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向何处去？
Whither the west?
2024年12月6日晚，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有朋（Adventus amicorum）”系列研讨第40讲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文研讲座”第360讲在北京大学二教107举行，主题为“西方向何处去？（Whither the west?）”。本次讲座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主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殷之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田耕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段德敏与谈。讲座由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章永乐主持研讨，数百名师生在场聆听了研讨。
简介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生于1938年，英国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长期担任《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主编。著有《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新的旧世界》《思想的谱系》《印度意识形态》《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等多本专著。2016年，安德森曾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之邀，在北京大学发表四场演讲，演讲内容收入《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首先，安德森教授界定了“西方”的概念。“西方”通常指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讲座中使用的“西方”仅指的是资本主义的“大西洋区域”（Atlantic zone of capitalism），包括北美和欧洲。
要理解西方，需要理解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自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的主导经济秩序。新自由主义通常包括对金融和贸易的放松管制、公共服务私有化、缩减社会支出等。新自由主义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美，在80年代迅速发展并获得了成功。然而，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是建立在信贷的大幅扩张之上的，最终，债务金字塔崩塌带来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的规模可与1929年的华尔街崩盘相提并论。但不同的是，2008年之后并没有出现另一场“大萧条”，而是迅速迎来了复苏。
安德森教授指出，“大萧条”是理解当今西方政治局势的起点。1929年11月，美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五”时，美国、法国和瑞典都是保守派执政，英国和德国则是社会民主党执政，但这些政府都信奉当时主流经济理论，实行金本位制度和平衡预算的政策，反而加剧了经济危机。直到1932年末1933年初，非传统的经济政策才先后在瑞典、德国和美国得以应用。虽然这些国家使用的经济手段背后的思想理论不同，但核心都是加强国家在市场中的作用。二战结束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并使其打破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做法得以体系化，这一体系被称为“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其结合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制度，逆周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高且稳定的就业水平和福利保障，成功地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这一体系因经济陷入滞胀而衰退，随之而来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1931年2月，失业者在芝加哥开设的施食外排队
新自由主义一路高歌猛进，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形与1929年完全不同。在美国，奥巴马政府立刻投入巨额公共资金挽救银行、保险公司和濒临破产的企业，而这些资金从未用于改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美联储实行了“量化宽松”的政策，大规模秘密印钞以拯救股市。安德森教授指出，这些措施看似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但其实是新自由主义的扩展，核心仍然是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的信贷的持续扩张。因此，金融危机被解决之后，新自由主义又重新运转了起来。
新自由主义为何在经历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后仍能恢复如初？安德森教授认为，有两个关键条件。首先，没有其他理论范式出现以取代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正如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ł Kalecki）所预见的，经济学长期以来被数学所“麻痹”，极大地抑制了任何形式的原创性思考。其次，任何重大的政治运动，无论是要求废除资本主义还是要对其进行改良的运动，在本世纪初几乎已经消失殆尽。西方社会民主党不再对资本表现出任何反抗，转而与新自由主义站在同一阵线。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没有了反对者。在2008年之后，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逐渐浮现。社会层面，不平等问题急剧上升，工资长期停滞；政治层面，有意义的选举选择逐渐消失，选民政治参与度下降，日益强化的寡头政治取代了民意的表达。这一体系也开始产生对抗力量——民粹主义（populism）。
安德森教授指出，不同类型的民粹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即拒绝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所确立的国际体系，它们反对的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其当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民粹主义的共同敌人是当前的政治体制及既得利益集团，这一集团主导了新自由主义秩序，并由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党轮番执掌政府。新自由主义秩序带来的影响——不平等、寡头政治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劳动力的流动），正是民粹主义运动的三个核心攻击目标。不同民粹主义运动的分歧就在于它们赋予各目标的权重。右翼民粹主义主要聚焦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利用民众的排外心理和种族主义情绪进行反击，移民问题成为右翼民粹主义争取弱势群体支持的主要手段。左翼民粹主义则将不平等视为最大敌人。
国际占领运动以“ 99％”（人民）反对“ 1％”（精英）的言论
成为左翼民粹主义社会运动的一个典型例子
接下来，安德森教授回顾了西方民粹主义的发展历程。欧洲是当代民粹主义的起源地，至今也仍然是民粹主义运动分布最广泛、形式最多样的地区。欧洲民粹主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1972年丹麦和挪威的进步党成立，随即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瑞典民主党（Swedish Democrats）、意大利北方联盟（Northern League）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等右翼民粹政党纷纷崛起。这些右翼政党都强烈批判国家政治体制的腐败和封闭，同时反对欧盟的决策。左翼民粹主义力量则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才开始出现，如意大利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等。这表明，左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不平等，而非民族边界的弱化，这是左右翼民粹主义的基本区别。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整整七年里，民粹主义的政治影响相对有限，与20世纪30年代席卷欧美的政治风暴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然而，2016年，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发生使得西方民粹主义运动迎来重要时刻，进一步影响了全球政治格局。面对党内压力和选票流失至英国独立党的威胁，执政的保守党决定就英国是否脱欧进行公投。保守党领导人原以为大多数民众会反对脱欧，因为英国的精英阶层大多支持留在欧盟。然而，公投结果出乎意料，大多数民众支持脱欧。这反映了被边缘化地区和阶级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抗，也是历史上首次民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民意，从而改变了国家的历史进程。紧接着，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他的竞选风格完全符合右翼民粹主义。特朗普支持者中工人阶级的比例比英国脱欧支持者还要高，约70%的支持者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此外，美国还出现了另一波民粹主义浪潮，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在初选中成为强有力的挑战者。估计2016年美国选民中约四分之一倾向于右翼民粹主义，约五分之一倾向于左翼民粹主义。这显示出民粹主义在美国选民中的广泛存在和深远影响。民粹主义在欧洲进一步扩张。2017年，科尔宾领导下的英国工党夺得议会多数席位，大量年轻人涌入党内，工党逐渐往左翼民粹主义的方向发展。2018年，意大利两个民粹主义党派共同获得了超过50%的选票。2019年右翼民粹主义的代表鲍里斯·约翰逊击败科尔宾赢得选举。
安德森教授在演讲中
安德森教授指出，右翼民粹主义比左翼民粹主义更具优势。因为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都强烈批评不平等和寡头政治，但只有右翼民粹主义能够毫无顾忌地对移民问题展开攻击，对移民的排外情绪成为了特朗普的标志之一。左翼群体无法轻易追随这一立场。目前，左翼民粹主义尚未就移民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如果这一状况持续下去，右翼民粹主义很可能会在民粹主义的较量中继续占据上风。但无论是右翼民粹主义还是左翼民粹主义，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提出有效的方案来解决它们所谴责的社会问题。民粹主义缺乏体系化的纲领和解决方案，即使民粹主义政党执政也无法做出系统有效的改革，无法威胁新自由主义的地位。
2020年，新冠疫情袭来，迫使全球进入封锁状态，特朗普连任失败，约翰逊也于2022年被党内推翻。与此同时，在疫情的冲击下，国际贸易暴跌，美国股市崩盘，OECD国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大幅上升。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推出大规模的干预政策以稳定美国经济，拜登的支持者骄傲地将这一系列政策称为21世纪版的“罗斯福新政”。另一些人则赞扬拜登重拾冷战时期策略——构建对外联盟，应对“危险敌人”。拜登政府后疫情时期的经济活力再次让其他发达国家望尘莫及，媒体赞扬美国政府遏制通胀的能力，对少数群体的关怀以及公平且包容的社会政策，但美国选民似乎对这些成就不以为意。今年夏天拜登被迫放弃连任竞选，接替拜登参选的哈里斯则在与特朗普的大选对决中惨败。
在安德森教授看来，目前特朗普二次上任总统对美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尚不明确。2025年美国国内形势可能发生变化，他可能不会履行竞选承诺，比如对来自中国的所有商品征收50%的关税，或驱逐美国境内的1100万非法移民。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特朗普拥有比2016年更大的权力，因此他也可能履行承诺，尤其是在外交上，特朗普可能通过切断对乌克兰的援助来结束冲突，如果俄罗斯拒绝他提出的停战条件，他也可能加剧战争。特朗普相信不可预测性是一种优势，即使欧盟和英国不喜欢他的做法，它们也肯定会跟随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前两天，德国发生了政府垮台事件，时任总理舒尔茨罢免了财政部长，随即失去了依赖其维持基本多数的自由主义第三党的支持，不得不在春季举行新的选举，而其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及其盟友获胜的概率极低。在法国，马克龙总统任命的政府也因为一项预算紧缩政策被左右翼民粹主义联合推翻。
讲座现场
因此，安德森教授认为，“西方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体系确立以来，从未如此难以回答。政治上，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正要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法国和德国正处于权力真空的状态中，无论哪个国家，局势都是不稳定、不安全、无法预测的。经济上，即使2008年后美国经济恢复了增长，但增长水平仍然低于中国。西方社会经济不平等持续扩大，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债务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在此情形下，本世纪初以来主导西方政治舞台的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冲突愈发剧烈。尽管自由主义遭受过挫折、做出了妥协，但通过不断调整策略，依然保持着主导地位；而民粹主义虽然在政治规模上有所扩大，但缺乏长期有效的战略。安德森教授指出，这正如葛兰西近百年前在监狱中所写的那样：危机在于旧的已死，而新的无法诞生。在这一过渡时期，各种病态的现象会不断出现。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这种过渡期，只有经历更为深刻的危机，才能从中找到转变的出路。
安德森教授在演讲中
讨论环节，三位与谈人与佩里·安德森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殷之光围绕国际主义在西方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以及中国主导的全球南方的崛起是否为可能的替代方案三个问题提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田耕围绕针对新自由主义危机感知与应对措施的传承以及可能的国际主义回应提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段德敏就右翼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共同性、中国对全球平等的贡献、以及中国在当代地缘政治中的位置提问。安德森教授回应认为，虽然遭遇许多挫折，国际主义的潜力依然存在，关键是要在挑战中找到解决路径。近年来，左翼思想领域也有许多非常重要的理论成果，如托马斯·皮凯蒂的《资本与意识形态》，在美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他的方案在实践中显得非常脆弱。目前还并没有一个全面且有用的框架，能够涵盖所有被认为有潜力带来激进或颠覆性影响的思想和人物。右翼民粹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怀疑和漠视气候问题，对全球南方国家，这带来了阻碍全球合作、加剧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的负面影响。至于中国问题，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敌人，其对中国的敌意引发了“新冷战”是否已经开始的讨论，当前的对立不仅是美国与俄罗斯的传统冷战模式，更多的是美国与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对抗。
与谈人和在场学生提问
接下来，安德森教授与现场观众就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DEI政策与美国制度变革等议题等展开了深入讨论。最后，主持人章永乐老师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感谢安德森教授带来的思想启发，并对比2016年安德森教授访问北大与本次来访的不同全球时势，希望在座师生继续与安德森教授一起思考全球形势与人类的未来。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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