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燕郊人，从东北来的。
对于当时初到燕郊的我来讲，稚嫩的世界观里并无对前途命运的思考，只有对学校变化的单纯认知。从小学到初中，甚至从未意识到移民到燕郊、移民到河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直到高中，我才如梦初醒——这是深不可测的内卷地狱。
每天5:30不到就起床，迷迷糊糊吃过早饭——为了能在下早自习时多睡半小时，然后头昏脑涨地骑车赶去学校，去上那个天杀的早自习。我至今不理解到底是哪个脑瘫发明的早自习？把学生从被窝里拽出来，然后睡眼朦胧地站上一节课，到底有什么好处？
上完了早自习依旧是难绷的正课。从七点半上到十一点半。中午再累死累活骑个来回。下午两点半继续，大满贯到晚上九点半。一天花费在学校的时间能超过12个小时。这还没有算上各科老师所留的作业，如果都加上那么能超过16个小时，而睡眠时间只有五六个小时。在学校里成天不是做卷子就是讲卷子。别说写题了，连答题卡我都涂到手发麻，后来我要么瞎涂，要么回收废旧答题卡改成自己的名字交上去。
就是这种东西，不少读者应该也用过，我们作业一般是用小卡。
日复一日地重复、闷热的教室、挠心的写字声、疲倦的身体、麻木的心情。我的每一天就这样度过。好不容易熬了12天，等到了放假。但这依旧能恶心你一次：每周日下午4点返校。我的评价是：你放你妈呢，校领导是不是都不是全乎人放不了全乎假？
斗转星移，随着疫情爆发，我也躺上了摆烂之路。网课不上、作业不写、成天在学校玩手机
。我糊弄高考，不过他人实在，没糊弄我，反手给了我一537，这在东北多少能上个211的分数，在河北连一本线都过不了。我痛定思痛，痛下决心，忍痛断腕，给自己报了衡中复读。
事后发现我可能对自己有点狠了，痛，太痛了。
衡中是一架真真正正的高考机器。
衡中模式绝非一般人所认为那样机械的内卷，而是一种真真正正的现代性，一个贯彻了泰勒主义的制度——一切都被精确计量，不留分毫地、“科学地”压榨出所有可用的资源。
就比如说学生的课表。
这张课表与现在有所出入：第五节是20下课，第十节是30下课，晚三是45下课，10点准时熄灯。
可以看到。表面上相较于普通学校多了早预备、第五节课与晚新闻，但熄灯与起床时间却都差不多——这就是充分压榨学生时间的成果。相较于正常的午休，我们的吃饭时间只有20分钟，结束后就必须回宿舍睡觉。而在晚上，下课后整理内务的时间也只有15分钟。而在实际执行中就更上一层楼。晚五分钟下课、早五分钟上课都是常态，更有甚者，有的班主任会克扣整理内务的时间。我们班主任就让我们晚上回寝在走廊里背十分钟书。为什么是十分钟？因为他在教室里先摁扣我们五分钟。
也就是说，除开实在无法压缩的非学习时间：睡觉、吃饭、跑操等，这用于学习的十四个小时被分毫不差地完全投入学习中，容不得半点浪费。就连你跑早操之前站队和食堂排队那几分钟都要利用起来去背书。用我们班主任的话来讲就是：纯粹。纯粹地学习。
而休息时间也被“科学”地规定在八小时：晚七中一，以保障在学习中的精力（事实上对于高强度的十四个小时来说根本不够）。在这段规定的时间里必须快速入睡，适应不了自己想辙。
当然，各种规定的时间使用都是理论上，并没有将赶路或是入睡以及其他时间损耗包含在内。如果从实际情况来看，真正能用于吃饭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其他也都是如此。
与之相应的则是严苛的纪律。衡中有个非常恶俗的组织——学生会。不同于一般学校充门面的玩意儿，这帮人是货真价实的级部狗腿子，专门负责纪律检查。像什么不经允许开你柜子、记你上课小动作都是家常便饭，更有重量级的是查宿时有的那个素质低的会故意把人家床铺搞乱，然后记过。这帮狗腿子天天晚上在楼道里查寝，一有点风吹草动，就扒门上窃听，他觉得有动静就会把人记上，像什么上厕所更是想都别想，就逼你睡觉。第二天在跑早操之前就会把记下的人当众审判，然后扭送级部扣下，写几千字的检讨，写不完不准走。
想象一下吧。当你被电铃吵醒，立马整理内务，飞奔到跑操的地方，天还没亮就得在冷风中叨叨着看不清的东西，像念咒似的，老师无处不在的监视打在你身上。然后狗腿子们就会登台亮相，站在台子上360度广播抽杀，被点名的人哀叹，逃过一劫的人畏惧。多么完美的仪式！我的评价是福柯看了立马把书都烧了，重写了一本《全景敞视衡中》：还得是你们会规训啊！
你以为这就完了？Naive！要是这样的话，衡中就不叫衡中了。学生会的人肉摄像头遍布于整个学校。上课时查你，下课时查你，跑操时查你，睡觉时查你，吃完饭在教学楼门口查迟到的还是他们！学校的监视网络网罗四处，以确保学校的纪律能够坚决贯彻下去。想跑？没门儿！
当你各种违纪违反累计三次以后就会被开回家，美名其曰回家反省。时间基本为一周，也看班主任的心情。在衡中如此之快节奏的学习之中，停课一周，也就意味着和课程进度脱节了。这种至于像藏匿手机这种大过不用积分，直接兑换三周大礼包。笔者当年艺高人胆大，借着自己一个人独占一间宿舍天天晚上玩手机没被抓过（当然有比较惊险的时候），甚至还趁着调研的时候偷偷在空教室充电。
不过颇为黑色幽默的是，在这在一些学生看来反倒成为了另一种休假，毕竟衡中每隔三周才放17个小时。
衡一，也就是现在的衡泰，这司马东西在衡水郊区，交通相当不便利，每到放学上学堵得不亚于北京市中心，来回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超过四小时，让本就不富裕的假期雪上加霜。
被这种计量到极致所塑造的环境中所运用的仍然是被同样方法所打造的教学资料——学案，试卷，教案等。这些资料都是依托于衡中强大的教学资源，然后经过教研组所有老师分工筛选，每个人专门负责一个部分，精挑细选，再根据制作好的内容统一协调，对每个部分的教学内容相互之间做好配合，打造出最优秀的教学进程。他们在上课时所有的资料，例如PPT、讲解方法等都是事先统一集体协商讨论而成，在每次放假前还会有统一的调研考试（不同于每周一次的周练），这些判卷标准，尤其是文科类，老师们也都会一起商定，就像我的当时政治老师一样，他就与他的教研组线上商讨到后半夜。
正是这些极为“科学”的办法打造出了一架名为衡中的高考机器。在这里，学生们仅仅是流水线上的一件产品，他们被规范到极致的各个时间参数所牢牢把控，不准有丝毫的自主，规定你在什么时间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同时被灌入高浓度的学习资料，经过高压训练使其充分吸收。如果有不合格的“残次品”，那么就会用严苛的纪律规训他，要么服从于这个制度，要么被这个制度所抛弃。
只有在这里我才体会到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正是具体的不同社会方面的关系所建构出来的，它可以表现在多个侧面：职业、家庭身份、社会地位等。这些关系一方面塑造出人的形象所必需的标准。同时又需要一个构成性例外来组成自己，也就是需要对应塑造出一个非人的形象，只有二者的互动才能造出完整的人。
而在衡中里的“人”就赤裸裸地表现出为学生这个概念。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唯一能够有资格定义“人”的就是学校：能够服从这套制度的学生是普通学生，是普通人；而在严苛的纪律中能够良好接收学习内容的学生则是好学生，是好人，有奖励；非人这一概念则以违纪的形态出现了，你遵守不了这些规范又无法接收这一套灌输教育，那你就是非人，是坏学生，要接受惩罚。在这里，“人”就以学生的形态被规训成形了——不仅是接受着这套制度的管理，也在自发用这套制度管理自己。
这也就回答了那些县中所谓学习的衡中模式为什么都是些毫无价值的东西：衡中投入了巨量的制度成本，打造出了一个重新加工学生的工厂、一个重新定义人的机器，那么请问普通的县中哪里来的资源？哪里有自信能打造出如此高效的机器呢？
就用学习时长来说。衡中名义上只有14个小时在学校中学习，不如县中的16个小时。但衡中的这些时间完全是被投入学习之中，没有丝毫的浪费。而县中的这些虽然时间更为长，但其中的损耗却更大，根本比不上衡中的高效率。
这就是我上了衡中才发现的东西，实话实说，这和我的母校高中差远了，在河北这种内卷地狱根本不可能赢。没有那个能力，知道吧。
以上的一点胡言乱语，不过是我回首求学之路的小小总结罢了。大学两年，早已将其埋入心底。但令我不得不把他们扒出来的正是b站上的北京四中舞会视频。
我只能说，确实逆天，很难想象这是两个相隔坐普铁只有两三个小时就能到的地方。
老实讲，刚看到这个视频，我心中并没有什么波澜。最多感叹一句“京爷儿”。北京就在我边上，一河之隔，里面什么样我心里再清楚不过了。北京虹吸河北乃至全国的资源本就不是什么秘密，我从小体会到大，早他妈麻了。北京学校跟河北学校，那就是一个就是九天之上，一个九地之下。
可真正令我难绷的是一些论点，总结起来有两个：
一、举行舞会这种活动本身就很正常
二、北京四中乃至整个北京的高校制度才是正常的高中制度
果真“正常”吗？
正如卢卡奇所言：
它必须在它同整体的关系中走得更远：因为这种关系决定着一切认识客体的对象性形式（Gegenständlichkeitsform）。与认识有关的一切实质变化都表现为与整体的关系的变化，从而表现为对象性形式本身的变化。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的许多地方都清楚地表述过这一思想。我只引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地方：“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
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认识舞会，北京四中等现象的时候，要回到具体的总体关系中去观察这些现象，因为这是这一范畴中的关系决定着其表现出的性质，或者说以这种视角所观察到的对象性形式才是可靠的，才有可能得出真正的认识。
而到具体的这一总体上便是对学校教育这一体系的分析之中。学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学生的成长中运用多种手段将学生们分门别类淘汰筛选，一方面教授其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对其灌输相应未来相应阶级的意识形态，最终完成对其的传唤，将其规定为合格的产品投入进社会再生产之中。
从幼儿园开始，学校接纳了各个社会阶级的儿童，并且从幼儿园开始，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这是儿童在家庭国家机器和学校国家机器的双重挤压下最“脆弱的”几年)，使用各种或新或旧的方法,反复向他们灌输一些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裹着的“本领”(法文、算术、自然史、科学、文学)，或者干脆就是纯粹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伦理、公民教育和哲学)。到大约16岁左右，大批孩子就掉“到生产中去”，成为工人和小农。
另一部分可培养的年轻人继续学业，好歹多学几年，直到中途落伍，充当中小管理人员雇佣劳动者、中小行政人员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者。最后一部分达到顶点， 或者成为不完全就业(或半失业)的知识分子，或者充当剥削的当事人和镇压的当事人，职业的意识形态家(各式各样的僧侣，可以确信其中大多数都是“俗人”), 以及科学实践的当事人。
但问题就在于资源总是有限的，在分门筛选的方针中。很容易就变成分级制的教育体系，那么在这种体制下，资源根本不可能平均分配。因为负责生产相应阶级的学校就是相应社会集团的反应，而各个社会集团的力量根本就是不均衡的，自然也无法形成公平的资源分配——这也意味着将一切归于此根本毫无意义，因为这不过只是表象而已。
将其投入到现实领域，我们就会发现北京所形成的高教体系恰恰是凭借其自身的超然地位，虹吸周边省份乃至全国的资源并垄断的结果。在这个体系的再分配中，又将其大部分资源给了那些天龙人学校，成为北京里、乃至全国都数一数二的社会集团的再生产场所。这不仅是异化的教育体系中的一环所诞生的，更是在这个体系中顶尖的存在。怎么能说它是正常的教育制度？
桀桀，环京津贫困带罢了
那么回过头来说，他们的舞会真的很正常吗？我想依然不能够脱离具体的总体去观察其对象性形式来批判。
舞会这一社交形式在西方很常见，也难说其“在教育领域中固有着魔法般的特性”。但一般来讲，文化上的舶来品却总有着一种奇特的稀有性——这便在大众里塑造了一种高级的认知，被赋予了上流的内涵。因为受制于主观条件，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能够理解运用这一形式。
而在学校中开办这类活动则类似于葛兰西在分析意大利学校教授拉丁文所发挥的作用：
儿童要学习用那门语言书所写的书中的文学史、政治史以及讲那门语言的人所取得的成就。……他投入历史之中，获得了对世界和生活的历史化的理解，这成为了第二（几乎是自发的）本性，因为它不是以公然的教育目的被反复灌输进去的。这些学习起着教育的作用，却没有明确宣称这是他的目的，……
同样，他们在舞会中并不是为了什么社交一类的东西，而是利用舞会这个符号所背后所凝结的“上流”、“高级”的认知中，一方面来自他人仰慕、一方面来自自我确认，完成相应阶级的意识形态再生产。正如葛兰西所言：这些学习（舞会）会起着教育（灌输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并没有宣称这是他的目的，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获得的，就像拉丁语在对儿童形成第二本性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一般——舞会本身不重要，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及其再生产才重要。
那么这样的舞会是否正常，答案就显而易见了。这根本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再生产，什么马术、棒球都不过如此——这在视频中也能看出来，舞会本身整得跟傻篮子一样，这对所谓素质教育的作用根本不值一提。
事实上，学生并没有在那里学习如何统治，而它也并不打算培养天才。因此赋予这类特殊学校的社会性的原因并不在此。社会性是由每个社会集团所拥有自己的学校类型这一事实决定的。这类学校的目的是永远保持一种特定的传统职能，统治或服从的职能。
很酷，给统治阶级一点小小的文化霸权震撼
如我们将衡中、县中这一存在与分级制的教育相勾连起来。我们就会被更为庞大的体系所震撼。在北京虹吸的残渣中，被更为激化的教育竞争催生出了一个名为衡中的怪物，正在吞噬着一切剩下的东西，成长为了更为严苛的高考工厂，将内卷压力不断扩散，逼迫同层次学校转型，而下一层的县一中们则有样学样，吞噬着更下一层那所剩无几的资源，最终什么都不剩下的普通县中们进不得退不得，只能将自己变成极为机械的衡中模式——从没有从没有在衡中实现过的衡中模式。
这是个死循环，是层层虹吸、极度内卷而没有出路的结构，这一分级制不仅是学校层次的分级，同时也是地区教育水平的分级，更是一个根本不公平的分级，从根本上造成了中下层学校的种种危机，其虹吸资源所打造的各式各样的超级高中也根本不是正常的、理想的高中制度。并不限于于河北—北京这一关系，对其他省份的内部分化也同样适用
同时我想请大家注意，我们仍未提及一个重要的部分：职高、中专。这是一个在中考后就被五五分流的庞大群体，在这里我迫于篇幅无法展开，但绝不能忘记他们。在2021年，湖北十堰丹汉江科技学校一名17岁中专生在深圳工厂实习期间跳楼自杀，但相较于北京四中的舞会在现在引发的热度，这一事件在当时却没有引起相应的关注。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这些职高、中专的学生，在这个体系下完全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被牺牲掉了。
如果教职工缺乏，教学与教育之间的关系破裂，而教学问题又被抬高教育作用的虚构方案魔法般的解决。那么教师的工作最终会变得更加不足。我们所拥有的将会是虚夸的学校，毫无严肃性。因为“肯定的东西”的坚实物质将会丧失，而“真实的东西”不过是口头上的真理：也就是说，完全是虚夸。
也许到此依然有人会说：舞会这种东西在形式上是好的，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无产阶级的东西，而不是如此尖锐的去批判它。
诚然，列宁也如此说道：
专政不意味着摧毁工厂，银行和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机器，相反意味着会有无产阶级的工厂，无产阶级的银行和无产阶级的社会机器。
但请注意，这一切都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才能够实现的。这种应然丝毫不能为实然所辩护，现实就是这一形式在这个教育体系中完全成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工具，任何批判的退缩都会反过来成为对我们掌控其的阻碍。统治阶级仍牢牢的维持这一异化的体系，只有打碎它，才能有真正的为普罗大众服务的舞会，才能有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教育。
哎，落笔至此，我只想念两句诗：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原编者跋：
此文原发于2023年4月1日，正值北京四中舞会事件。今天把它翻出来再发一遍可能有些许炒冷饭的嫌疑。但我想说的是，尽管今天早已世殊事异，但其中体现的问题永不会过时。只要山河四省的高中乃至全神州大地上依旧有被“吃”的孩子，那我们就要把这篇文章拿出来，年年炒月月炒：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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