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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主义反对自己党内“左”倾的斗争，有两次规模特别大：一次是1908年关于是否参加最反动的“议会”和是否参加受最反动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组织的问题；另一次是1018年（缔结布列斯特合约时）关于可否容许某种“妥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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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左派”布尔什维克由于顽固地不愿意了解参加最反动的“议会”的必要性而被开除出党。那是“左派”特别援引的论据，是1905年抵制议会的成功经验。当1905年8月沙皇宣布召集谘议性的“议会”时，布尔什维克同一切反对党和孟什维克相反，曾经宣布抵制，而1905年的十月革命也果然扫除了这个议会。那次抵制所以正确，并不是根本不参加反动议会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正确的估计到，当时的客观形势正在由群众罢工迅速转为政治罢工，进而转为革命罢工，再进而转为起义。而且当时的斗争是由这样一个问题引起的，即让沙皇去召集第一次代议机构呢，还是设法把这个召集权从旧政权手中夺过来？后来，既然没有把握并且也不能有把握断定是否存在着同样的客观形势，以及它的发展方向和速度是否相同，所以抵制便不再是正确的了。
——这之间有精微的差异，将直接导致政治的正确性。教条主义者最容易忽略这种差异，忽略这种基于客观分析和形势判断的差异，所以对革命往往是有害的。
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非常宝贵的经验，表明了，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善于拒绝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环境里盲目地、模仿地、不加批判地搬用这种经验，那就大错特错了。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纠正的错误，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至于1907年，1908年以及以后几年的抵制，就是极其严重而难于纠正的错误了，因为当时一方面不能期望革命浪潮的迅速高涨并且转为起义，另一方面，正在维新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的整个历史环境迫使我们必须把合法的工作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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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事情（布列斯特合约的事情）没有弄到分裂的地步。那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只是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殊集团或“派别”，而且我是不久。“左派共产主义者”最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布哈林通知。他们原来认为，布列斯特合约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是有害的。这的确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
假定你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你把钱、身份证、手枪、汽车都交给他们，于是你从强盗的光顾中脱险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妥协。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我们同德国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的妥协。
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德国的谢德曼派（考茨基派与他们大同小异），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更不用说伦纳之流的先生们了），法国的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英国的费边社分子、“独立党人”、“劳工分子”（“拉布分子”）等，在1914-1918年间以及1918-1920年间，同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有时甚至同“盟国的”资产阶级强盗们实行妥协，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那是所有这班先生，才真是强盗的同谋者。
——不能忘记了20世纪的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叛徒分子也是与中国的资产阶级强盗，甚至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强盗实行了妥协，反对中国的革命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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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很清楚，“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看待的孩子气。愿意做一个有以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就应当善于辨别哪种具体情况下的妥协是机会主义和叛卖的表现，因而是不能容许的，并且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评，最无情的加以揭露，毫不调和地同他作战，决不许那一班老于世故的“求实主义”的社会党人和议会的奸诈之徒，拿“一般妥协”的空谈来支吾搪塞，脱身卸责。现在英国工联“领袖”们以及费边社和“独立”工党的“领袖”们，正是这样来卸脱他们实行叛卖，实行这种实际上是最恶劣的机会主义、变节和叛卖的妥协所应负的责任。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两种人：意中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
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要提供人们打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应许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他简直就是一个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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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布列斯特合约而同德帝国主义者进行妥协的党，从1914年末以来就在实际上制定了它的国际主义。它在两伙帝国主义强盗进行战争时就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制失败的主张，敢于痛斥“保卫祖国”的谬论。这个党的议会代表，宁愿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不去谋求资产阶级政府里的大臣职位。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又使这个党受到了极大的新的考验：它不同“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实行任何妥协，而准备推翻他们，并且把他们推翻了。这个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便彻底废除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制。这个党一面公布和废除帝国主义者所缔结的秘密条约，一面向各国人民建议和平，只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者破坏了和议而布尔什维克已经做了人力所及的一切来加快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以后，它才屈服于布列斯特强盗的暴力之下。大家都越来越清楚的看到，这样的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这样的妥协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把韬光养晦，自废芯片、大飞机等高科技项目作为投名状的改开领导者，与俄国初创时期的领导力相比，简直就一个天上一个在地下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一切都兴旺发达，导弹核武器、核潜艇、人造卫星等等已经成功，大飞机已经试飞，集成电路、电子芯片已经出口美国。没有任何外部危机，也没有内部建设危机，43方案已经实施，经济建设稳步推进。抓革命促生产，为什么就跪了下去，当了奴才呢？国内政治形势也不是不稳定，而是在追求更高的水平——消灭官僚主义。他怕了，他们怕了。终于他们，蜕化功臣们联合起来，中止了政治系统的升级更新。中国回到了周期律的死循环中去了。
胡汉山地主资本家回来了；
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进来了；
买办资本家膨胀了；
官僚资产阶级形成了；
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没有了，变成下岗职工了；
农民回到了实行了2000多年的单干了；
农村被抛弃了；
二奶、三陪、典妻回来了；
黄、赌、毒，回来了；
巨额的外债来了；
更巨额的内债压在老百姓头上了；
人民在没有家的城市中劳作着，呻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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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1914-1920年间世界上第二国际的一切领袖一样），一开始就实行叛卖，直接间接地为“保卫祖国”辩护，即为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辩护。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实行叛卖，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起来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他们在俄国起初同克伦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同盟，后来又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结成同盟，正如他们的外国同道者同各该国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一样，都是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产阶级。他们同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自始至终在于使自己变成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者。
——实施叛卖者，还有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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