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可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导读]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特朗普与拜登进行首场辩论，由于辩论逐渐沦为人身攻击，主播华莱士无可奈何：“绅士们!我讨厌高声说话，但我为何不跟你们一样呢?“ 他劝导，如果少点打断，辩论会对观众更有意义。观众的反应也刚好印证：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即时民调，69%的网友对这场辩论的最大感受是，“烦”。
不少人回想起4年前的特朗普当选：他先是向失败者希拉里发去了问候，随后便开始赞颂上帝、国家、以及他所有的家人。在这串冗长的名单里，观众听到了他过世的父母与大哥的名字，也听到了他女儿未婚夫的名字。每当他念出一个名字时，台下的人们都会像听到“上帝”与“美国”的名字那样，发出如雷般的欢呼。
自打特朗普当选，有关他的调侃不绝于耳。他口含金汤勺出生：在二十世纪初，父亲弗雷德·特朗普就已成为成功的地产商人，而特朗普本人毕业于沃顿商学院。但特朗普的词汇量被调侃只有“4000不到”。有网友编撰特朗普母亲的名句，“他(特朗普)是个没有常识的白痴...但他是我的儿子，只希望他永远不要从政，他会是个灾难!”
特朗普的当选，冲击了美国百年来的精英政治传统，即贤人政治。在宗教衰落后，精英们需替代教士来界定、体现和实现政治上的善即正义，构成对财富的“抗衡力量”，从而实现公共关怀。伴随富豪统治逐见声势, 精英政治遭受冲击，而我们也发现，以往美国精英的性状和气质所塑造的“自由民主”正逐渐瓦解，美国梦也随之消退。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参考。
▍以公共性和普遍性界定精英
资本和权力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均等的。
精英，就是那些在各个类型和层级的共同体或社会场域中占居优越地位，拥有并能够运用巨大的，甚至是垄断性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资本和权力来实施安排和作出决定，以实现自身的和公共的目标和利益的人群。
关于精英，有下面的一般性评断可以申说：精英的性状和气质反映和塑造共同体和民族国家的性状和气质;精英的作为、意志、偏好和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共同体或者民族的生存状态，决定着共同体和民族的公共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性状和质量;精英的抱负、胸怀和能力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主动性和变革能力的大小;精英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精英和非精英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状态、以及社会其他部分对其精英成员的态度和评价大体上决定和反映着社会认同、社会共识和社会正义的状态。
进而言之，对一个民族的成功和伟大抑或失败和悲哀的根源的探究，实际上大部分可归结为对其精英部分的考察。伟大的民族必然拥有总体上可敬的和光荣的精英人群，正如在窳败而没有希望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人们总是可以有足够的恰当理由指责其中的精英。
民族造就精英，精英乃为其所处的民族的社会体制和文化场域所历史地生成。但精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好的现代社会的精英，也是自我塑造的，他们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地自我匡正、自我变革和自我塑造。他们必须获具历史主动性、超越性、公共性和普遍性。他们必须不断超越自己的利益、眼界和积习的狭隘性，超越社会和文化的规定性。他们必须经由超越性达至公共性。
现代民族国家是政治的民族，现代民族国家的公共性必然也必须指向和体现为政治性。精英阶级必须要打破地域、阶级、小共同体和宗教的局限性而成为全国性的政治阶级，成为产生“国士”的阶级。在宗教的传统精神权威衰落之后，政治化的精英必须替代教士来界定、体现和实现政治上的善即正义，为此他们不能是功利主义的和世俗主义的，而要在“公民宗教”中充当布道士的角色，在价值、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上拥有自己的强固基础和制高点。
精英必须是个具有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社会物种，不能在盲目和顺从中受制于现代社会的自然趋势和所谓铁律。他们必须在自己身上超越和克服现代社会的分化和原子化，而担负起融通和整合的责任，跨越和贯通多个场域，善于融汇和运用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资本;为此要自觉和有效地抵制专业主义、工具主义和技术至上的思想。
它必须超越、抵御和驾驭主导现代社会的经济法则，本着政治高于经济的原则思考和行事，对如不加以匡正和制约则必然会凌驾于其他力量之上的财富的力量构成匡正和制约，也就是像加尔布雷思所说的那样构成对财富的“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虽然财富在现代社会是孕育精英的最重要的母体，但政治化的精英却往往会以某种形式接续所有伟大文明和宗教的精神传统中共有的一个要素，即对财富的不信任和戒惧。它要疏离甚或背叛财富。
精英必须担当得起“公”和“通”两个字；精英必须“喻于义”而不“喻于利”；精英必须不能是唯利是图、蝇营狗苟、目光短浅的。准备、造就和担当了“美国世纪”的正是这样的美国精英。
▍波士顿婆罗门与美国的“贵族政治”传统
美国是商业和商人的国家，没有世袭贵族和贵族政治，美国的政治在根本上是平民主义的和地方性的——对发端于托克维尔的这些通行看法须得有所保留有所补充。在美国的早期政治史特别是在国父们、联邦党人和高等法院
身上，其实不难找到“理想类型”的贵族政治的要素和气质。
正如小亚瑟·施莱辛格所指出的，好的贵族政治具有某种将家族的尊荣与对国家的使命感结合起来的特性，贵族在统治的同时会生发出对被统治者的公共责任感，而且会超越金钱的利益去征询其他利益集团的意见。
民主政治在与商业阶级的媾合中，容易具有粗鄙、琐屑、反智和盲目的秉性，而贵族政治会以其长处对民主政治构成某种弥补和匡正，在特定情形下有助于民主制下的精英政治(meritocracy，亦可译为“贤人政治”)的生成。而民主政治只有同时也是精英政治，或者说只有由良善、睿智和有胸襟的人所担当和运转的民主制，才成其为好的政治。
美国的确没有欧洲那样的贵族，但也有一个重要而有趣的替代物，就是所谓“波士顿婆罗门”(Boston
在刊载于1860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里，这个美国式贵族阶级的一个成员创造了“波士顿婆罗门”这个词并骄傲地宣称：这个“种性”兼具财富、智识和美德，在“发展和领导艺术、文化、科学、政治、贸易和学术上有极大的影响力”。
这些名门望族绵延不绝，在一个多世纪里为美国造就了总统(如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大法官(小奥列弗·霍尔姆斯)和众多全国性政治家(如温德尔·菲利普斯和亨利·卡波特·洛奇)，以及大批有文化和政治影响力的学者和教育家(如爱默生和查尔斯·埃利奥特)。
在教派主义和地方主义盛行并排挤美国认同的19世纪，这个群体引人注目地执守和承载着美利坚民族认同和全国性的眼界抱负。在美国固有的杰克逊式平民主义的和商业阶级的“反智主义” 传统。之旁侧，这个拥有财富的群体也以培育和提升美国的文化、学术和教育自任，并且致力于向政治灌注文化和智识的养分。新英格兰望族所生发出来的政治不是财富统治，而是贤人政治。
哈佛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波士顿婆罗门的产儿，而哈佛在美国的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是波士顿婆罗门的秉性和气象的一个映照。哈佛甚至自殖民地时期开始就立志担当“全国性的”大学，而不是以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或者新教公理会派(Congregationalist)的教育学术机构自命。
哈佛历史上任期最长影响也最大的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在其1869年的就职演讲中宣称：哈佛将秉持“代代相传的主流精神……这应该是一种普世的（catholic）精神……这所大学热切地盼望能够通过培育知识上诚实、思想上独立的人来服务于国家……（而）大学不是由一个教派，而是由一个国家来建立”;哈佛“将培育一种公共责任感，而正是这种伟大的美德才使得共和国成为可能”。美国精英之“公”和“通”的气象，哈佛之塑造美国精英的使命感在此跃然于字里行间。
在19世纪晚期以后激荡的思想潮流和政党政治演变的历史中，波士顿婆罗门和哈佛在总体上成为现代民主党自由主义的支撑和堡垒。而波士顿波罗门、新英格兰地区和哈佛在智识上的卓越性，与其社会和政治上鲜明的自由派立场之间有着深层次的相关性。对美国的历史大势以及对美国精英的演变和性状，这种相关性是有深刻而重要的意味的。
▍反“富豪统治”的现代民主党自由主义
在有着根深蒂固的洛克式反国家主义思想传统、习惯于以财产权和私人利益来界定自由的美国，在内战以后迅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财富力量急剧膨胀的“镀金时代”，追求公共性和普遍性的最主要的障碍来自金钱的社会力量、金钱的政治以及佐证金钱霸权的意识形态。
在被称为“美国世纪”的20世纪，有历史正当性的美国精英(或者说其主体)必然是要在反对“富豪统治”(plutocracy)的斗争中重新塑造自身。美国自由主义长期运动的要旨正在于从公共性的角度重新界定和扩展自由的意义并建立现代福利国家，对富豪统治的反对和批判也正是题中应有之意。
1870年代以后，曾经代表自由劳工的共和党演变成了大财团和富人的政党，借助金钱的力量长期在国内政治中享有对民主党的优势。大萧条的爆发将罗斯福新政推进美国历史，才有效地削弱了共和党保守主义的力量。共和党人的典型标语是：“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American business is business，1923至1929年任总统的共和党人柯立芝语)，“对通用公司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国防部长威尔逊的名言)。
而无论是进步党人，还是承续了进步主义的民主党新政派，都以今日政治生活中已然见不到的率直和激烈反对财富统治，以致于罗斯福被认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每天都吃一个烤百万富翁”。按照今日流俗之见，国家权力的扩张必然导致腐败的蔓延，但事实上“新政施行之清正廉明令人惊叹”(克鲁格曼语)，正说明了新政精英群体的公忠有质和道德优越性。
战后美国政治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自由主义变得温婉恭让多了，新政派逐渐被边缘化，已不可能出现进步党人和罗斯福那样激烈的反富豪政治。但战后新政自由派的主要发言人和思想家，如加尔布雷思和施莱辛格等，也都把谴责富豪统治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
施莱辛格在作为战后自由派宣言书的《至关重要的中心》中对富豪统治的狭隘、委琐、势利和庸俗表现了极大的蔑视和憎恶：“富豪统治的思想出发点是阶级而不是国家，是私人利益而不是社会责任，是商业交易而不是战争，是苟安而不是荣誉”；富豪统治的结果“是阉割统治阶级的政治能量”。
代表公共性、普遍性和变革精神的20世纪美国精英的成长史，是与开启于进步主义运动，经罗斯福新政再到肯尼迪、约翰逊的现代民主党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美国政治精英和精英政治作为理想类型，与民主党自由派多有重叠，而不太容易与共和党保守派在印象上联系在一起。
在据说没有社会主义的美国，民主党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替代物，抑或可以说是美国式社会主义。也可以说它是“非美国的”：是超越美国的主流传统和局限性的产物。这样的思想和政治运动只能产生自一个普遍主义的(universalistic)阶级的母体。这样的阶级也只能是一个基于智识和理念的阶级而不是基于经济和利益的阶级。
在现代商业社会，智识和理念的阶级与商业和财富的阶级之间的对立比它们之间的合流更合情理，对社会也更有益。
现代美国自由主义正发端于智识和理念对镀金时代的背叛。在镀金时代，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严重不公，世风低俗堕落，流氓大亨(Robber Barons)和恶人政客(spoilsmen)成为最为耀眼的成功者，政治生活中“没有领袖，没有原则，没有政党”。进步主义运动的推动者是一些学者、记者(所谓“黑幕揭发者”)和社会工作者，以及一些有学者背景也有“理念人”特性的青年政治家(最典型的是西奥多·罗斯福)。
进步主义政治家共同的特性是：追求超越物质利益和狭隘利益集团之上的社会理想，阳刚而浪漫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富人阶级的公开鄙视;而进步主义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则有一种质朴而鲜活的科学主义信念和改革精神，相信“社会工程”和“社会技术”，致力于开发和推进“社会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寻求将政治和学术界的力量结合起来改善社会。
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以所谓“威斯康辛理念”(the Wisconsin idea)为标志和范例，大学和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结盟开始形成，智识和权力的关系的美国形态也由此生发。1900年，著名进步主义政治家拉福莱特(Robert M. La Follete)当选为威斯康辛州州长，向威斯康辛大学的学者大开参与州政之门，使这所名校一时成为社会科学介入政府事务的平台，号称“一所统治着一个州的大学”。
绝非偶然的是，正是这一时期在威斯康辛大学经济、政治和历史学院，埃利(Richard Ely)和康芒斯(John R. Commons)创立了美国的老制度经济学，而这是一种上承德国历史学派、下接凯恩斯主义的大政府主张，反对自由放任的、因而也是“非美国的”经济学，是一种高度契合后来民主党人的福利国家和社会正义理念的经济学。
同样绝非偶然的是，新政时期罗斯福大批吸收知识界人士进入白宫，“智囊团”（brain trust）成为民主党政府乃至于美国政治的一个标识；而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联邦政府更是涌进大批常青藤名校教授和前罗兹学者，成为所谓“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brightest)的汇聚之地。
对说明美国精英的特性有丰富含义的一个事实是，20世纪以来，美国知识界已然形成所谓“左翼传统”，总体倾向于民主党，大学教授中自认为是民主党人或者“自由派”者常在百分之七八十。而在大学和知识界范围之内，更容易生发普遍主义和公共关怀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领域里的大学教师的自由左派比例最高，自然科学次之，而与商业有联系的应用性学科的成员则更多地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民主党自由派与学术界的亲和与联盟，共和党保守派与财富集团和反智主义的关联与重合，这种基本格局大体延续至今，此中固有可资深思之处。
▍学术生活与政治精英的生成机制
智识阶级与民主党自由主义的联盟和共生也需置于现代美国学术生活的背景中加以审视。智识阶级——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要成为政治化的国家精英，就要超越知识生产者的单一身份和“为学术而学术”的现代知识行业的准则。然而实际上，现代的智识阶级并不必然是公共的和普遍主义的阶级。和现代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现代学术生活要受到分工和专业化的铁律的宰制，它本来更倾向于制造工具主义的专家而不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理念人”。古老的智识阶级到了现代社会要遵从职业主义、客观主义和价值中立的工作伦理，要经历去公共性和去政治化的洗涤。
19世纪后期以来也是美国大学勃兴和学科分化的制度体系确立成型的时代，没有学科规制的知识和没有专业的知识人被废黜，知识生活倾向于“在越来越小的领域知道得越来越多”。不可否认，为学科规制所主宰的知识生活有一种内在机理，会贬抑和消蚀对基本的、深刻的、重要的问题的追问，进而有消解知识和知识人的公共性和普遍性的效应。的确，20世纪初的美国也有人(如赫伯特·克罗利和沃尔特·李普曼)预言，掌握美国未来社会的精英阶级将由技术专家所构成。
然而，美国知识生活的机制，以及政治化的精英阶级的生成机制，并没有完全为偏狭的专业主义和僵硬的工具主义所主宰。众多的美国知识界领袖洞悉专业主义对美国民主和公共生活的复杂后果，就当时知识生活细碎化和去公共性的趋势提出疑虑和批判。比如杜威就探究了专家和共同体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号召专家承担“知识大众化”的公共道德责任。
192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领域里出现了旨在强化知识的贯通性和公共价值的制度性努力，而这一努力的一个初始方式就是鼓励跨学科研究。1923年，在一些社会科学领袖(特别是查尔斯·梅利亚姆)的主持和号召下，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建立，其宗旨在于针对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细琐和脱离现实的取向，提倡和赞助跨学科、综合性的和面向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这个机构以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巨大财力支持了众多社会科学家，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社会科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风尚和走向。同时，哈佛和其他一些顶级大学纷纷设立“校席教授”的最高教衔，授予那些“作出跨越知识的常规界限的智力贡献的”学者。
而哈罗德·拉斯维尔等则开始开发“政策科学”的观念，指向“克服现代生活的分裂倾向，创造私人和公共生活的目标和手段之间更大程度的整合”。不难理解，知识生活，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知识风尚与政治化的精英集团的构成和性状之间存在着微妙而重要的关系。特别是在民主党执政时期，美国大学教授中多有在政府和学界之间“进进出出的人”，在此深有根由。
对生成精英的机制更为直接和切题的是大学教育。在现代社会诸领域中，最有必要，也最有可能在顺应分化和专业主义的同时又能有效地对这一律令构成反思和制衡，并在新的基础上达成普遍主义和公共性的制度领域只有两个，一是大学，二是国家。大学的政治功能是向国家和社会输送公共性和普遍主义的理念和人员。
就此而言，20世纪美国精英大学 “通识教育”承担着极为重要的使命。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主宰高等教育的时代里，“君子不器”的精神并未全然泯灭，通识教育接续了古典文明和英美传统学院中培养特权阶级或者“绅士”的“自由教育” 的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对专业化和职业主义的背反和匡正，是社会保留和养育普遍主义精神的基地。通识教育宣布培养“民主社会的公民”，但精英大学的通识教育所产生的无疑不是一般的公民，而是其中的精英成员，包括“统治者”。
当然，生成美国精英的机制并不全然在于大学。在进步运动以来的政治和思想变化的大势之下，镀金时代爆发起来的富人阶级似乎在效法老的波士顿婆罗门，开始急速地提升他们自己的智识和审美，也开始更多地向社会显示他们的向善之心和公共服务精神。他们开始捐赠，开始设立推进社会福利、社会智能和人类和平的立旨高远、目光远大的基金会。
企业家阶级在根本上无法成为普遍的阶级，但他们通过改变自己和提升自己而获得了更多的普遍性，或者向普遍主义的精英阶级输送人员。所谓的“勃登布洛克动力学”开始起作用了，起家富豪的第二代、第三代进入政治领域，且总体上不乏庄严正大的气象，有些甚至是有英雄气概的人，典型的是肯尼迪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
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过程中，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华尔街和商界一批有国际经验和视野的商人和律师成为推动美国放弃源远流长的孤立主义、建立全球性视野和抱负的中间力量。他们不仅致力于塑造和促成美国精英中的“自由国际主义共识”(而这与内政中的民主党自由主义在根本上是趋于一致的)，而且以各种方式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构成冷战初年急剧扩大的“国家安全权势集团”的核心和砥柱。
赖特·米尔斯所批判的军事、企业和政治领域里的权力精英高度同质化的情形， 以及所谓“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的浮现，从我们的角度看来，也正映照出美国政治精英之跨越贯通多个领域的良性特征。而在20世纪美国民主党自由主义构筑福利国家、管理型国家和“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历史长波中，美国精英的这种贯通的特性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政治取向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