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地理解鲁迅的“立人”思想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雷 川
一
五四运动的起因，莫过于辛亥革命之后，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未完成，中国的仁人志士仍在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加之清王朝倒台后，北洋军阀当权，在文化战线大兴复古逆流，妄图继续推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以便继续麻痹人民、维护其反动统治。
五四运动一方面要反对这股文化复古逆流，从外界引进各种进步思想，同时也希望凭借这些新思想来探寻进一步的救国、强国、兴国之路。以上我们讨论的是广义上的五四运动，而1919年5月4日为反对巴黎和会将德国对青岛的殖民权利转给日本而爆发的学生游行，只是五四运动中一个标志性环节。
毛主席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分作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至1921年，第二阶段是1921年至1927年，第三阶段是1927年至1937年，第四阶段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
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又说，我们干革命要靠两支队伍，一支是朱总司令领导的拿枪杆子的队伍，另一支是鲁总司令领导的文化军队，这两支军队，少了哪一支都不行。
鲁迅从1918年就开始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小说《狂人日记》以及多篇《随感录》，可以说从那时起就已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鲁迅那时候只是一员战将，还谈不上总司令。
鲁迅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或者说总司令，应该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三阶段，即1927年至1936年鲁迅逝世。
二
鲁迅一生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在他的各种文体著述中，对国民劣根性及其社会根由的锐利透析、辛辣讽刺、无情抨击及活脱脱的摹写、刻画比比皆是，例如不幸的祥林嫂、华老栓，麻木的闰土、病态的阿Q，破落、迂腐的知识分子孔乙己，孤独、失意的知识分子魏连殳，等等，而所有这些，其指归都在“立人”，希冀使国人都具人格而不是“奴格”。
鲁迅曾说：“立国先立人”，“立人”的精神实质即为摒弃国民劣根性，重塑新型的民族性格。在鲁迅看来，“立人”是“兴国”的前提。也就是说，在“兴国”这一系统工程中，最根本、最关键的一项是“人”的工程。“立人”是鲁迅毕生事业的起点和归宿———他所从事的文学创作不过是“立人”的一种手段。
“立人”思想最早出于鲁迅1908年写的《文化偏至论》一文。最初的“立人”思想，还比较笼统，只是从表象入手去探讨唤醒民众的方法。现在有些右派朋友把鲁迅早年的“立人”思想解释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为现在某些小资右派的思想旗帜，这其实是对鲁迅思想的断章取义。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鲁迅的思想在尔后一直不断发展，到鲁迅逝世为止，他已经成为一位“阶级论者”。后人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理解，当然要跟鲁迅的“阶级论”思想相联系，而不能将鲁迅的“立人”思想解释为超阶级的个人主义或“人性论”。
说到“阶级论”或“阶级斗争论”，读者恐怕都不生疏。资产阶级或者不承认阶级的存在，或者承认阶级差别的存在但认为阶级矛盾可以磨合、可以避免，因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说过，发现阶级的存在、发现阶级斗争的存在，都不是他的新贡献，他的新贡献仅仅在于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一个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有不同的状态，政治上不成熟、缺乏自我意识的阶级，一般称为“自在的”阶级;政治上成熟起来、组织起来的阶级，称为“自为的”或“自觉的”阶级。这是就阶级这个整体来说的。
而某个人，不管他出身于哪个阶级，他最终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既受他的家庭出身、个人经济地位的影响，也受他思想、世界观的支配。
无产阶级或下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也可能甘心为剥削阶级卖命;出身资产阶级的青年，或者自身有一定经济地位的人，因为世界观改造了，也可能站到无产阶级立场。前几年，中国“左pai”当中有些“大师”发现了“新大陆”，相继抛出了一些“理论新发现”，什么“应该按思想划分阶级”、什么“马克思注重按经济地位划分阶级，毛泽东注重按思想划分阶级”等等，简直贻笑大方。
1928年，鲁迅在《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一文中早就指出：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
由此可见，一方面，鲁迅承认，人的思想、感情是受经济支配的，都带有阶级地位的烙印，可见鲁迅当时已经接受了“阶级论”;另一方面，鲁迅又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人的影响仅仅是一方面，可能还有个人所处环境的影响、受教育的影响等等，因此在文学创作上、在刻画人物时，不能把千变万化的人都刻画成千篇一律，而是要反映具体的人物在具体的环境中形成的具体思想、感情。可见鲁迅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就能够辩证地理解，这与他早期的“立人”思想是分不开的。
反动文人梁实秋抹杀文学的阶级性，他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叫嚣：“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阶级的观念是要促起无产者的联合，是要激发无产者的争斗的欲念。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争斗的手段。……”
1930年，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对梁实秋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鲁迅指出：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什么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斯”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
鲁迅在这里阐明了两个观点，第一，向无产者传授阶级斗争观念的人，并非仅仅因为同情，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改造世界的伟大理想;第二，无产阶级起而斗争的觉悟和力量，虽需经教育、启发才能发挥出来，但其本身就存在于无产者之中，否则怎么会被激发出来呢?
也就是说，鲁迅认为，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同时，阶级斗争又不是自发产生的，需要立志改造世界的先锋分子去灌输、去组织、去发动。我们这时可以欣喜地看到，鲁迅的“立人”思想，已经具备了唯物主义的基础。
三
依据以“阶级论”、“阶级斗争论”为基础的“立人”思想，要塑造觉悟起来的无产阶级新人，那就必须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才能在烈火中锻造出新人。
鲁迅的学生丁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三阶段，投奔解放区、深入解放区农民的生活，写出了著名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描写的是1946年华北解放区一个叫“暖水屯”的村子里土地改革运动初期的情况，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丁玲在这部小说中就塑造了“张裕民”这一新人形象。张裕民是暖水屯的第一个党员和党支部书记，阶级的苦难是他通向革命的天然联系。土改前，张裕民和八路军一接触，就感觉八路军“杀富济贫”、“讲平等，讲义气，够朋友”，而且与他相处推心置腹。这样的经历，终于使张裕民认可了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农民群众的领头人。张裕民的成长过程，不就是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立人”吗?
再举一例，作家周立波的著名小说《暴风骤雨》，描写的是东北地区一个名叫“元茂屯”的村子从1946年到1947年土地改革的全过程。“赵玉林”是元茂屯第一个觉醒的新型农民，是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刻画的一个重点人物。赵玉林过去受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成年累月地辛苦劳动，还不能维持起码的生活，他“一年到头，顾不上吃，顾不上穿，一家三口都光着腚，冬天除了抱柴挑水、做饭外，一家三口，都不下坑”，被人称为“赵光腚”。这个全村最穷的“赵光腚”，在阶级压迫和剥削面前有着宁折不弯的硬骨头性格。他在土改工作队到了元茂屯后，在土改工作队小王的启发帮助下，很快觉悟起来。他与地主阶级势不两立，勇敢地站出来带领群众斗争恶霸地主韩老六，没有丝毫犹豫和胆怯的心情。
小说描写“赵光腚”由一个深藏着阶级仇恨的普通农民到在土改斗争中认识自己的阶级力量，终于成长为忠于革命的先进战士的性格发展历程，突出表现了他走上革命道路可贵的坚定性。这，不又是在“立人”吗?小说《暴风骤雨》还深情地挖掘了“赵光腚”的心灵美。他身为农会主任，又一贫如洗，在分配土改胜利果实时，被评为一等一级，但他只要了三等三级的东西。他对妻子说：“应该想想过去的日子，能对付穿上，不露肉那就行了”、“你别着忙，老百姓都有了，咱们就会有的。”最后，“赵光腚”为保卫胜利果实而英勇献身。临终前，他只留下一句话：“死就死了，干革命还能怕死吗?”
当然，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激发、唤醒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树立无产阶级的“新人”，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就描写了“侯忠全”这样一个“不止劳动被剥削，连精神和感情都被欺骗得让吸血者俘虏了去”的老贫农。侯忠全很希望获得土地，但宿命论思想使他不敢向地主索取土地。清算地主时，农会分给他一亩半土地，他又悄悄地给地主退回去了，并且不准老婆和儿子去参加斗争大会。当地主被革命风暴所震慑，偷偷地向他交回地契并向侯忠全求情时，侯忠全被突如其来的“事变”吓住了，他感觉“是做梦”。但活生生的事实终使他“醒过来了”，他这才知道“这世道真的翻过来了呀!”侯忠全的愚昧落后及其最终觉醒，表明农民的落后、愚昧是封建统治阶级长期统治的结果，他们背负着旧社会遗留给他们的沉重的精神包袱。
而《暴风骤雨》里，“三斗恶霸地主韩老六”更是一波三折。第一次斗争韩老六，未经充分发动群众，元茂屯的男女老少都抱着复杂的心态，他们对斗争地主只是感到惊奇，同时又心中犯疑，有些人持观望态度。真正上台控诉的，只有“赵光腚”一人。第二次斗争大会虽然是在正式成立了“农工联合会”之后召开的，但韩老六的几句检讨，就让群众的情绪波动起来，会上的斗争情绪明显往下降，以致出现了“人家就是地多嘛，叫他献了地，别的就不用多问了”的议论。成功斗垮韩老六的是第三次斗争大会，除了工作队继续发动群众所见的成效之外，一个关键因素是“韩老六鞭打小猪倌”这件事激起了民愤，将群众真正发动了起来。可见，中国人民要站起来、挺直腰，真不容易啊!
鲁迅塑造的农民形象，无论是祥林嫂、华老栓，还是闰土、阿Q，都是深受旧社会残害的人物。如果鲁迅能深入解放区调查土改运动，他一定会刻画出张裕民、“赵光腚”、侯忠全这样的人物形象，说不定还会写出翻身以后的祥林嫂、华老栓、闰土，以及翻身以后阿Q从有很多缺点到逐渐进步的过程。
当然，鲁迅从来主张“写不出来，不硬写”。他没有接触到的生活实际，他不会凭空去写的。但我们结合鲁迅一生的思想言论，则可以得出上述理解。
四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要“立人”就要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无疑是正确的。那么，像鲁迅和当时的上海左yi文化界成员那样，生活在白区，暂时不能接触火热的阶级斗争，还能做到“立人”吗?
应该是可以的。我们不妨学习一下1930年春天鲁迅在左yi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后来整理成文字发表，题为《对于左yi作家联盟的意见》。在这个讲话中，明确指出：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但鲁迅接着指出，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所谓的“无产文学者”，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
在这里，鲁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无产阶级作家与无产阶级本身有可能相脱离。而无产阶级文学，则有可能被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瓷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
因此，鲁迅在上述讲话中严正指出，“左yi”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鲁迅分析了原因。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
鲁迅到底是一位革命家!他虽然未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但凭着他那深邃的思考、冷峻的目光，他能够把“革命”这件事掰开揉碎，分析得那样仔细、那样到位，这是一般心怀浪漫主义的初步革命者所不能及的。
这样，在白区条件下、在没有硝烟的文化战线上，如何“立人”?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就是说，不管你是打工者还是文化人，无论你出身无产阶级，还是出身小资产阶级、抑或资产阶级，只要你立志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不仅要在理论上、口头上认可无产阶级、赞成无产阶级革命，还要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决不可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相脱离。这与毛主席在抗日时期号召立志革命的广大进步青年紧密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联系群众，不是异曲同工吗?
五
鲁迅1908年在《文化偏至论》中有一个观点：“是故将生存两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性而排众数”。
如果我们按照基于“阶级论”、“阶级斗争论”基础上的“立人”思想，来诠释鲁迅上述这几句话的意思，那就是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迸发出巨大的物质力量。
要“立人”，就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摆脱物质追求、提倡精神追求。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八届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曾表彰解放锦州时，当地老百姓拿出很多苹果来慰问解放军，我们的战士却一个苹果都没有拿。毛主席说：“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毛主席在这次讲话中，还提到公私合营时期，在资本家的工厂里，“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毛主席称赞说：“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
要“立人”，还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有时候真理暂时在少数人手里，因此要具备革命的反潮流精神。
以上是我们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理解，是我们对今天如何应用“立人”思想的理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左pai”、“毛pai”来说，难道不是很有现实指导意义吗?我们要学会从先哲那里，汲取思想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