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看过几遍，是唯心的，是反
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的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
争概念，结果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的个人
修养。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
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
话说1967年3月11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西宁223事件”的报告，报告中写道：“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据了解，是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査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毛泽东在批示写道：
“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关于对“西宁223事件”的调查，《戚本禹回忆录》中有很详细地记载。《回忆录》中说：“主席的这个批示关键的是要査学生有没有枪，要是学生有枪，而且是他们先开枪打军队的，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了。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先后开了4次调査会。第1次是3月13日晩上，由我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接受调査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他们把经过叙述得很具体。第2次是3月21日晚，参加的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我、萧华等，调査对象仍是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这次调査会重点主要是围绕着学生有没有枪、有没有开枪的问题进行的。两次调査的结果是学生根本没有枪，更谈不上向部队开枪了。调査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非常仔细。第3次调查是3月23日晚，总理亲自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査对象有：青海‘818’、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这次调査会还没开完，总理在会上就把他写给主席的报告推过来给我看了，上面说：‘看来开枪是有问题的，详细情况容后再报。’下面署名：周恩来。调查会结束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文革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实际上，总理已经反复核对了由赵永夫组织人去搜査‘818’组织的枪支情况。令人吃惊的是，连一支枪也没搜查出来。总理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干嘛还要向他们开枪呢！’经过这3次调査，可以确定，工人、学生手无寸铁，根本没有枪，谁先开枪的问题一目了然。工人、学生连枪都没有，怎么开枪！总理说，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赵永夫搜査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来。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他事后又谎报军情，还假造了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大家听了都感到匪夷所思。这时叶群就说：‘林总和我们林办从来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根本没回过电话。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总理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向主席作汇报。第4次调查是3月24日夜里，从11点半一直到25日凌晨，江青、叶群都来参加了，叶剑英、杨成武也来了，主持人仍是总理。而调査对象除了前3次参加的人员之外，还有从青海过来的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一次，总理当着大家的面向赵永夫提出了一个一个的问题。赵永夫开始是左右搪塞，闪烁其词，企图为自己和他人遮掩。但在总理追问之下，很快就结结巴巴，满头大汗，最后是前言不搭后语，矛盾重重，漏洞百出。当问到赵永夫，他说这件事他是请示了林副主席的，林副主席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的时候。叶群站起来了，她说，那话绝不是林副主席说的。林彪打电话给叶帅，质问过叶帅，叶帅自己也承认，赵永夫是给他打过电话的。可当总理质问赵永夫的时候，叶剑英也在场，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这时，总理当场宣布：把赵永夫抓起来。解放军就上去撕掉赵永夫的领章、帽徽，把他押了下去。叶剑英本来一直是参加中央碰头会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总理就不让他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康生、刘宁一。
威尔科克斯一走进会见厅，就大步上前同毛泽东热烈握手、拥抱，他关切地问道：
“毛主席身体好吗？”
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
“马马虎虎，暂时还死不了，但是不久就要见马克思了。”
宾主落座后，威尔科克斯接着刚才的话题动情地说：
“生和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让毛主席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可吃不消。”
“人总是要死的，你不让我死，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希望毛主席很好地保重身体，要是我不抽烟的话，我一定劝毛主席不要抽烟。”
毛泽东把头一摇，说道：
“这个矛盾不能解决。已经成了习惯，很多年的习惯，要是不抽的话，就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似的。从30多岁就开始抽，抽了40多年了。我是学了马克思的，没有学列宁。”
康生插话解释说：
“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都抽烟，就是列宁不抽。”
毛泽东微笑着拿起茶几上的香烟，点燃了，吸了一口，诙谐地说：
“国民党领袖都不抽烟，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都不抽，可是他们都不得好死。孙中山得了癌症，要是他抽烟，也许还不至于得。汪精卫当了汉奸。”
周恩来插话说：
“汪精卫最后也是得了癌症，死在日本。”
毛泽东为他的抽烟理论又有了一个旁证，得意地笑了。可威尔科克斯却依然恳切地坚持说：
“希望毛主席戒烟，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希望毛主席健康长寿。”
毛泽东说：
“很多人都劝我不要抽烟，可我偏要抽。抽烟是健康的表现。我有过一年停止抽烟，因为害病，一抽就很不舒服。后来病好了，又抽起来了。将来我见马克思的时候，他会问：‘毛泽东，你抽不抽烟？’”
说完，连他自己也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笑得是那么开心，连眼泪都笑出来了。谈话切入正题后，毛泽东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说：
“革命派在开始时都是受压迫的少数派。北大的聂元梓是这样，北航红旗也是这样。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北航开始时多数派有几千人，少数派红旗只有200人。各个学校都是这样。多数派是纸老虎。上海无论在学校还是工厂，开始时真正革命的都是少数。有人说中国已经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文化革命才开始的。”
“过去历次整风都是在干部中进行的，没有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这次是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可能办错事，整错人。”
“解放以后，学校还是国民党的，教员大部分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都是如此。……共产党自己没有多少教师、演员和画家，有经验的办报人也很少。解放以后搞这些的还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看来要一两年，这是从全国来说。”
3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三论提倡一个“公”字》，社论中写道：
“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谈破私立公，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最大的公。”
3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关于各地夺权情况的谈话中说：
“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
3月1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的材料》及对材料的批示呈送给毛泽东。
中共中央在批示中写道：
“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
《材料》中写道：
“中央文革小组经过查证，刘少奇在1936年3月到北方局后，感觉一直在北方局工作的柯庆施、莫文骅等人不听话，不积极贯彻‘一切服从抗日需要’的政策，执行了极‘左’路线。4月，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后，把刚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的彭真、林枫安排进领导班子，由林枫作为他的秘书兼任北方局秘书长。刘少奇、林枫在整顿北方局时，让柯庆施靠边站了。柯庆施、李菁玉等人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揭发刘少奇、彭真等人的问题，要求撤销刘少奇的职务。信到陕北后，张闻天给压了下来。由此查出了1936年8月30日刊登在《华北日报》上的《徐子文等反共启事》。启事全文如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友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兹困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刘华甫（刘澜涛）、杨仲仁（杨献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冯俊斋（马辉之）、张永璞（薄一波）、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这篇反共启事是经过杨献珍三易其稿，以狱中党支部书记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员讨论通过，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后，在报纸上发表的。此后，一直到1937年3月，一共有61人分9批在《华北日版》、《益世报》上刊登了监狱拟好的《反共启事》。”
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进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工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号召人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信中还写道：
“希望你们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新的条件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现阶段全国劳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党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你们应该很好地同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合作。”
这一天，北京市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吴德陪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到会祝贺。周恩来和陈伯达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吴德在讲话中说：
“这是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最为重要的一步。”
3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3月1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文化大革命中的三支两军工作由此开始了。
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告》：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联。此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批外出人员陆续回到了本单位。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大会上围绕“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主流和支流”、“军队支援地方”3个问题发表了讲话，他在“主流和支流”部分的讲话中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
周恩来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
这天下午，北京市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发言人纷纷批判谭震林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提出了“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
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讲了话，他表示：最坚决地支持革命群众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
3月20日晚，毛泽东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作了批示，他写道：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可以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做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泽东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20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见后边6月3日的叙述——笔者注）。”
3月22日，北京市召开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吴德陪同下到会祝贺。周恩来和陈伯达在大会上先后讲了话。
3月23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执行和捍卫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社论中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3月23日这一天，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决定从即日起，“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及所属政治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人民武装委员会、办公室印章开始启用。
3月23日晚，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做些修改后，批示道：
“看过，写得很好。”
3月24日，周恩来对三支两军干部们说：
“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和林彪对《青海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作出了《处理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1、青海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2、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818”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300余人，甚至向15、16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3、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818”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818”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未搜到一支枪。4、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中央军委决定：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有关青海问题。宣布“818”是革命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和被捕的革命群众予以平反和释放，并着手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管会。
中央决定：将赵永夫隔离审查，将与此事有直接关系的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主席、总理去世之后，叶剑英支持华国锋抓了江青，紧接着他就把‘青海223惨案’给翻案了，他亲自下令释放赵永夫。有人提出，这可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定的铁案啊，怎么能翻？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管得住他了。在执行中，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要求出具中央军委的书面文件，才肯执行。叶剑英大怒，后来搞了个‘冼（冼恒汉）、刘（刘贤权）反党集团’，把冼恒汉和刘贤权都撤了。但我现在还认为，对青海‘223’大屠杀事件，即使在今天，无论你对文革持什么态度，也无论找出什么理由，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这么多人，都是严重的罪行，历史是永远不会宽恕其主犯赵永夫的。一些人文革后高唱保护人权，其实只是要保护他们自己的人权，对平民百姓的生命与人权是不在他们保护之列的。”
且说3月25日，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全称：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周恩来、江青到会祝贺并讲了话。
3月27日，毛泽东提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号召学生迅速回校上课，一边上课，一边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3月28日晚，周恩来接见水电、煤炭、冶金、物资、林业、计委、纺织等国家机关21个单位的代表，他在讲话中说：
“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缺乏经验。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经验多了。这次夺权是1949年夺权的继续，这次夺权是最彻底的。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有个估计，原说在2、3、4月看出眉目，现在还得加上个5月才能看出个眉目，明年2、3、4月或更长一些时间要看出结果。对干部不要揪来揪去。你们可以约好时间批判他们，批判完了让他们回去，他们还要抓业务。如余秋里、谷牧同志，国务院需要他们工作，中央现在没几个人抓业务。全国正值农忙，工业处于第二季度。不要搞全面的审干，要排排队，解放一些干部到业务生产岗位上去。”
3月29日，《红旗》杂志准备发表一篇题目为《1966年六七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的文章。清华大学是刘少奇派其妻子王光美蹲的点，和四清时的“桃园经验”一样。
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在题目的前面加上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句话，再把原标题加上括号。他还在文章中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尔后，又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
3月底，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他说：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看过几遍，是唯心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的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的个人修养。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抽象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讲一些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些文章批判。”
刘少奇写于1939年7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册子，仅在1962年到1966年间，就售出了1500万册，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毛泽东著作的发行量。
3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的《红旗》杂志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在27日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毛泽东在原稿中写下了两段话：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从上至下，凡需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兵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社论中强调说：
“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
自此以后，其它各省市自治区、各单位在夺权后建立的新政权就全部以“革命委员会”命名了。
3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这篇文章中写道：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群众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拐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对这本书的大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3月31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纸还发表了由王力和关锋以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名义撰写、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1966年六七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3月3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戚本禹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的开头，首先引用了毛泽东在1954年写给政治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接着，文章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主旨：
“1949年的10月，朝霞照亮了东方的大地，灾难深重的祖国像巨人一样的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无数次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全国的解放。
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洗荡着中国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动统治阶级并不甘心死亡，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继续进行着疯狂的大反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尤其复杂，充斥于文化阵地上的反动影片、戏剧、歌曲、书刊，是配合反动统治阶级向革命人民进行大反扑的重要宣传工具。1950年还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反动文化的大反扑面前，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还是同大肆泛滥的反动文化妥协投降？每一个革命同志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和考验。
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某某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某某等人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重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这篇文章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某某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章中虽然没有公开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但国人一听便心领神会。文中的胡某某，则指的是胡乔木。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上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新华社也发了通讯稿，全国各大报纸也都刊登了。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和发表后的影响，《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姚文元在1967年1月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他那个文章有一段提到《清宫秘史》的问题，但我觉得他仍然没把‘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个问题讲明白。要批判《清宫秘史》，得讲出个道理。要把问题的实质讲明白，这就要研究这个东西。那时候，我跟穆欣打电话，说我想写《清宫秘史》的文章，但记不住电影中的对白，要他帮我找《清宫秘史》的电影剧本。穆欣说，这好办，我马上给你搞来。不到两天的功夫
，他就从电影馆资料室弄来了电影剧本，叫司机给我送了过来。电影剧本弄来以后，我说，这是人家档案，别丢了，还得还给人家的。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我就叫他找人先把剧本排版，并让他们多印几份，不要光我一个人看，送给中央文革的成员都看看。穆欣很愿意承担这项任务，后来他在《光明日报》上独家全文发表了那个剧本。拿到剧本以后，我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清楚，主席说的没错呀，这影片确实是卖国主义，电影借珍妃之口，要光绪依靠外国人来推翻慈禧太后，把政权夺过来。主席说过，尽管慈禧是个很反动的人，但是在民族立场上，她比光绪要好。这么多年，主席说了多次《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的，我和许多人一样，都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看了剧本，我明白了。
剧本所写的依靠外国人推翻慈禧太后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思潮。主席很敏锐，说这样做就会变成彻底的卖国主义。另外，剧本把义和团那么一个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丑化成一批流氓土匪、江湖术士的迷信活动，这也是非常错误的。义和团的战士大部分是勇敢反抗帝国主义的先锋。我又翻看了大量的有关戊戍变法和义和团的历史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并在我的秘书程理嘉等人的帮助下，用了两、三个月的功夫，写成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1967年3月20号那天，我把写好的稿子送给了主席。因为是主席让我写了以后就交给他看的，主席看了、改过之后，又直接退给了我。为了这事陈伯达还批评过我，说我怎么没有经过文革小组讨论就直接交给主席了。总理和王力、关锋也都对我有意见。主席对我写的内容是比较满意的，说我写得很好，但里边有错，有一个大臣的名字写错了。我查了一下，《清宫秘史》的剧本上没写错，是我写错了。主席还在好几个地方补写了大段的话，例如，驳斥说义和团是暴民的胡作非为；表扬爱国女青年‘红灯照’等，都是主席加上去的。主席还针对影片所说义和团是迷信，是暴民，暴乱，驳道：‘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主席的这段话写得太好了，打中要害了。主席真是大手笔，几句话就把义和团反帝这个复杂的事情讲清楚了，把文章的气势提起来了。然后主席就叫我把改过的稿子拿到文革小组去讨论。小组的人看了主席的批改件，提了一些意见。然后我抓紧时间重新修改，印出来后，我又拿去交给主席看。主席又看了一遍，然后交代说，戚本禹这篇文章可用，请总理主持文革小组讨论修改后正式发表。
最后定稿以后，先呈送主席。主席交代，先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广播，然后一式几份，交给《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时王力问总理，这篇文章如何署名，是用《红旗》杂志，还是《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评论员，还是同时用几家名义。总理说，这篇文章是第一篇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以个人署名为好，就用戚本禹的名义。我觉得这个事太大了！这是第一次公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文章形成的过程又不同寻常，我觉得以我个人的名义发稿不大合适。所以我说，这个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大，而且经主席和大家集体讨论修改的，是不是还是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可总理讲，正因为这篇文章会引起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注意，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是代表官方的，而个人署名文章，再怎么说，也是个人文章，这是有区别的。把刘少奇的问题突然一下子作为官方文件提出来不好。还是作为个人的文章为好。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后，刘少奇也看了。听说刘少奇看了文章之后气坏了，血压升高，睡不着觉，极力喊冤，说戚本禹的文章‘有很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红色买办？为此胡乔木专门给中央写了个材料，他说他记得清清楚楚的，刘少奇当时确实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只是当时他对批判刘少奇有顾虑，所以没有贯彻主席指示，对此他向毛主席作出了检讨。胡乔木写的这个材料，我亲眼看过。
至于刘少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说过‘我们也可以给美国人做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不承认，王光美也说没有。他们不仅不承认，而且说他们都很反感这个话。这时，谭震林站出来了。谭震林刚因为‘二月逆流’事件挨了主席批评，在靠边检查。这时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他可以证明，当时刘少奇和他都是新四军的领导人，刘少奇是政委。刘少奇给他们说的就是，我们将来也可以做美国人的红色买办嘛。谭震林写的这个材料，字写得很大，我也看过。毛主席看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以后说，谭老板还是革命的！你们老批他干什么！他是爱国主义的。他可以参加文革小组了。这事我们当时也问过陈毅，陈毅说，他也听到刘少奇这样说过，好像是主席重庆谈判回来以后，讨论与美国的关系的时候，刘少奇这样说过。陈毅说这话时，总理在场。1994年，我见到复旦大学一些教授，谈起这段往事。几个青年教授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当年还为红色买办争论过呀？现在满大街有多少红色买办啊！好多大人物都在替美国人当红色买办赚钱呢！”
且说在4月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117号文件：《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毛泽东在这个文件里，特意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文件中还写道：
“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迫群众请罪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的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江青对117号文件特别重视，她在几次会议上都讲到了这个文件的内容，并且还说：
“毛主席亲自指示制定的这个文件，十分明确地体现了毛主席对革命群众的爱护和保护，彻底纠正了今年2月和3月间全国各地出现的镇压学生和群众革命的错误倾向，这就保证了我们的五光十色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下去。同志们，你们在底下斗，我们也在上面斗呀，这些文件来得不容易呀，我们的斗争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
4月6日，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的命令》草稿上批示道：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
他还在草稿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一句之后，又加上了一段话：
“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己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
在军委这个《命令》中，共有10条内容，通常被称为《十条命令》，主要内容如次：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毛泽东审改批准了《十条命令》后，在谈话中说：
“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就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
他在提起刘少奇搞的四清运动《后十条》时，又说：
“1963年搞了《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
4月6日这一天，中南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揪斗了刘少奇。
在此之前，吴德几次给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写了揭发材料，系统地把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所参与的和他所知道的刘少奇、邓小平对北京市运动的指示作了揭发和批判，还表示说：“我决心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彻底决裂，同时我也要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陈伯达和康生赞扬他说：
“吴德同志新生了！”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旗帜》的社论。社论中欢欣鼓舞地宣布说：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凯歌声中，一个新的伟大的战役开始了。”
这一天，陈伯达、康生在中央军委召开的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本书是唯心的，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的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大会，首都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万人都参加了大会。大会批斗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及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人。
4月12日至18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批判。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在会议上都作了长篇讲话。
陈伯达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批判的指示。
江青在会议上的讲话题目是《为人民立新功》，这是一篇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8000多字的讲话稿。江青说：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做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看着，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
“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这也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呐！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些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目前，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江青讲了《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毛泽东在她的讲话稿中，加上了这样的话：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江青说：
“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
江青所说的大义灭亲，是指陈士榘的儿子参加了“联动”组织，炮打中央文革。他的老婆受人利用，侮辱江青并且不知悔改。陈士榘不光管教了儿子，还和感情早已疏远的老婆离了婚。他认为老婆传播关于江青在延安时期的一些话，是往毛泽东脸上抹黑。毛泽东称赞他是“大义灭亲，立场很好”。江青接着说：
“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来，让他好好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
江青话锋一转，说道：
“少数同志，太过分了。”“‘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对子女，不要看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我们要严格地教育他们。”
“要把我们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
“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在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们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鉴于历史的教训，对高干子女一直是非常关注和忧虑的。他早在1965年就对自己的儿女们说过：“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而他准备教育、改造、锻炼那些高干子女的办法就是“总有一天统统把他们赶到农村去。”毛泽东的儿女们都不理解爸爸为什么会这样说？多少年后，李敏才悟出了“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这句话的深意，她说：“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喇哇喇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
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有很多事情都在不断地重复着。人们常说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只要认真地看一看正史，就会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不新鲜，在历史上都可以找到先例，只不过是那些人的名字和事物有所差异而已。可惜一些人从来不学历史，从来不想“五世而斩”的古训，只顾朝着自己的利益狂奔，最终也不过是落一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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