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云层深处的黑暗啊，淹没心底的景观…”
很多人，听了很多遍的一首歌。
好像是以一种急不可耐的紧迫感和催促感，要赶在歌舞升平的新世纪到来之前，拿着皮鞭、慌不择路地去驱逐、去打碎一个阶级，并让他们永远都无法翻身。
视频来自up主：泛粥大爷（请点击上图播放）
1.
90年代的石家庄，这里曾经被称为“亚洲药都”，国企“华北制药”的员工是“庄里”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
不仅仅是因为待遇，更是因为国企与国企工人的身份。
直到有一天，“咱国企要改革，隔壁化工厂都辞退不少人啦…”的声音开始在庄里传开，国有企业的“大厦”崩塌了，下岗工人的生活也随之崩塌了。
根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
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在石家庄这样的老工业重镇，遣散驱离更为严重。
从1998年开始，夜幕笼罩在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的上空，也笼罩在关内关外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心里。
“在八角柜台，疯狂的人民商场
用一张假钞，买一把假枪
保卫她的生活，直到大厦崩塌
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她的脸”
从1998-2001年间，石家庄的下岗人员犯罪数占总犯罪数比例飙升，达到36.2%，比起1997年增长了三倍不止。
最明显的是盗窃罪——一个反映也充斥着饥饿、彷徨、颓唐的罪径，下岗人员的盗窃数量直接占到总盗窃数的50.8%，超过了半数。
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大规模下岗潮有着密切关系，引起这些工人犯罪的核心动机就在于“生存断裂”。
他们所习惯的一切生存途径都被彻底封死，且几乎没有任何救济措施和情绪安慰，就任由他们孤零零地被飞驰的私有化列车，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后面。
然而，这些现象在北方以北，原本是早早就可以作为恶本教案的。
2.
1991年的冬天，庞然大物的苏联在十亿中国人面前被轰然摧毁。此后，社会主义制度垮台后的前十年，俄罗斯没有新建过一个电站，也没有建设过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大工厂，却有成千上万的现代企业被关闭、被偷抢一空。
伴随着的是无穷无尽的民族分裂、种族冲突、恐怖谋杀等暴力事件。
苏联的解体使2000多万俄罗斯人被迫留在“境外”，几百万人流离失所。90年代初期，仅塔吉克斯坦由于社会和民族冲突就死亡60万人，上百万人背井离乡。
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黑手党无法无天，犯罪猖獗。苏联剧变后十年间各种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剧增。
整个90年代，俄罗斯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踪人口超过10万。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人被杀害，平均每10万人口有1000个犯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犯罪率。
到了90年代末期，拥抱了皿煮滋油的俄罗斯每年缩减人口约80万，全俄平均预期寿命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70岁降到64岁，男性平均预期寿命降到54岁。
境外的红色褪去后是如此，“庄里”的厂服被脱下后同样是血腥。
当一座又一座国营工厂被粉碎，那些从厂子里双目无神地走出旧世界的工人们，就一点一点地将一个曾经秩序井然的城市，变得“鱼龙混杂”起来。
1999年5月，张宝林的弟弟张宝义，被孙大洪的打手丁旭在石家庄街头当街打成重伤;两个月后，张宝林带人手持猎枪将丁旭和他的超跑堵在巷口，一秒爆头。
从此张宝林的名字前面多了一个称谓：石家庄老大。
3.
两年后，距离东北王、哈尔滨乔四爷被执行死刑整整十年后，张宝林在石家庄终于被捕。
再两年后，以张宝林为原型的电视剧《征服》上映，孙红雷饰演的刘华强基本把张宝林的凶恶面相全貌演绎。
同样是在2003年，昔日张宝林手下的马仔张建设，改名为张家豪，逃出了石家庄、去往了北京，算是和自己在庄里的所有灰与红的记忆挥别。
在北京的娱乐场所看场子时，啤酒瓶飞来砸去之间，张家豪认识了赵刚——一位新的东北大佬的保镖。
一年后，赵刚本色出演了这位大佬制作的电视剧。困于分身乏术，赵刚便把张家豪介绍给了这位大佬，让他成了大佬身边新的保镖。
两年后，电视剧又拍了续集，早就不说石家庄话、而是一口浓浓东北腔的张家豪，也本色出演了电视剧里的一个狠角儿。
这两部电视剧，就是《马大帅》第一部、第二部。
而这位大佬，就是在“沈阳王”刘涌、以及“乔四爷手下第一杀手”李正光纷纷被绳之以法之后，崛起为新的“东北王”的二人转龙头：赵本山。
2009年的除夕，赵本山带着已经成为本山传媒二号人物的张家豪亲自推荐的小沈阳，在春晚一炮而红后，马不停蹄地去了一趟重庆。
2009年的2月27日，追随着某位“高人”、从东北风尘仆仆驾临西南的王立军，在重庆接见了赵本山和徐明。
那是赵本山的人生巅峰。
当时，已没有多少人会去记得不过十年之前，那段山海关外刀光剑影的黑道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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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的人会忘记，但总有人会记得。
就在石家庄人张家豪在关外过得风生水起时，位于石家庄市北二环的一个小区里，一家设备简单的“河北优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拍摄出品了网剧《毛骗》。
这部从2010年开始更新的网剧，豆瓣评分一路从8.4上升到第二季的9.3，到了2015年的《毛骗》终结篇，豆瓣评分已达到9.6。
这是国产剧豆瓣评分的巅峰，超过了1987版的《红楼梦》和1986版的《西游记》这两部经典神作。
《毛骗》的团队从2008年开始拍摄网剧开始，始终没有离开过石家庄。他们一起吃一住一起拍剧，“我们是像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团队。”
剧情中，一伙行走在城乡接合部的城市边缘人物，他们有严格的内部纪律，人员分工明确，“只骗不偷”，他们甚至瞧不起小偷，认为小偷没有艺术含量，是靠三只手泊来不义之财的走兽而已。
没有了理想，但还有信仰；没有了组织，却还有执念。
灰色的石家庄，就藏在这些剧里。
5.
“尊敬的国家信访局领导:
我们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宝石集团电视机厂合同制职工,在企业职工安置这一关乎生存条件并可能直接影响会和谐环节上,我们的合法权益却受到严重侵害,且在几年里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现将这一事件成因及所造成影响反映给领导,请领导在百忙之中能有所关注,体察一下这些为了基本生活条件而维护微薄权利的弱势群体,并希望能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对我们提出的请求给予合法、合理、合情的解决。”
《毛骗》在紧锣密鼓地拍摄时，2009年12月，石家庄宝石集团下岗工人分流难的问题被搬上了台面。
它击中了这座城市的痛点，也触达到了这座城市过往的一份记忆。
1997年6月，石家庄宝石集团电视机厂全面改革、停产，厂子里一千多名辛劳多年的员工们全员下岗。
2005年11月20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法院
裁定宝石集团电视机厂资不抵债宣告破产，厂里制定了“石家庄宝石集团电视机厂依法破产职工安置方案”，并就此方案召开了职代会。当时企业职工在册人数1267人。
2006年2月，大部分合同制职工接到厂里通知，回厂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并承诺待企业破产资金到位后，拖欠职工的工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医药费等各项费用在破产清算中与其他职工一并解决。
2009年10月13日，厂里召集部分职工开会，又要通过一份“破产职工安置方案”。而此次在册职工人数却只有654人，合同制职工基本都被排除在外……
同样在2009年，一项针对沈阳国企下岗职工的研究中，随机挑选的21位被买断工龄的受访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强制买断的，有6位是半强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选择买断工龄。
当时，一年工龄的价格在各省不同，东北地区约为2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区区几万元钱，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马路上，举着“木匠”、“钳工”的纸板讨生活。
而这些东北男人们的妻子，在世纪之交的关内外，往往担负着各个风月场所里陪酒少妇的重角色。
一个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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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98年，伴着刘欢在耳畔靡靡不绝的《从头再来》和宋祖英那首刺耳的《好日子》，石家庄的一位工人在毛主席塑像上面挂个了一副对联：
“毛主席，向前看，前面都是贪污犯；毛主席，向后看，下岗工人没有饭。”
那座毛主席塑像的前面就是石家庄市政府，后面则是工人文化宫。
到底应该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呢？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为题作了讲话，当时指出，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
然而三十三年后，1978年11月，给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基调进行预热和铺定的XP同志则提出：“我们这次会议是向前看的会议……当然了，向后也要看一下，为的是向前看。”
同时他还提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
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铁瑛深有感触地说：“‘WHDGM’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派性泛滥，是非混淆，四分五裂。许多问题是一笔笔糊涂账，往往越争吵越糊涂！依XP同志的建议：对过去问题的处理宜粗不宜细！我们感到XP同志的见解确实高明！”
到底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
1998年，在石家庄寒冷的风雪中静静凝望远处烟囱渐灭的毛主席塑像，注定是无法回答的。
7.
所谓私有化，其实质就是把本来属于国家即全民的资产乃至财产的所有权“重组”、“明晰”、“量化”，从而给予少数的新贵。
1987年，台湾省国民党中常委、台伪政府行政院长李焕，在谈到大陆的改革开放时，直言：
“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都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他们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
2011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在评价苏联的改革时曾说：
“当时在党的高层精英群体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比如有人当上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他就能控制那个州里的几乎所有财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所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则说：
“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
至于普通的底层民众，曾经在苏联大型国有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工作过的亚历山大·贡恰罗夫，2011年倾诉道：
“在90年代，一直到1998年，情况都很差。我丢掉了工作，在八个月之内我一直在找工作，是收入为零的状态。”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曾经是一家拥有3.4万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当时仅卖了372万美元。
低价贱卖的企业远不止这一家，当时超过500家苏联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12.5万家苏联国有企业的平均售价，竟然只有1300美元……
跋.
“傍晚六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
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云层深处的黑暗啊，淹没心底的景观
河北师大附中，乒乓少年背向我
沉默的注视，无法离开的教室
生活在经验里，直到大厦崩塌
一万匹脱缰的马，在他脑海中奔跑。”
—— 《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2019年12月26日
河北各界群众在石家庄人民广场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