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2024年9月17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俄亥俄州立大学德语教授保罗·雷特（Paul Reitter）重译的《资本论》英文版第一卷，这是近50年来的第一个《资本论》重译本。普林斯顿大学高研院著名政治理论家温迪·布朗（Wendy Brown）给这个新译本写了一篇题为《The Enduring Influence of Marx’s Masterpiece》的长篇序言，发表在美国《The Nation》杂志上。这篇文章回顾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及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批判及其意义，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作者指出：“没有资本和没有《资本论》，我们今天居住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两者都永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想象，正如它们改变了马克思自己的想象一样。二者也为我们提出了永久性的思想任务，包括发展马克思的思想，以衡量自他写作《资本论》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资本的复杂迭代和嬗变。”
一
资本主义仅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但它前所未有的生产方式满足了人类的需求并创造了财富，它比人类创造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广泛、更深刻地影响着地球现在和未来的生存条件。它影响着整个地球，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创造了可能性，也带来了挑战。它使80亿智人生活在富裕、舒适、贫穷和绝望等极不平衡的环境中。它勾勒出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主体性，从工作和休闲的实践到亲缘关系、亲密关系和孤独关系的安排。除了阶级之外，它还以不断变化但持续可利用的方式构建并调动种族和性别。它为技术革命提供动力，并将过去技术革命的残骸散落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和环绕地球的轨道上。它孕育了“人类世”——人类和“自然”的历史现在永久地、动态地纠缠在一起的时代，也孕育了“大加速”：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化石燃料的使用急剧增加，导致了科学家所说的第六次大灭绝。与此同时，它也促进了金融、人工智能和其他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实践的发展，这些技术预示着将以更加激烈和自相矛盾的方式为发明这些技术的物种提供服务，并支配它们。
主流社会科学认为，资本主义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为基础、以利润动机为动力的经济体系。但是，在这一表述中，创造和毁灭世界的力量何在，将一切纳入其轨道的力量何在，渗透和改变地球生命的每一个物质和精神细胞的力量何在？在马克思看来，主流论述的单薄和肤浅不仅掩盖了资本的力量及其掠夺性，而且忽视了资本的存在条件，忽视了构成资本和由资本构成的社会关系，忽视了资本创造、改造、摧毁和抛弃的无常秩序。事实上，马克思的著作所挑战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商品化效应（这一点他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是将经济学简化为市场，从而简化为一个被想象为独立于社会关系、历史、法律、家庭形式、政治、治安、宗教、语言、表象和心理的知识和实践领域。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一种独特的模式，我们通过这种独特的合作力量来构建整个世界——改造自然，制定劳动分工和所有权组织，生产财富，创造生活方式、制度、社会形式、主体和主体性。经济学学科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把市场从这些世界中剥离出来，并把它们当作独立的行为和知识领域来研究。
对马克思来说，理解资本主义意味着掌握其所有条件、要求、驱动力、机制、动力、矛盾、危机、迭代，最重要的是其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的能力，即其生与死的驱动力：资本在诞生之初就展现出了这种力量，它从土地上榨取劳动力，填充工厂和城市，后来又在分散的全球生产时代掏空了这些工厂和城市。随着资本的发展，它将人类所需的一切首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来源，然后随着金融化的进程转化为投机价值的来源。它动辄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推动地球上每一种生物和化石元素的提取、商品化和货币化，同时也毁灭了整个地区、制度、非人类物种和景观。
马克思知道，这种史无前例的生产与毁灭、榨取与剥削的秩序并不容易被充分理解。尤其是因为它是在自由的标志下发生的——自由的市场、自由的人类以及劳动力、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通。因此，要理解资本的力量和影响，就必须扩大和深化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从经济学家的计量经济框架转向历史、哲学、社会理论甚至神学框架。这就需要离开他所说的“嘈杂的市场领域”，不仅要进入工厂（贴着“非公莫入”的标志），看看财富是在哪里生产出来的，而且要采用一种框架来解释市场的反常性和幻觉。这就要求我们理解为什么资本复杂而分散的运作方式比以往的政治经济模式更不为人所见，资本的自由如何掩盖了使其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治体系的驱动力和影响。对于那些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的人来说，所有这些要求都是违反直觉的，在市场中，买方和卖方、供应和需求、货币和价格是唯一的要素和可见的东西。
因此，要捕捉和分析资本的庞大性、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其进行新的描述，而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是《资本论》的副标题。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需要辨别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和无法运作的，它的引擎和驱动力，它的结构性危机，以及它在市场之外的广泛影响。既要批判其通俗形式，也要批判其学术形式——资本家的语言、学者的语言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语言，如左派论战者和记者的语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任务是艰巨的。
二
批判是马克思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磨练的东西，尽管正如保罗·诺斯指出的那样，批判在他晚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采取了新的形式。马克思知道去寻找哪些档案以及如何处理它们。他知道如何透过政治经济学家使用的概念来发现他们的前提或谓词，如何巧妙地反转（或如诺斯所说的“颠倒”）已接受的提法和反义词，如何揭示看似简单或统一的政治经济学要素的多面性。他还知道如何在看似惰性的事物中发现其内在关系，以及如何让事物“说话”，从而使它们成为系统中的能动要素。
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认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表达，无论是通俗的还是学术的，都与它们所产生和描绘的世界有着密切的、甚至是反常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为了揭示权力和保护权力的幻想而必须加以研究的内容的一部分。因此，批判总是需要三重行动——对思想或表象的批判，对权力的实际安排和动态的批判，以及对知识与实践之间关系的批判性或症候式解读。只有这三重举措才能揭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理论以扭曲的形式所代表的事物的关键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扭曲本身。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马克思思想的宝贵基石。一方面，他们发展了早期的劳动价值论——尽管并不完整，但这种版本的劳动价值论无法回答关于资本的最基本问题（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构成关系是什么？利润从何而来？是什么驱动着整个资本主义系统运动、扩张和崩溃？） 另一方面，这种不完整性也指出了资本以自我遮蔽的方式出现在世界上，并为揭示资本的真实本质所需的批判理论提供了线索。
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的伟大著作以一个核心启示为中心：资本是它所剥削的劳动的凝结，资本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地强化这种剥削。用他的名言来说，“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资本要求强化对劳动力的剥削，在时间上——剥削更多的工人，在空间上——不断扩大其商品市场，这构成了对资本主义来说生死攸关的根本动力，这种动力既贪得无厌，又难以为继。它们使大众陷入贫困，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使危机不断累积，最终导致制度崩溃、被推翻，或者正如我们后来所了解到的那样，通过福利国家、债务国家、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等方式进行再创造。由于增长是马克思所说的“实现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发展成为所有生命形式和实践的粉碎机——包括其自身最近的生命形式和实践。从小商店、家庭农场和城市到巨大的工业、热带雨林，甚至国家，资本所制造或需要的一切最终都会被摧毁。马克思总结道：“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只有通过破坏一切财富的源泉：地球和工人，才能取得进步。”
如果资本根本性的生死驱动力——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廉价劳动力和材料，无管制、无税收的生产和投资，以及其商品的新市场，最终共同产生了系统性危机，是资本的基本叙事，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不简单明了地讲述这个故事，特别是考虑到他想要让工人阶级成为读者的雄心壮志？为什么《资本论》要用数百页的篇幅来阐述复杂的观点、艰深的抽象概念以及从商品的本质到货币的本质再到价值的本质等各种问题？为什么要与古典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家进行如此多的交流？为什么这是一篇关于资本主义的严谨的学术论文，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破坏力的大胆论述？
我们可以这样开始回答。《资本论》不仅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更确切地说，是对为什么理解资本需要哲学的阐述。它从哲学角度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非哲学方法，批判了那些对市场之外的诸多要素（包括法律、政治、民兵和警察，也包括语言、神秘化和神学）缺乏警觉的方法，批判了那些没有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劳动、资本、价值、货币、国家）进行追问，以发现它们的起源、本质和相互之间的构成关系的方法，批判了那些不适合研究资本的表层与深层之间关系的方法。
《资本论》的哲学取向体现在它的开头几行，马克思在这里引入了一种表象秩序，他必须对这种秩序进行拆解和分析，才能理解其的真正本质。马克思开宗明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动词“表现”表明，资本与表象联系在一起。但是以何种方式联系在一起呢？资本的许多令人分心和诱人的符号不仅仅是为了揭示真相而揭开的伪装，更是资本的本质和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的表象既不是独立的，也不完全是虚假的，既是资本体系固有的，也是使其神秘化的因素，它们既是资本体系的基本要素，也是资本体系的伪装，还是理解资本结构和动态的线索。在马克思的叙述中，这些表象及其与真相的不可靠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将资本理解为过程和中介、转化和变型，以及可消耗和可增强的任何东西——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还表明，尽管资本覆盖整个世界并使之同质化，并宣称其自由具有普遍性，但资本却在进行着独特的分割和分离。它划分了经济活动的不同领域（生产和交换）以及权力、身份的社会和政治领域（公民社会和国家）。它将人与其劳动（作为劳动能力）和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分离开来。它将劳动本身划分得越来越细，并最终将生产过程划分得如此复杂和广泛，以至于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供应链。它划分了金融与生产、管理与所有权、所有权与控制权等等。最重要的是，它将所有者与生产者分割开来。矛盾的是，这些划分和分离是资本创造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集中能力的基础。
这些中介、嬗变、分割和分离加在一起，使得对资本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分析都是海市蜃楼——恰恰是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所围绕的海市蜃楼。然而，马克思坚持认为，这些海市蜃楼对于引导我们找到整体的真理至关重要。资本作为 “庞大的商品堆积
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初版序言中预言了这种需要。他写道：““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二堆更有内容和更复杂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劳苦大众的苦难与资本所有者的富裕生活并存，但只有通过马克思所说的我们的抽象能力，我们才能理解这种状况为何存在，是什么产生和延续了这种状况。马克思说，这种特殊的、明显属于人类的抽象能力，就其启示能力而言，与显微镜和化学试剂相似，但它纯粹是一种智力，是一种心灵的壮举，而不是依赖于外部工具。此外，抽象并不像实验室仪器那样放大或分离成分，而是发展出显而易见的寄存器之外的寄存器，用于批判性地表现构成对象的过程。与社会科学建模不同的是，抽象需要通过语言创造来形成表述，将具体（虚幻）与抽象（真实）的关系颠倒过来并理论化，从而获得整体的真理。因此，通过抽象，马克思并不只是为了揭示资本的自我表现——“商品的巨大积累 ”或 “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商品之间的关系”。相反，抽象揭示了资本的具体要素和动力、它们的历史和社会起源以及它们之间的构成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批判理论的工作，而理解《资本论》作为这样一种理论，并理解政治经济学需要这种理论，这一点至关重要。换句话说，马克思将 “哲学对象的真谛是什么 ”这一哲学问题置于其资本批判理论的基础之上。把哲学带入物质领域来解释资本和批判以前对资本的描述，既改变了对唯物主义的粗浅理解，也改变了哲学的意义和实践，从而使哲学成为批判理论。
当然，《资本论》不仅仅是一部理论著作——其绚丽的篇幅包括多种历史、经济公式、社会描述、文学评论、论战、笑话等等。然而，马克思将《资本论》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理论主题，其理论要求是新颖的、具有挑战性的。这不仅是因为资本涉及复杂的表象和非表象，还因为资本是一个在其表面之下流动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的体系。我们用眼睛看到的是工厂、工人、资本家、小麦或金钱。我们看到的是资本家和工人、财富和贫穷、舒适和辛劳。我们看不到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的产生，看不到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也看不到整个体系的前提、条件、动力、冲突和危机。我们看不到 “自由劳动 ”的产生（劳动被剥夺了维持自身生存的能力，除非为工资而工作）；我们看不到社会所需和剩余的劳动时间、剥削或异化。我们看不到历史或社会关系将资本和劳动结合在一起，并使它们成为阶级。我们看不到凝结在每件商品中的 “死劳动”。我们看不到使资本贪婪地、无休止地扩张的动力。我们看不到历史、空间、联系和影响，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资本主义的整体面貌和所作所为。
因此，为了理解资本，我们需要看到不同的东西。这就是理论工作。“理论 ”一词来源于希腊语 “theoria”——意为从知识或实际的距离看或观察，以便看到比在事物中所看到的更多的东西。对于理解政治经济学而言，理论工作不是辅助性的或可有可无的，而是根本性的，这正是因为从货币到市场，从利润到生产力，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揭示其构成历史或过程，揭示其与其他组成部分的关系的性质，揭示其不同的表象。每个要素都是客观的，但没有一个要素能通过其事实性表达其起源、在体系中的位置、构成或力量。
资本之所以需要理论，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分离大师；它的力量、效率，甚至对敌人的保护，都来自于它所分割和拉开的一切。同样，它将工人与生产资料（通过圈地运动）、工人与产品（通过异化）以及工人与工人之间（通过广泛分化的自由劳动）分离开来。它将生产领域与交换和消费领域分开。它将资本与土地、金融与工业、国家与公民社会、城镇与乡村分离开来。从先验地将资本视为一切财富的源泉，到将国家而非公民社会视为自由与平等的中心，从这些分离中产生并确保这些分离的中介系统地颠倒了它们的形成和依赖关系。
资本之所以需要理论，还因为它同时具有大规模和分散性：它使生产过程社会化，并隐含地使劳动集体化，但它又产生并依赖于一种明显原子化的自由形式，在这种自由形式中，工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依靠自己的手段（工资）生存。无产阶级化使工人摆脱了封建主或奴隶主的公开控制，资产阶级革命使他们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他们不仅摆脱了奴役和形式上的政治臣服，而且摆脱了一切形式的依赖和保护。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通以及以商品为基础的生存方式的出现，打破了通过相互依存来维持生活的共同体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原子化的消费社会。然而，这种 “自由 ”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统治机制之上的，甚至连有钱有势的人也无法控制。原子化使统治成为可能；统治产生原子化；“自由 ”对它们的共同生产至关重要。这种权力运作在历史上是新颖的，正如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分离和分化一样，是理论所揭示的。
当我们学会审视那些让最精通政治的人也会分心的权力角色的背后时，我们终于看清了政治经济学的真面目：即以关系和力量为特征的生产模式，这些关系和力量使历史充满活力，并组织起支配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除非我们发展出一种以集体所有权和控制权为特征的新模式。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资本不透明的表象——重构和拜物教在其中发挥作用——预示着一种已经成熟为整体的政治经济秩序，一种由这些无法看到的关系和力量组成的秩序，其效果是前所未有的，只能从理论上加以把握。这就是马克思在本书前半部分向读者介绍的复杂真理。这一真理的特点是，资本的表象和实际运作之间的分离是资本自身产生的分离，也是对以往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失败的解释。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
作为公认的思维模式，表象的形式是自发的、不经中介的复制，而其隐藏的基础则必须由科学和学术来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接近于偶然发现事物的真实状态，但它还没有有意识地表述它所发现的东西，而且只要它还披着资产阶级的外衣，就不会有意识地表述它所发现的东西。
实际的革命承诺是什么？对资本主义的前提和驱动力、关系和循环的理解指出了必须克服的问题：剥削、异化、为工作而生活而不是为生活而工作，以及无人控制的机器无处不在的支配。具体地说，在分裂的领域和分离的活动之间存在着联系，在原子化之下徘徊着合作，资本极易受到来自劳动力的有组织抵抗的影响，而劳动力正是资本赖以生存的源泉。工人们团结起来，不仅仅是为了重新分配财富，更是为了缝合异化的活动领域，重新将生活与工作、工人与工人之间、生产与需求、人类与他们在世界上释放出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神秘的东西变得透明了，理论不再需要费力去解释那么多：
宗教对现实世界的映射不会消失，除非日常世界的实际关系变得始终如一地透明，成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理性关系。社会生活过程的形式——即物质生产过程，只有在它成为自由联系的人们的产物，并由他们计划和控制时，才会褪去神秘的面纱。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精辟剖析和持久的现实意义在于，他将资本主义的对象表述为既是理论上的又是物质上的，既是人类创造的又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其为所有地球生命创造条件的力量超过了人类所释放的任何力量。
三
没有资本和没有《资本论》，我们今天居住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两者都永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想象，正如它们改变了马克思自己的想象一样。二者也为我们提出了永久性的思想任务，包括发展马克思的思想，以衡量自他写作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资本的复杂迭代和嬗变。
仅举其中最明显的例子：监管和福利国家的兴起（和衰落），以及中产阶级和专业阶级的兴起（和衰落）。公司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权、管理权和工人阶级性质的转变，超出了马克思的想象。金融业兴起，财富的生产和集中、阶级的形成和再生产以及私人与公共、资本与国家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数以千计的自治经济区的出现，“穿透”了民族国家传统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生产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伴随着生产的是资本积累以来种族分层的新变化。护理工作（始终是部分的）商品化，它从家庭走向市场，重塑了性别、亲属关系和家庭形式。服务经济、信息经济和平台经济对商品生产的补充，以及它们各自带来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转变。马克思所说的 “大自然的无偿馈赠 ”让人们普遍认识到地球的有限性和脆弱性，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链引发了这种认识。
这些发展和其他发展，以及资本在各种制度、技术、政治需求和机遇面前所表现出的重塑自身的能力，是否使马克思的伟大著作变得不合时宜？举例来说，如果 “劳动价值论 ”不再能够解释所有财富的生产，或者今天地球上的危机与人类的苦难和不公正一起，成为对资本主义的控诉，我们是否还应该阅读这本书？
保罗·诺斯在《资本论》新译本的导言中提醒我们，“资本”一词源于拉丁语 capitalis 和中古英语 caput，这两个词的意思都是“头”，都与拥有的财富（最初是以牛头的形式）有关。在马克思抨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框架中，资本/头颅和劳动/身体被彻底分开，彼此独立。这种分离和想象中的自治在资本主义工厂中的老板（头）和工人（身体）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了复制，在生产与交换的分离中也得到了复制——马克思说，劳动身体生产商品的价值，但在市场上，它们“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有价值——就像会说话的头。从身体中分离出来的头颅也是马克思反思劳动分工历史的框架，“只有从物质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出现的那一刻起，劳动分工才真正成为劳动分工”。这也是马克思理论化资产阶级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方式：前者与两种意义上的观念相一致，后者与物质生活相一致，这一领域中的物质与观念的关系重申了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劳动关系和头—身体关系的神秘化，并使之神圣化。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头与身体的疏离和颠倒无处不在，这也是《资本论》所论述的问题的一部分。资本从劳动中诞生并由劳动支撑，看起来是独立的、自我创造的，它以这种形象建立了整个秩序。商品、货币和资本在市场上的流通似乎脱离了产生它们的生活、劳动和生产。国家与公民社会、产品与生产者、生产与交换、雇佣工人与社会化生产——在任何地方，身体与头脑都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被颠倒或否认。
马克思并不专注于“头—身”这一形象，但他的一切分析都源于“头—身”，从他嘲讽资本家自以为是地在工厂里大摇大摆，却不了解是什么创造了他的财富，到英国工人阶级悲惨遭遇的叙述，再到商品拜物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蜕变为物与物之间的幻想关系。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资本本身既是一个批判性的理论对象（只有通过维持其生命的身体才能解释头颅），又是一个革命对象——必须砍掉头颅！
这种对资本主义及其在政治、文化和实践上脱离它所剥夺或摧毁的多种生命形式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深刻批判，蕴含着马克思著作的持续相关性，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两大重要挑战方面：金融化和生态灾难。今天，金融化洗劫了住房、医疗保健、儿童保育、教育、农业、社区、脆弱的土地和水域等等。它不是通过商品化，而是通过投机性货币化来实现的。资产管理公司、私募股权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以及不断涌现的衍生品，更不用说从国家到学校的一切债务融资，加剧了资本对生命的掠夺，并制造了惊人的不平等，因为它们将遥远的投资者整合成吸血鬼般的势力，为了短期回报而肆意攫取一切鲜血。人类需求、有毒物质的生产和提取、贫困地区或国家、自然或非自然灾难、其他金融机构，甚至 “健康”的资本主义实体在被榨干价值后迅速死亡——所有这些都是金融世界的游戏，这个世界将所有人和所有事物都卷入了它的网络中。或者，回到“头—身”的隐喻，随着金融的发展，资本又长出了一个头，这个头比马克思想象的任何东西都要可怕，因为它脱离了吸其血的尘世生命。
《资本论》对21世纪正在发生的地球生态灾难有何启示？尤其是马克思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将人类与“自然”区分开来，并追随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将我们塑造成为了自身的舒适和利益而必须不断改造自然的人。
资本对利润的贪婪、资本通过消费生产或资产金融化实现的增长，以及资本对没有交换价值的任何事物的肆意漠视，这些显然是气候变化、物种崩溃、土地和水域污染的驱动因素。资本积累的核心是将生命本身变为可工具化、可开发的资源，这已成为普遍意识和普遍实践的一个特征。对地球欣欣向荣的条件漠不关心的庸常生活，源于资本所造成的我们与维系生命（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东西的异化。正如市场上的商品并不宣示生产它们的社会关系一样，它们的表面也没有呈现其对地球生命的践踏，但它们就是通过这种践踏而被建造、运输、使用，并最终作为“废物”被丢弃的。
因此，在资本统治地球的大部分时间里，很少有人对其肆意开采、生产、消费的巨大生态代价保持警惕。当资本轨道上的所有人都脱离了支撑他们的多种产品的来源和过程，当头颅到处与身体分离并剥削身体时，地球生命的福祉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这个问题并不是马克思关注的重点，即使他在讨论大规模农业造成的“土壤肥力”枯竭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分析和解决我们21世纪的生态困境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关于异化和再统一的批判性理论概念，关于想象独立于承载它的身体的头部的概念，以及关于资本的无情扩张和增长动力的概念，这些概念共同产生了新的需求，同时也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造成了新的破坏。
翻译：赵丁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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