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历来主张下级要敢于批评上级的缺点错误，提倡党内各级干部反映情况、提出看法，都要讲真话，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的基本内容。他曾提出一个“五不怕”的说法，因此，他希望党内干部向海瑞学习，倡导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以及把《明史》里的《海瑞传》推荐给干部们看，都不是偶然的。
早在1957年6月，中央任命吴冷西为《人民日报》总编辑时，毛泽东就对吴说，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即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要敢于说真话。在此期间，毛泽东曾看过一出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1959年4月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宣传海瑞，就把他提倡的“五不怕”精神和海瑞的直言敢谏联系在一起。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至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还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下，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又讲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毛泽东讲话中说他推荐彭德怀读《明史·海瑞传》，上海会议后，彭德怀到东欧访问前。找来了有《海瑞传》的那卷《明史》，有半月时间，常置案头。
毛泽东在1959年宣传海瑞，有特殊的心理背景。在反思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什么会那样一哄而起，为什么自己当时没有听到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反映，或偶尔听到真话也没引起注意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党内迫切需要民主气氛，需要海瑞那种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这个心理，事实上他在1959年4月5日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上就明白讲了出来。在说完海瑞的故事后，他紧接着说：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
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庐山会议的讲话把海瑞分成左派右派：“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右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右派海瑞我喜欢。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
还有一个材料，可以作为体现毛泽东这时讲海瑞的心理的一个注脚。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曾对人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我有信心，但是，大家想的是否一样，我有顾虑。这里说的.或许就是毛泽东后来在8月16日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上把海瑞分成左派和右派的心理伏线吧。他喜欢“左派海瑞”。因为：“左派海瑞”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缺点的。言下之意，“右派海瑞”则元疑是指他当初赠送《明史·海瑞传》的彭德怀了。这种左右派的分法，无疑是他庐山会议前后矛盾做法的一种解释。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指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一九六五年初，在毛泽东知情的情况下，江青在上海组织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指出“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这件事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人大力支持。当时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也都是积极参与和支持写作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文革结束后把这件事说成是江青他们瞒着上海市委“秘密”进行的。这是不对的。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不许中央和北京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邓小平也是反对这篇文章的，他曾对吴晗说过，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
党内也有很多人，像总理、叶剑英等是支持批判吴晗的。1965年的11月26日罗瑞卿在上海时见到江青。江青跟他说，姚文元在上海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发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不理睬。罗瑞卿当场表示，我们《解放军报》支持。他马上打电话给《解放军报》社，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叫《解放军报》立即在第一版上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一个态度很鲜明的编者按。后来还听说，周总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总理得知姚文写作与发表是毛主席同意与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讲明，并与他一起审定《人民日报》转载姚文的按语，在11月30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作了转载。
有人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预先的布置写的，而后他还亲自改了三遍。这种说法应不符合事实。江青跟我说过，她是和主席商量过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但具体怎么写?主席并不很清楚。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说，《海瑞罢官》没有打中要害。文章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一个是为海瑞鸣不平，一个是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这才把《海瑞罢官》这出戏的主题给点出来了。
戚本禹回忆：我当时听了主席关於《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传达，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难以相信，怎么深居简出的毛主席对社会动向的了解竟然会那般细致入微。当时，60年初期，社会上确实存在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确实借著《海瑞罢官》这部戏剧在为1959年庐山会议翻案。他们认为彭德怀就是现代海瑞。他们不管海瑞和彭德怀所主张的退田内容有什么不同，反正认为从公社退田单干才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他们认为彭德怀是为民请命，所以才遭到了海瑞同样的命运。“罢官”。
一九七六年以后，发表的许多为《海瑞罢官》翻案的文章说明，当时吴晗写《海瑞罢官》确实是影射一九五八年批判彭德怀。这正如一九七六年以后，发表的许多为“三家村”、“燕山夜话”翻案的文章说明，当时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写“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确实是针对一九五八年开展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三家村之一的邓拓在大跃进期间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人民日报》上大量登载了“放卫星”，“假高产”的消息和报道，他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早已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就把他的总编辑撤了。这也可能引起了他对毛主席的不满。吴晗、邓拓和廖沫沙在《北京日报》、《前线》杂志上发表的讽刺现实的文章，不仅仅是在发牢骚，有些地方确实说是对毛主席及其路线的攻击，而且攻击得很过分。
这也就证明，后人可以非议毛泽东的路线，但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当时的政治判断是准确的。既然毛泽东站在基本上肯定一九五八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立场上，当然认为《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作品是反对“三面红旗”的，因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吴晗老觉得他的《论海瑞》是奉胡乔木之命而作，而且不是刮“翻案风”、“单干风”。如果就事论事，把海瑞“退田”和1962年的“包产到户”、“单干风”联系在一起，也有点牵强。海瑞要大官僚徐阶把多占的土地退出来，退给其他的官绅地主。可当时主张“包产到户”、单干的人，是要人民公社向农民退田。两者不是一码事。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确实存在一胫骨暗流，要借助《海瑞罢官》这个题目来影响历史的走向，为什么一篇文艺评论文章会引起这么大的历史反响，关键是文章背后双方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对抗和冲突。这才是要害，其他都是枝节。吴晗、邓拓、彭真、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等等的个人命运不过是这两股强大社会力量总体对抗和衝突中不可避免的章节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