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一年，国共在战场的优劣强弱对比逐步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巨大变化。而变化起始于围绕陕北延安的一攻一转的博弈之中。蒋介石得意于闪击占领延安，受损于困在陕北，最终遭受重大挫折;毛泽东冷静应对，从容指挥，转战陕北，在战略转移中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进攻延安
在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受挫后，从1947年开始，蒋介石调整了战略部署，集中了近70万的兵力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在蒋介石看来，延安是中共的首都，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号施令的中枢，攻占延安，无疑将具有重大的宣传和象征意义。为此，蒋介石下决心要首先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延安，进而妄图消灭陕甘宁边区部队，或者压迫这支部队和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的华北解放区去。到时在华北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以达到将人民革命力量各个击破的目的。对此险恶用心，中共中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彭德怀也指出：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以压倒优势兵力，歼灭陕甘宁边区我军，压迫我军和党中央、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然后沿无定河、黄河封锁之。这样蒋介石可以抽出嫡系胡宗南部主力控制于中原或华北，加强机动兵力。这是蒋介石当时的阴谋企图”。
蒋介石将重点进攻陕北的任务交给了拥有重兵的“西北王”胡宗南。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急电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去南京，表示将要进攻延安。3月12日，国民党空军开始飞往延安进行投弹轰炸。13日上午，胡宗南15个旅14万余人，分兵两路，向延安发动进攻。再加之马鸿逵、马步芳部和榆林邓宝珊部，全部兵力达34个旅约25万人。
面对蒋介石和胡宗南对延安的重点进攻，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武器装备上，保卫延安的2.6万中共部队都很难与胡宗南的军队进行正面抵抗。所以，毛泽东一面要求防御兵团进行顽强抵抗，另一方面也在考虑适时撤出延安，并于3月2日即作出了紧急疏散的决定。19日，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大肆吹嘘说“毙伤匪军一万六千余众，俘匪一万余众”。实际上，中共边区部队已经于19日上午全部撤出延安，下午胡宗南部所进占的延安不过是一座空城。
对于自己轻易“攻占”延安，胡宗南大吹大擂，称之为“陕北大捷”，蒋介石也是兴奋异常。对此，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这样说道：国民政府虽然声称它击溃了十万共军，但看来这是一种很大的夸张，因为美国的观察员们在共产党调处人员返回的期间曾报告过，中共实际上已经撤出延安。
放弃延安
3月18日，胡宗南部队凭借优势兵力和炮火，逼近了延安城郊。在敌强我弱、大兵围城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举行会议，商讨撤出延安和应对国民党作战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对延安有很深的感情，撤离延安的决定不是很容易就能决定的。放弃延安，不仅意味着中共中央再次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苦心经营十多年的红色首府将陷入敌人之手。同时，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在国内外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国民党如果占领延安将具有巨大的宣传和象征意义。蒋介石就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收复延安“对政略、对外交，皆有最大意义也”。
面临军事和政治上的困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站在全局高度，从全国战争形势和革命发展形势出发，以战略性思维向广大党员和军事干部阐述撤离延安的重要作用。
3月16日，毛泽东对赶到延安的新4旅副旅长程悦长和团长袁学凯说：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全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处。不过，我有点想法。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其二，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二十多万人马，我们只有两万，陕北的比例是十比一。这样我们其他战场就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18日撤出延安前，他在接见保卫延安的新4旅团以上干部时又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拳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背上了包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也回忆道：“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毛主席说：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你知道吗?蒋介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
面临敌机的不断轰炸和越来越近的炮火声，彭德怀劝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尽早撤离延安。毛泽东对此回应道：“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18日晚，毛泽东在炮声中从容地吃了晚饭，经彭德怀的一再催促，才坐上吉普车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而此时，除作战部队外，机关人员和群众已经全部撤离，延安成了一座空城。
◆蒋介石在占领后的延安。
以延安来换取全国，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在撤离延安问题上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思维。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战争初期该顶的地方要顶，但是有些地方也别顶得太久，有时要放，要使敌人感到有味道，要使敌人取得点胜利，为了消灭它，得放它进来。
美国女记者斯特朗就此分析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延安已不是他们唯一的活动基地，甚至也不是他们最重要的基地了。他们的战略已经延伸到整个华北和东北，已有成千个城镇和一千万农户欢迎毛泽东了。她进一步评论道：总的来说，共产党人是很镇静地谈论延安的。过去，它是他们后退隐蔽之处，也是他们向外扩展的根据地。现在它已经没有经济和军事价值了。从战略上考虑，撤离延安是有利的。他们相信把胡宗南放进延安，在那里将他包围歼灭，所付的代价要小一些。
撤出延安后，当斯特朗向毛泽东提及此事，毛泽东这样回答道：如果你问是丢了它好还是守住它好，当然是守住好。但是如果我们丢了它，我们照样能过。为了民生和民族独立而打的人民战争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最后的事实也正如毛泽东所讲，我们不仅收复了延安，同时也换取了全国的胜利。
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对国民党占领延安曾这样评述：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伟大的胜利，实则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因为共军与政府军所采取的方法不同，共军不愿破坏健全的军事政策，而把主力用于争夺一个只有象征的意义而无军事上的重要意义的城市。共军不战而退出延安，遂使政府去支持它陷入荒漠的陕西地区的军队”，“从严格的长期的军事观点来说，延安的占领，最主要地是使政府的战线过于延长与过分消耗国家的经济。”美国驻华公使司徒雷登也指出：显然很久以前，共产党就为此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保卫延安，所需代价太大，那么他们便不作保卫延安的任何真正意图。他们更注重坚持长期发展的战略，从一切遭受敌人压力的地点撤退，把敌人引到口袋里，然后用游击战术逐步暗中破坏敌人的力量。目前政府的战线严重地发展到孤军深入、四面为敌的地区里去了。
留在陕北
虽然毛泽东一直强调留在陕北的重要作用，但始终没有明确中共中央的落脚之处。彭德怀等人又极其担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危，多次建议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对是否留在陕北也有不同意见。
◆1947年7月，毛泽东与随同的机要人员在靖边县合影。
3月25日，毛泽东转移至王家坪与先期到达这里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会合，并初步讨论了党中央的去向和部署。27日，毛泽东分别给彭德怀与贺龙、李井泉打电报，说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任弼时坚持要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较安全的地方。毛泽东在会上再次阐明了自己的决断：“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要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至此，中共中央决定留在陕北。这是一项对战争全局有着重大影响的决策。
在政治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会大大鼓舞在陕北和其他地区进行作战的军民士气，也向全国人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气概，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国际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1947年5月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习仲勋公开讲道：“今天这个大会完全揭穿了两个月来敌人的造谣。他们说什么中共中央走了，西北局走了，边区政府也走了，这只是敌人的梦话……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仍然在边区领导着我们。我们有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领导，我们更加信心百倍，更加勇气百倍，一定把胡宗南军队消灭干净。”
在军事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会大大牵制胡宗南的主力，减轻其他解放区的作战压力。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就像打出去的两只拳头，只要能牵制住两只拳头，国民党的中心部位就会空虚，这也就为之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直插敌人心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胡宗南部整体装备优良，在抗日战争时期并没有参与较大的对日作战，所以力量保存完整。一旦中共中央离开陕北，去往别的解放区，将会给其他解放区带来巨大的作战压力，甚至会对整个解放战场带来难以设想的后果。对蒋介石意在把中共中央“逐出西北，以便东进击破中原或华北战场之共军”的图谋，毛泽东可谓洞若观火：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
所以，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不走，是着眼于战争发展全局的形势，是站在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去考量去留陕北的利弊，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全局眼光和巨大魄力。周恩来当时评价说：在蒋介石掀起一股反共反人民恶浪的严重时刻，毛主席确定我们的帅旗高举在陕北，指挥中心坚决不挪动，这是多么雄伟的气魄啊!
“转战”陕北
从1947年3月18日离开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不断闪转腾挪，历时1年零5天，行程1000多公里，途经12个县，驻留过38个村庄。正因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了如此多的地方，我们才把这次战略转移称之为“转战陕北”。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转战陕北是异常艰苦和危险的一段行程。当时跟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战的通信大队长黎东汉回忆说，转战陕北甚至比长征时还苦。
为何毛泽东等人在陕北一直保持“转”的状态?这与当时解放战场的整体形势密切相关。当时毛泽东认为，胡宗南进攻陕北、穷追不舍的主要目的是驱逐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1947年4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5月11日，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习仲勋等人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胡宗南此次进攻，亦是企图将我驱之河东……胡军的目的完全不是所谓打通咸榆公路，而是驱我过河。所以，为了将胡宗南部长期拖在陕北，毛泽东采取了“转”的战术。如果中共中央固定在陕北某处，不仅难以实现“拖”的目标，而且极容易暴露。
转战陕北使得胡宗南始终难以发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行踪，加之陕北榆林地区沟壑遍布，也大大增加了胡宗南寻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难度。中共中央机关以800多人的小队伍始终将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拖在陕北，配合着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将胡宗南的部队拖累拖瘦，分而歼之，为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和缓解其他战场压力，进而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
转战陕北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也极其危险，但毛泽东始终胸怀全局，站在全国革命形势新发展的高度，站在战争全局的高度制定决策，看得到，抓得起，战略判断准确，谋划科学，确保了我们党始终在军事中处于主动地位。陈毅为此曾经打过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毛主席和蒋介石在陕北这个棋盘上下棋：“黄河为界，举手无悔。”毛主席认准了决不过黄河。他说：“我们不能去那条路，我们要在这里和敌人周旋，牵敌人，磨敌人，来回和敌人兜圈子，直到消灭它!”
1959年，台湾编写的《戡乱战史》也不得不承认：在西北战场，共军“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利主力决战”，“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
在主动撤离延安和转战陕北的伟大决策和辉煌实践中，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稳得住，以科学的思维方法制定战略策略，以坚定的自信、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保持清醒坚定，保持强大前进定力，推动解放战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