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9月30日)是革命烈士纪念日，当习近平总书记率领党政军领导饱含深情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鞠躬致敬时，又把我们带回到那波澜壮阔的红色时代，一个个烈士们为了理想和信念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的悲壮画面又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的名字最近才被人知晓。
前一段，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组上海临解放前几位美国记者在现场拍摄的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我地下党员的照片，令人痛惜、令人唏嘘、令人落泪、令人愤慨。
上海是1949年5月27日解放，而在5月上旬国民党当局大开杀戒，把罪恶的双手伸向了我党的地下党员，这些党的好儿女没能等来解放的曙光，在黎明前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
如今，70余载过去，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烈士们，谨以此文纪念他们，希望他们的亲人能看到这些照片，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晓这段历史，不忘烈士们的壮烈牺牲!
1949年5月11日行刑之前
这一天，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拍摄了行刑现场的照片，七十多年过去，我们再看到这些照片，仍然不禁热泪盈眶。
手拿判决书正在细看着的地下党员。
国民党法警正准备将处决牌插到地下党员的背上，上面的内容依稀可见“令枪决通敌叛国犯朱大同壹名”，由此我们得知这位含笑赴死的地下党员的名字叫朱大同。
被五花大绑插上处决牌的朱大同烈士。他面对最后时刻的来临，大义凛然，毫无惧色，脸上竟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另外两位地下党员，蹲在地上，就着木椅正在写遗书。
身穿长袍的中年人，仿佛不是在刑场，而是如同在考场写就了一篇得意的好文章，脸上气定神闲，傲然不群。
可惜照片未能清晰地展现出这篇人生得意之笔的内容，但可见洋洋洒洒，一张纸已经快写满了。
另一位穿着中山装的地下党员神情认真，一丝不茍地写着遗书。有赖美国记者近拍的视角，我们再现了遗书的大致内容：
“淑媛吾妻，余为革命奋，此结果可谓求仁得仁，太对不起妳，因不事生产，(无)片土，又无丝毫之积蓄，重担放在一个人的肩上，我平日刻苦，忠肝义胆，人生终有一死”。
寥寥数语，刻画出一名无产者的清贫，更展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赤胆忠心，为了建立新中国，抛家舍业，不畏牺牲，令人钦佩万分，潸然泪下。他的爱妻如果能收到这封遗书，虽亲情相连，但已两界相隔，悲恸之情，可想而知。
临刑前，刽子手们给我们的烈士们备下了酒和面，壮士们一饮而尽，一吞而下。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何等的豪迈，何等的悲壮!动天地，泣鬼神!
烈士们慷慨赴死，英勇就义。可惜这组照片除了朱大同烈士之外，我们始终没有发现其他地下党员的姓名。
根据上海地方志官方网站
记载，1949年5月11日在上海宋公园(今闸北公园)有四名地下党员被杀害。他们分别是：朱大同、方志农、张达生、王文宗四位烈士。
而根据网络上一篇对王文宗烈士的妻子葛璀瑾同志的采访，她的经历几乎与《潜伏》电视剧中的情节相仿，经过组织安排，她以王文宗妻子的身份传递情报，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两人经过组织的同意结为正式夫妻，可惜婚后第7天，王文宗就被国民党逮捕，时年30岁，他就是这四名共产党员中的一员。
至于那位写着“淑媛吾妻”遗书的地下党员，极有可能就是张达生烈士。
我真心希望有关部门能进一步挖掘整理我党这些无名英雄的事迹，将他们由“地下”请到“地上”，由“无名”变为“有名”，将他们的英名镌刻在革命英雄纪念碑上，将他们的事迹广为宣传，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根据网上资料，有关朱大同的史料十分矛盾，但有一点可以确信无疑，朱大同有烈士身份。1950年，上海解放后，朱大同被追认为烈士，并在1981年又再次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经过官方多次认证，可以确信朱大同对新中国有功，然而为何朱大同依然被许多人怀疑是叛徒汉奸呢?
原来，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有关朱大同的报道和记载均为反面素材。据载，他早年加入共产党并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后来叛变，为军统秘密发展特务组织，还大肆破坏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并在民国30年春，新四军四师东撤，朱大同亲率两个营的兵力，妄图乘机重创新四军，此后，朱大同还被日军逮捕，随之释放，当地报纸报道，朱大同成为了汉奸，帮日本人做事。
全国解放前夕，朱大同又积极策反国军，策划地方武装起义，迎接解放军渡江。随后行动暴露，被军统逮捕。
正是这些有关朱大同叛变的报道，才会让很多人认定朱大同曾经是个汉奸和叛徒。
但是，1999年，在朱大同去世后的50年，河南电影制片厂离退休干部处曾出版了一本仅印了1000册的书《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50周年》。
这本书里详细记载了朱大同的事迹，而且提供材料均为当事人：原“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负责人、组织部部长许闻天，前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史永，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邓昊明等均为朱大同提供了证明材料。
原来朱大同是第31集团军副司令，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王仲廉麾下的特派员，他从未叛变，一直都是地下工作者，为了获取情报，他深入敌后，与狼共舞，不惜毁掉自己的名声，甘愿做一名被千夫所指的“汉奸”。
根据资料，朱大同遭遇日军的记载，确有其事，但是朱大同的警卫员侯兴胜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日军对朱大同进行了威逼利诱，但是朱大同宁死不从，便被关了起来，后来被他警卫员营救出来了，回到了王仲廉的指挥部。
朱大同潜伏了这么久，却在全国解放前夕不幸牺牲，实在让人感到遗憾，最让人难受的是，在刑场上，面对群众不明情况的指责，朱大同等烈士的心中，恐怕有太多话要说，却什么也不说不出来.
也许，成为一名地下工作的那一天起，朱大同就已经预想到了这种情景，然而当这一幕真实发生时，还是难以让人接受，唯有一笑释然。
如果把我放在朱大同的位置，光是想一想，心中就有莫大的委屈，当年的这些革命工作者，实在太不容易了，既要在贫苦危险的环境中工作，还要拥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尤其是地下工作者，不仅要在敌人的包围中，坚持工作，还要时刻防备暴露，干什么事都要提心吊胆，可能牺牲后，都没有多少人知道，甚至还有可能背负骂名。
在这里，要为所有的无名战士和地下工作者，献上最诚挚的敬意，感谢您们的默默付出，没有您们的努力和付出，就没有我们今天安定幸福的生活，谢谢，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