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子间是老上海里弄房子灶披间上盖的狭窄低矮小房间，租金低廉，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文化人都曾租住过。现代文学史上不乏描写亭子间生活的文学作品，一些作家甚至以亭子间为著作题名，如鲁迅《且介亭杂文》，周立波《亭子间里》，周天籁《亭子间嫂嫂》等。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从上海亭子间来的”“很多同志”，他们“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1]这些话让“亭子间”更为人所熟知，住过亭子间的文化人也被打上了左翼烙印，成为多少带有贬义色彩的“亭子间文人”。
当前研究大多不脱左翼政治文化大框架，但也开始注意到他们超过了今天所说的左翼文化人范畴[2]。回到历史语境去重新考察，尽管各自立场不同而关系复杂，笔者发现他们大都以“亭子间英雄”自居，甚至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上海新书业的繁荣，故而更愿意用较为中性的“亭子间文化人”来描述。而对其进行历史考辨，将为我们重新辨认左翼文化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文化中的位置与活动提供新的视角。
一、 大革命余绪中的亭子间文化人
上海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大量文化人在大革命失败前后流寓到上海租界亭子间，成为特殊景观。他们过着贫困的波希米亚式生活，但承载着大革命余绪，或多或少与政治有一定联系。左翼文化人的回忆可以佐证，如周立波曾说，“亭子间开间很小，租金不高，是革命者，小职工和穷文人关于居住的地方”[3]。胡兰畦回忆说，“这些小小的亭子间，蕴藏着许多革命的火花”[4]。近年有人做过左翼文化人亭子间居住情况考述，不再赘述[5]。
但居住在亭子间的文化人还有更多并非左翼人士。《毛泽东选集》中给亭子间的注释说，“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6]。有的回忆文章罗列得更为详细，认为亭子间居民多为“流浪艺人(包括落拓文人、戏剧家、美术家)，投稿文丐，大中学生，情男爱女，中级职工，练习生徒，失业分子，江湖术士，劳动工役……”[7]
或许更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即使都是因大革命失败流寓上海亭子间，还有许多人持其他政治立场。胡秋原从桂系军阀大肆杀戮革命青年的武汉逃离到上海时，这位曾经加入过共青团和国民党的湖北省国民党党部周刊《武汉评论》编辑，见到了许多和自己境遇相似的文化人，包括已脱离党组织的武汉大学文学社团“星野社”的朋友们，和钱杏邨等一起从武汉革命政府宣传部转移过来的大学同学杨邨人等。王礼锡给一位不认同托派刘镜园等主张的亭子间文化人这么回信：“从侠民处知道你是一位刻苦好学的青年，三个人挤着住在一个六块钱一月的小亭子间里，自己用火油炉烧饭;可想见满房油烟气味弥漫中埋头读书写文章的精神!”[8]
亭子间居民社会地位边缘，身份复杂多样，有较大流动性，居住时间也不十分固定。完全能够想象得出，尽管亭子间人居环境较差，这种政府治理的边缘地带，给从事地下政治活动或其他需要隐藏真实身份的有关人等提供了极大便利。他们能够伪装、快速逃亡或者转移，南京政府的追捕相对不那么容易。楼适夷回忆自己找阿英，阿英的儿子在门口玩，替老子放哨。[9]沈从文回忆胡也频对自己房子的前后结构十分熟悉，随时都能从前门或者后门等地方逃亡或者钻出。[10]不仅如此，亭子间也仍然是他们隐蔽和从事活动的空间，如许美勋回忆自己和冯铿把南强书局的亭子间作为左联的一个交通站。[11]
上海亭子间影像
但亭子间文化人也难免会被怀疑和某些有组织的反对南京或者反对其他派别的政治团体有关，他们是被监视甚至是相互监视的。“五四”时期创造社作家对此已有深切体会。郁达夫是较早写亭子间文化人生活的现代作家，其《春风沉醉的晚上》(1923年)写一个住在“贫民窟”的作家，依靠翻译和创作为生，“神经衰弱”“深夜游行”，隔壁住户陈二妹甚至于“疑我天天晚上在外面与小窃恶棍混在一块”。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监视和搜捕更是疯狂。夏衍曾说：
“我们的同志，假如是单身住亭子间，身份又不清楚，或者没有职业，或者衣着装束与一般人不同(在当时我们有些年轻的文艺工作者缺乏经验，的确有人喜欢蓄长发，穿乌克兰式衬衣，带大红领带，作为艺术家的标志)，或者不按上海一般人的生活规律活动的，就会引起房东、邻居的注意而被看成共产党，甚至被人向工部局告发。”[12]
不仅是共产党，托派、第三党、国民党改组派等在当时同样属于被政治监视的人群。陈公博等创办的大陆大学和期刊《革命评论》等会被查封，贩卖《革命评论》的摊子会被砸，书店玻璃也会被“铲共电影同志会”砸碎。在国民党“清党”时期，有些地方军警甚至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予以逮捕。[13]
郑学稼(1906-1987)十分认同亭子间文化人身份，将其与巴尔扎克笔下巴黎浪子相比，他的回忆揭示了一群后“大革命”语境中亭子间文化人的存在：“当时在上海的‘浪子’，由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后的环境和一八三〇年政变后的法国不同，也有不同的生活。但他们‘用想象做经济，用贫穷做勇气’却是一样。这群‘亭子间英雄’，大多数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退伍战斗者，或是革命的逃兵”[14]，而“所谓‘亭子间英雄’，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典型青年”[15]。郑学稼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后来成为“反共理论大师”，思想上认同托派。据说“生性倔直，脾气古怪”[16]，其言当有一定可信度。他认为这群亭子间文化人“中间的确有人受到新沙皇的收买，愿意把南京变为莫斯科，但也有人‘拟定推翻俄罗斯的计划’”[17]。
根据郑学稼反共立场可以推断，前者指涉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和其他团体，而后面这样一群人当中，胡秋原是“当时上海亭子间英雄的代表者”。[18]郑学稼对共产党有不公之辞，对“自由人”胡秋原多有“褒奖”之意，固然因其政治态度与立场，但左翼文化人也未尝不在他所描述的后“大革命”语境下的“亭子间英雄”之中。当然，各个派别也有自己的“亭子间英雄”代表。
二、亭子间文化人与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郑学稼对“亭子间英雄”的指认也从敌对方角度证明毛泽东对亭子间文化人精神肖像的描绘十分准确。毛泽东在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演讲中指出他们的自大：“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19]其实亭子间文化人也不缺少自我形象塑造。诗人纪弦在《亭子间之夜》中以“我”之名刻画了一个在亭子间为写作所驱使的“神经质”作家：“夜是我的白昼。/我是夜的凄凉的机械。”另一首《亭子间》写于30年代，该诗则说“金色与银色的裸体女”，“她们的美太使我陶醉，/而我是徒有三尺之长臂/与夫不可一世的气概的”。纪弦的诗与更早的创造社自叙传小说对亭子间文化人形象的塑造十分接近，如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青烟》和郭沫若《亭子间中的文士》等。
青年纪弦(中)
郭沫若这篇小说描绘的是大革命之前一幅典型的上海亭子间“文士”自画像，可以用来作为分辨亭子间文化人思想和情感体验的标本。小说一开始，郭沫若用诗人惯常的夸张笔法描绘了亭子间的内部布局，“亭子间中的文士”爱牟幻想对面可能存在一个女人并和自己发生爱情故事，但逼仄空间内小火钵引起的碳酸瓦斯中毒终止了他的白日梦，于是下楼看不远处洋房空地上工人平坟，回来后看到妻子正掉着鼻涕埋头剥胡桃。平庸的日常生活、才子佳人式白日梦、阶级斗争的隐喻等，被作家组合在一起，构成亭子间“文士”的自我认同、空间想象和社会意义网络。但他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冲破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小说最后的结局是“文士”终于找到了灵感，拉上窗帘开始写作。这个封闭空间最终在大革命叙事中被打破，小说中隐含的工人给有钱人平坟、才子佳人幻想，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有了充分的表达。
以上分析可见，包括创造社作家在内的亭子间文化人投奔革命并非毫无根由，他们有自己的社会政治体验。李欧梵对此的描述说：“他们这些艺术上的波西米亚人，仍然可以把赤贫的生存化为浪漫的想象。但外在的社会政治现实也迫使他们走出自我营造的‘象牙塔’，组织起来为社会服务或投入到更激进的事业中去。”[22]亭子间文化人有一定的社会政治体验作为基础，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非难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让亭子间文化人拥有了更开阔的视野，他们在1930年代往往“身兼数职”：既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或者更重要的还是革命家。就算是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强调了文学的独特性，也毫不怀疑文学和政治之间有某种通约性。他曾经批评冯雪峰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将文学论争和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平行论述而强调文学作用的做法，认为这些都不过是唯物史观在各个领域的展开，而尤以社会性质问题为重要。[23]
这是一代在精神和知识层面上十分自信的知识分子。周立波在那本名字叫作《亭子间里》的论文集后记中掩饰不住亭子间文化人的成就感，“集子里的十五篇论文，都是……写于上海亭子间，因此取了这书名”，“在亭子间里，我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稍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参与了左联的党团的活动，担任过两种刊物的编辑”。[24]德里克曾经用代际的概念来分析这样一代年轻人，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第三代的激进主义者和受1915年之后新文化运动所提供的思想粮食滋养所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成名的那一代人的后继者。随着1925-1927年的群众动员而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则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25]
大革命失败后，各路人马纷纷从武汉、广州和其他各个地区转移到上海，寄居上海亭子间，他们依托新兴出版社译介或者撰写了大量不同派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26]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方法被自认为掌握唯物史观的亭子间文化人激烈批判和嘲笑。王礼锡在与胡适所创办的同名刊物《读书杂志》上，接连几期都展开《胡适之批判》，尽力用唯物史观批判胡适方法的笨拙可笑。胡适完全不能接受唯物史观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变革的社会学”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他虽然表面没有理睬《读书杂志》对他的批判，但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中也仍然“冥顽不灵”地批评陈独秀用“经济史观”来解释五四文学革命，认为按照自己《逼上梁山》中所说，当时他在国外“偶然”发难才合理。在上海繁多的刊物上，这些初来乍到的亭子间文化人热情地、激烈地、气恼甚至又不乏夸张地讨论着各自对于普罗文学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等的看法，他们试图对文学进行重新定义，对五四白话文展开猛烈抨击。托派知识分子王凡西和郑超麟将之视为一场“社会主义的文化运动”。虽说不无夸张，但足见唯物史观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勃兴之势。
和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运动的消沉不同，中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运动反而兴盛了起来。郑超麟认为“不很圆满的”解释是与后“大革命”语境直接相关：“因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是学生群众，被一九二七年无产阶级革命唤醒了，虽然来不及参加这个革命，但表示同情，并希望了解这个革命及其理论前提。”[29]另一托派分子王凡西则有更清晰的描述：
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并非某一些人倡导的结果，它乃是广大的中国革命群众的“痛定思痛”，是行动过后的必然思维。当然，大革命失败后，不少知识分子被迫从积极活动中退出来，从街道回进到书斋，多少也促成了那次运动，但基本的原因却不在此，它是由种种更大的客观和历史的因素凑成的空气。思想的要求不仅限于上海与北京，而是普及全国的。由于几年来革命与反革命所提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太迫切了，致使一切略能思想的人，不论在城市或乡村，都会或各省，都想了解那些与他们命运密切相关的大问题。要了解这些问题，则除了研究社会科学却别无门径了。[30]
和共产党方面“内部”在文学领域展开“革命文学”论争相应，王凡西认为，托派在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中发挥了自己的重要力量。而国民党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使用者如陶希圣、陈公博等一开始也居住在亭子间，和共产党、托派以及后来的王礼锡、胡秋原等神州国光社文化人发生言辞激烈的争吵。这些人运用自己所能够掌握的唯物辩证法在各个期刊杂志上争吵，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核心杂志《读书杂志》销量一度超过一期三万份。文学方面，蒋光慈小说发行数量同样惊人，一些出版商甚至采取盗版、截取或者盗用蒋光慈名字的做法牟利。革命文学论争和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激烈热闹的氛围不仅在上海弥漫，远在北京的文化人同样感受到了上海传来的能量。
三、亭子间文化人与上海新书业的繁荣
上海新书业的繁荣是在193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中心南移的产物[31]，但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它与后“大革命”语境直接相关。大革命失败后一时间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在四马路附近如雨后春笋。陶希圣的解释是，“在侵略者两面窥视之下，国家统一的局面促成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建设事业的进展。但是一方面，知识分子的中间，革命时期的主观幻想还是未能平静下来。另一方面，地方军人的中间，地盘观念与权力欲望还在那里发展。外患与内忧仍然是桴鼓相应。思想界与政治界尤其是息息相关”，“恰如出版界小书店林立一样，政治界也是小组织纷起。这两者都是革命北伐大风暴的尾声”。[32]他很明白地指明上海新书业的繁荣，不仅因为有利可图，还和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紧密相关。
新书出版行业当然并非只有政治力量介入。上海新书店投资者成分十分复杂，较纯粹的书贾有张静庐、洪雪帆等，有几文闲钱愿意在红火的出版市场寻找赚钱机会的投机者也不少[33]。如果家境甚好，能够创办出版社和自己的刊物，不用受到“政治”的左右，生存却并不容易。张静庐就认为，1927年以后的新书业，“真度着艰苦困顿的日子，那种痛苦(精神的和物质的)，恐怕只有在这时期中的出版家才真正尝到。直到‘八一三抗战发动后，再度抬起头来’”[34]。可真实情形与他个人感受完全不同，有学者统计，“1927-1937这十一年是民国时期出版最活跃，发行期刊最多的10年(报纸和书籍的出版基本上也是这种状况)，是继五四运动后，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第二个高潮”[35]。
但政治才是新书业繁荣的关键。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工作概况》统计认为，当年“反动刊物较十七年度竟增至百分之九十。在此数目中，共产党刊物，占百分之五十四强，改组派刊物，占百分之二十四，国家主义派刊物，占百分之五强，无政府主义派刊物，占百分之四，帝国主义者刊物，占百分之一强，第三党刊物占百分之二，其他刊物占百分之八”[36]。王凡西的解释与国民党官方统计若合符节：“这班官僚或军人都是受了蒋介石一系的排斥，做了南京政府的反对派。他们在无事可为中，也就略斥宦囊，交托他们直接或间接的朋友来搞‘文化事业’，以为异日再起的资本。”[37]除却政治的有色眼镜，王凡西的说法还算符合实际。当时，共产党主办了春野书店和湖风书局，国民党改组派创办新生命书局，武汉时代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担任汉口《中央日报》主编的脱党分子陈启修背后支持乐群书店，四川军阀刘湘背后支撑中国图书杂志公司，[38]十九路军领袖陈铭枢接手了由邓实等创办的神州国光社，孙科主办中山教育馆等。
亭子间文化人是新书业的重要从业人员，有很多是出版社和杂志负责人或者编辑。正如王凡西所说，“这些所谓朋友，多数是投资人的旧属，会写‘等因奉此’，却不知新文化为何物的。于是他们又找上海出版界的内行来编辑或撰稿，而那些内行，则几乎全是革命中出来的知识分子”[39]。实际上那些投机者和纯粹书贾的出版机构和官僚军阀的一样，也都是依靠亭子间文人来运转。春野书店是钱杏邨等刚刚从武汉撤到上海的共产党员开的;新生命书局是刚刚从武汉来到上海的国民党左派陈公博、陶希圣等担任主要编辑和撰稿人员;长江书铺是陈望道创办的，其中也有施存统等从革命地区回上海的政治人物;神州国光社总编王礼锡曾经和段锡朋一样是AB团成员。
杂志在新书业十分关键，张静庐回忆1930年代办上海杂志公司的原因时曾言及于此，他说“书业的出路只有学校用书，一折八扣标点书，杂志三项尚可存在”，“为事业前途的发展，为文化运动的普及，杂志倒是可为而不可为的出版事业”。[40]旷新年认为“现代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杂志为中心组建起来的”，“甚至事实上刊物的聚合构成了所谓文坛”，“随着杂志的勃兴，作家之间的联系被加强了”，“杂志一方面加强了社会认同和一体化，一方面又导致了风格的不断花样翻新”，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革命文学论争”“文艺自由论辩”“国防文学论战”等，“杂志发挥了关键的作用”。[41]
而围绕在1930年代文学刊物周围的，多是亭子间文化人。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中坦诚：“中国革命文学运动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旺盛起来的……革命文学的许多作者都是‘被从实际工作排出’的青年……离开了群众斗争的漩涡的中心，而在文学事业上找着了他们的斗争的门路。”[42]虽然他们多有政治倾向，甚至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但仍主要依靠文学和其他文化事业生活，写作自然是其生活的重要一端。陶希圣回忆起这一段时间生活十分得意：“上海的小书店林立市场。周刊与月刊纷纭错杂。文稿和书稿一时之间成为畅销的商品。定货的，收货的，随处都有。我自己私下对朋友说：‘我的稿子是支票，五块一千字，随手可以兑现。’这话也有些真实，否则那两三年怎样生活下去?”[43]陶希圣的说法应该说多少是符合实际的。在还没有实行图书杂志出版审查制度的兴盛时期，这些出版社跟随时代潮流，多多少少都是能挣钱的，根据了解内情的人的统计，一本定价八毛字数十万左右印数两千的书在当时出版一次出版商可以盈利三百多元，印第二版可以再盈利五六百元，作者多的能够得到两百元的收入。[44]
陶希圣
亭子间文化人是各种话题的创造者和参与者。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对革命文学问题，甚至对民族主义文艺问题都要关注，并进行激烈论战。现代文学研究者十分熟悉创造社和太阳社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激烈的口气和以自己为绝对正确的武断观点，社会史论战中那种激烈武断态度和观点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相互猛烈批评对方不懂唯物史观，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干脆就叫作《秋原君也懂得马克思主义吗?》[45]。在这场“社会主义的文化运动”当中，最出风头的除了左翼中的创造社、太阳社等诸位“英雄”，还有陶希圣、朱其华、王礼锡和胡秋原等一批社会史论战“明星”。除了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刊物外，新兴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也是大热门，大量的知识生产和需求推动着出版业的繁荣。京派作家沈从文一度在上海尝试过创办同人刊物，较为关注上海文化界，因批评海派引起轰动，他也产生上海普罗文学的兴盛是出版界推动的“错觉”。[46]
注释
[1][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6、879页。
[2]叶中强专门对住过亭子间的作家进行过梳理，见《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9～388页;朱军论文明确提出“亭子间文人成色庞杂，很难以具体的流派来界定”，见《现代都市边缘知识人的身份认同困境——以亭子间文人为例》，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创新——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届学术年会文集(2012年度)青年学者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24]周立波：《后记》，《亭子间里》，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4]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页。
[5]井延凤：《亭子间与青年左翼作家》，见张鸿声主编《上海文学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179页。
[7]多九公：《上海亭子间解剖图》，沈伟东主编《走，回民国住两天》，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
[8]王礼锡、陆晶清主编《通信七》，《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7页。
[9]楼适夷：《我和阿英》，《适夷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10]沈从文：《记丁玲续集》，《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11]陈梦熊：《夏衍追忆南强书局的一封信》，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下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12]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13]《国共合作清党运动及工农运动文钞》，日本东洋文库缩微胶卷，转引自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4][15][17][18]郑学稼：《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少作收残集〉上卷读感》，《胡秋原先生之生平与著作：祝贺胡秋原先生七十寿辰文集》，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7、36、38、36页。
[16]古远清：《“第四种人”郑学稼》，《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4期。
[19]毛泽东：《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20]路易士(纪弦)：《亭子间之夜》，《作品》第1卷第2期，1943年8月。
[21]路易士(纪弦)：《亭子间》，《文艺大路》1935年5月创刊号。
[22][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23]茅盾：《仍是漫谈而已》，《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1946年7月第3期。
[25][27][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翁贺凯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1页。
[26]参考君素《一九二九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
[28][30][37][39]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年版，第176、177、177、177页。
[29]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
[31]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1、1033页。
[32][43]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传记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110页。
[33][44]梦涛：《出版界一瞥》，《读书与出版》1933年3月第1期。
[34][40]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4年版，第127～128、157页。
[36]《中央宣传工作概况》，《中国国民党年鉴》，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789页。
[38]王淑明：《我与“左联”二三事》，《左联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7页。
[41]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7页。
[42]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61页。
[45]孙倬章：《秋原君也懂得马克思主义吗?》，《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
[46]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中说：“看到这三两年来上海方面所谓出版界的一切情形，盛衰盈亏消息，就更长了多少见识。一时节的‘普罗文学’兴起，反手间的‘民族文学’成立，不知者还以为一则不外乎同政府对立，一则不外乎为政府捧场，故现象推迁，有此结果。其实不要这个，欢迎那个，还是几个眼尖手快的商人所作的事。”见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