是他得罪了大伙!”王久山说：“对!王自珍一跑，说拉稀话的人多哩!我去劝几个人，在大会上一搭揭发他们。”
太阳西斜了，西靳家洼的男男女女看日本俘虏回来，正集在村口，兴高采烈地议论日本投降的事。王久山引着我回来了。我对大家说：“日本鬼子完蛋了，大灰鬼的靠山倒了，还怕他个啥?”“现在是咱们的世界了，天晴日出了，抬起头来吧!擦亮眼睛，拿好自己的主意吧!”
晚上，我请村干部们分头到那些已经露了拉稀的苗子的控告者家里去劝说。
原来的甲长、地主王尚清给我送来西瓜，我坚决不收，他只好把西瓜抱回去了。
到第二天中午，找我声明退出控告的已有24个人。有的说：“咱上了当了，那时东井集有鬼子，咱怕他;这回儿鬼子完蛋了，不怕他了。”也有的说：“咱是个庄稼汉，长这么大也没与人吵过嘴，更没打过官司，咱谁也不告。”我说，明天你们还要在群众大会上声明退出，并说出被谁骗的，怎样骗的，才顶事。
我又找有关案情的人，把所谓“四大罪状”的真相进一步查证清楚，为明天的大会做好充分准备。
三、评理大会
第二天早饭后，召开村民大会，当众评理。
中农王德堂说：“我不告刘义了¨¨¨。”我问他当初为什么按手印，他望了望老财们的眼，停了半晌，结结巴巴地说：“王顺祥说是要换村长，好几个干部，农会主任王玉也在内，都落上名字啦，你也落个吧，出了事也论不到你头上，我就落上了。”王顺祥瞪着眼说：“王德堂，你怎么黑了良心，谁这么说来?”王德堂跟他争吵起来，王顺祥理亏，狡赖不过，只好承认了。
贫农王尚斌说：“王德胜说是入合作社哩，我就入上了。要说是告刘义，我不告。刘义哪点对不住咱?”
回乡铁路工人郭有宏说：“昨天我搂了一天地，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才听说他们把我的名字也落上了，看着咱好欺侮。哼!日本鬼子完蛋了，还想发横吗?刘义是好人，我不告!”王尚德的侄子说：“是我叔叔替我按了手印。”还有些人也说是王尚德替他们按了手印。
退出控告的越来越多，连王明魁也给我递了个条子：“李先生：民亦愿退出。”我一定要他自己向大家说明当初是谁拉他控告的。
王家大户内部矛盾起来。追来追去，追在王自珍、刘吉顺二人身上。最后，原告由61个人剩下4个人，这4个人也说要退出，引起群众一阵哄笑。
状纸上控告刘义的‘四大罪状’究竟是不是事实呢?必须一一弄清。关于强奸王发女人的事，原来灰鬼们叫王发作证，王发本打算不惜丢了自己的老脸把刘义告下去，但这时见大势已去，就变了卦，不肯作证，于是别无证人，不能成立。关于贪污刘增儒的800元，灰鬼们事先布置刘增儒(小孩)作证，这个小孩当场跳出来说：“我证明!我证明!”我说：“他是原告，不能作证人。”因为再没别人证明，也落空了。最后，关于拿兰廷云纸烟和羊肉的事，经手买烟、同吃羊肉的几个人证明不是事实。
于是，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刘义是个好人哪!
我受区政府的委托，宣布了领头控告者的罪状和处理办法：他们犯下三项罪：诬告;欺骗;替人按手印。故意捏造事实，用诬告的办法陷害别人，按理应送法院
判刑。为了使这些灰鬼回头改过，可以不送法院。经区政府决定：王自珍罚米10石，刘吉顺罚米6石，王尚德罚米2斗，由新成立的村公所救济本村生活最困难的农民和雇工。罚米限三天交齐——乡亲们!三天以后吃小米吧!王富山写状纸是被迫上当，本人已向区政府彻底坦白，不加追究。别的有关人员一律不加处理，这是为了叫他们改过学好。
对于王富山，老乡们说：这个念书人还算是王家的好人。王富山当场自动讲话，最后高呼“拥护八路军!”
在热烈的掌声中，村长刘义走到桌子前面，他痛斥了那些伺候日本鬼子的大灰鬼们，又批评王明魁和王凤鸣“吃一家的饭，办两家的事”;随后对自己某些强迫命令的作风作了自我批评：“我年轻，没主过事，好发性子，乡亲们多多包涵!”
散会后，王富山请我到他家吃饭。我经过考虑，就跟他去了。
老百姓们七言八语地说：“哼!灰鬼们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可改了世界了!”“八路军真有眼!”“往后不跟灰老财走，跟共产党八路军走吧!”
三、清算斗争：民主政权走向巩固
一、组织骨干，共议斗争策略
反诬告斗争胜利后，调整和加强了村政权的班子。村副刘吉珠和财政委员张凤鸣被撤职了，回乡的铁路工人郭有宏当了村副，王富山当了财政委员。村公所没有灰人了，大伙开会也放心了。
村长刘义和民主村政权的威信空前提高了。刘义对工作也更上劲了。不光工作上劲，还大小功夫学字，从写路条学起。
十九日上午，刘义等村干部们开了一个会，讨论如何开展清算斗争。在反控告中新出现的几个积极分子也请来一块商量。怎么清算呢?有人说把甲公所的帐本都追出来，查帐算帐。可是，郭盘卿老汉不赞成，因为穷人瞎汉(文盲)多，而且那个乱糟帐很难查清，于是决定这次主要跟他们说理：“他们办的主要坏事我们都记得，光这几件大事就够他们赔的了。”
清算谁呢?刘义提议要“搬尖”(打击首要)，“尖”就是王尚清，大家都同意。于是，大家研究王尚清的问题，明摆着的有四大罪状：(一)霸占官地317亩;(二)多派‘给养米’和‘大烟奶子’;(三)拆了乐楼，给自己盖了一处瓦房院;(四)强派民夫给他挖水塘，在农忙的时候用工二百以上。
王尚清是非常滑头、非常会说的。大家设想王尚清可能提出的‘理由’，找出辩驳的方法。最后，想出一个‘咬死口’的说理法，就是在大会上要问他：“你当甲长以前多大光景?当甲长以后多大光景?你当甲长既没有薪水，你的光景是哪里来的?”不论他怎样花言巧语，都不管他那一套，就问他这一条，凭这一条就足可以驳倒他。这样，大家斗争的信心更提高了。
会上，还成立了一个“挑头儿组”，或叫“骨干组”，完全自愿参加。到会的十四个人，有十二个人报名参加了。
挑头儿组的头一个任务就是打头炮说话。大家把谁说啥谁说啥，都安排好了，到时都要说。“到时候准不拉稀吗?”刘义问。
“日本鬼子都完蛋了，谁还会拉稀?”齐答。
“要有拉稀的怎么说?”
“拉稀的回来，一人吐他口吐沫!”
“见面就叫他‘溜沟贼’!”
“谁拉稀透他祖宗!”
挑头儿组第二个任务，就是每人带动三个以上的观望份子紧跟着说话，大家都想好了自己的对象。
大家又把对方——大灰鬼、长舌头一个一个分析了一下：共有五个大灰鬼，二十个可能当长舌头的人。对大灰鬼要监视起来，看他们搞什么鬼;对长舌头要分头劝说。
又讨论了动员的口号，会就散了，挑头儿组的人们各自找对象谈话去了。
下午，王尚清请我到他家吃饭，我又坚决拒绝了。
二、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那天晚饭后，在刘义和挑头儿组的带领下，不少人来到丁字街。不一会，响起了锣鼓声。这锣鼓，平常放在龙王庙里是不准敲的，现在八路军来了，自由了，后生们使劲地敲着。
我也参加到群众中去，站在碌碡上向大家报告这几天的胜利消息：南徐、小石庄、团堡的敌人都被打跑了，大王庄增援的敌人被歼灭了。“八路军是万辈子走不了的，因为八路军就是穿起军衣的老百姓，有老百姓就有八路军!”
雇工郭存儒跳出来挺着胸脯说：“我就是八路军!”他所说的“八路军”是指一切拥护八路军、跟着八路军走的人。
“咱们当干部的都是八路军!”贫农刘福老汉不甘落后。
“对!今天在街上的齐是八路军!”
“咱们都是八路军!八路军万万辈子也走不了!干吧，不要‘后怕’!”小伙子们高兴地嚷，又高兴地敲起来，锣鼓震天价响。
农民歌手王升，领着大家唱《灰鬼王尚清》。调儿是本地小曲“调兵”，大家都会，歌词是他新编的。头两段：
“俺村灰鬼王尚清，甲长当了两年整，害的咱们好苦情，一呀呀嘟喂嘟喂，害的咱们好苦情!”
“霸占官地太无理，咱们把他拿回来，租给穷人种，一呀呀嘟喂嘟喂，租给穷人种!”
穷人们使劲喊：“对!不叫大户种!咱们穷人种!“
一个老汉挤到我的跟前，说：“你就是那佛爷的‘刚口’啊!这庙地本来是佛爷普救穷人的，却叫灰鬼们霸占去了。可是佛爷不能对我们说话呀，叫你给我们要回来!”
“哈哈!”我笑了，“我可不是佛爷的‘刚口’!我是共产党的‘刚口’，是八路军、民主政府的‘刚口’啊!”
“八路军就是活神仙!”有人嚷起来。
唱起了《灰鬼王尚清》第三段：“多派‘给养’和‘奶子’，拆了乐楼归自己，叫他赔出来，一呀呀嘟喂嘟喂，叫他赔出来!”
刘义补充说：“‘给养米’和‘洋烟奶子’叫他赔出来，按出的多少退还各户!”这一下把许多中农和纳负担的富农和小地主也说动了心。大家齐喊：“要有米吃、有地种，找王尚清算帐啊!”
唱起第四段：“老百姓拧成一股劲，大伙找他去说理，反对长舌头，一呀呀嘟喂嘟喂，反对长舌头!”
“对，长舌头不分给米，不租给官地种!”
“光叫别人得罪人，自己坐吃现成的，可不行!”
夜深了，大家还是不散。刘义站到碌碡上举起手来：
“村民大会上大家敢说话吗?”
“敢!他们的日本爷爷完蛋了，八路军长久站住了，咱为啥不敢!”
“敢说的举手!”
几十双拳头一齐举起来了。
灰鬼王发、王尚才一直蹲在黑影里。当人散的时候他们混在人群里低着头往回走，听着背后人家七言八语：“有八路军给作主，怕啥?”“看哪个敢不按八路军的公事办，就要他吃个眼前亏!”¨¨。
第二天，挑头儿组的人都没做活，分头到地里、场里、炕头上去动员，解释。晚上又开了一次穷人会，是穷人们自己主持的。大家劲头更足了，单等开村民大会了。
王尚清逃跑了，这使清算斗争失去了当面斗争的对象。我同村政权和工会、农会的干部们一起商量，临时决定搬两个尖：王尚清，王发。这两个人都是民愤很大的伪甲长。我们还研究了对他们经济处罚的数额。他二人过去都是土地很少的穷流氓，当甲长后靠贪污才富起来。这次的处罚要给他们留碗饭吃，让他们以后还可过中农的生活(只要不再吃喝嫖赌)。
三、好人大翻身
阴历七月十五，吃过晌午饭，全村男女老幼都来了。
“今天开的是说理大会!”村长刘义站在桌子前面说：“今天的会上，有冤的诉冤，有仇的诉仇，整整八年受的气都说出来吧!往后是穷富一般平，谁也不怕谁，撕破脸皮和他们说理!俗话说：有冤不报，时辰不到，乡亲们，时辰到啦!就是今天啊!”
《灰鬼王尚清》的小调唱起来了。歌声未落，老汉郭盘卿就站起来：“王尚清!六百多两大烟奶子，你归在何处?三间乐楼，你归在何处?王自珍!七十石官仓谷，你归在何处?二十石官地的地租，你归在何处?王尚才!日本人配给的洋布纸烟你归在何处?¨¨”他的双眼放着逼人的光芒，他的话语就象排子枪打出来。他与王家大户打了十几年官司，都失败了，只说要含冤饮恨而死，不想六十岁碰上八路军，扬眉吐气了。
贫农王德富说到他被迫卖了女人，哭不成声了。雇工郭存儒诉说甲长王尚才逼差，他跪在地下叩头，王尚才躺在炕上抽鸦片，理也不理。回乡铁路工人郭存宏诉说他被强迫种上洋烟，收了十八两，全交了，又被逼买了四两才交够，都入了王尚清的腰包。贫农王尚林，是一个行侠好义的好汉子。他曾救过王尚清一命不死，而王尚清却逼得他几乎破了产。青年雇工王文礼，痛骂他的叔叔——甲长王发仗势欺人。卢红抱着他那没娘的孩子来控诉：王燕来家催官粮又打人，孩子的娘给活活吓死了。
这时，有一个小地主王为也发言了。他先说八路军如何如何好，然后说他的弟弟王燕是个好人，过去当村警受人使唤，不由自己。这时，雇工郭存儒高喊：“王燕的老婆哪儿来的?”群众答：“工作的(霸占的)!”郭存儒问：“王燕是灰人是好人?”群众答：“灰人，大灰鬼!”
最后，有两个人提出魏全德也是个灰人。魏全德浑身颤抖着走向前面说：“好老乡们啊!你们说我是好人灰人?”大家说：“好人!好人!”于是，他松了口气回了原位。
前后共22个人发言：工人5个，贫农8个，中农9个。其中干部6个，群众16个。天两次下雨，穷人们动也不动，只有灰鬼们乱跑。
之后，村长刘义让灰鬼们发言。王发说：“我是发过灰(坏)了，乡亲们看着办吧，给我留碗饭吃就好，不留我也没法子。”王尚才和王燕却说：“日本人叫咱干，咱不敢不干，咱可没逼勒过你们¨¨”话没说完，群众就把他们哄了下去。
刘义请区农会武主任代表区政府宣布处理办法：伪甲长王尚清，追还贪污款20万元(边币)，霸占的官地收回;伪甲长王发，没收用贪污款购买的土地15亩。王尚才、王燕以后另行审查处理。老乡们说：“算便宜这些灰鬼们吧!”
游行示威开始了。
大锣大鼓震得人们的心卜卜地跳。男男女女，四五百人，齐声高呼：“好人大翻身!”“好人要主事!”“灰鬼吃不开!”“打倒大灰鬼!”行列涌到王尚清的门前，不走了，汇成老大一片。大家记得清清楚楚，一年以前，他强迫人们每人出90元给他送了一个红寿匾，上写“公正廉明”四个大字。游行的队伍过来时，他的家人已经把匾摘下藏了。老百姓跑到家里终于找出来，用石头把匾砸成碎木瓣。人们高举着木瓣，喊着：“打倒灰鬼王尚清!”队伍又涌到邻村东靳家洼。到了十字路口，村长刘义和区农会武主任作了简短的讲话。《灰鬼王尚清》的歌声又起。东靳家洼的老乡也搬出他村的锣鼓来，一起敲打，很多人加入游行的行列。从东村到西村，人群浩荡，漫山遍野。人们说：“看，还是好人多啊!”“这么多人都拥护八路军，八路军怎么会走了?”¨¨直到天黑，才各自回家。归途上，人们说：“记住七月十五——咱村好人翻身的大喜日!”
晚上，许多家做了顿好些的饭吃。
四、路还很长
在总结这次斗争时，讨论了如何巩固和扩大清算斗争成果(包括追缴王尚清罚款)问题，初步酝酿了以后如何开展减租减息工作，以及如何在斗争中巩固基层政权和更好地发挥工会农会作用的问题。
反诬告中罚出的粮食，很快分配给村中生活最困难的雇工和贫农。群众收获了第一批物质的胜利果实。
上级号召扩军，全体羊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听说工会主任刘盘永参军不久就当了班长。
上级发动慰劳八路军，群众踊跃捐物捐款，一个会上就超过了上级的要求。
这次斗争胜利后，村长刘义被调到区里工作了。
《灰鬼王尚清》的小调在三四天内传遍了本区大部分村庄。有的人黑夜传抄转送。西靳家洼的人到外村去串亲，站岗的往往拦住叫唱了这个歌才放行。
反动地主势力是不肯罢休的。他们放出话来：“日本人投降了，中央军很快就要来，八路军长不了!穷小子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这里的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决不允许反动势力再骑在他们头上，决心继续斗争下去。他们知道：翻身解放仅仅是开了个头，更尖锐更复杂的斗争还在后面。
(1945年8月初稿，2005年8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