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
伴随着“市场时代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巨变”，《读书》杂志从七九年的创刊一路走来，弹指间已有卌载光阴。李陀老师怀念记忆中那个温暖的《读书》编辑部，却也看到在那异端并起、杂念丛生的年代，《读书》港湾停满了各自异志的船只，这其中彰显的思想分歧实则是不可调和的立场冲突。诚然，九十年代的很多文字乱打一气，但恰恰是火药味十足的它们将“现代中国”的议题推至风口浪尖，而且“和当下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去找谁的额头来磨自己的刀”。或许，我们亟需认清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当下现实，同时将分歧背后的根本问题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实事求是，在思想层面上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才能使知识生产真正碰到时代的“难题”。
“保马”今天推送李陀老师的《有过一个温暖的编辑部》(原文出自《我与<读书>》，三联书店，2020年，参考本期“每日一书”)，希以藉此纪念和反思《读书》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感谢李陀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自世界上有编辑部以来，有没有一个编辑部，让人想起来，会用“温暖”这样的感觉去形容?大概很少很少。
在我心里有过一个，那就是《读书》编辑部。
左为《读书》杂志创刊号封面(1979年第1期，4月出版)，其中李洪林老师《读书无禁区》引起热议，右为李老师这篇文章的手稿图。
说一个编辑部的时候，为什么我斟酌再三，还是选了“温暖”这么一个词?这并不易说清。远了不说，近百年各国都有过很多了不起的编辑部，进出过这些编辑部的人，都写过很多怀念文字，有人用过“温暖”这个词儿吗?好像还没有过。不过，回忆起《读书》编辑部的时候，我总是想起这个字眼。为什么?想一想，这大概和当年三联书店的老总范用先生有点关系。
我第一次到《读书》去是什么时候?记不清了，那时候三联书店落脚在北京朝内大街那个灰楼里，楼前有个不大的院落，院子门口很多牌子：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外国文学出版社、《新华月报》、《新文学史料》，大小不一，好几排，都赫赫在目，可是感觉上，仿佛《读书》编辑部的那个牌子最小，是胆怯，还是谦虚?说不清——就是现在，有谁能说得清?不过，每次带着一股在心里不断膨胀的兴奋，屁颠屁颠走进这座大门的时候，我心里可只有《读书》。
弹指光阴四十年，北京三联书店(美术馆东街22号)的今昔对比：左为八九十年代的书店剪影，右为当下的书店风貌。
几十年前了，一个印象特别清晰——上了楼，进编辑部要走一个小过道，左手边一个门，里边一个不大的屋子，有几张堆满了书籍稿件的小桌，那是吴彬、杨丽华、赵丽雅、贾宝兰四位编辑“办公”之处——你刚一进门，她们四个就都一脸笑容地站起来打招呼，那间光线偏暗的房间也立马明亮起来——我的温暖感觉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吗?不是。是在另一边，过道右边的屋子，范用先生的办公室。我和范先生过去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见过，那时候，我刚从工厂调到作家协会，当了“作家”，不过自己觉得一点不像，我算什么作家?这让我和老先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有点怵，能躲就躲。可是大概我说话声音太大，每次我进了编辑部的屋子，还没说上几句话，范用先生就缓步过来，微笑着说：“来，喝杯咖啡怎么样?”和范先生一起喝咖啡?当然愿意。可是吴彬她们几个好像比我更乐意，去去去，喝咖啡，几个人马上簇拥起我，尾随范先生跨过那个窄窄的过道，都涌进对面的房间里，或坐或立，说说笑笑，不一会儿，先生就为我们端上来一杯杯咖啡。屋子不大，不一会儿工夫，满架满柜的书籍之间弥漫的就全是咖啡的香味。
范用老师设计的《读书》封面。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范用先生会请我喝咖啡?而且，只要先生在，只要听见了我的声音，先生就会带着微笑过来，声音不高地说：来啊，喝杯咖啡?这样的邀请后来简直成了通例。吴彬对我说：你多来吧，你一来，我们就能和你一块儿蹭范先生的咖啡喝。要知道，那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刚刚出道的“作者”，在知识界里是有如一张白纸一样的白丁，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不过，自打喝过先生的咖啡，再去编辑部，我的感觉有了很大的变化，那里再也不是一个“编辑部”，而是一想到就感觉特别温馨的一个地方——有点儿像回家，可实际上，在那儿，你一个家人都没有。
左：80年代末，《读书》编辑部部分成员合影，右起：沈昌文、吴彬、杨丽华、赵丽雅、贾宝兰、郝德华;
右：90年代《读书》杂志编辑室。左起：叶彤、贾宝兰、郝德华、吴彬、李学军、汪晖、黄平。
想一想，八九十年代前后，去《读书》编辑部有多少次?完全记不清了，其中有多少次是为了谈稿子?太少了，有限的几次。北方人形容那种没经邀请，也没什么由头，随便就到亲戚家里去看看坐坐，有一个词叫“串门儿”，它用在这里特别合适。到《读书》去，我完全是串门儿。这种串门儿的感觉，在编辑部迁到朝阳门外那些日子里，就更足了。这次迁移，多少有点像逃难，因为几位编辑蜗居之处，是朝阳工人俱乐部所属的一个简易楼，那种一脚就能把墙踢出个大窟窿的两层板楼;一个刊物的办公室本来就容易凌乱，现在这小屋子，就格外显得杂沓凌乱，且所有门窗桌椅都带着一种怪怪的简而再易、易而再简的极简主义作风;唯一不变的，是几张办公桌上堆积的稿子和书，靠着它们，这一堆凌乱好歹增添了几分严肃。不过，这一切倒是让我更加高兴，好像我的串门之“串”，更有了理由。何况，那时候我家也在朝外，距这处简易楼不足里半，而且当时我们经常买菜的集市，就在旁边的神路街，经常借口给家里买菜，提着一袋子豆角黄瓜就又兴冲冲来串门儿。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很多人和事，都在稀薄的记忆里淡去了，当年在编辑部一坐就一两个小时，都说过些什么?记不清楚了。不过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上门一两次之后我就发现，吴、杨、赵、贾四位，原来都是饱学之士，这个发现让我很惊奇，可是立刻就转化为一种由衷的愉悦：和她们几个在一起，上穷碧落，下致黄泉，什么话题不可以讨论啊？什么问题不可以深究啊？记得有一次，也是聊天，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诗经》。赵丽雅很随便地说起，她写了一篇关于《诗经》的研究文章，不知道哪里能够发表;过了两天，我和她一起去见了刘梦溪，再过了两天，文章就在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上发表了。这大概是她成为“扬之水”之前，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吧(文章题目我已经忘了)——当年清谈闲扯究诘异议的时候，都吹过些什么?这件事是个小小的说明吧。何况，那些年月里去《读书》串门儿的各路朋友，太多了，我去，乘的已经是末班车。有时候我会想，在编辑部里聊过天的人里，记忆力超常者很是不少，如果每个人都写一篇文章，哪怕是短文，回忆昔日聊天的内容，哪怕是其中一件小事、一个话题、一段评说，然后集合成书，那该是多么活泼、多么丰富的历史资料。我在《1985》这篇随笔里说过，八十年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文学界出现了凭借读书和思考形成的众多小团体、小圈子，像无数的狂热的风柱到处游走，互相激荡，在当时固有的社会文化中形成无数缝隙、裂纹，而新的文学就在这些裂隙里，像一根根野草一样顽强地生长起来。其实，在那些年月，学术界和理论界何尝不是如此？
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读者服务日”活动。
右：2020年北京三联书店二层，一新书发布会现场。
《读书》是这些狂热的风柱之一吗?也许是，不过有些不同。
是有不同。说起大家到《读书》串门儿，很多人都应该记得这样的景象：一旦有什么活动，特别是每月一次的“读书服务日”，楼下的小院里就放满了一排又一排的自行车。很多车子都很破很旧，可是车主都年轻，个个风尘仆仆，一边互相亲热地打着招呼，一边急急奔向编辑部。不熟悉的人，看他们步伐轻松，很难想象其中很多人都是远道而来，不少都是二三十里的路程，或者更远。起初，我自己也没太注意，直到有一次，正是严寒冬日，北风呼啸，我在那座灰楼的大门口，刚好看到陈平原跳下自行车，上前一问，是从北大骑车过来的。我不由得一惊，海淀到朝阳门，那有多远?至少三十多里地吧?看着他单薄瘦小的身体，不由得一阵惭愧。从这之后，再看到楼下那些自行车，我往往都会想到车的主人们，心里总会升起一番特别的敬意。今天回顾那个时代的《读书》，当然有很多感想，可以说很多话；但是，昔日灰楼下那些密集的一排排自行车，是不是更有发言权？大概是因为我自己做过编辑，所以我常常有一种联想，刊物的编辑部很像那些桅樯如林的港口，有的小船急忙靠岸，像是终于到了家，有的又急忙离岸，很快消失在汹涌的波涛里——《读书》编辑部，是不是其中一个最繁忙的港口?那么多年，曾经有多少装载着沉重思想的小船，在这里维修、装卸、整顿、休息之后又出航了呢?恐怕谁也算不清。
不过，这样回顾《读书》，是不是有点太诗意?
《读书》2000年第11期(图左)，刊有《首届“长江读书奖”评选揭晓》(图右)。
即使是最好的诗，绕到背面，也有很不诗意，甚至是很黑暗的一面。很多经历了八十年代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个毛病，回顾往事总是愿意看到我们熟悉的、喜欢的、能让自己醉心的那一面。可是，今天我们转过头看看，已经很清楚，实际上那是个异端并起、杂念丛生的混乱年代，只不过混乱还没有爆裂，旧的情感还能像一个网兜，勉强把新旧好坏都兜在一起而已。如果《读书》编辑部是一个港湾，恐怕在那儿的停泊，很多都是暂时，出发才是最重要的，一一远去的风帆，早已南北东西，各有异志。最初的一个暴露，就是二〇〇〇年前后闹起来的“长江读书奖”事件。说实话，在这阵怪风乍起的时候，我相当错愕，后来的发展更让我目瞪口呆，再后来，待了解了一些内情之后，才渐渐明白，过去以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其实已有人做了割席分坐的准备。不过，正式的割席，竟然是为了一个奖，而其发动的根本原因，竟然又是为了汪晖做了《读书》主编，这就不能不让人震惊了——原来，《读书》主编的位置这么重要!今天再回叙这场风波的前前后后，时过境迁，已经没有必要;但我还是期望，有一天能够把这个读书奖的评委们的内部讨论，还有当时的投票记录，都给予公布，以还汪晖一个清白。只是不知道，这些档案还在也不在?
这场风波也有个好处，就是揭开了中国思想界冲突的大幕。
《读书》1997年第12期(图左)，刊有李陀老师《让争议浮出海面》一文。该文与《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共同构成《雪崩何处》(李陀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图右)一书中“关于90年代的大分裂”的讨论。
在《雪崩何处》这个集子里，我于“关于九十年代的大分裂”那一节文字之前，说过这么一段感想：
即使在九十年代初，设想在知识界里产生一道悬崖式的裂缝，而且裂缝会迅速扩大，原来的朋友不知不觉就成了思想和理论的敌人，这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裂缝毕竟形成了，朋友们毕竟举枪相向，彼此瞄准了。在这过程里，我不自觉地成了这次大分裂的一个见证人，下面这篇《让争论浮出海面》，可以说是一个物证;至于一篇文字为什么能成为这样的物证，在《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里》里我做了一些说明。这篇《分歧在哪里》是《南都周刊》在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七日对我的一个采访，而《让争论浮出海面》发表于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期的《读书》，两文之间相隔了十年。回顾这十年，除了种种感慨，我总是有一种深深的惋惜：分裂也没关系，可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在理论和学术层面上好好辩论呢？为什么在论争里混进那么多与思想无关的脏水泼来泼去呢？其实，历史上大多数论争都没有过“双赢”或者“双输”，重要的是争论双方有没有各自获益，有没有发展知识。设想一下，如果当年不是那么“乱打一锅粥”，也许新世纪中国知识界的局面会是另一个样子吧?
这段文字里说及的《让争论浮出海面》这篇文章，还可以再说几句。有一次，已经是汪晖和黄平做主编了，我到编辑部去，聊天时候又说起思想分歧的事。黄平建议说：既然都是朋友，为什么要背后嘀咕?为什么不进行公开争论?左也好，右也好，《读书》来带头，大家都写文章来一场争鸣不好吗?当时在场的几个人都赞成，如果能公开争论那当然最好。说做就做，没隔上几天，黄平请来了四个人，徐友渔、雷颐、陈燕谷和我，看能不能几个人凑一起，面对面，各自直接说说自己的想法。那时候《读书》已经迁到美术馆东街三联书店的新楼里，而所谓编辑部，不过是那种公司化的开放式现代办公空间里的几个带隔断的桌子，几台电脑，几个台灯，还有几把椅子。串门儿?太老派了，早就没人想了。好在二楼有书店开设的一个咖啡厅，来客人，接待起来十分方便，如果是编辑部的老客，还可以折价。黄平把我们四个带到那里，买了咖啡，坐下来聊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说实在的，几个人具体都说了些什么，早就记不得了，印象里，似乎是各说各话，没有什么交锋，也没有争论，让我相当失望，这和原来的期待很不一样。大概正是这失望，促使我写了那篇《让争论浮出海面》，同期还有雷颐的文章《今天非常“法兰克福”》，徐友渔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章晚了一点，见于次年的第一期。争论浮出海面了，不过，没想到徐友渔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内涵是它的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但另一方面，它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气质，它对现代化的拒斥态度，有可能在中国引起‘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般的反响，造就出几个西方‘新左派’的盲目追随者和蹩脚模仿者，有碍于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我看了之后，很意外，也很失望——为什么我们要写文章?因为只有文字才能清晰地表达思想，也只有通过文字，论敌双方才能进入或者侵入敌方的思想，然后逻辑地、细腻地摆事实、讲道理，互相辩驳、究诘是非，可是，怎么用文字扣起帽子来了?后来，时隔十年之后，我在《南都周刊》的一篇题为《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里》的采访里，还在埋怨徐友渔，说他的语言像“文革”里的大字报。但是在今天，事情又过了二十年之后，想法有了变化。我当年的埋怨不但幼稚，而且对徐友渔也不够公平。说到底，真正的思想分歧，其实都是立场上的根本分歧，是对立话语体系、对立意识形态的激烈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旦在思想战场上拔刀相向，互相辩驳没有问题，但究竟是非，如何可能？“乱打一锅粥”是难免的，甚至是必然的。这么一想，徐友渔那些尖锐的批评，其实很可贵，再扩大一点看，九十年代的很多乱打一气，火药味十足的文字，也都很可贵。至少，和当下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去找谁的额头来磨自己的刀。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最早刊于韩国综合性思想刊物《创作与批评》(图左)，并引起讨论。《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图右)发表了该文的中文本版，随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和若干争论。
说三联，说《读书》，可说的还有很多。
前些天，二〇一九年伊始，单向街书店的一伙青年人，向董秀玉颁发了一个名为“年度致敬”的奖：“我们致敬董秀玉六十余年在中国出版界的奋斗和创造，也致敬她的生命状态——温和，坚韧，勤奋，可爱，充满活力，无所畏惧。”这几句话让我感动，看到消息之后立刻给她发了个微信：“这个奖太好了，是青年人对你一生奋斗的肯定，这比什么奖都重要。老一代人里，能得到青年人这样认可的，有几个?”不过，得到青年人的认可固然不容易，让青年人想起用“温和，坚韧，勤奋，可爱”这样的字眼去理解她，这就更不容易了。大概是一九九五年前后，三联书店新楼的修建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董秀玉带着我和刘禾进入了大楼工地，一边上楼下楼四处参观，一边向我们介绍未来书店的风景。而我们眼前的，其实是一排排灰色的水泥柱子和灰色的水泥墙，还有留作门窗的一个个阔大的空洞。可是，我们随着她的指点，实实在在看到了一个书的世界，那种唯有以千千万万卷可以用手触摸的，可以用手翻阅的，可以随时带在身边、随时放在枕下的“纸质铅印书”搭建起来的书的世界。后来，我曾经有机会参观过一些建筑工地，在那些地方，也都有人带着参观，也都有人极力让我在想象里展开一幅幅绚丽的风景，可是，有哪一个能和当年董秀玉给我们看到的更动人呢?
北京三联书店(美术馆东街22号)剪影。第一列(从左到右)分别为地下一层和地上二层剪影，第二列均为其一楼空间。
往日不堪重记省。这些年再去三联书店，我最不愿意想起的，就是在二十多年前，董秀玉带着我们在一片水泥世界里想象一个新书店的情景。每一次，只要进了三联书店的大门，我就尽可能快快地避开明亮的一楼空间，避开充斥着无数实用类和励志类书籍的那个熙熙攘攘的空间，直奔地下一层，在阴暗里让自己渐渐麻木，然后平静。
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吗?可是，沧海在哪里?
能安慰我的，是记忆里曾经有温暖，比如有过一个温暖的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