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是一部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实证考察著作，书的扉页是这样界定该书性质的。在笔者看来，更细化的表述或许为，该书是学者曹锦清以传统和现代为主线去观察、分析和发现中国农村在转型期间带有的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即广义上的农业、农民与农村现代化最为关键，任务也最为繁重，破解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是影响深化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该书采用“逐日访谈记要”的形式来呈现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作者把每日调查研究之观、之闻、之谈、之思、之虑用短篇日记的方式加以整理记录，给人以一种身临其境之感，读者递进式地读完每篇小日记都能有所收获，即对乡村社会的了解与认识更多一分、更深一层。
观察转型中国社会的立场
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两种观点或立场：一是“从外到内”、“从上至下”，即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从中央审视地方;二是“从内向外”、“从上往下”，即从内地看沿海、从乡村看城市、从传统看现代的实际过程，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艰难迟缓的内地与乡村来看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推动现代化的所做的努力。作者自述，在考察中原(河南)乡村社会前后，伴随着一个“从外向内看”到“从内向外看”的认知转移。仔细研读不难发现，在“内、外、上、下”的立场背后，“传统与现代化的对比分析”作为一条隐形主线是始终贯穿全书的。作者在书中指出，如果说“从外向内”、“从上往下”看更多是讲“中国应该如何”的话，那么，“从内向外”、“从下向上”则侧重于强调“中国是如何”的;前者是应然视角，后者是实然视角。作者以摆出乡村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中原农村在转型过程中显现的带有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为考察调研的核心任务，很明显，作者更多是站在实然层面上来考虑问题。至于如何破除这些现实难题，涉及到怎么做的问题，才是应然层面该有的考量。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作者调研前后，审视与思索乡村社会的立场会逐渐发生转变。
作者深入中原乡村考察调研，涉及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与土地、与市场、与血缘人情网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化现状;涉及三农、收支、农负、计划生育等诸方面;涉及日趋庞大且凌驾于农村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与分散经营的农民为争食有限的农业剩余而引发的各种矛盾等等。从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中抽离出来，该书最大的价值或许还在于作者就如何开展乡村社会调查研究的几个关键要点所作的一般化讨论带给我们如何做真调查，如何做好研究的指导与启发。进行一项有意义的社会调查研究，如何进入调查现场?如何挖掘隐含在常识背后真正的社会事实?从哪些方面对调查者自身状态展开自查自省?获取到调查资料后怎样抽丝剥茧，选取关键信息辅助研究发现?这些问题是我们开展社会调查研究绕不了、避不开的，必须审慎思考，理性作答。
“入场”与保存“现场”
作者在全书的前沿部分就开门见山地点出如何“入场”以及如何保存“现场”是乡村社会调查的两大关键。换句话说，恰如其分地“入场”和保存“现场”是顺利开展调查研究的第一步。倘若第一步走不顺畅，奠定在第一步基础上的整个调研链条都会受到波动，往深里说甚至会阻断整个调查研究的推进。作者将中国逐级划定的行政区划比作差不多是各级“诸侯封臣”的“封地”，在大小各异的“封疆”上，到处树立着一块无形的“外人莫入”的界碑。调查者意欲深入乡村社会开展调研，如果单枪匹马“闯”入，官吏的防范和村民的疑虑足以让面生的调研者裹足难行。那么，如何扣好调查研究的“第一粒扣子”呢?作者给出了两条进路：一条是正式的“入场”，即获得官方的许可与支持，自上而下逐级打通“关节”进入农村。诉诸行政策略进入乡村，表面上虽然直截了当扫除了旁枝末节的干扰顺利地通达下方，但实际上，层层行政审批必然会耗费不少宝贵时间，加上有官员的陪同很容易让基层部门提前获知讯息做好“万全”准备，破坏“现场”的真实度，导致调查失实。另一条是非正式的“入场”，即激活亲友关系网络，依靠传统人情进入乡村。作者在中原乡村的调查研究中即运用的此法。他多次强调沿着私人的亲情朋友关系网络进入调查现场，私人关系网按照中国人传统“亲戚的亲戚，也是我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的交往方式，私人交往的关系网是可以无限向外延展的。理论上看，凭借亲友关系既可以顺利“入场”，又能“保存现场”，但现实情况远远比理论状态更为复杂多变。比如作者在利用亲友关系直击基层调查现场，尽管克服了以往程序繁琐、调查失实等弊端，但也招致了一些麻烦，遇上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作者采取“由户而组，由组而村，由村而乡，自下而上逐级调查”的方法开展调研，不曾想，却引来乡镇官员的质疑，直指外面的人来此调查，上头不知情，引发村里人纷纷猜测议论，搞得人心惶惶，有说是中央派来的，有说是省里派来的，有说是外来记者等等。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说法各异，五花八门。作者的这番遭遇，有过调查经验的人多少会产生些共鸣。诚然，事先不与官方打招呼，而借助乡村亲友关系网直入村落与农户，不出问题则已;可一旦被别有用心者无限放大，必然会招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使调查者卷入干群的冲突旋涡中去。在村民的认知世界里，他们往往会将突如其来的外来到访者视为中央派来“微服私访”的官员或记者，意欲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反映乡、村干部的各种劣迹。而这种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恰恰折射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中国农民，他们“怕事、怕官、怕管”;换句话说，他们既需要别人来管理他们却又最怕被人来管理。“他们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古代是现代似乎依然是要求一个包公式的‘青天大老爷’来管理他们的‘公共事务’”。在悉知乡村社会开展调查研究的两条可采取进路的利弊之后，能有助于我们进入调查现场开展调研时少走些弯路和错路。
社会事实的挖掘与理论框架的运用
当顺利进入调查现场后，下一步该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挖掘隐藏在常识背后的为大多数人所忽略的社会事实。洞察社会事实需要辅以理论框架的搭建，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切预设的理论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间接源于西方“译语”，有了理论框架，研究者很可能用条条框框去套裁“事实”，进而歪曲事实真相。怎样破解这一两难问题?作者给出的建议是将预设的理论框架暂时“悬置”起来，笔者认为，这一策略是富有参考价值和可操作性的。采用此种方法，一来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与概念处于“待命”状态;二来能让调查者处于一种“无知”和“好奇”的状态，以开放的心灵直击社会生活本身。调查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相互补充的过程，调查过程中捕捉到的任何社会事实，作者认为都应该将其区分为社会事件与社会心理两个维度。这一区分是必要且有益的。当采用民间的、田野式的访谈进入乡村社会，远离了官方背景，村民无须设防。不设防的闲谈最易收获社会事实，没有任何外在的加工处理，用的都是最接地气的乡间“民语”，真实可信;但也正是在这种“闲聊式”的访谈中，受访者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被访”而谈到许多社会事件(社会现象)，这其中值得我们深思的，便是受访者谈论某一社会事件背后的社会心理，即思考他们为何谈、怎样谈这些社会事件，他们对这些社会事件有怎样的主观评价?在作者看来，社会心理远比社会事件重要。的确，造就某一社会事件的背后靠的是人为的推动，事件发生后即为客观存在，催生事件出现的人为心态才是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当然，在明晰社会事实所蕴含两个维度的基础上，能否抓住并释读出某一社会事实的深层意义，这就涉及到调查者的理论知识储备和生活感悟能力。不过，抛开研究者知识的多寡与能力的高低，我们至少应该具备把社会事实放在“中国历史和现代意识”的双重透视内来认知的思维。
调查者的反躬自省与资料选取分析
至于调查者自我状态的自查自省，则是贯穿整个调查研究过程的另一核心要素。有关调查者的主观状态，作者在书中也进行了较为深刻细致的讨论。首先，要厘清自我认知的重要性。我们要尽力把握对自我的清醒认知，深刻体会“倘若失去了自我，则会使我们向前慌乱地跑了一阵之后，突然彷徨回顾，既找不到来路，又看不清去路，内心积压着焦虑与困惑。不知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今又处在何时何地”的道理。其次，体悟调查者主观状态涉及的两个层面。一是调查者自身的知识储备。社会生活本身涉及到诸多方面的知识，进行社会综合调查的人不可能什么都懂，但理应多懂一点;二是调查者的“无知”状态。调查研究中，“熟悉”与“习以为常”往往是理性追问的大敌，理性在“熟悉”与“习以为常”面前常常停止了分析与追问，原因恰恰在于以为“我已经知道了”。为揭开被常识所掩蔽的社会事实，调查者需要通过内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无知”状态，将一切熟悉的现象当作不熟悉的东西加以观察、提问与思考，往往会收获意外的惊喜。最后，调查者需要在调查研究中不断汲取“思的动力”，肩负“思者的责任”，探求学问中自有的清净和乐趣，不好高骛远，也不妄自菲薄。立志为天下家国而思考者，“安身立命之地，绝不在他处、远处，就在你脚下”。
兼具使命感和主体性的调查研究者进入乡村社会获取一定的社会事实之后，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怎样从众多纷繁复杂的经验材料中选取助于推进研究的关键素材?又如何将所取材料串联整合起来加以分析?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面对这样的拷问，以往多用“实事求是”之说来破题，但显然，以此来回答这两个问题未免过于单薄和抽象。我们需要意识到，在调查过程中收集信息资料本身就是一个从理论假设到调查提纲，再到经验材料，以及经验材料到调查提纲，再到理论假设的双向运动过程。这个过程贯穿调查研究始末，不断循环往复，相互修正，以达到认识现实的目的。简单来说，关键素材的选取需要回归到调查研究过程最本真的中心当中去，弄清楚调查前预设的理论框架、调查提纲，将实地调查中获取的经验资料和理论框架、调查提纲整合起来，剥离出我们需要的材料，忽视那些不必要的材料。
作为新时代的研究者，应当积极关注我们民族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要理解我们民族的过去，当前所处的位置及所愿、所能达到的目标。不过，要想准确、全面地理解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过程与方向，掌握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以切身的调查研究发现为支撑，或许能为我们直接身处于其内并搅得我们心神不宁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动过程提供真切的感受与深刻的理解。
熊怡，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峨山县委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