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见解、观点、结论等都是一个知识体系的结果，而体系性的知识中相当的部分不是书本逻辑而是生活经验，特别是失败性的血写的经验。正如没有“湘江之战”，大家可找到毛泽东，但找不到毛泽东思想。事实上，毛泽东青年时的学习就是从知识的“大本大源”即体系性建立入手的。这可读《毛泽东早期文稿》。
百度解决不了见解性问题，因此不要将老师当百度，更不要用“请问”“可不可以回答一下......”之类的提问方式，这样的方式让优秀的老师无所适从。在提问者没有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以及支撑自己知识体系的生活经验不足时，与有体系的老者讨论遑论争论的效果是不好的；如陷其中，那几乎是要命的。
黑格尔曾说，（大体意思是）小孩与老人说的同一句话，不是一个意思。黑格尔是对的。比如关于“爱”和“孝”，当了母亲和婆婆后不用教就知道了。我年青时崇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观点，与父亲冲突的很厉害。五十岁那年，我回西安向父亲道欠说自己小时与父亲顶撞不对，父亲笑着问：现在怎么说这事了。我说我女儿顶撞我了，我知道了那个“痛”的滋味。
在体系性知识面前，除了硬伤，剩下的只有接受或不接受，没有为什么或是什么。所以，用体系对待无体系、无休止地偶发式的“请问”乃至争论，如无几年的反复交流，那将是很累且事倍功半的。如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在“南墙”下形成的知识体系，那问的问题就会“欲说还休”了。
所以，真理并不是越辩越明，只有在双方知识体系对等的条件下的讨论，真理才能越辩越明。小平同志也是在这个意义即实践的意义上说“不争论”的。
我说了上面这些，也反过来说明我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老师”。我不如我父亲，他从25岁起在西安巿第三中学教了一辈子书，没有换单位。退休前些年，每届学生高考结束，他都大病一场。他年轻时说要写一本书，结果去世时只字未留。我也知道，中小学生需要的是我父亲那样，而不是我这样的老师。我在《今日头条》写过一篇《退休心语：教师之难》，转录于此，以为纪念：
教师之难，不在于向学生教授多少知识，而在于是否经得住学生对教师的怀疑和批判，尤其是青年必须经历的自以为是却又是无知的批判。学生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教师对自己人生的意义，是在四十岁前后。而这时的教师，已是饱受心理冲创的花甲老人，或已去世。因此，真正的好教师并不仅存在于课堂上学生对他的掌声和崇拜中，而存在于学生晚年的记忆中。父母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