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征
2020年09月30日10:01 来源：《党史文汇》2020年第9期
章士钊是湖南的文化名人，也是毛泽东的故交。他的养女章含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毛泽东的英文老师。1963年冬，毛泽东学完一段英文，在和章含之散步闲谈时，突然想起一件陈年往事。原来多年以前，他曾向章士钊借过一笔钱，一晃40多年过去了。毛泽东当即决定偿还这笔债，一年还2000元，分十年还清。
毛泽东为何要向章士钊借钱，为什么又以“十年还清”这样的方式还钱呢?事情要从毛泽东积极筹措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经费讲起。
我国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始于20世纪初。1912年，李石曾与吴稚晖、吴玉章等进步人士认为“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中国古时对西欧的叫法)为要图”，在北京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1915年，袁世凯窃取民国政权，李石曾、蔡元培等人被迫流亡法国。袁世凯倒台之后，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又相继回国，继续倡导青年学生赴法留学。
“五四”时期，由于赴法勤工俭学的主张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谋而合，大批有志青年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迫切希望去法国寻求救国之道，加之各地政府、社会贤达的大力扶持，留法勤工俭学在全国逐渐形成了一股热潮。中国的热血青年怀着救国梦想，漂洋过海远赴异邦，努力工作，用所获报酬助学，学习西方新思想、新知识、新理念。他们中很多人通过切身体会西方社会的工人运动，向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努力探索。正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初露曙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王若飞、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
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1918年6月，经章士钊举荐，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杨昌济到京后，得知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正在筹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于是将此消息告诉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当时，毛泽东等新民学会的会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正面临着寻求“向外发展”之路，大家认为留法勤工俭学是湖南青年追求进步的大好时机，颇有可为。
赴法前，留学生需要在国内预习一些法语、西俗以及工艺技能，以便赴法后交流、工作和学习。为此，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奔赴北京。在老师杨昌济的联络帮助下，蔡元培、李石曾同意为湖南青年开办3处留法预备班。毛泽东开始制定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计划，积极为赴法勤工俭学筹措经费。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留法勤工俭学当时每人所需费用达五六百元之巨，对于广大青年学生来说，囊中羞涩，往往需要得到资助才能成行。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至1920年，新民学会会员74人中，赴法勤工俭学的达19人，而赴法的湘籍青年则多达300余人，其中就有徐特立、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葛健豪等。在那个年代，湖南有如此多的青年学生奔赴法国，与毛泽东等人四处筹措经费分不开。蔡和森等湖南留学生到达法国后，曾在蒙达尔纪召开了著名的“蒙达尼会议”，提出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政党，以“中国共产党”为名。他们还积极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传回国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
1919年底，毛泽东为“驱张”运动及赴法勤工俭学等事宜再次来到北京。恩师杨昌济持重病之躯，在医院写信给因参加南北和平会议滞留上海的章士钊，向他举荐毛泽东、蔡和森，称“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20年5月，毛泽东赴上海，为即将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萧三、陈赞周等人送行。为继续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及湖南革命活动，毛泽东急需一大笔钱款。新民学会会员最多时也只有50多人，每人每年只需缴纳1元的会费，遇有特别支出，会员讨论后可征集临时经费，虽能向社会贤达募集到一些资金，但总的来说经费十分有限。资助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加上组织“驱张”运动，耗费不少。一个月之前，毛泽东还邀集湖南代表在北京景山东街中老胡同商讨“驱张”活动的问题，决定在北京的“驱张”代表，除留罗宗翰等少数人外，其他代表分别到武汉、上海、广东及湖南继续进行“驱张”活动。在上海，他同彭璜、张文亮等人一起租了几间房子，试验工读生活，“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过着俭朴的生活。作为新民学会实际负责人，当时毛泽东囊中羞涩，离别之情加上经济上的压力，使他更加忧郁惆怅。为难之中，他想到了仍滞留上海的章士钊。有恩师的举荐，毛泽东便鼓起勇气，登门拜见，请求帮助。时刻关注家乡动态的章士钊得悉后，当即发动上海社会各界进步人士捐款，并将筹集到的2万银元悉数交给毛泽东，解了毛泽东心头之虑。
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毛泽东给章士钊“还钱”的由来。
毛泽东准备了2000元钱，让秘书代他归还章士钊。章士钊让章含之转告毛泽东，当年那些钱都是募捐来的，不算借，也不用还。当章含之把养父的话带给毛泽东时，毛泽东解释说：“这是我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毛泽东称其为‘行老’)的一点生活补助。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帮助了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去解决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从此，每年春节前后，毛泽东的秘书总会送2000元到章士钊家中，章士钊推也推托不掉。
十年之后，2万元已还清，由于秘书以为毛泽东只是“还钱”，便没有继续再送。毛泽东从章含之口中得知这一情况后，不无歉意地对章含之说：“怪我以前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40多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所以，与其说毛泽东向章士钊“还钱”，不如说是毛泽东对章士钊补偿当年出手援助的一份情谊。
现在，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专题展区的展厅里，陈列了一张毛泽东生活费收支报表，其中就有毛泽东给章士钊“还钱”的记录，蕴含的深厚革命友情已成为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